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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政府主义的管理方式淡出市场之后，企业家就会需求一种属于企业家自主选择的市场治理方式。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遭遇到近现代工业经济的冲击之后，商业阶层，或者说是企业家阶层的地位迅速蹿升，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企业家阶层不再继续沿袭过去那种利用财富资源，通过捐官的方式，为自己谋求政治保护的老路。这个漫长的政商结合的时代，到民国黄金时代开始之后，似乎真的过去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会变化，读书人不再寻求将自己的知识卖给帝王家，不再寻求过去那种出卖知识获取的寄生生活，开始谋求做一个专业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企业家阶层，开始寻求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影响力，形成一种以企业家为主导的社会自治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之中，家族关系和乡党自治，就成为一种比较便利的治理方式。
乡党企业家的来由
一直以来，中国的民间社会都是一种家族形式的局部文化，皇权式的专制管制方式并没有打乱民间的家族文化关系纽带，相反，家族文化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凝聚力，至少，在区域市场的交换意义上，家族关系的确保有一种传统的诚信文化，这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这种农耕时代的市场关系进入近现代工业市场秩序之后，迅速以其灵活性、能动性和低廉的合约成本，形成了一种市场自治方式和公司治理结构方式。
这正是乡党企业家的来由。家族本身存在于一个由亲属和支持者构成的庞大的传统网络之中，过去这个网络或许仅仅是一种区域交换的隐形载体，但如今，随着大面积工业化的发展，这种传统的网络因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很快变成了一个跨区域的、具有自由市场征象的现代公司集团。
白吉尔先生对这样的新型企业载体进行了分析，他将这样的乡党企业细分为几种模型。第一是以共同的祖先为名义的企业家联合，这类企业家通常具有同样的姓氏；第二是以共同的出生地为名义的企业家联合，即人们熟知的同乡会；第三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新兴的企业家会以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名义，组建一些企业联合体，比如上海就出现以天主教为导向的企业家家族联合机构。
许多年以后，人们谈起这些以企业家为主要组织者的同乡会，会强调一种乡愁层面的温情与关怀。这不是一种抒情式的叙述，受到传统乡土情结的影响，黄金时代的同乡会，的确给太多有梦想的年轻人带去了安慰和帮助。某种意义上，这是那些生活在别处的人们乐意求助的地方。同乡会馆，通常会给来自家乡的人们提供职业甚至是资金资助的方便，帮助初来此地的老乡如何度过创业的第一关。
这听上去简直有些天方夜谭，但事实上，熟悉黄金时代企业家发展历史的人们必然记得，在上海滩，太多的企业家、太多的有钱人，刚开始来上海创业的时候，都是光着脚板，身无分文。日后这些企业家在撰写自己的私人传记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是要强调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讲述各路同乡的鼎力帮助。
著名的虞洽卿的创业史，正是这样的一个经典案例。他15岁孤身一人来到上海，20年之后竟然变成中国当时海运业的大亨，而且荣登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习惯算命的人们，总是给这样的企业家传奇镀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比如众所周知的虞洽卿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提着母亲熬夜做给他的千层底布鞋，光着脚的形象，就被后来的人解读成一个财神菩萨的形象。虞洽卿自己也愿意陈述这些传奇故事，似乎他的满天的财富是命中就有。不过，他也一直强调，在上海经营多年，除了贵人相助，他曾经得到过强大的宁波帮的金融支持、政治支持，因此，当虞洽卿发迹，在市场上有了足够的影响力之后，他转而成为宁波帮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郑伯昭。都说郑伯昭这个人在当年的上海滩以奢华的排场出名，各路富豪都愿意云集在他的门下，体验贵族的生活方式。