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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与左宗棠这对年龄相差三十三岁的朋友，从“忘年交”到结为儿女亲家，殷勤寄望，相互成全，过程完全是一部写实版的传奇。
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从胡林翼口中第一次听说左宗棠其人，对他作了间接了解，有了些许零碎印象。如果没有后来的见面，陶澍不会轻易肯定左宗棠。
陶澍约见左宗棠，一则出于胡林翼的举荐，二则被左宗棠过人的文才打动了。
举人左宗棠与两江总督陶澍第一次见面，时间是1837年，地点在湖南醴陵邑侯治馆舍。
陶澍返乡之行，本为专门请假回安化小淹给父母扫墓顺带探亲。官轿途经醴陵，醴陵县县令临时安排高规格接待。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受县令委托，写下一副欢迎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短短二十六字，既点出了陶澍受道光皇帝两次接见的殊荣，又将其先祖陶侃督八州军事的光辉事迹合情合境嵌入，现实与历史交融，文字超凡脱俗。陶遂引左为知音，结为忘年交。左宗棠自述相识经过：“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
青年左宗棠虽然外见盛气，内藏傲骨，但到底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乡下小举人，这次被陶澍虚怀若谷的心怀与礼贤下士的风度感动得一塌糊涂。他回去后跟妻子说：“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用湖南土话说，陶总督功劳大得下不得地，名气大得吓死个人，他如果不是祖坟开了坼，哪里有机会结识这么牛的朋友！
这次邀约见面，为左宗棠在官场内做了个活广告。一年后，两人约定在南京总督府见面，结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开始被两江总督陶澍有计划、有节奏地纳入到他经营出来的庞大人事关系网。
陶澍在人生最后一刻做奋力一拉。他为什么如此赏识左宗棠？
乾隆四十四年（1779）1月17日，陶澍在湖南安化县小淹乡陶家溪出生。
陶澍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晋朝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的陶侃，陶侃的曾孙即广为人知的田园诗人陶渊明。
后唐同光元年（923），为躲避战乱，陶侃后裔陶升，从江西吉州迁来湖南安化小淹乡。元末兵乱，陶升后裔只剩陶舜卿一支，陶氏第十二世祖陶志凤迁到石螃溪定居下来，到陶澍已历十六世。
与多数士子受母亲影响而成长起来不同，父亲陶必铨影响陶澍一生至深。陶必铨生在农家，却是个私塾先生，一辈子除了教书，没干过别的行当。虽然蜷居在偏远安化深山老林，最远也没走出过湖南，但陶老先生志气不小，从他给陶澍的取名便可反映出来：“盖其有以泽苍生也。”寄望儿子恩惠泽被天下百姓，自己当然更希望如此。
陶必铨发奋读书，方法有点特别：同时摆开几桌书，一本一本全翻开，将内容贯通起来，对江吟诵，先背下再作批语，观点“多前人所未发”。有本事同时打开几十本书一口气看下去的陶必铨，桌上摆的都是些什么内容的书籍呢？经学。经学即先秦各家学说要义，汉代独尊儒术后，经学特指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宋、明两朝，流行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清军铁骑入关，将沉醉于“修炼心性”的读书人惊醒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亿万华夏子民，怎么会亡于只有十五万军队，而且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满族人手中？处山高皇帝远的大山中的陶必铨痛苦中寻找原因，结论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教中国士人“空谈理心，不理实政”，才导致明朝亡国。
