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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995年汪晖先生撰写《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一文算起，时至今日，国内“关键词热”已历二十余年。继早期《南方文坛》《外国文学》的专栏介绍与《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专书翻译后，国内学者吸纳文化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推出一系列关键词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李建中教授所著《体：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诠》（以下简称“李著”）正是会通这一理论而考察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
“体”乃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这是书名所下判断，也是全书标举的鲜明旗帜。“元”者何谓？后记以“原始”“本元”和“元亨”三释其义，彰显“体”之于中国文论的根本价值与标志性意义。由文论一脉观之，《典论·论文》已涉及体裁、体貌与体性等多个维度，《文心雕龙》亦构建起“体乎经”“明体辨性”与“论文叙笔”的整套体系，至于此后“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沧浪诗话·诗法》引王安石语）、“文辞以体制为先”（《文章辨体·凡例》）以及“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四库全书总目》）种种先“体”观念的宣扬，更是中国文论以“体”为“关键”的绝好证词。所谓“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文心雕龙·神思》），明乎“体”便配备了一把昭“物”显“神”的钥匙，不仅能在文本中晓畅释义，还可启门进入“由词以通其道”（戴震语）的广阔天地。具体说来，李著对“关键词”的解诠可谓别有会心，读者亦能案循其行文而品味精义。古汉语释义“关键”以门户关闭喻指紧要之处，其理据同“枢机”“锁钥”相似，而“关键词”英译“KeyWord”中的“Key”亦有“钥匙”之义。以门参照，前为紧闭而后主开启，尽管内外开合有异，却均指向门后的世界。诚如著者所论，兼具“对象”与“方法”双重内涵的关键词研究，正是开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意义世界的钥匙。由此，我们也不妨借用门锁与钥匙之喻，一窥“体”之解诠所开启的意义世界，并将其新见归纳为以下三点：超越简体字形与“体裁”定义的隔与失，寻回本土原生态“体”之生命与风骨，此乃明其“锁定”；沿“尊体”“破体”“原体”理路掘进，又以诗性言说疗救当下失“体”失“性”之病症，可谓妙手“解锁”；借一“体”之个案研究，自觉担负起助力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与探索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双重使命，是为“启钥”之后更为广阔的理论面向。
一、明其“锁定”：字形之隔与定义之失
“锁定”有使其固定不动之意，这里喻指关键词的固化。具体到今人对“体”的一般理解与日常使用，这种固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简体字形与古汉语“体”之辞源义的隔膜，单一“体裁”定义所造成的“体”之内涵萎缩。字形之隔与定义之失叠加，使“体”丢失了本应具有的立体感与生命力。
就前者而言，李著特意拈出繁体之“体”，以求彰显原初释义中的生命与风骨。姜亮夫先生曾言“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1]。“体”字堪称此论的恰切注脚，它借助“骨”与“襎”的叙事达意，为后人留下“依字”或“从音”两种线索：或是勾勒体（体）与礼（礼）的形义关联，如《礼记·礼器》“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或是强调体（tǐ）与第（dì）的音义相通，如《释名·释形体》“体，第也，骨肉、毛血、表里、大小相次第也”。从人出发，“体”蕴含个体、礼仪与诗道的贯通。批评文体的“体”字在古汉语中写为“体”，与现代汉语之“体”本为两字。从骨襎形声到人本会意的字体演变，遮蔽了造字理据及其隐喻思维，而“体”在字里行间所透出的生机盎然与骨气端翔亦已失去。由《说文解字》“体，总十二属也”的训释出发，李著在爬梳典籍比对诸说后指出：“‘体’的原初释义为人的身体之总称、生命之总属，先秦典籍大多是在‘身体、生命’的意义上使用‘体’这个字的……‘体’这个文体学元范畴的原初释义中充盈着人的生命感和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灌注并流淌在‘体’的词义和词性的演变之中。”对“体”生命外显之形和内蕴之质的发现，不仅根植于“近取诸身”的词源理据，勾连起生命意味上人体到文体的自然过渡，还关涉生命、风骨之诗性传统对当下文体板滞与俗气的诊疗，诚可谓由一“体”溯源而见义深远。
