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2005年12月第一家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孔子学院已经走过了五年的历程，五年来，我国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和中学合作，开设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和300多个孔子课堂。《泰晤士报》公布的世界前200名大学里，开设了孔子学院的有60所。可以说，中外在孔子学院的合作上正处于“热恋期”。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女士夜以继日从事跨国文化交流，付出了苦行僧式的艰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许琳道出了耕耘的喜悦。
记者：2010年12月，孔子学院满五岁了，你们走过了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许琳：过去的3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外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一定有文化的因素，因此他们渴望了解中国文化，也需要一个路径来了解中国。就像“脚”和“鞋”的关系一样，外国人需要了解中国文化，而对于中国来说，自家很美丽的“鞋”原来只是摆在货架上，只有自己欣赏，别人并不了解。现在，通过孔子学院的平台，“鞋”和“脚”找到了搭配的渠道，并且能够在磨合中逐渐相互适应。
记者：您谈到，现在中国文化这双“鞋”穿在了外国人的“脚”上，但这个过程需要磨合，那么这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有哪些？
许琳：最明显的是教师问题。首先是数量不足。2005年我刚到汉办工作的时候，外派的汉语教师不到60位，而现在，则是7000名，但依然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我们外派的老师面临着转变思维和教育方式的挑战。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灌输式的，但国外的孩子接受的则是按兴趣学习的方式，喜欢互动活跃的氛围。曾经有些老师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堂课下来，学生都散了。老师们不得不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制作十二生肖的脸谱，让孩子装扮成小兔子、小老虎，在游戏中给他们讲解，在一个轻松快乐的气氛中让孩子对比较难学的汉语产生兴趣。
记者：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会对外派的老师进行一定的培训？
许琳：派出去的老师都要经过培训。去年我们培训了10000人：中外方院长全员培训，3000多人；派出去的老师和志愿者3000多人，对他们岗前培训，包括教法、教材、跨文化交流、才艺培训等；还有3000多人是教材培训，邀请国外中小学校教授汉语课的老师到北京来体验，也告诉他们我们教材的编写思路，以及如何使用。
记者：第五届孔子学院大会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说明国家汉办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那么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许琳：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开拓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而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去年语言培训收费已经达到了我们总支出的10%，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已经很理想。
此外，传播中国文化单靠政府的力量还不够，它应该是不同的机构各有分工。但目前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学生就业等都还只是汉办在负责，未来我们也考虑与更多的机构开展合作，比如启动企业的力量等。
记者：启动民间的力量或许能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许琳：是的。孔子学院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比如我们老师的待遇就有待提高。他们非常辛苦，特别是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老师会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例如在非洲个别国家，有些老师坚持工作在五十多度的高温环境中，有时还会面对很多疾病的困扰。
我们的老师承受住了压力，有的甚至主动把自己的任期一延再延，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只依靠他们的精神力量来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这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这需要我们采取更多的办法。
记者：目前，国内对孔子学院的认识大部分还停留在中国文化传播上，那么孔子学院有没有利用东西文化沟通桥梁的优势，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起到促进作用？
许琳：孔子学院的开设对于中外来说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首先，通过学习汉语，外国人更加了解了中国文化。他们意识到，中华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是一种普世文化，其中蕴含着对人类都有积极意义的元素。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孔子学院，外国人能够全面了解到真实、生动的当代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孔子学院增强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孔子学院办起来后很多人发现，原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应该更加积极地走出去。同时，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也开始自省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文化也需要接受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洗礼。封闭的文化不会向前发展，只有在与世界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才会不断发展。
除此之外，孔子学院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教育国际化。在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学习国外教育的精华。而且，孔子学院是最好的渠道和平台，吸引更多的国外学者关注中国，到中国来做更多的交流。
记者：跨文化的交流是一项开拓性事业，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期待它的持续发展，您有什么体会？
许琳：文化传播者必定是苦行僧，我真觉得是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而且，我们的工作赶上了好时候，世界想要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得抓住一切时间和机会，让外国人来了解中华文化，因为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项工作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我们现在做的，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久远和光荣的事情。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应该继续好好做，争取做得更好。■