事实也是如此，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上海滩所谓十里洋场、所谓时尚、所谓灯红酒绿，有人说主要是靠了郑伯昭的推动。他经营烟草起家，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烟草贸易大王，而且是以代销英美品牌烟草产品占据市场，可谓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贸易商。但很有趣，就是这样一家时尚型的贸易企业，郑伯昭的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和雇员，除了一部分英美公司的股份，几乎全是广东人，是郑伯昭的同乡。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按照传统的解释，当然是亲不亲故乡人的逻辑，但如果仅仅归结于单向度的文化乡愿，并不能解释生意场上的利益冲突和成本算计。因此，还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解释，即企业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要素，而来自同乡的人力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天然具有一种优势，这包括了双方的知情，也包括了一种合作上的信任。所以，更加理性的解释，应该是中国的传统乡愿文化与市场的自发秩序，构成了一种有效的整合。这形成了一种市场的选择机制，进而为广大来到城市创业的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成本。因此，当政府和官僚的逻辑退出市场之后，在市场的自发秩序的层面，传统的同乡文化带给市场的资源，就不是一种文化层面的不确定性，而是因传统文化而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凝聚力，或者说是企业的认同感。这种乡愿并没有使得市场的结构和企业的方法变得僵化，相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明显的市场活力。一方面，这种似乎具有排他性的组织结构，在内部管理上形成了一种合力，一种市场的管理成本的降低，使得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良好的绩效。而另一方面，这个以同乡为主要纽带的企业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基本上惠及到了所有的成员，也就是说，同乡会给每个参与其中的创业者一种市场的机会和资本的助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关于这一点，研究者中有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传播最广的观点之一，是黄金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阶层、中国企业家阶层由于没有冲破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由于过度依赖同乡文化，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所采取的人力资源策略，是一种封闭的、守旧的任人唯亲，而没有在市场的人力资源问题上做到唯才是举，这违背了人力资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这样的批评性分析，是否合理，有待寻找进一步的史料去证实。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和民间习俗如何介入到市场的秩序里，民国黄金时代的乡党企业模式，值得后人反复分析。 宁波帮企业家的金融力量
分析黄金时代企业家的关系组织，传统的官商结合已经基本上淡出了市场，乡党关系成为主要的形态之一。
根据统计，当时的同乡会馆共有23个，其中影响力最为明显的，无疑是浙江会馆，拥有会员6万多名。这是一个集团式的分成很多层级的民间机构，拥有相当数量的分会馆，例如著名的宁波会馆，又称四明公所。分会馆下面又设立了很多子会馆，比如四明公所下面，有宁波旅沪同乡会，而宁波下属各个县又自主成立了小型的县级旅沪同乡会。可谓一层一层，机构林立。