“体”在现代词典中多被定义为作品的体裁，这种简单化处理是其内涵萎缩的表征。出于简洁明晰，词典的狭义化可以理解，但“体”之广义本是“以‘体’为本的一整套文学观念和言说方式”，此点亦不容忽视。一般认为，古代批评文体大致包括三个层面：体制或体式（体裁），体势或语势（语体），体貌或体性（风格）。然而，置于中国文化的原生态观之，“体”字实乃随文义殊，安置顿异。按《中国古代文体学范畴的理论谱系》一章所示，体悟、体味，辨体、尊体，变体、破体，体貌、体性、风骨，体式、语体，体制、体裁等等织就了一张庞大的“体”义图谱，其蔚为大观绝非单一的体裁定义乃至传统的三分法所能涵盖。“体”之内涵如此驳杂，以至于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多次感叹理解与翻译之难：“‘体’究竟指文类、亚文类，还是风格，可以根据语境和由‘体’构成的复合词来判断，但‘体’字单独出现，则无法辨别它的具体所指。”“既指风格（style），也指文类（genres）及各种各样的形式（forms），或许因为它的指涉范围如此之广，西方读者听起来很不习惯。”[2]倘若无此种自觉与省视，套用西方stylistics概念分析中国之“体”便难免龃龉，《龙学的困境》一章即由“文心雕龙文体论争”引申出“以石攻玉”的得失探讨。如此观“体”，有本体还原，亦有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可谓宽度与深度兼备。
通过对“体”字原生态内涵的厘清与揭示，以“体”为根株，以“言”为主干，以“用”为华实，中国古代文体学范畴的理论谱系逐渐明晰。以古汉语词源学的“体”、原始儒学的“体要”和先秦易学的“体”“用”为理论基点；属于言说主体的“体性”和“风骨”，言说方式的“语体”和“体式”，以及言说类型或外观的“体制”和“体裁”，搭设起理论本体和结构；再依次由风格批评和意象评点中的“体貌”和“体悟”，修辞批评中的“辨体”和“尊体”，分类批评和语用分析的“变体”和“破体”呈现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这是李著精研文体的钩沉与创新，更是致力于“原始以表末”和“敷理以举统”层面的缺憾弥补。谱系一出，纲举目张，既可涤除古代原生态“体”字之破碎感与陌生化，亦将有助于中华思想文化的整理与传播。 二、妙手“解锁”：理路与诗径的双向展开
如果说发现问题而明其“锁定”是“体”字解诠的第一步，那么如何“解锁”便关系所获新见之有无与多少。回归中国文论的原始丛林，面对枝繁叶茂的“体”概念群，如何由“一叶”探得“知秋”精妙而非“障目”干扰，刘勰的“振叶以寻根”当是最优选择。李著设计的“尊体”“破体”与“原体”结构即沿此展开。
从批评文体的角度切入，重建“尊体”传统，重识“破体”规律，重塑“体”之生命尊严感和个体独创性，为李著解诠“体”字的纲领。具体来说，著者大致遵循“返”的理路，由现代语境下的中西交汇，经历代文体嬗变而回溯轴心期的元典智慧。其章节安排各有侧重：首编“尊‘体’”，在语言学转向的学术背景下，揭橥“体”的语言本体论价值，重建汉语批评的语言及文体意识；次编“破‘体’”，在文学流变的历史语境中，考量以“体”为词根的关键词如何标示不同时代的“体”和“所体”，重识汉语批评的文体自由及嬗变规律；末编“原‘体’”，返回轴心期语义现场，追问“体”在文化元典中的原初释义，重构“体”关键词的理论谱系，重塑“体”的生命与风骨。三编层层相扣，有中西汇合，亦有古今变通。
中国文论有其悠久的“尊体”传统，著者曾在《批评文体论纲》中将其归纳为“宗经以尊体”“贵文以尊体”和“爱美以尊体”[3]。是书于此又借西方现代文化及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反观汉语文体学理论的重构。这种激活传统的借石攻玉，受到韦勒克、日尔蒙斯基、兰色姆、雅可布逊等西方学者思想的启迪，并最终落实为“文学是文体的艺术”这一中西文论均可接受的命题。在著者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其言说的过程及其结果大体上含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说什么’与‘怎么说’”，而对前者的过度关注也意味着遮蔽了后者的价值。于是，通过对《庄子》《二十四诗品》以及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电影《无极》和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分析，是书高扬“怎么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的批评文体意识。