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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非常公民》热播，末代皇帝溥仪狱中的夫妻生活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应读者要求，我们综合有关材料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特批狱中同居
1957年2月3日，正是旧历大年初四，李玉琴最后一次到抚顺探监，这回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而去的，内心极为痛苦。当天晚上，溥仪与李玉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同居了一宿，这是新中国监狱史上的一件大事。实质上也是溥仪婚后的第一次夫妻生活。
李玉琴，“末代皇帝”溥仪的第四位妻子，祖籍山东，生于长春市一户普通人家，1942年考入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级学校。第二年，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伪满州国的“皇宫”中，并被伪满州国“皇帝”溥仪“封”为“福贵人”。1945年，日本投降，李玉琴随溥仪逃往吉林省通化市。溥仪被苏联军队俘虏后，李玉琴一直在北京生活。
据当时担任管教科科长的金源回忆,那天李玉琴与管理所领导争执得很厉害，她坚决要离婚，管教科的同志再度与其深谈仍无结果。经所内几位领导研究，都认为这不单是私生活问题，还关系到溥仪的继续改造，于是，管理所领导径直向公安部请示，罗瑞卿部长答复：宁可破例让溥仪同李玉琴在所内同房，恢复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不要轻易地允许他俩离婚，要尽量做好李玉琴的工作。
管教科几位干部马上行动，在管理所主楼后边管教人员办公室一侧的平房内清理出一个房间，打扫干净，安设了双人床和全套被褥。与此同时，又派人在厨房为溥仪和李玉琴准备了一顿不错的晚餐。
“好像一种偷情”
后来，李玉琴是这么描述她与溥仪在监狱度过的非同寻常的那一晚的。下面便是她的亲述：
他们忽然提出留我住下，我知道天晚了，今天回不去，晚上只好住小店去，留我住下就住下。还提出让溥仪陪我睡，我可并不怎么高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和他睡一宿觉就不离婚了？真侮辱人。
现在，就剩我们两人了，可叹溥仪真像个笨拙的新郎，我像个被包办的新娘。这突然的举动是我思想没料到的，加之多年分别，可以说陌生多于亲切，而且又是在监狱，思想感情相当复杂。我们不敢大声说话，怕别人偷听。溥仪给我脱衣脱鞋，我不让，他说我愿意这样伺候你。我感动了，但转念一想，你这是向我讨好，其实你一旦得势，会很快把以前你喜欢的人忘得一干二净，这一点你以前就这样，翻脸无情的。对你有用时，你很会用各种方式“喜欢我”，讨厌时你也是一个很凶狠的人。所以他尽管说了如何思念我，离不开我，叫我别和他离婚，但我和所方领导说话不愉快，变得对他也不热情了。也许一天的说话和苦恼，我的心情变沉闷了，话也懒得多说了，好像这是一种偷情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
头几回上抚顺来，我当天回不去，只好住小店。这回用睡觉来挽留我，难道我只贪图和男人睡觉？我和溥仪以前是“神仙眷属”，我还是认为很清高的。现在这次，这个笨拙的新郎破坏了“神仙眷属”，我却产生了反感。我觉得他们都不理解我，是侮辱了我的人格。
第二天吃完饭我就走了，一路上思想苦恼，又有点怜爱溥仪对我的深情，可我不离婚，以后在外边还是受人歧视，亲友也有怨言。怎么办呢？所方领导也没正面回答溥仪几时能放出来，怎么办呢？可我最生气的，还是所方处处为溥仪着想，不为我着想，难道我这个人应当一辈子为他忍辱受苦吗？
“没想到这么好”
就在上述文字要出版时，李玉琴却亲赴出版社，作了如下改定：
有人对我这次同溥仪的一夜生活很关心。以前，我很不愿意谈论此事，因为谁都知道溥仪有病，何况从那一夜之后，我和溥仪就再没有关系了。现在向读者讲实情，应当说在抚顺那一夜夫妻生活的几年以后，我明白了那应当是我同溥仪之间真正的一夜夫妻关系。当然，溥仪以前是有些病，但更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心，不敢或不会过夫妻生活。
记得那天，溥仪是吃完晚饭过来的。那天晚上我事先不曾料到，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由于种种原因，促使我向朝思暮想、等待多年的丈夫提出离婚，自己是很痛苦的。加上互相不理解，同所方争执很厉害，说了一些不计后果的话，什么“我已经有朋友了”、“不离婚我又会失业”等。可我当时的那种处境，哪有什么朋友!我当时已经到图书馆工作了，只是还不明白：自己已经是国家正式职工而不再是可以被任意解雇的临时工了。
由于心情不好，哪能有同溥仪过夫妻生活的想法呢?溥仪好像头一次和女人过夫妻生活，说些难分难舍的话……然而在监狱这样的环境，偷偷摸摸，胆怯害怕。我的心要碎了，好像晕了过去，事后也不明白算不算夫妻生活。也记不清什么事，只记得互相流泪。他像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这一次不一定怀上孩子，没想到这么好……还记得他给我脱衣服、系鞋带等笨拙的爱抚动作，可我觉得受了侮辱，难道我提出离婚就是为了夫妻生活的满足吗?我有那么多困难，他们并未帮我解决。第二天早上，我又气又害羞。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早晨。