清朝初年，顾炎武以思想家的眼界一针见血地指出：“舍经学无理学。”
亡国之耻，理学之痛，让陶必铨读起经学。
大清帝国统治者很快发现，汉族读书人如果攻读经学，势必干预国家政治、经济。为了管住士人的思想，朝廷将理学立为国学。体制内的读书人按着朝廷设计，纷纷进了圈套。陶必铨居地偏远，乃民间教书匠，朝廷风气力不能及。他继续读着经学，说着大话，怀着理想，没有人管。
陶必铨沉醉在经学海洋，对实学“杂书”有着狂热的兴趣。他将经学所追求的经国济世的抱负，寄托到自己与儿子身上。怀着这一梦想，陶澍七岁那年，陶必铨带着他跋山涉水来到岳麓书院。一家之主，本就家徒四壁，陶必铨舍下父母、老婆，带儿子背井离乡求学，困难可想而知。生计成为头等问题。岳麓书院当时规定，学生读书需自己带米，书院每月补贴十钱银子作蔬菜费。这点补贴，养不活父子俩。但岳麓书院还有奖学金制度，每月由巡抚或学政来主持一次月考，考到前三名就能拿到奖学金。对陶必铨来说，奖学金就是求学金。为了能在岳麓书院这座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殿里待下去，他不分严寒酷暑，每天坚持读到深夜，因此总能拿到奖学金。
课余，陶必铨就与学友在岳麓山中找块地方，坐下来对酒纵谈，指点天下。小陶澍在边上听，似懂非懂。坚持不到一年，因经济窘迫，家庭难以维持，陶必铨被迫带陶澍回乡。陶必铨已经心满意足，毕竟带儿子去见了回大世面，感受了千年学府的气氛。
回到安化小淹陶家溪，陶必铨操起老本行，教私塾。办私塾有两种：在自家设馆，叫私塾;上门去教，叫坐馆。陶必铨人品好，又是岳麓书院的高才生，有钱人家都抢着请他。他每次坐馆，都对东家要求，带上儿子陶澍。
乾隆五十五年（1790），陶必铨应邀到安化县城（今梅城镇）主持修复南宝塔，陶澍跟随父亲，到安化学宫读书。乾隆五十七年（1792），陶必铨到益阳曾润攀家中设馆教书，陶澍仍跟随在侧旁听，前后四年。陶澍因此跟随父亲，读到许多杂书，包括算学、测量学等技术书籍。这些书籍，为他精通经济打下基礎。
十八岁那年，陶澍参加童试，以院试第二的成绩考取秀才。这年，陶必铨在离家三里远的一个叫“水月庵”的破棚子边住了下来，专心教儿子读书。他不再设馆，也不准儿子设馆，更不让儿子干农活。父子俩对着江中巨大的“印心石”，伴随资江涛声，勤诵苦读。 嘉庆五年（1800），二十一岁的陶澍与父亲一同到长沙参加乡试。陶澍一举考取第30名举人，陶必铨却落榜了。第二年，陶澍第一次离家赴京，参加会试，这次名落孙山。他遵从父亲嘱咐，留京温习功课，准备再试。嘉庆七年，二十三岁的陶澍一举考中全国第二名，考官申报陶澍为一甲榜眼。
殿试由嘉庆皇帝亲自主持。不巧，陶澍在“策”内遗漏了一个字，读来不大顺口。关键时刻，怎能出错？陶澍被抛进二甲第十五名。虽然在全国排到第十八名，但依然是很不错的成绩。陶澍由此成为安化县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
早年跟着父亲四处求学，生活颠沛流离，陶澍对与自己颠沛经历相似的左宗棠，本能地感到亲近。陶澍在与左宗棠聊天中发现，他在岳麓书院艰难的求学经历，与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苦撑的求学过程心路接近，且两人课堂之外，都偏爱“杂书”：陶澍读“算学、测量学”，左宗棠读“农学、舆地学”。陶澍凭经验与阅历已经看出，左宗棠的底子与资质都属于一流，只要给到他平台与机会，一旦事权到手，他可以创下什么样的高度。因为，陶澍凭“算学、测量学”已经在本朝开创出后来者的高度。
作为清朝中期最醒目的经济改革家，陶澍一生事功显赫，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改漕运为海运。其二，改纲盐为票盐。其三，改银钱为制钱。
漕运是朝廷利用河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说简单了，南粮北运。