首编“文学是文体的艺术”与“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等命题可谓先声夺人。第二编开篇“中国文学批评之‘破体’，意在不断变更文体形态以寻求最佳言说方式”的概括同样切中肯綮。李著以“破体”描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传统及演变规律，强调所“破”对象既有一种文体之常态，又包括一时文体之风尚，其实质乃为“破”出满足时代需求且保持文学性的言说方式。这里的“破体”就不再局限于文体的嬗变，还内含着对文体及其书写者个性的张扬。从先秦的“无体”到明清的“文备众体”“破体”所彰显的是无体不用、无体不有的“文体自由”，亦表现为“青春版”《文心雕龙》的破体而出，“传记式批评”“印象式批评”与“随笔体批评”的现代“文体自由”守望，以及新媒体时代“凡客”与“咆哮”的当下鲜活。所谓有破有立，“体”之解诠由此转入“原体”的追寻。吴讷《文章辨体》称“若文体谓之‘原’者，先儒谓始于退之‘五原’，盖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也”。末编以此为题亦主“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只不过这里的本原指的是人之“体”。“原体”旨在回到汉语词源学与原始儒学的滥觞处，进行一番“体”的谱系梳理与原生形态考察，这也正是“尊体”之生命洋溢和“破体”之个性张扬的落脚点。
重中外交汇，而不失古今通变；沿理路掘进，亦不忘徜徉诗径，在解锁“体”的过程中，著者于古今中西博观约取，沿理路诗径并行不悖。于是，《文心雕龙》《沧浪诗话》《二十四诗品》等古代文论经典，便不再是韦勒克《文学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中国注脚，而是彼此赠答、平等对话。对于“借石攻玉”这一治学心得，书中有如下见解：“我们的问题是对‘他山之石’投之以太多的热情和精力，而冷落、疏远了‘本土之玉’，或者将‘本土之玉’仅仅视之为博物馆橱窗内无生命的标本或展品。”在著者看来，作为“本土之玉”之灵魂的诗性，正是中国文论经典的民族特色及文化魅力之所在，亦是对当下分科治学与理性论说的有益补充。文体如人体，身体时或抱恙，文体亦有病症。置身于“数字化+格式化+工具化”的当下学术生态，主体之人本应有的驭文之术和行文自由，却逆转为模式化“学术八股”对人的限制，而“才性异区”“其异如面”的生机亦退化为“千人一面”“千篇一体”的板滞。鉴于此，著者清理并阐扬诗性传统的文化根罧、历史底蕴和现代价值，用诗性言说针砭文学批评的流行病症，重铸文学批评的个性风骨和生命活力，无疑具有重要且紧迫的现实意义。
三、“启钥”面向：一“体”双任的成功担当
“解锁”不是终点，因为“启钥”之后还有更为广阔的理论诉求。自中国文论史观之，身兼作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的书写者，往往将文学之一“体”两用于创作与批评。正如李著《后记》所言，解诠“体”字也承担着双重使命：“为陷入困境的中国文论之现代转换重开理路和诗径，亦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关键词研究提供一种‘词以通道’的路径和方法。”
对于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困境，学界已有多种分析，亦不乏突破瓶颈的各种尝试。由“说什么”与“怎么说”维度诊断这一痼疾，进而开出重视“怎么说”的药方，是著者的独特贡献。将“什么”与“怎么”这对范畴置入文学创作，其基本问题便可表述为“语言的言说对象”（即“说什么”）和“语言的言说方式”（即“怎么说”）。在著者看来，“说什么”固然重要，却不应成为唯一支点。一方面，“古代文论的‘说什么’因其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有些内容在今天已失去作用和价值：或衍为空泛（如‘文以载道’），或成为常识（如‘物感心动’），或无处可用（如‘四声八病’），或无话可说（如‘章表书记’）……”另一方面，包含言说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三个层面的“怎么说”仍不失借鉴价值。且不说“怎么说”已积淀为文体与言说传统，凸显、征服或者代表了“说什么”；单是“怎么说”对文体和个体自由的彰显，便可为当下的“失体”“失性”提供镜鉴；更不用说诗性文化对后工业时代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洗涤。当然，根治“沉疴”绝非一日之功，可喜的是理路与诗径并行的“良药”已初见“疗效”。爱课程网上，李先生主讲的《中国文论经典的诗性魅力》融“说什么”“怎么说”和“为何这样说”于一体而深受青年学子喜爱。