这种局面的最大好处，是几乎所有要到上海淘金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老乡。重要的是，诸如浙江会馆这样的机构，并不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它甚至是一个组织严密，且具有相当领导能力的机构，而这样的显著的领导能力，通常由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头面人物来形成。一般情况下，各个同乡会馆都会通过一种选举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核心会长。这个人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公益和慈善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口碑，以至于人们服膺于他的领导力和号召力。当这样的组织结构形成，同乡会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在市场的某一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权，从而拥有了沟通协调，整合的能力。比如四明公所之所以在当时十分强大，就在于这个同乡会在整个上海滩的市场结构里拥有一种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控制权和话语权。
总体来看，宁波帮企业家的意义，就是从这里开始。
其一，他们构成的市场态势，既具有一种传统的金融资源，同时又保持着向外国银行机构全面学习的开放理念。宁波帮的名头之所以在那个时代声名鹊起，其价值正在于此。
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之内，宁波帮事实上一直控制着上海的钱庄市场秩序。1921年，上海大约有69家钱庄，其中54家都属于宁波帮，占到了整个市场的78%。而在整个浙江同乡会馆之中，宁波帮一直是引领者，到1932年，这一股由浙江宁波人控制的上海传统银行，占到了整个上海钱庄总量的73%。
民间传说中的山西钱庄力量，在宁波帮的眼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之所有能有如此豪迈的格局，原因在于浙江人很快就放弃了传统钱庄陈旧的金融手段，转而集体向外国大银行学习，相当一部分浙江金融家首先成为外国银行的买办，系统学习英语，学习现代金融的业务知识系统，然后开始慢慢构建自己的金融企业。比如宁波人许春荣，早年在上海开设7家钱庄，不料遭遇1883年金融危机，全军覆没。但是他绝处逢生，再度出山，联合实业家叶澄衷，再次开办4家钱庄，很快东山再起。不过这一次他走出了过去传统银行的陈旧思路，自己一边操持钱庄，一边去到德华银行出任买办，很快学习到了外国银行的管理经验。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的儿子许杏泉接替他的事业，当上了德华银行的买办，后来让自己的长孙许葆初去到外国银行充当买办，先是在汇兴银行，接着又在美国运通银行。祖孙三代在现代银行的管理问题上相互接力，成就了宁波人在金融管理方面的佳绩。
强调宁波人在外国银行充当买办的经历，事实上是强调宁波帮企业家的一种开放的学习精神。的确，在当时当地，向外国人学习成为一种潮流，比如宁波帮中大名鼎鼎的领导人虞洽卿，也是先在俄国道胜银行、荷兰银行谋取买办职位，充当学徒，接着再在浙江乡党企业家中筹集资金，创办了宁波商业银行，也就是著名的四明银行。可见，宁波帮企业家的努力，成就了重要的中国现代金融新传统：扎根于乡党关系，立足于旧式钱庄，全面吸收西方现代金融理念和方法。这种开放的视野，正是黄金时代金融企业家的价值所在。
其二，宁波帮还是一个立足于金融，全面向现代工业进行投资的企业家群体。比如宁波企业家叶澄衷是中国现代缫丝产业、机器工业和火柴工业的先驱人物，和他合作的企业家宋炜臣，也是宁波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叶澄衷的女婿刘鸿生，在20年代几乎是妇孺皆知的火柴大王，旗下有100多家商店和制造业工厂，他也是宁波帮的大人物。再比如孙梅堂，中国钟表工业的创办人，也是宁波人。这些实业界的领袖人物，无一例外地在宁波帮会之中获得过非常具体的金融支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四明公所鲜明的宁波帮会在金融方面的鼎力支持，诸多实业企业家都无从起步，更无从发展。
其三，宁波帮和四明公所在黄金时代的企业家民间自治组织方面，走出的是一条传统帮会协商和现代民主选举相结合的道路。晚清末年，四明公所主要被方氏家族控制，但随着晚清的覆灭，尤其是随着民间自治社会的兴起，一批具有现代企业家征象的商人逐渐掌握了主要权力。四明公所由过去的家族管理过渡到寡头管理。这是朱葆三、虞洽卿的时代。宁波会馆形成了自己的董事会，这个时期的董事会主要是通过创办者的后代与新上任的董事一起协商而成。这种具有某种民间专制色彩的制度设计，因为缺乏来自会员的有力制衡，具有非常大的无形的管理权力。因此，与其说这个时候的四明公所是一间民间自治组织，不如说是朱葆三或者虞洽卿的个人意志。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宁波帮会，主要是得益于几个关键性企业家的个人才能，组织的力量退居其次。