秦、汉以前，北方是中国粮食主产区，政治中心就在河南、陕西，不存在南粮北运。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方人口膨胀，帝国首都却在北方，粮食逐渐不能自给。南粮北运，成为朝廷的重点工程。清承明制，额征漕粮，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抵京、通二仓的粮食，最少达三百万石，多则过四百万石。北京城内，上至皇帝、皇室，下至王公贵族、各部官员、八旗兵丁，数十万人，生存的口粮全赖漕运。一旦漕运断航，意味着满朝文武，如不愿坐等饿死，只能临时迁都。漕运历经数代王朝，发展一千余年，已经形成成熟的运输体系，利益链条盘根错节。漕运的基本方式是“官督官办、国有国营”。为保证效率与公平，朝廷专设漕运总督、河运总督，权力与地方督、抚平行，三方相互配合。
朝廷设此制度本意，是为了让官员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不料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地方要员办事相互推诿，出了问题互相扯皮，主事官员背后贪腐，办事吏员趁机“浮收”，整个系统腐败深入骨髓，到道光五年（1825），已经难以为继。陶澍勇敢担起道光皇帝指定的“国家一号工程”，他跳出帝国体制的僵化与局限，首倡海运，借助民间商人在东南沿海的沙船来运送漕粮。陶澍通过自己长袖善舞的政治运筹，改漕运为海运，大获成功。海运成功的原因，在于完全抛开河运旧有的官僚体系，另辟蹊径，借助一种新型简约的官僚体系，将新生的商人力量组织起来，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完成了朝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纲盐改票盐，与漕运改海运思路一样，将国有国营的纲盐改为自由市场竞争的票盐。陶澍左手推票盐，按市场规律出牌，右手破垄断、废特权、追缴欠课、抄没家产。盐政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一跃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
改银钱为制钱，则是朝廷的币制大改革。清朝所行的货币制度沿袭明朝，银两、制钱并用，实行“银钱复本位”货币制度。银块称量计值，以两、钱、分、毫为单位;制钱则由政府铸造，每枚一文，规定每银一两抵钱千文。陶澍改革的方案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全部按照制钱的式样，一面用清文鑄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经费比铸铜钱节省十倍。
但这次改革却功败垂成。为什么改革一进入深水区，才啃到硬骨头，朝廷却紧急叫停？道光皇帝给出的理由是：“大变成法”。真实的原因是，陶澍市场化改革既冲击到帝国集权制度，又冲击到农耕宗法文化，已让道光皇帝无法容忍。改革冲击制度，原因是陶澍根据商业规律，推行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金融领域。市场的契约、平等、自由，对皇权已作无声瓦解。
对文化的冲击，基于海运拓宽了国人的视野，撼动了农耕文化的保守、内向。面对浩瀚陌生且生机勃勃的海洋，全新的主权意识、海疆意识、军事战略意识萌生，传统文化面临淬水重生。全球化到来，面对平等、民主、自由潮流，大清帝国本能退缩。
陶澍改革前，清朝有“康乾盛世”;陶澍改革之后，清朝有“同光中兴”，他所在的嘉庆一朝，恰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拐点。“同光中兴”依赖的两大得力干将左宗棠、曾国藩，皆为陶澍晚年用心提携，精心引导上来。
陶澍由此成为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人物：他主持的改革被叫停，标志在全球化到来的前夜，大清帝国不愿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已经难以自救。站在帝国体制的角度，陶澍已经清晰看见，要振兴衰落的清王朝，关键在得人才，有一批真正通实学、敢办事、能办事的大臣。草野书生左宗棠正是陶澍认可的振兴衰世大才。他决心培养这个天资与勤奋都不俗的青年，让他来担当起挽救清朝的重任，完成自己未竟的使命。