当古代经典与青年兴趣相融合，中国文论也就获得了现代转换所需的青春活力。 “尊体”“破体”与“原体”的“体”字解诠还是著者提出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生命历程法”[8]的一次成功尝试，即先以世界为视域，由赓续、新创进入历史坐标的探寻，进而通过考量以“体”为词根的关键词对不同时代“体”与“所体”的标识，回归词根性的文化源起和词源学释义。我们知道，文体的内涵是使用者与社会共同定义的，也因此积淀着不同时代的风貌。著者对“体”字的解诠由文艺学和语义学入手，还面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史视域。近日聆听李先生所作题为《体：一个字的文化史》讲座，其论以“体”为关键词，探寻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流变及其牵连的时代思想史，如先秦之得体与失体，两汉之人体与天体，魏晋之体貌与体气，唐宋之体貌与体悟，明清之破体、失体与原体、复体。由一“体”字而牵连伦理学考量、政治学算计、审美学外显、心理学内观、意识形态结构乃至文化重建等论题，堪称洋洋大观。如此看来，“体”之解诠还只是中国文化关键词系列研究的牛刀小试，我们期待着李先生妙用关键词这一枚金钥匙，继续开启更为丰富的文化宝藏。
最后补充一点，记得沈从文先生曾言，写评论的文章本身得像篇文章。这部著作谈的是文体，其自身就是很好的文体，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性和能够触摸的温度，有的甚至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体”之词性亦名亦动，用作动词时可表亲身经验抑或设身处地。所谓“察其言，观其行”，李先生不但倡导文体自由和诗性言说，而且解锁“体”字之文体亦不失鲜活与灵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身体力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12&ZD153）与武汉大学博士生自主科研重点项目“元典关键词研究的学术路径与方法论探索”（20151110102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姜亮夫：《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2]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63页、导言第4页。
[3]李建中、李小兰：《批评文体论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0页。
[4]李建中：《中华元典关键词的原创意蕴与现代价值———基于词根性、坐标性和转义性的语义考察》，《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体”乃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这是书名所下判断，也是全书标举的鲜明旗帜。“元”者何谓？后记以“原始”“本元”和“元亨”三释其义，彰显“体”之于中国文论的根本价值与标志性意义。由文论一脉观之，《典论·论文》已涉及体裁、体貌与体性等多个维度，《文心雕龙》亦构建起“体乎经”“明体辨性”与“论文叙笔”的整套体系，至于此后“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沧浪诗话·诗法》引王安石语）、“文辞以体制为先”（《文章辨体·凡例》）以及“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四库全书总目》）种种先“体”观念的宣扬，更是中国文论以“体”为“关键”的绝好证词。所谓“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文心雕龙·神思》），明乎“体”便配备了一把昭“物”显“神”的钥匙，不仅能在文本中晓畅释义，还可启门进入“由词以通其道”（戴震语）的广阔天地。具体说来，李著对“关键词”的解诠可谓别有会心，读者亦能案循其行文而品味精义。古汉语释义“关键”以门户关闭喻指紧要之处，其理据同“枢机”“锁钥”相似，而“关键词”英译“KeyWord”中的“Key”亦有“钥匙”之义。以门参照，前为紧闭而后主开启，尽管内外开合有异，却均指向门后的世界。诚如著者所论，兼具“对象”与“方法”双重内涵的关键词研究，正是开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意义世界的钥匙。由此，我们也不妨借用门锁与钥匙之喻，一窥“体”之解诠所开启的意义世界，并将其新见归纳为以下三点：超越简体字形与“体裁”定义的隔与失，寻回本土原生态“体”之生命与风骨，此乃明其“锁定”；沿“尊体”“破体”“原体”理路掘进，又以诗性言说疗救当下失“体”失“性”之病症，可谓妙手“解锁”；借一“体”之个案研究，自觉担负起助力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与探索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双重使命，是为“启钥”之后更为广阔的理论面向。
