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红花作为重要的药材和染料作物,很早就被引进中原,元代河南设置了专门管理红花种植、征收、流通等事务的机构.明清时期,红花在河南地区得到广泛种植.这一时期,红花在河南民众生活中地位突出,其种植也逐渐融入到河南民众的土地利用和轮作制度中,形成了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明清河南普遍种植和利用红花或与当地适宜的自然环境、药商在河南地区的经营活动、中原便利的交通、棉花种植的兴起与桑麻业的复苏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有关.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红花作为重要的药材和染料作物,很早就被引进中原,元代河南设置了专门管理红花种植、征收、流通等事务的机构.明清时期,红花在河南地区得到广泛种植.这一时期,红花在河南民众生活中地位突出,其种植也逐渐融入到河南民众的土地利用和轮作制度中,形成了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明清河南普遍种植和利用红花或与当地适宜的自然环境、药商在河南地区的经营活动、中原便利的交通、棉花种植的兴起与桑麻业的复苏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有关.
其他文献
诗是戏剧的本质,戏剧是诗的艺术.“诗人本质”“抒写情思”的浪漫主义情怀成就了郭沫若历史话剧的诗意性追求.本文从“自我表现”“自然流露”的诗学观、“古为今用”“失事求似”的史剧观出发,分析戏剧的诗性本体特征与诗化美学倾向,以及郭沫若历史话剧诗意性追求的自身原因,找寻郭沫若历史话剧诗意性追求的文本呈现,探究史剧诗意性追求对史剧抒情性、戏剧性的影响,审视郭沫若历史话剧诗意性追求的得与失.
近年来在网络小说中出现了一批将诗词与玄幻结合起来的文气类题材小说,诗词借由文气而具有了影响现实的超能力.“文气”类小说的世界架构与知识谱系采用的是传统中国的“气论”宇宙观,它构建了一个以元气为本体的异时空来解释诗词巫术化的缘由.“文气”小说以网络思维包装传统文化,融时代心理于大众审美中,演示了新时代的文化传播方式.
唐代实行“三教合一”的宗教政策,儒释道三教都得到了发展,受社会风尚与自身遭际的影响,王勃部分诗歌中体现出明显的佛道思想倾向,这部分诗歌数量约占现存总篇目的 三分之一.在这些诗歌中王勃直接或隐晦地展现了对于佛寺道观的求访和对得道成仙与隐逸生活的向往,其实质是王勃仕途坎坷、心情苦闷的反映.
运河冬挑是一项确保山东运道畅通的关键河工.清代山东运河冬挑用银实行了严格的限额政策.乾隆年间,大挑准销银17210余两,小挑2870余两.清初冬挑采用佥派方式派募河夫,扰民严重.康熙初年,按田亩摊派的帮贴银制度出现,使百姓免除了亲身应役.乾隆即位后,采取以藩库正帑取代帮贴银,减轻了百姓负担.嘉、道年间,运河冬挑成本暴涨,额外产生一笔高达数万两的津贴银.清廷最终采取发商生息的方式筹集津贴银.由于利率过高,盐商无法负担高额利息,运河冬挑陷入困境.
单锷是北宋晚期著名的水利学家,长期致力于吴中水利,特别是太湖整体蓄泄形势的研究,提出了“治田先治水”的水利思想.囿于元祜时期力求安静的政治风气,其治水思想未能付诸实践,但却广泛流传于后世,为后继治水者效仿,影响深远.
在北方半干旱地区,生产、生活用水一直是关系到当地人生存的重点话题.面对山西独特地理位置下不能改变的自然环境、人口增长与农耕经济发展的张力、官府治水中触及不到的广大山区农村及其日趋激烈的用水需求,乡民站在自救的立场上,因势利导地开辟了乡民共同参与的水利建设及利用路径.从田野调查和现有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清末至民国山西农村的水利建设及利用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其中一些水利设施及形成的用水规制至今仍然在农村地区沿袭下来.因此,对清末至民国山西水利的建设及利用方式的探讨,能够更好地挖
20世纪20年代至今,明代文言小说研究近百年,主要有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两种路径.文献研究始于小说文献发掘,切入作者、版本、成书考证、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和戏曲关系研究、传播和影响研究.文本研究集中于传奇、志怪两种题材和小说集、单篇小说两种文本形态,在“剪灯”系列小说、“世说体”小说和中篇传奇小说方面成果丰硕.立足已有研究,将小说放回明代历史文化中,结合社会、历史、文学、作家等角度,可为明代文言小说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同时对整个明代小说研究、文学研究有借鉴和促进作用.
清代山东大部分地区皆行票引盐,唯有鲁东地区的沿海十八州县在雍正八年(1730)后即不行票引,听民自运自销.在鲁东地区盐的运销中,渔盐①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但鲁东地区所用之渔盐长时间内并不为本地所产之煎盐,而是使用来自关东的大盐(晒盐),本地煎盐与关东大盐之间的争执自道光年间始,历经道光、咸丰、光绪三案才从制度上得到解决.民国初年,国家盐权沦丧于西方列强之手,为了保障盐税收入,盐税改革成为盐务工作的主要方向,北洋政府在鲁东地区的生硬改革引起了民众的大范围抗税.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原有的民运民销制度被破坏,而
枣原产于我国黄河流域,山西自古以来便是枣的主要产地之一.“园有棘,其实之实”,先秦时期,关于山西枣的培植已见于记载.汉晋时期,“河东枣”“安邑枣”有“大如卵”的美誉,是最早作为宫廷御用的枣种之一.“河中永乐出枣,为道家所贵”,唐宋时期,山西枣亦得士人的青睐.到了商品化加速发展的明清时期,枣在全国多省广植,而以“大”著称的山西枣,优势地位渐不突出.
丝瓜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自传入中国后,就成为一种常蔬,为人们所喜爱.中国对“丝瓜”一词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宋代,散见于两宋时期各类典籍中.丝瓜最初多见于医方药书,作为药物使用,其后逐渐为人们意识到它的食用价值,成为农家园中的栽培蔬菜.丝瓜在中国的传播大体上是沿着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的线路,尤以南方种植较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