道光十七年（1837）首次见面结交，陶澍事实上已初步定好提携计划。
第二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后，应约从北京绕道到南京，在两江总督府拜见陶澍。陶澍开头故意冷落，以激将法进一步考察左的人品，直至认定他是一个不但可以托付后事，而且可以将国事担肩的正人君子，才确定破格提携。陶澍的方法，将独子陶桄托孤，约为儿女亲家。陶氏清楚，自己去世之后，左宗棠有耐心安居小淹，看完他家藏的上万册图书，其后临事再出山，必是全国一等一的大才。
陶、左公开结为儿女亲家，伦理、辈分、地位均不对等，令全国士林哗然。曾国藩当时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责怪说，陶相老迈昏花，为了求人才竟然不顾年龄辈分，乱了伦理纲常。当然，曾国藩态度后来很快有所转变，因为他本人也与大自己二十六岁的贺长龄结成了儿女亲家，只是贺长龄庶出的小女儿许配给他的嫡长子曾纪泽，让曾家多数人感到疙疙瘩瘩。 此例可以见出陶氏破格赏识与提携左在中国官场产生的轰动效应。
道光二十六年（1846），贺长龄的大弟贺熙龄将三女儿也许配给了左宗棠的嫡长子左孝威。根据贺家的姻亲血缘排辈，左宗棠跟曾国藩也属于亲家。这是题外话，顺及。
陶澍晚年的工作重心之一，在奋其余力，以耿骨忠臣的心志，苦心孤诣为朝廷培养后备人才。为此，他对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不遗余力进行提携，布下一盘很大的棋。
陶澍偏爱左宗棠，托孤于他，表示陶澍对通过科考入仕的体制内官员，已经心灰意冷。
陶澍这种观念，直接缘于道光皇帝长年累月对他抱怨，称朝廷内大臣平时总想自保，不愿像陶大臣一样公忠体国，为寡人分忧。听得多了，陶澍警醒。改革实践让他看清，循规蹈矩的科举人才，擅长词工，短于治事，缺乏担当。陶澍同时想清楚了一个道理：人才失求诸野。民间独立士人，是挽救清王朝最后可依托的人才。他决心以自己的名望，通过联姻的方式，为左宗棠打开名气，敲开入仕的门。
近代历史学家萧一山也看出了这点，他总结说：清朝“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陶澍凭借士人的担当，终生为朝廷尽心卖力，付出了牺牲家庭的代价。他一生先后娶了七个老婆，生有八个儿子、九个女儿。但因他公务繁忙，常年奔走在官场事务最为繁杂、利益争夺最为严酷的风口，无暇顾及，在经年的举家迁徙与长途奔命中孩子相继死去，只留下七岁的小儿子陶桄。
陶澍抛弃家庭与个人幸福，为挽救衰世呕心沥血，在循吏大行其道的清朝官场，同样是个异数。陶澍舍家报国这种强大的心志与毅力，很大程度上缘于湖南这片土地的人才，历史积累两千年，这时才第一次真正得到开发。从春秋战国起，湖南一直处于自由野性、自生自灭的边缘状态，进士屈指可数，官员寥寥无几。
自隋朝设科举制度以来，到明朝茶陵才出个李東阳，高居宰相，这是湖南本土产生的第一个高官。陶澍作为清朝产自湖南本土的第一位高官，对圣贤学说、孔孟之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诚”，这种“诚”达到近乎迷信执着的程度。他处处以圣贤标准来要求自己，规范言行，追求具备圣人的才德，治国实践中施行王道，以期立德、立功、立言，即“内圣外王”，“三立”不朽。陶澍带头如此，左宗棠紧随其后。两人同以乡下贫寒士子出身，能够相继迅速发迹，在权位匹配后大刀阔斧改革，得益于早年栖居乡下，凭勤奋苦学，以儒学修养出了君子人格。
在陶澍、林则徐二公祠，左宗棠题写过一副对联，传递出的正是这种君子人格的“诚”：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就私情而论，因为陶澍的提携，民间士子左宗棠在大清帝国庞大的关系网与纵深的历史感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通过陶澍的指点，左宗棠出山前积蓄了足够的知识储备与人脉资源。陶澍因为结交左宗棠，不但事业理想找到了寄托者，而且他的独子陶桄也被左宗棠成功教大成人，学问、事业皆有所成，在身后留下十多个子女。按传统的香火观念，陶家今天数百后人，虽由左宗棠长女左孝瑜所传，但陶家血脉不断，主要还是得力于左宗棠的经营与栽培。这对年龄相差三十三岁的“忘年交”，因为湖南醴陵的一面之缘，实现了延古继今的相互成全。