一、明其“锁定”：字形之隔与定义之失
“锁定”有使其固定不动之意，这里喻指关键词的固化。具体到今人对“体”的一般理解与日常使用，这种固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简体字形与古汉语“体”之辞源义的隔膜，单一“体裁”定义所造成的“体”之内涵萎缩。字形之隔与定义之失叠加，使“体”丢失了本应具有的立体感与生命力。
就前者而言，李著特意拈出繁体之“体”，以求彰显原初释义中的生命与风骨。姜亮夫先生曾言“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1]。“体”字堪称此论的恰切注脚，它借助“骨”与“襎”的叙事达意，为后人留下“依字”或“从音”两种线索：或是勾勒体（体）与礼（礼）的形义关联，如《礼记·礼器》“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或是强调体（tǐ）与第（dì）的音义相通，如《释名·释形体》“体，第也，骨肉、毛血、表里、大小相次第也”。从人出发，“体”蕴含个体、礼仪与诗道的贯通。批评文体的“体”字在古汉语中写为“体”，与现代汉语之“体”本为两字。从骨襎形声到人本会意的字体演变，遮蔽了造字理据及其隐喻思维，而“体”在字里行间所透出的生机盎然与骨气端翔亦已失去。由《说文解字》“体，总十二属也”的训释出发，李著在爬梳典籍比对诸说后指出：“‘体’的原初释义为人的身体之总称、生命之总属，先秦典籍大多是在‘身体、生命’的意义上使用‘体’这个字的……‘体’这个文体学元范畴的原初释义中充盈着人的生命感和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灌注并流淌在‘体’的词义和词性的演变之中。”对“体”生命外显之形和内蕴之质的发现，不仅根植于“近取诸身”的词源理据，勾连起生命意味上人体到文体的自然过渡，还关涉生命、风骨之诗性传统对当下文体板滞与俗气的诊疗，诚可谓由一“体”溯源而见义深远。
“体”在现代词典中多被定义为作品的体裁，这种简单化处理是其内涵萎缩的表征。出于简洁明晰，词典的狭义化可以理解，但“体”之广义本是“以‘体’为本的一整套文学观念和言说方式”，此点亦不容忽视。一般认为，古代批评文体大致包括三个层面：体制或体式（体裁），体势或语势（语体），体貌或体性（风格）。然而，置于中国文化的原生态观之，“体”字实乃随文义殊，安置顿异。按《中国古代文体学范畴的理论谱系》一章所示，体悟、体味，辨体、尊体，变体、破体，体貌、体性、风骨，体式、语体，体制、体裁等等织就了一张庞大的“体”义图谱，其蔚为大观绝非单一的体裁定义乃至传统的三分法所能涵盖。“体”之内涵如此驳杂，以至于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多次感叹理解与翻译之难：“‘体’究竟指文类、亚文类，还是风格，可以根据语境和由‘体’构成的复合词来判断，但‘体’字单独出现，则无法辨别它的具体所指。”“既指风格（style），也指文类（genres）及各种各样的形式（forms），或许因为它的指涉范围如此之广，西方读者听起来很不习惯。”[2]倘若无此种自觉与省视，套用西方stylistics概念分析中国之“体”便难免龃龉，《龙学的困境》一章即由“文心雕龙文体论争”引申出“以石攻玉”的得失探讨。如此观“体”，有本体还原，亦有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可谓宽度与深度兼备。
通过对“体”字原生态内涵的厘清与揭示，以“体”为根株，以“言”为主干，以“用”为华实，中国古代文体学范畴的理论谱系逐渐明晰。以古汉语词源学的“体”、原始儒学的“体要”和先秦易学的“体”“用”为理论基点；属于言说主体的“体性”和“风骨”，言说方式的“语体”和“体式”，以及言说类型或外观的“体制”和“体裁”，搭设起理论本体和结构；再依次由风格批评和意象评点中的“体貌”和“体悟”，修辞批评中的“辨体”和“尊体”，分类批评和语用分析的“变体”和“破体”呈现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这是李著精研文体的钩沉与创新，更是致力于“原始以表末”和“敷理以举统”层面的缺憾弥补。谱系一出，纲举目张，既可涤除古代原生态“体”字之破碎感与陌生化，亦将有助于中华思想文化的整理与传播。 二、妙手“解锁”：理路与诗径的双向展开
如果说发现问题而明其“锁定”是“体”字解诠的第一步，那么如何“解锁”便关系所获新见之有无与多少。回归中国文论的原始丛林，面对枝繁叶茂的“体”概念群，如何由“一叶”探得“知秋”精妙而非“障目”干扰，刘勰的“振叶以寻根”当是最优选择。李著设计的“尊体”“破体”与“原体”结构即沿此展开。
