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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之后，全国上下认真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特别是广东省委率先提出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目标，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相当热烈、相当积极的反响，作为多年从事和关注改革事业的体改人，我也深受鼓舞。为什么社会各界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有如此强烈的反响？我认为，一直以来，我们几乎是以正反两方面体验，深刻领悟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既是对过去30年以来实践的充分肯定，也是对100多年来革命历史的血泪总结，表达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更顺应了新时期人民的期待和要求。
改革开放30年来的每一步突破，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改革开放史也是解放思想的历史。30年间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体制上的每一个重大创新，在政策上的每一个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发展，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争论，在解放思想的作用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决策下最终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
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影响还很深，“两个凡是”又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新的枷锁，党和国家的事业处于徘徊之中，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选择。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极“左”思想盛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的现实状况，坚决支持和大力推进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震撼神州，打破了“两个凡是” 对人们的思想禁锢，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1978年底，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首先是解放思想”的论断。为什么要把解放思想明确地放在“首先”的位置上？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强调，是否解放思想，“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个报告可以看作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的宣言书，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为探索现代化建设新道路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这次会议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又为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从此，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这是第一次争论。
1992年，姓“资”还是姓“社”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党和国家发展又处在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迫使人们思考，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还是走回头路？另一方面，改革中的新举措不可避免地同若干传统观念发生冲突，引发一系列姓“社”姓“资”的争论，从而要求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在1990年，计划经济又回潮了，有同志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写了好多文章，严厉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是推行了资本主义路线。那时，有同志又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还有一些同志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有人写文章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那时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蓄势而发”的。
1992年，邓小平同志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许多开创性的思想。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引发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深入人心并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大好势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思想解放的推动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说这一次争论的结果，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这是第二次争论。
1997年，姓“公”还是姓“私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人们很快发现，个体经济发展了，民营经济发展了，唯独国有经济举步维艰，相当困难。国有经济怎么办？包袱很重怎么发展？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改革面前。进一步，我们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应该有怎么样的经济体制，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理论界和干部中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党内外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甚至十分尖锐的声音。在1997年前后又产生围绕着国有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人把这场争论概括为是姓“公”还是姓“私”。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不断。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离开了我们。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的所谓“万言书”集中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算总账。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冷静地应对了这一复杂局面。江泽民同志在内部发表了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97年1月17日，他在同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谈话时讲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10个问题。他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第二次是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这两次重要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指明了在所有制领域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回答了来自“左”和右的责难。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次党代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等等。“十五大”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新表述，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新界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强调，都是认识上的新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改革攻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
2005—2007年，关于改革的争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不断推进，另一方面社会上却产生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质疑。有人借批判新自由主义，认定：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所实施的都是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经济政策”；有人则认为，“当前是我们改革的根本方向出了问题。不是什么执政能力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借机批判改革，否定改革。大规模的争论发生在2005年，争论的问题也很集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究竟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改革本身错了还是改革出现了失误？是反思改革还是否定改革？是应继续深化改革还是要走“回头路”？争论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要继续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向哪里去。这仍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争论非常激烈，社会各界非常关注，中央也非常关心。