（摘编自《人民画报》）
记者：2010年12月，孔子学院满五岁了，你们走过了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许琳：过去的3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外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一定有文化的因素，因此他们渴望了解中国文化，也需要一个路径来了解中国。就像“脚”和“鞋”的关系一样，外国人需要了解中国文化，而对于中国来说，自家很美丽的“鞋”原来只是摆在货架上，只有自己欣赏，别人并不了解。现在，通过孔子学院的平台，“鞋”和“脚”找到了搭配的渠道，并且能够在磨合中逐渐相互适应。
记者：您谈到，现在中国文化这双“鞋”穿在了外国人的“脚”上，但这个过程需要磨合，那么这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有哪些？
许琳：最明显的是教师问题。首先是数量不足。2005年我刚到汉办工作的时候，外派的汉语教师不到60位，而现在，则是7000名，但依然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我们外派的老师面临着转变思维和教育方式的挑战。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灌输式的，但国外的孩子接受的则是按兴趣学习的方式，喜欢互动活跃的氛围。曾经有些老师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堂课下来，学生都散了。老师们不得不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制作十二生肖的脸谱，让孩子装扮成小兔子、小老虎，在游戏中给他们讲解，在一个轻松快乐的气氛中让孩子对比较难学的汉语产生兴趣。
记者：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会对外派的老师进行一定的培训？
许琳：派出去的老师都要经过培训。去年我们培训了10000人：中外方院长全员培训，3000多人；派出去的老师和志愿者3000多人，对他们岗前培训，包括教法、教材、跨文化交流、才艺培训等；还有3000多人是教材培训，邀请国外中小学校教授汉语课的老师到北京来体验，也告诉他们我们教材的编写思路，以及如何使用。
记者：第五届孔子学院大会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说明国家汉办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那么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许琳：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开拓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而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去年语言培训收费已经达到了我们总支出的10%，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已经很理想。
此外，传播中国文化单靠政府的力量还不够，它应该是不同的机构各有分工。但目前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学生就业等都还只是汉办在负责，未来我们也考虑与更多的机构开展合作，比如启动企业的力量等。
记者：启动民间的力量或许能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许琳：是的。孔子学院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比如我们老师的待遇就有待提高。他们非常辛苦，特别是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老师会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例如在非洲个别国家，有些老师坚持工作在五十多度的高温环境中，有时还会面对很多疾病的困扰。
我们的老师承受住了压力，有的甚至主动把自己的任期一延再延，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只依靠他们的精神力量来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这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这需要我们采取更多的办法。
记者：目前，国内对孔子学院的认识大部分还停留在中国文化传播上，那么孔子学院有没有利用东西文化沟通桥梁的优势，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起到促进作用？
许琳：孔子学院的开设对于中外来说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首先，通过学习汉语，外国人更加了解了中国文化。他们意识到，中华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是一种普世文化，其中蕴含着对人类都有积极意义的元素。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孔子学院，外国人能够全面了解到真实、生动的当代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孔子学院增强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孔子学院办起来后很多人发现，原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应该更加积极地走出去。同时，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也开始自省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文化也需要接受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洗礼。封闭的文化不会向前发展，只有在与世界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才会不断发展。
除此之外，孔子学院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教育国际化。在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学习国外教育的精华。而且，孔子学院是最好的渠道和平台，吸引更多的国外学者关注中国，到中国来做更多的交流。
记者：跨文化的交流是一项开拓性事业，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期待它的持续发展，您有什么体会？
许琳：文化传播者必定是苦行僧，我真觉得是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而且，我们的工作赶上了好时候，世界想要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得抓住一切时间和机会，让外国人来了解中华文化，因为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项工作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我们现在做的，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久远和光荣的事情。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应该继续好好做，争取做得更好。■
（摘编自《人民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