不过，制度的渐变已经开始，很快，大量的会员开始产生民主选举的要求。1910年，宁波会馆的全部会员进行了一次董事会选举，完全模仿西方选举的模式，试图建立新兴的同乡会关系。但由于掌握核心权力的主要企业家在上海所拥有的市场影响力太大，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民主选举出来的董事会并不能介入四明公所的核心管理，权力依然在几个核心企业家手中。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18年，新一轮的选举再次进行。这次选举的效果，一方面将那些对上海的市场有杰出作用的企业家全部纳入，另一方面则是扩大了宁波帮的范围，一批不是宁波人但却是浙江人的优秀企业家被吸收为董事。21名董事中，有12名是非宁波浙江人。1924年，这样的局面继续扩展，35名董事中，有26个董事席位是非宁波浙江人。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四明公所前所未有的庞大，尤其是对整个上海市场的影响，几乎到了一言九鼎的地步。以至于大名鼎鼎的上海总商会，在宁波四明公所面前，也不过尔尔。有人戏称，上海总商会不过是四明公所的一个分所而已。
（作者为财经作家、独立财经评论人）
乡党企业家的来由
一直以来，中国的民间社会都是一种家族形式的局部文化，皇权式的专制管制方式并没有打乱民间的家族文化关系纽带，相反，家族文化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凝聚力，至少，在区域市场的交换意义上，家族关系的确保有一种传统的诚信文化，这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这种农耕时代的市场关系进入近现代工业市场秩序之后，迅速以其灵活性、能动性和低廉的合约成本，形成了一种市场自治方式和公司治理结构方式。
这正是乡党企业家的来由。家族本身存在于一个由亲属和支持者构成的庞大的传统网络之中，过去这个网络或许仅仅是一种区域交换的隐形载体，但如今，随着大面积工业化的发展，这种传统的网络因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很快变成了一个跨区域的、具有自由市场征象的现代公司集团。
白吉尔先生对这样的新型企业载体进行了分析，他将这样的乡党企业细分为几种模型。第一是以共同的祖先为名义的企业家联合，这类企业家通常具有同样的姓氏；第二是以共同的出生地为名义的企业家联合，即人们熟知的同乡会；第三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新兴的企业家会以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名义，组建一些企业联合体，比如上海就出现以天主教为导向的企业家家族联合机构。
许多年以后，人们谈起这些以企业家为主要组织者的同乡会，会强调一种乡愁层面的温情与关怀。这不是一种抒情式的叙述，受到传统乡土情结的影响，黄金时代的同乡会，的确给太多有梦想的年轻人带去了安慰和帮助。某种意义上，这是那些生活在别处的人们乐意求助的地方。同乡会馆，通常会给来自家乡的人们提供职业甚至是资金资助的方便，帮助初来此地的老乡如何度过创业的第一关。
这听上去简直有些天方夜谭，但事实上，熟悉黄金时代企业家发展历史的人们必然记得，在上海滩，太多的企业家、太多的有钱人，刚开始来上海创业的时候，都是光着脚板，身无分文。日后这些企业家在撰写自己的私人传记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是要强调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讲述各路同乡的鼎力帮助。
著名的虞洽卿的创业史，正是这样的一个经典案例。他15岁孤身一人来到上海，20年之后竟然变成中国当时海运业的大亨，而且荣登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习惯算命的人们，总是给这样的企业家传奇镀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比如众所周知的虞洽卿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提着母亲熬夜做给他的千层底布鞋，光着脚的形象，就被后来的人解读成一个财神菩萨的形象。虞洽卿自己也愿意陈述这些传奇故事，似乎他的满天的财富是命中就有。不过，他也一直强调，在上海经营多年，除了贵人相助，他曾经得到过强大的宁波帮的金融支持、政治支持，因此，当虞洽卿发迹，在市场上有了足够的影响力之后，他转而成为宁波帮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郑伯昭。都说郑伯昭这个人在当年的上海滩以奢华的排场出名，各路富豪都愿意云集在他的门下，体验贵族的生活方式。事实也是如此，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上海滩所谓十里洋场、所谓时尚、所谓灯红酒绿，有人说主要是靠了郑伯昭的推动。他经营烟草起家，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烟草贸易大王，而且是以代销英美品牌烟草产品占据市场，可谓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贸易商。但很有趣，就是这样一家时尚型的贸易企业，郑伯昭的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和雇员，除了一部分英美公司的股份，几乎全是广东人，是郑伯昭的同乡。