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温家宝总理也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十七大进一步把解放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最终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定论而结束，在全国再次兴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这次解放思想方兴未艾，必将推动新一轮的重大改革和社会进步。
回顾这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和思想解放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次解放思想，都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实质性深入，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从这个主要矛盾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又坚持了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根本要求，顺应人民的要求和期待。这两个坚持，一个是科学判断的出发点，一个是价值判断的出发点，这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解放思想，不能只讲科学判断，还要讲价值判断，并以科学判断为前提同价值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这两个出发点结合起来的解放思想，才是我们需要的解放思想。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和江泽民，一直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方式上始终保持的一个优良传统。
当前重提解放思想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的推动下，新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就举世公认。有人认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思想也解放得差不多了。这是非常错误的判断。
首先，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还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仅从最近一次的大争论就看出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维模式在一些人的意识中还根深蒂固，马克思称之为“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左”的思想还有市场，成为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解放思想必须排除“左”的干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告诫全党：“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其次，解放思想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过去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观念和经验也同样需要变革。“真理是相对的”，实践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跟得上，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可能就要犯错误了。我国改革发展变化之大，不要说30年，就是10年前的形势也和今天大不相同。10年前改革发展的经验放在今天，恐怕大部分已经不合时宜了。比如，片面地理解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可能会盲目强调发展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发展而轻环境，重速度而轻效率，重增长而轻节约；再比如，误解了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一切都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就可能导致政府逃避责任，忽视在市场经济中关注民生的重要性等等。总之，过去的新观念同样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同样需要在思想解放中变革。
再次，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很多新矛盾和新问题，需要及时解决。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凸显出相当多的矛盾和问题，如收人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逐渐拉大，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还有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出现，亟待解决，必然触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方方面面，涉及的关系更加复杂。一般而言，这场历史性的改革，在枝节问题上相对容易，在关键向题上比较困难；在经济领域相对容易，在政治领域比较困难；在单一问题上相对容易，在系统性问题上比较困难。进一步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比以往大得多。在这个时候来一场深刻的思想大解放，不但必要，而且及时。
解放思想要从领导干部开始
在广东省前一段的讨论中，已经提出了很多好的思路，如克服自满思想、增强忧患意识，突破狭隘视野、树立世界眼光，摒弃“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等。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始终肩负了重要的责任。改革开放的实践最先就是从广东开始的。一个例子就是吃鱼的故事，从事关千家万户吃鱼的事情开始。当时计划经济下商品都短缺，市场上买不到鱼，怎么改革？怎么走市场经济道路？就从放开价格开始。价格放开后，鱼价很快上涨。当时市里的负责同志叶选平讲了一句话，叫“闻涨弗忧，闻跌弗喜”，叫大家不要紧张。开始压力大，舆论都说这个尝试是失败的。半年后郊区的农民都挖鱼塘养鱼，价格马上回落。塘鱼价格改革成功了。还有一个例子是香蕉的故事。1980年底，薛暮桥同志从香港考察回来路过广州，习仲勋、杨尚昆要他在中山纪念堂做报告。薛暮桥问地方领导：为什么吃不到香蕉，而用北京的苹果招待客人？回答是，统购价太低，香蕉0.17元一斤，农民不愿意种。而薛暮桥发现，当时的深圳乡下0.5元一斤。薛暮桥建议，何不让农民按市价到城里来销售，也让他们多赚点钱。这个意见被采纳了，广东的香蕉供应问题从此得到解决。举一反三，整个广东的农副产品供应也空前繁荣起来。这些改革，广州是走在最前面的。不仅是改革实践，历次重大理论创新也都和广东紧密相关，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广东学者卓炯同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是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这在当时是巨大的思想解放。后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在广东，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都是在广东先提出来的。可以说，广东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中发挥了实验田的独特作用。
解放思想要从领导干部开始。领导干部的思想状态如何，对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同样在广东沿海，有的城市发展很突出，有的地区发展相对就落后了呢？这与领导干部的能力和认识有一定的关系。虽然都是广东沿海，但是由于思想解放不够，在把握政策、执行政策上存在问题，以致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兄弟城市。很多时候不是中央和省委没有给政策，也不是没有改革开放的空间，而是自己没有把政策用足，自己束缚了自己。这样的例子不少。
实践发展无止境，解放思想无止境。在新形势下继续解放思想，要先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以素质提高促进思想解放。同时，理论工作者要加强相关理论研究，为继续解放思想提供指导，在这方面，卓炯同志是我们理论界工作者的榜样。“理论上说不清”，常常是影响解放思想的重要因素。而理论只要透彻，就能说服人。着力从理论上把一些重大问题说清楚，为人们继续解放思想扫清障碍，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要深入研究探索解放思想的规律，用以指导解放思想的具体实践。
最后，我推荐大家重新温习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经典著作，这篇文章深入浅出，用平实的话语讲出了很多大道理，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解放思想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虽然已经过去了近30年，但每次看都会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