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从胡林翼口中第一次听说左宗棠其人，对他作了间接了解，有了些许零碎印象。如果没有后来的见面，陶澍不会轻易肯定左宗棠。
陶澍约见左宗棠，一则出于胡林翼的举荐，二则被左宗棠过人的文才打动了。
举人左宗棠与两江总督陶澍第一次见面，时间是1837年，地点在湖南醴陵邑侯治馆舍。
陶澍返乡之行，本为专门请假回安化小淹给父母扫墓顺带探亲。官轿途经醴陵，醴陵县县令临时安排高规格接待。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受县令委托，写下一副欢迎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短短二十六字，既点出了陶澍受道光皇帝两次接见的殊荣，又将其先祖陶侃督八州军事的光辉事迹合情合境嵌入，现实与历史交融，文字超凡脱俗。陶遂引左为知音，结为忘年交。左宗棠自述相识经过：“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
青年左宗棠虽然外见盛气，内藏傲骨，但到底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乡下小举人，这次被陶澍虚怀若谷的心怀与礼贤下士的风度感动得一塌糊涂。他回去后跟妻子说：“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用湖南土话说，陶总督功劳大得下不得地，名气大得吓死个人，他如果不是祖坟开了坼，哪里有机会结识这么牛的朋友！
这次邀约见面，为左宗棠在官场内做了个活广告。一年后，两人约定在南京总督府见面，结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开始被两江总督陶澍有计划、有节奏地纳入到他经营出来的庞大人事关系网。
陶澍在人生最后一刻做奋力一拉。他为什么如此赏识左宗棠？
乾隆四十四年（1779）1月17日，陶澍在湖南安化县小淹乡陶家溪出生。
陶澍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晋朝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的陶侃，陶侃的曾孙即广为人知的田园诗人陶渊明。
后唐同光元年（923），为躲避战乱，陶侃后裔陶升，从江西吉州迁来湖南安化小淹乡。元末兵乱，陶升后裔只剩陶舜卿一支，陶氏第十二世祖陶志凤迁到石螃溪定居下来，到陶澍已历十六世。
与多数士子受母亲影响而成长起来不同，父亲陶必铨影响陶澍一生至深。陶必铨生在农家，却是个私塾先生，一辈子除了教书，没干过别的行当。虽然蜷居在偏远安化深山老林，最远也没走出过湖南，但陶老先生志气不小，从他给陶澍的取名便可反映出来：“盖其有以泽苍生也。”寄望儿子恩惠泽被天下百姓，自己当然更希望如此。
陶必铨发奋读书，方法有点特别：同时摆开几桌书，一本一本全翻开，将内容贯通起来，对江吟诵，先背下再作批语，观点“多前人所未发”。有本事同时打开几十本书一口气看下去的陶必铨，桌上摆的都是些什么内容的书籍呢？经学。经学即先秦各家学说要义，汉代独尊儒术后，经学特指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宋、明两朝，流行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清军铁骑入关，将沉醉于“修炼心性”的读书人惊醒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亿万华夏子民，怎么会亡于只有十五万军队，而且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满族人手中？处山高皇帝远的大山中的陶必铨痛苦中寻找原因，结论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教中国士人“空谈理心，不理实政”，才导致明朝亡国。
清朝初年，顾炎武以思想家的眼界一针见血地指出：“舍经学无理学。”