从批评文体的角度切入，重建“尊体”传统，重识“破体”规律，重塑“体”之生命尊严感和个体独创性，为李著解诠“体”字的纲领。具体来说，著者大致遵循“返”的理路，由现代语境下的中西交汇，经历代文体嬗变而回溯轴心期的元典智慧。其章节安排各有侧重：首编“尊‘体’”，在语言学转向的学术背景下，揭橥“体”的语言本体论价值，重建汉语批评的语言及文体意识；次编“破‘体’”，在文学流变的历史语境中，考量以“体”为词根的关键词如何标示不同时代的“体”和“所体”，重识汉语批评的文体自由及嬗变规律；末编“原‘体’”，返回轴心期语义现场，追问“体”在文化元典中的原初释义，重构“体”关键词的理论谱系，重塑“体”的生命与风骨。三编层层相扣，有中西汇合，亦有古今变通。
中国文论有其悠久的“尊体”传统，著者曾在《批评文体论纲》中将其归纳为“宗经以尊体”“贵文以尊体”和“爱美以尊体”[3]。是书于此又借西方现代文化及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反观汉语文体学理论的重构。这种激活传统的借石攻玉，受到韦勒克、日尔蒙斯基、兰色姆、雅可布逊等西方学者思想的启迪，并最终落实为“文学是文体的艺术”这一中西文论均可接受的命题。在著者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其言说的过程及其结果大体上含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说什么’与‘怎么说’”，而对前者的过度关注也意味着遮蔽了后者的价值。于是，通过对《庄子》《二十四诗品》以及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电影《无极》和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分析，是书高扬“怎么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的批评文体意识。首编“文学是文体的艺术”与“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等命题可谓先声夺人。第二编开篇“中国文学批评之‘破体’，意在不断变更文体形态以寻求最佳言说方式”的概括同样切中肯綮。李著以“破体”描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传统及演变规律，强调所“破”对象既有一种文体之常态，又包括一时文体之风尚，其实质乃为“破”出满足时代需求且保持文学性的言说方式。这里的“破体”就不再局限于文体的嬗变，还内含着对文体及其书写者个性的张扬。从先秦的“无体”到明清的“文备众体”“破体”所彰显的是无体不用、无体不有的“文体自由”，亦表现为“青春版”《文心雕龙》的破体而出，“传记式批评”“印象式批评”与“随笔体批评”的现代“文体自由”守望，以及新媒体时代“凡客”与“咆哮”的当下鲜活。所谓有破有立，“体”之解诠由此转入“原体”的追寻。吴讷《文章辨体》称“若文体谓之‘原’者，先儒谓始于退之‘五原’，盖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也”。末编以此为题亦主“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只不过这里的本原指的是人之“体”。“原体”旨在回到汉语词源学与原始儒学的滥觞处，进行一番“体”的谱系梳理与原生形态考察，这也正是“尊体”之生命洋溢和“破体”之个性张扬的落脚点。
重中外交汇，而不失古今通变；沿理路掘进，亦不忘徜徉诗径，在解锁“体”的过程中，著者于古今中西博观约取，沿理路诗径并行不悖。于是，《文心雕龙》《沧浪诗话》《二十四诗品》等古代文论经典，便不再是韦勒克《文学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中国注脚，而是彼此赠答、平等对话。对于“借石攻玉”这一治学心得，书中有如下见解：“我们的问题是对‘他山之石’投之以太多的热情和精力，而冷落、疏远了‘本土之玉’，或者将‘本土之玉’仅仅视之为博物馆橱窗内无生命的标本或展品。”在著者看来，作为“本土之玉”之灵魂的诗性，正是中国文论经典的民族特色及文化魅力之所在，亦是对当下分科治学与理性论说的有益补充。文体如人体，身体时或抱恙，文体亦有病症。置身于“数字化+格式化+工具化”的当下学术生态，主体之人本应有的驭文之术和行文自由，却逆转为模式化“学术八股”对人的限制，而“才性异区”“其异如面”的生机亦退化为“千人一面”“千篇一体”的板滞。鉴于此，著者清理并阐扬诗性传统的文化根罧、历史底蕴和现代价值，用诗性言说针砭文学批评的流行病症，重铸文学批评的个性风骨和生命活力，无疑具有重要且紧迫的现实意义。
三、“启钥”面向：一“体”双任的成功担当