（作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邓小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之后，全国上下认真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特别是广东省委率先提出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目标，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相当热烈、相当积极的反响，作为多年从事和关注改革事业的体改人，我也深受鼓舞。为什么社会各界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有如此强烈的反响？我认为，一直以来，我们几乎是以正反两方面体验，深刻领悟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既是对过去30年以来实践的充分肯定，也是对100多年来革命历史的血泪总结，表达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更顺应了新时期人民的期待和要求。
改革开放30年来的每一步突破，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改革开放史也是解放思想的历史。30年间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体制上的每一个重大创新，在政策上的每一个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发展，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争论，在解放思想的作用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决策下最终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
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影响还很深，“两个凡是”又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新的枷锁，党和国家的事业处于徘徊之中，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选择。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极“左”思想盛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的现实状况，坚决支持和大力推进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震撼神州，打破了“两个凡是” 对人们的思想禁锢，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1978年底，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首先是解放思想”的论断。为什么要把解放思想明确地放在“首先”的位置上？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强调，是否解放思想，“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个报告可以看作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的宣言书，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为探索现代化建设新道路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这次会议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又为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从此，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这是第一次争论。
1992年，姓“资”还是姓“社”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党和国家发展又处在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迫使人们思考，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还是走回头路？另一方面，改革中的新举措不可避免地同若干传统观念发生冲突，引发一系列姓“社”姓“资”的争论，从而要求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在1990年，计划经济又回潮了，有同志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写了好多文章，严厉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是推行了资本主义路线。那时，有同志又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还有一些同志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有人写文章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那时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蓄势而发”的。
1992年，邓小平同志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许多开创性的思想。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引发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深入人心并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大好势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思想解放的推动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说这一次争论的结果，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这是第二次争论。
1997年，姓“公”还是姓“私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人们很快发现，个体经济发展了，民营经济发展了，唯独国有经济举步维艰，相当困难。国有经济怎么办？包袱很重怎么发展？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改革面前。进一步，我们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应该有怎么样的经济体制，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理论界和干部中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党内外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甚至十分尖锐的声音。在1997年前后又产生围绕着国有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人把这场争论概括为是姓“公”还是姓“私”。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不断。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离开了我们。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的所谓“万言书”集中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算总账。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冷静地应对了这一复杂局面。江泽民同志在内部发表了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97年1月17日，他在同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谈话时讲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10个问题。他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第二次是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这两次重要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指明了在所有制领域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回答了来自“左”和右的责难。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次党代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等等。“十五大”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新表述，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新界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强调，都是认识上的新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改革攻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
2005—2007年，关于改革的争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不断推进，另一方面社会上却产生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质疑。有人借批判新自由主义，认定：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所实施的都是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经济政策”；有人则认为，“当前是我们改革的根本方向出了问题。不是什么执政能力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借机批判改革，否定改革。大规模的争论发生在2005年，争论的问题也很集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究竟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改革本身错了还是改革出现了失误？是反思改革还是否定改革？是应继续深化改革还是要走“回头路”？争论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要继续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向哪里去。这仍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争论非常激烈，社会各界非常关注，中央也非常关心。