亡国之耻，理学之痛，让陶必铨读起经学。
大清帝国统治者很快发现，汉族读书人如果攻读经学，势必干预国家政治、经济。为了管住士人的思想，朝廷将理学立为国学。体制内的读书人按着朝廷设计，纷纷进了圈套。陶必铨居地偏远，乃民间教书匠，朝廷风气力不能及。他继续读着经学，说着大话，怀着理想，没有人管。
陶必铨沉醉在经学海洋，对实学“杂书”有着狂热的兴趣。他将经学所追求的经国济世的抱负，寄托到自己与儿子身上。怀着这一梦想，陶澍七岁那年，陶必铨带着他跋山涉水来到岳麓书院。一家之主，本就家徒四壁，陶必铨舍下父母、老婆，带儿子背井离乡求学，困难可想而知。生计成为头等问题。岳麓书院当时规定，学生读书需自己带米，书院每月补贴十钱银子作蔬菜费。这点补贴，养不活父子俩。但岳麓书院还有奖学金制度，每月由巡抚或学政来主持一次月考，考到前三名就能拿到奖学金。对陶必铨来说，奖学金就是求学金。为了能在岳麓书院这座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殿里待下去，他不分严寒酷暑，每天坚持读到深夜，因此总能拿到奖学金。
课余，陶必铨就与学友在岳麓山中找块地方，坐下来对酒纵谈，指点天下。小陶澍在边上听，似懂非懂。坚持不到一年，因经济窘迫，家庭难以维持，陶必铨被迫带陶澍回乡。陶必铨已经心满意足，毕竟带儿子去见了回大世面，感受了千年学府的气氛。
回到安化小淹陶家溪，陶必铨操起老本行，教私塾。办私塾有两种：在自家设馆，叫私塾;上门去教，叫坐馆。陶必铨人品好，又是岳麓书院的高才生，有钱人家都抢着请他。他每次坐馆，都对东家要求，带上儿子陶澍。
乾隆五十五年（1790），陶必铨应邀到安化县城（今梅城镇）主持修复南宝塔，陶澍跟随父亲，到安化学宫读书。乾隆五十七年（1792），陶必铨到益阳曾润攀家中设馆教书，陶澍仍跟随在侧旁听，前后四年。陶澍因此跟随父亲，读到许多杂书，包括算学、测量学等技术书籍。这些书籍，为他精通经济打下基礎。
十八岁那年，陶澍参加童试，以院试第二的成绩考取秀才。这年，陶必铨在离家三里远的一个叫“水月庵”的破棚子边住了下来，专心教儿子读书。他不再设馆，也不准儿子设馆，更不让儿子干农活。父子俩对着江中巨大的“印心石”，伴随资江涛声，勤诵苦读。 嘉庆五年（1800），二十一岁的陶澍与父亲一同到长沙参加乡试。陶澍一举考取第30名举人，陶必铨却落榜了。第二年，陶澍第一次离家赴京，参加会试，这次名落孙山。他遵从父亲嘱咐，留京温习功课，准备再试。嘉庆七年，二十三岁的陶澍一举考中全国第二名，考官申报陶澍为一甲榜眼。
殿试由嘉庆皇帝亲自主持。不巧，陶澍在“策”内遗漏了一个字，读来不大顺口。关键时刻，怎能出错？陶澍被抛进二甲第十五名。虽然在全国排到第十八名，但依然是很不错的成绩。陶澍由此成为安化县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
早年跟着父亲四处求学，生活颠沛流离，陶澍对与自己颠沛经历相似的左宗棠，本能地感到亲近。陶澍在与左宗棠聊天中发现，他在岳麓书院艰难的求学经历，与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苦撑的求学过程心路接近，且两人课堂之外，都偏爱“杂书”：陶澍读“算学、测量学”，左宗棠读“农学、舆地学”。陶澍凭经验与阅历已经看出，左宗棠的底子与资质都属于一流，只要给到他平台与机会，一旦事权到手，他可以创下什么样的高度。因为，陶澍凭“算学、测量学”已经在本朝开创出后来者的高度。
作为清朝中期最醒目的经济改革家，陶澍一生事功显赫，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改漕运为海运。其二，改纲盐为票盐。其三，改银钱为制钱。
漕运是朝廷利用河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说简单了，南粮北运。
秦、汉以前，北方是中国粮食主产区，政治中心就在河南、陕西，不存在南粮北运。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方人口膨胀，帝国首都却在北方，粮食逐渐不能自给。南粮北运，成为朝廷的重点工程。清承明制，额征漕粮，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抵京、通二仓的粮食，最少达三百万石，多则过四百万石。北京城内，上至皇帝、皇室，下至王公贵族、各部官员、八旗兵丁，数十万人，生存的口粮全赖漕运。一旦漕运断航，意味着满朝文武，如不愿坐等饿死，只能临时迁都。漕运历经数代王朝，发展一千余年，已经形成成熟的运输体系，利益链条盘根错节。漕运的基本方式是“官督官办、国有国营”。为保证效率与公平，朝廷专设漕运总督、河运总督，权力与地方督、抚平行，三方相互配合。