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按照传统的解释，当然是亲不亲故乡人的逻辑，但如果仅仅归结于单向度的文化乡愿，并不能解释生意场上的利益冲突和成本算计。因此，还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解释，即企业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要素，而来自同乡的人力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天然具有一种优势，这包括了双方的知情，也包括了一种合作上的信任。所以，更加理性的解释，应该是中国的传统乡愿文化与市场的自发秩序，构成了一种有效的整合。这形成了一种市场的选择机制，进而为广大来到城市创业的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成本。因此，当政府和官僚的逻辑退出市场之后，在市场的自发秩序的层面，传统的同乡文化带给市场的资源，就不是一种文化层面的不确定性，而是因传统文化而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凝聚力，或者说是企业的认同感。这种乡愿并没有使得市场的结构和企业的方法变得僵化，相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明显的市场活力。一方面，这种似乎具有排他性的组织结构，在内部管理上形成了一种合力，一种市场的管理成本的降低，使得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良好的绩效。而另一方面，这个以同乡为主要纽带的企业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基本上惠及到了所有的成员，也就是说，同乡会给每个参与其中的创业者一种市场的机会和资本的助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关于这一点，研究者中有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传播最广的观点之一，是黄金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阶层、中国企业家阶层由于没有冲破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由于过度依赖同乡文化，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所采取的人力资源策略，是一种封闭的、守旧的任人唯亲，而没有在市场的人力资源问题上做到唯才是举，这违背了人力资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这样的批评性分析，是否合理，有待寻找进一步的史料去证实。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和民间习俗如何介入到市场的秩序里，民国黄金时代的乡党企业模式，值得后人反复分析。 宁波帮企业家的金融力量
分析黄金时代企业家的关系组织，传统的官商结合已经基本上淡出了市场，乡党关系成为主要的形态之一。
根据统计，当时的同乡会馆共有23个，其中影响力最为明显的，无疑是浙江会馆，拥有会员6万多名。这是一个集团式的分成很多层级的民间机构，拥有相当数量的分会馆，例如著名的宁波会馆，又称四明公所。分会馆下面又设立了很多子会馆，比如四明公所下面，有宁波旅沪同乡会，而宁波下属各个县又自主成立了小型的县级旅沪同乡会。可谓一层一层，机构林立。
这种局面的最大好处，是几乎所有要到上海淘金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老乡。重要的是，诸如浙江会馆这样的机构，并不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它甚至是一个组织严密，且具有相当领导能力的机构，而这样的显著的领导能力，通常由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头面人物来形成。一般情况下，各个同乡会馆都会通过一种选举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核心会长。这个人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公益和慈善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口碑，以至于人们服膺于他的领导力和号召力。当这样的组织结构形成，同乡会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在市场的某一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权，从而拥有了沟通协调，整合的能力。比如四明公所之所以在当时十分强大，就在于这个同乡会在整个上海滩的市场结构里拥有一种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控制权和话语权。