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温家宝总理也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十七大进一步把解放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最终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定论而结束，在全国再次兴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这次解放思想方兴未艾，必将推动新一轮的重大改革和社会进步。
回顾这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和思想解放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次解放思想，都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实质性深入，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从这个主要矛盾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又坚持了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根本要求，顺应人民的要求和期待。这两个坚持，一个是科学判断的出发点，一个是价值判断的出发点，这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解放思想，不能只讲科学判断，还要讲价值判断，并以科学判断为前提同价值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这两个出发点结合起来的解放思想，才是我们需要的解放思想。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和江泽民，一直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方式上始终保持的一个优良传统。
当前重提解放思想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的推动下，新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就举世公认。有人认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思想也解放得差不多了。这是非常错误的判断。
首先，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还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仅从最近一次的大争论就看出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维模式在一些人的意识中还根深蒂固，马克思称之为“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左”的思想还有市场，成为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解放思想必须排除“左”的干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告诫全党：“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其次，解放思想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过去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观念和经验也同样需要变革。“真理是相对的”，实践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跟得上，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可能就要犯错误了。我国改革发展变化之大，不要说30年，就是10年前的形势也和今天大不相同。10年前改革发展的经验放在今天，恐怕大部分已经不合时宜了。比如，片面地理解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可能会盲目强调发展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发展而轻环境，重速度而轻效率，重增长而轻节约；再比如，误解了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一切都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就可能导致政府逃避责任，忽视在市场经济中关注民生的重要性等等。总之，过去的新观念同样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同样需要在思想解放中变革。
再次，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很多新矛盾和新问题，需要及时解决。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凸显出相当多的矛盾和问题，如收人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逐渐拉大，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还有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出现，亟待解决，必然触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方方面面，涉及的关系更加复杂。一般而言，这场历史性的改革，在枝节问题上相对容易，在关键向题上比较困难；在经济领域相对容易，在政治领域比较困难；在单一问题上相对容易，在系统性问题上比较困难。进一步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比以往大得多。在这个时候来一场深刻的思想大解放，不但必要，而且及时。
解放思想要从领导干部开始
在广东省前一段的讨论中，已经提出了很多好的思路，如克服自满思想、增强忧患意识，突破狭隘视野、树立世界眼光，摒弃“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等。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始终肩负了重要的责任。改革开放的实践最先就是从广东开始的。一个例子就是吃鱼的故事，从事关千家万户吃鱼的事情开始。当时计划经济下商品都短缺，市场上买不到鱼，怎么改革？怎么走市场经济道路？就从放开价格开始。价格放开后，鱼价很快上涨。当时市里的负责同志叶选平讲了一句话，叫“闻涨弗忧，闻跌弗喜”，叫大家不要紧张。开始压力大，舆论都说这个尝试是失败的。半年后郊区的农民都挖鱼塘养鱼，价格马上回落。塘鱼价格改革成功了。还有一个例子是香蕉的故事。1980年底，薛暮桥同志从香港考察回来路过广州，习仲勋、杨尚昆要他在中山纪念堂做报告。薛暮桥问地方领导：为什么吃不到香蕉，而用北京的苹果招待客人？回答是，统购价太低，香蕉0.17元一斤，农民不愿意种。而薛暮桥发现，当时的深圳乡下0.5元一斤。薛暮桥建议，何不让农民按市价到城里来销售，也让他们多赚点钱。这个意见被采纳了，广东的香蕉供应问题从此得到解决。举一反三，整个广东的农副产品供应也空前繁荣起来。这些改革，广州是走在最前面的。不仅是改革实践，历次重大理论创新也都和广东紧密相关，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广东学者卓炯同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是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这在当时是巨大的思想解放。后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在广东，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都是在广东先提出来的。可以说，广东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中发挥了实验田的独特作用。
解放思想要从领导干部开始。领导干部的思想状态如何，对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同样在广东沿海，有的城市发展很突出，有的地区发展相对就落后了呢？这与领导干部的能力和认识有一定的关系。虽然都是广东沿海，但是由于思想解放不够，在把握政策、执行政策上存在问题，以致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兄弟城市。很多时候不是中央和省委没有给政策，也不是没有改革开放的空间，而是自己没有把政策用足，自己束缚了自己。这样的例子不少。
实践发展无止境，解放思想无止境。在新形势下继续解放思想，要先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以素质提高促进思想解放。同时，理论工作者要加强相关理论研究，为继续解放思想提供指导，在这方面，卓炯同志是我们理论界工作者的榜样。“理论上说不清”，常常是影响解放思想的重要因素。而理论只要透彻，就能说服人。着力从理论上把一些重大问题说清楚，为人们继续解放思想扫清障碍，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要深入研究探索解放思想的规律，用以指导解放思想的具体实践。
最后，我推荐大家重新温习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经典著作，这篇文章深入浅出，用平实的话语讲出了很多大道理，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解放思想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虽然已经过去了近30年，但每次看都会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
（作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