朝廷设此制度本意，是为了让官员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不料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地方要员办事相互推诿，出了问题互相扯皮，主事官员背后贪腐，办事吏员趁机“浮收”，整个系统腐败深入骨髓，到道光五年（1825），已经难以为继。陶澍勇敢担起道光皇帝指定的“国家一号工程”，他跳出帝国体制的僵化与局限，首倡海运，借助民间商人在东南沿海的沙船来运送漕粮。陶澍通过自己长袖善舞的政治运筹，改漕运为海运，大获成功。海运成功的原因，在于完全抛开河运旧有的官僚体系，另辟蹊径，借助一种新型简约的官僚体系，将新生的商人力量组织起来，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完成了朝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纲盐改票盐，与漕运改海运思路一样，将国有国营的纲盐改为自由市场竞争的票盐。陶澍左手推票盐，按市场规律出牌，右手破垄断、废特权、追缴欠课、抄没家产。盐政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一跃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
改银钱为制钱，则是朝廷的币制大改革。清朝所行的货币制度沿袭明朝，银两、制钱并用，实行“银钱复本位”货币制度。银块称量计值，以两、钱、分、毫为单位;制钱则由政府铸造，每枚一文，规定每银一两抵钱千文。陶澍改革的方案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全部按照制钱的式样，一面用清文鑄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经费比铸铜钱节省十倍。
但这次改革却功败垂成。为什么改革一进入深水区，才啃到硬骨头，朝廷却紧急叫停？道光皇帝给出的理由是：“大变成法”。真实的原因是，陶澍市场化改革既冲击到帝国集权制度，又冲击到农耕宗法文化，已让道光皇帝无法容忍。改革冲击制度，原因是陶澍根据商业规律，推行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金融领域。市场的契约、平等、自由，对皇权已作无声瓦解。
对文化的冲击，基于海运拓宽了国人的视野，撼动了农耕文化的保守、内向。面对浩瀚陌生且生机勃勃的海洋，全新的主权意识、海疆意识、军事战略意识萌生，传统文化面临淬水重生。全球化到来，面对平等、民主、自由潮流，大清帝国本能退缩。
陶澍改革前，清朝有“康乾盛世”;陶澍改革之后，清朝有“同光中兴”，他所在的嘉庆一朝，恰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拐点。“同光中兴”依赖的两大得力干将左宗棠、曾国藩，皆为陶澍晚年用心提携，精心引导上来。
陶澍由此成为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人物：他主持的改革被叫停，标志在全球化到来的前夜，大清帝国不愿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已经难以自救。站在帝国体制的角度，陶澍已经清晰看见，要振兴衰落的清王朝，关键在得人才，有一批真正通实学、敢办事、能办事的大臣。草野书生左宗棠正是陶澍认可的振兴衰世大才。他决心培养这个天资与勤奋都不俗的青年，让他来担当起挽救清朝的重任，完成自己未竟的使命。
道光十七年（1837）首次见面结交，陶澍事实上已初步定好提携计划。