总体来看，宁波帮企业家的意义，就是从这里开始。
其一，他们构成的市场态势，既具有一种传统的金融资源，同时又保持着向外国银行机构全面学习的开放理念。宁波帮的名头之所以在那个时代声名鹊起，其价值正在于此。
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之内，宁波帮事实上一直控制着上海的钱庄市场秩序。1921年，上海大约有69家钱庄，其中54家都属于宁波帮，占到了整个市场的78%。而在整个浙江同乡会馆之中，宁波帮一直是引领者，到1932年，这一股由浙江宁波人控制的上海传统银行，占到了整个上海钱庄总量的73%。
民间传说中的山西钱庄力量，在宁波帮的眼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之所有能有如此豪迈的格局，原因在于浙江人很快就放弃了传统钱庄陈旧的金融手段，转而集体向外国大银行学习，相当一部分浙江金融家首先成为外国银行的买办，系统学习英语，学习现代金融的业务知识系统，然后开始慢慢构建自己的金融企业。比如宁波人许春荣，早年在上海开设7家钱庄，不料遭遇1883年金融危机，全军覆没。但是他绝处逢生，再度出山，联合实业家叶澄衷，再次开办4家钱庄，很快东山再起。不过这一次他走出了过去传统银行的陈旧思路，自己一边操持钱庄，一边去到德华银行出任买办，很快学习到了外国银行的管理经验。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的儿子许杏泉接替他的事业，当上了德华银行的买办，后来让自己的长孙许葆初去到外国银行充当买办，先是在汇兴银行，接着又在美国运通银行。祖孙三代在现代银行的管理问题上相互接力，成就了宁波人在金融管理方面的佳绩。
强调宁波人在外国银行充当买办的经历，事实上是强调宁波帮企业家的一种开放的学习精神。的确，在当时当地，向外国人学习成为一种潮流，比如宁波帮中大名鼎鼎的领导人虞洽卿，也是先在俄国道胜银行、荷兰银行谋取买办职位，充当学徒，接着再在浙江乡党企业家中筹集资金，创办了宁波商业银行，也就是著名的四明银行。可见，宁波帮企业家的努力，成就了重要的中国现代金融新传统：扎根于乡党关系，立足于旧式钱庄，全面吸收西方现代金融理念和方法。这种开放的视野，正是黄金时代金融企业家的价值所在。
其二，宁波帮还是一个立足于金融，全面向现代工业进行投资的企业家群体。比如宁波企业家叶澄衷是中国现代缫丝产业、机器工业和火柴工业的先驱人物，和他合作的企业家宋炜臣，也是宁波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叶澄衷的女婿刘鸿生，在20年代几乎是妇孺皆知的火柴大王，旗下有100多家商店和制造业工厂，他也是宁波帮的大人物。再比如孙梅堂，中国钟表工业的创办人，也是宁波人。这些实业界的领袖人物，无一例外地在宁波帮会之中获得过非常具体的金融支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四明公所鲜明的宁波帮会在金融方面的鼎力支持，诸多实业企业家都无从起步，更无从发展。
其三，宁波帮和四明公所在黄金时代的企业家民间自治组织方面，走出的是一条传统帮会协商和现代民主选举相结合的道路。晚清末年，四明公所主要被方氏家族控制，但随着晚清的覆灭，尤其是随着民间自治社会的兴起，一批具有现代企业家征象的商人逐渐掌握了主要权力。四明公所由过去的家族管理过渡到寡头管理。这是朱葆三、虞洽卿的时代。宁波会馆形成了自己的董事会，这个时期的董事会主要是通过创办者的后代与新上任的董事一起协商而成。这种具有某种民间专制色彩的制度设计，因为缺乏来自会员的有力制衡，具有非常大的无形的管理权力。因此，与其说这个时候的四明公所是一间民间自治组织，不如说是朱葆三或者虞洽卿的个人意志。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宁波帮会，主要是得益于几个关键性企业家的个人才能，组织的力量退居其次。
不过，制度的渐变已经开始，很快，大量的会员开始产生民主选举的要求。1910年，宁波会馆的全部会员进行了一次董事会选举，完全模仿西方选举的模式，试图建立新兴的同乡会关系。但由于掌握核心权力的主要企业家在上海所拥有的市场影响力太大，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民主选举出来的董事会并不能介入四明公所的核心管理，权力依然在几个核心企业家手中。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18年，新一轮的选举再次进行。这次选举的效果，一方面将那些对上海的市场有杰出作用的企业家全部纳入，另一方面则是扩大了宁波帮的范围，一批不是宁波人但却是浙江人的优秀企业家被吸收为董事。21名董事中，有12名是非宁波浙江人。1924年，这样的局面继续扩展，35名董事中，有26个董事席位是非宁波浙江人。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四明公所前所未有的庞大，尤其是对整个上海市场的影响，几乎到了一言九鼎的地步。以至于大名鼎鼎的上海总商会，在宁波四明公所面前，也不过尔尔。有人戏称，上海总商会不过是四明公所的一个分所而已。
（作者为财经作家、独立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