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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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改革的落地形式之一,自然成了各地方政府争抢的对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而近期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关于“支持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的表态,再次引起市场对下一批自贸区名单的猜测。
  前不久陆续结束的地方“两会”上,各地政府也纷纷表达了建立自贸区的愿望。据媒体梳理,有23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申报、对接或建设自由贸易区列入2014年的重点工作。其中,广东、天津、广西等沿海、沿边地区的热情最高,河南、重庆、安徽等地则提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浙江、江苏等省份设计了不止一个自贸区。为了增大获批的可能性,多个地区采取了捆绑申报的方式,例如厦门、福州、平潭共同申报海西自贸区,合肥、芜湖、马鞍山打包申报设立安徽(合芜马)自由贸易试验区。
  随着中国加快TPP、TTIP的谈判以及上海自贸区顶层设计完成,发展新的自贸区已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地方政府抱着“不搞自贸区会错失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会影响升迁”的想法,难以抑制的申请自贸区热情令人担忧。
  从地方官员施政的角度来看,以改革的名义,选择自贸区作为抓手,阻力较小;只要措施得当,效果也会立竿见影。在申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大旗下,虽然尚未获批、也没有实质性的创新举措,就已然达到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地方国企市场预期、推升土地价格的目的。
  中国政府对于地方官员的激励模式曾被学者总结为“晋升锦标赛”模式。在以GDP增长为考核目标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刺激经济、拉动投资的热情,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扭曲性后果,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政府职能转型困难重重。随着近期中组部宣布地方官员考核指标发生变化,未来几年地方政府将从以前的“增长锦标赛”过渡到“改革锦标赛”,争相推出地方性改革措施,其中,地方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改革的落地形式之一,自然成了各地方政府争抢的对象。
  在地方自贸区的“锦标赛”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最大的驱动力是中央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部分职权,使地方拥有更大的“先行先试权”。这就意味着,与以往的地方改革试点重在“区域性优惠政策牵引、地区性开放搞活拉动”不同,不再给与试验区更多的资金、项目、财政等实体优惠政策,试验区最大的吸引力是使地方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第二,不可能成为新一轮“圈地运动”。此前的改革试点中,地方竞争十分激烈,改革试点的成功也大都是资源要素短期内高度集中的结果,是一种相对剥夺其他地区发展机会的成长模式。自贸区的改革试点成功与否不会过分依赖政策的势能差和开放的时间差,给各个地区公平的发展机会。
  第三,各个区域特色鲜明的自贸区将覆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由于上海自贸区承担的改革和探索项目很多,各个地方的经济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短时间内实现复制推广的难度较大,如果地方能有单个领域的突破也将产生较大效应。所以,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类似,既会有诸如上海自贸区这种改革内容较为全面、推进时间较长的试验区,也会有各个侧重不同的试验区。
  目前看来,各地多以上海自贸区的方案为蓝本,更多是模仿而非改革创新,所谓的区域特色也只是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城市群战略、开发新区的叠加区。很显然,仅仅依靠这些区域经济发展单方面的内容难以打动中央决策层。
  中央明确提出上海自贸区的目标是“可复制、可推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日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试验区建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正在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施了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改革,启动了贸易便利化试点,并积极探索金融领域的创新,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建立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框架等。上述制度性试点都将是未来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主要内容。
  新一轮改革背景下,自贸区将是地方改革实践的重要平台。用好用足已有的优惠政策,完善政府管理制度和监管模式,建设公平竞争的国际化法治化的市场环境,应是有志于自贸区“锦标赛”的各地方的首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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