第二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后，应约从北京绕道到南京，在两江总督府拜见陶澍。陶澍开头故意冷落，以激将法进一步考察左的人品，直至认定他是一个不但可以托付后事，而且可以将国事担肩的正人君子，才确定破格提携。陶澍的方法，将独子陶桄托孤，约为儿女亲家。陶氏清楚，自己去世之后，左宗棠有耐心安居小淹，看完他家藏的上万册图书，其后临事再出山，必是全国一等一的大才。
陶、左公开结为儿女亲家，伦理、辈分、地位均不对等，令全国士林哗然。曾国藩当时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责怪说，陶相老迈昏花，为了求人才竟然不顾年龄辈分，乱了伦理纲常。当然，曾国藩态度后来很快有所转变，因为他本人也与大自己二十六岁的贺长龄结成了儿女亲家，只是贺长龄庶出的小女儿许配给他的嫡长子曾纪泽，让曾家多数人感到疙疙瘩瘩。 此例可以见出陶氏破格赏识与提携左在中国官场产生的轰动效应。
道光二十六年（1846），贺长龄的大弟贺熙龄将三女儿也许配给了左宗棠的嫡长子左孝威。根据贺家的姻亲血缘排辈，左宗棠跟曾国藩也属于亲家。这是题外话，顺及。
陶澍晚年的工作重心之一，在奋其余力，以耿骨忠臣的心志，苦心孤诣为朝廷培养后备人才。为此，他对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不遗余力进行提携，布下一盘很大的棋。
陶澍偏爱左宗棠，托孤于他，表示陶澍对通过科考入仕的体制内官员，已经心灰意冷。
陶澍这种观念，直接缘于道光皇帝长年累月对他抱怨，称朝廷内大臣平时总想自保，不愿像陶大臣一样公忠体国，为寡人分忧。听得多了，陶澍警醒。改革实践让他看清，循规蹈矩的科举人才，擅长词工，短于治事，缺乏担当。陶澍同时想清楚了一个道理：人才失求诸野。民间独立士人，是挽救清王朝最后可依托的人才。他决心以自己的名望，通过联姻的方式，为左宗棠打开名气，敲开入仕的门。
近代历史学家萧一山也看出了这点，他总结说：清朝“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陶澍凭借士人的担当，终生为朝廷尽心卖力，付出了牺牲家庭的代价。他一生先后娶了七个老婆，生有八个儿子、九个女儿。但因他公务繁忙，常年奔走在官场事务最为繁杂、利益争夺最为严酷的风口，无暇顾及，在经年的举家迁徙与长途奔命中孩子相继死去，只留下七岁的小儿子陶桄。
陶澍抛弃家庭与个人幸福，为挽救衰世呕心沥血，在循吏大行其道的清朝官场，同样是个异数。陶澍舍家报国这种强大的心志与毅力，很大程度上缘于湖南这片土地的人才，历史积累两千年，这时才第一次真正得到开发。从春秋战国起，湖南一直处于自由野性、自生自灭的边缘状态，进士屈指可数，官员寥寥无几。
自隋朝设科举制度以来，到明朝茶陵才出个李東阳，高居宰相，这是湖南本土产生的第一个高官。陶澍作为清朝产自湖南本土的第一位高官，对圣贤学说、孔孟之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诚”，这种“诚”达到近乎迷信执着的程度。他处处以圣贤标准来要求自己，规范言行，追求具备圣人的才德，治国实践中施行王道，以期立德、立功、立言，即“内圣外王”，“三立”不朽。陶澍带头如此，左宗棠紧随其后。两人同以乡下贫寒士子出身，能够相继迅速发迹，在权位匹配后大刀阔斧改革，得益于早年栖居乡下，凭勤奋苦学，以儒学修养出了君子人格。
在陶澍、林则徐二公祠，左宗棠题写过一副对联，传递出的正是这种君子人格的“诚”：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就私情而论，因为陶澍的提携，民间士子左宗棠在大清帝国庞大的关系网与纵深的历史感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通过陶澍的指点，左宗棠出山前积蓄了足够的知识储备与人脉资源。陶澍因为结交左宗棠，不但事业理想找到了寄托者，而且他的独子陶桄也被左宗棠成功教大成人，学问、事业皆有所成，在身后留下十多个子女。按传统的香火观念，陶家今天数百后人，虽由左宗棠长女左孝瑜所传，但陶家血脉不断，主要还是得力于左宗棠的经营与栽培。这对年龄相差三十三岁的“忘年交”，因为湖南醴陵的一面之缘，实现了延古继今的相互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