“解锁”不是终点，因为“启钥”之后还有更为广阔的理论诉求。自中国文论史观之，身兼作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的书写者，往往将文学之一“体”两用于创作与批评。正如李著《后记》所言，解诠“体”字也承担着双重使命：“为陷入困境的中国文论之现代转换重开理路和诗径，亦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关键词研究提供一种‘词以通道’的路径和方法。”
对于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困境，学界已有多种分析，亦不乏突破瓶颈的各种尝试。由“说什么”与“怎么说”维度诊断这一痼疾，进而开出重视“怎么说”的药方，是著者的独特贡献。将“什么”与“怎么”这对范畴置入文学创作，其基本问题便可表述为“语言的言说对象”（即“说什么”）和“语言的言说方式”（即“怎么说”）。在著者看来，“说什么”固然重要，却不应成为唯一支点。一方面，“古代文论的‘说什么’因其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有些内容在今天已失去作用和价值：或衍为空泛（如‘文以载道’），或成为常识（如‘物感心动’），或无处可用（如‘四声八病’），或无话可说（如‘章表书记’）……”另一方面，包含言说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三个层面的“怎么说”仍不失借鉴价值。且不说“怎么说”已积淀为文体与言说传统，凸显、征服或者代表了“说什么”；单是“怎么说”对文体和个体自由的彰显，便可为当下的“失体”“失性”提供镜鉴；更不用说诗性文化对后工业时代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洗涤。当然，根治“沉疴”绝非一日之功，可喜的是理路与诗径并行的“良药”已初见“疗效”。爱课程网上，李先生主讲的《中国文论经典的诗性魅力》融“说什么”“怎么说”和“为何这样说”于一体而深受青年学子喜爱。当古代经典与青年兴趣相融合，中国文论也就获得了现代转换所需的青春活力。 “尊体”“破体”与“原体”的“体”字解诠还是著者提出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生命历程法”[8]的一次成功尝试，即先以世界为视域，由赓续、新创进入历史坐标的探寻，进而通过考量以“体”为词根的关键词对不同时代“体”与“所体”的标识，回归词根性的文化源起和词源学释义。我们知道，文体的内涵是使用者与社会共同定义的，也因此积淀着不同时代的风貌。著者对“体”字的解诠由文艺学和语义学入手，还面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史视域。近日聆听李先生所作题为《体：一个字的文化史》讲座，其论以“体”为关键词，探寻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流变及其牵连的时代思想史，如先秦之得体与失体，两汉之人体与天体，魏晋之体貌与体气，唐宋之体貌与体悟，明清之破体、失体与原体、复体。由一“体”字而牵连伦理学考量、政治学算计、审美学外显、心理学内观、意识形态结构乃至文化重建等论题，堪称洋洋大观。如此看来，“体”之解诠还只是中国文化关键词系列研究的牛刀小试，我们期待着李先生妙用关键词这一枚金钥匙，继续开启更为丰富的文化宝藏。
最后补充一点，记得沈从文先生曾言，写评论的文章本身得像篇文章。这部著作谈的是文体，其自身就是很好的文体，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性和能够触摸的温度，有的甚至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体”之词性亦名亦动，用作动词时可表亲身经验抑或设身处地。所谓“察其言，观其行”，李先生不但倡导文体自由和诗性言说，而且解锁“体”字之文体亦不失鲜活与灵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身体力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12&ZD153）与武汉大学博士生自主科研重点项目“元典关键词研究的学术路径与方法论探索”（20151110102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姜亮夫：《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2]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63页、导言第4页。
[3]李建中、李小兰：《批评文体论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0页。
[4]李建中：《中华元典关键词的原创意蕴与现代价值———基于词根性、坐标性和转义性的语义考察》，《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