“还有什么困难、什么要求?都提出来吧。”
“不!你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只是到抚顺来，欠了点债，以后慢慢还吧。”我生着气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我痛哭一场。现在想来，溥仪虽有些病，如果在普通人家，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他会有儿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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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在《皇帝特赦以后》一文中曾经写了“无药可治的隐病”一节，其中述及溥仪告诉过沈醉，说他的病是小时候在宫里因太监“经常把宫女推到他床上……教他干坏事”，又给他找壮阳的药吃，结果造成“过度的斫伤”。因为沈醉“对旧社会中五花八门的事懂得很多，所以溥仪就找他，问他对男人不能入道的病有没有办法治好。”沈醉扰给他配了一副药，溥仪服后曾高兴地告诉沈醉“居然能起作用了”，但过了几天“又不灵了”，总之是时好时坏。李玉琴回忆的情况是否属于“时好时坏”呢？我看有这种可能。她还多次跟笔者说过，如果不离婚，她会给溥仪生个孩子。
（摘自《中外文史》）
特批狱中同居
1957年2月3日，正是旧历大年初四，李玉琴最后一次到抚顺探监，这回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而去的，内心极为痛苦。当天晚上，溥仪与李玉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同居了一宿，这是新中国监狱史上的一件大事。实质上也是溥仪婚后的第一次夫妻生活。
李玉琴，“末代皇帝”溥仪的第四位妻子，祖籍山东，生于长春市一户普通人家，1942年考入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级学校。第二年，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伪满州国的“皇宫”中，并被伪满州国“皇帝”溥仪“封”为“福贵人”。1945年，日本投降，李玉琴随溥仪逃往吉林省通化市。溥仪被苏联军队俘虏后，李玉琴一直在北京生活。
据当时担任管教科科长的金源回忆,那天李玉琴与管理所领导争执得很厉害，她坚决要离婚，管教科的同志再度与其深谈仍无结果。经所内几位领导研究，都认为这不单是私生活问题，还关系到溥仪的继续改造，于是，管理所领导径直向公安部请示，罗瑞卿部长答复：宁可破例让溥仪同李玉琴在所内同房，恢复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不要轻易地允许他俩离婚，要尽量做好李玉琴的工作。
管教科几位干部马上行动，在管理所主楼后边管教人员办公室一侧的平房内清理出一个房间，打扫干净，安设了双人床和全套被褥。与此同时，又派人在厨房为溥仪和李玉琴准备了一顿不错的晚餐。
“好像一种偷情”
后来，李玉琴是这么描述她与溥仪在监狱度过的非同寻常的那一晚的。下面便是她的亲述：
他们忽然提出留我住下，我知道天晚了，今天回不去，晚上只好住小店去，留我住下就住下。还提出让溥仪陪我睡，我可并不怎么高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和他睡一宿觉就不离婚了？真侮辱人。
现在，就剩我们两人了，可叹溥仪真像个笨拙的新郎，我像个被包办的新娘。这突然的举动是我思想没料到的，加之多年分别，可以说陌生多于亲切，而且又是在监狱，思想感情相当复杂。我们不敢大声说话，怕别人偷听。溥仪给我脱衣脱鞋，我不让，他说我愿意这样伺候你。我感动了，但转念一想，你这是向我讨好，其实你一旦得势，会很快把以前你喜欢的人忘得一干二净，这一点你以前就这样，翻脸无情的。对你有用时，你很会用各种方式“喜欢我”，讨厌时你也是一个很凶狠的人。所以他尽管说了如何思念我，离不开我，叫我别和他离婚，但我和所方领导说话不愉快，变得对他也不热情了。也许一天的说话和苦恼，我的心情变沉闷了，话也懒得多说了，好像这是一种偷情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
头几回上抚顺来，我当天回不去，只好住小店。这回用睡觉来挽留我，难道我只贪图和男人睡觉？我和溥仪以前是“神仙眷属”，我还是认为很清高的。现在这次，这个笨拙的新郎破坏了“神仙眷属”，我却产生了反感。我觉得他们都不理解我，是侮辱了我的人格。
第二天吃完饭我就走了，一路上思想苦恼，又有点怜爱溥仪对我的深情，可我不离婚，以后在外边还是受人歧视，亲友也有怨言。怎么办呢？所方领导也没正面回答溥仪几时能放出来，怎么办呢？可我最生气的，还是所方处处为溥仪着想，不为我着想，难道我这个人应当一辈子为他忍辱受苦吗？
“没想到这么好”
就在上述文字要出版时，李玉琴却亲赴出版社，作了如下改定：
有人对我这次同溥仪的一夜生活很关心。以前，我很不愿意谈论此事，因为谁都知道溥仪有病，何况从那一夜之后，我和溥仪就再没有关系了。现在向读者讲实情，应当说在抚顺那一夜夫妻生活的几年以后，我明白了那应当是我同溥仪之间真正的一夜夫妻关系。当然，溥仪以前是有些病，但更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心，不敢或不会过夫妻生活。
记得那天，溥仪是吃完晚饭过来的。那天晚上我事先不曾料到，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由于种种原因，促使我向朝思暮想、等待多年的丈夫提出离婚，自己是很痛苦的。加上互相不理解，同所方争执很厉害，说了一些不计后果的话，什么“我已经有朋友了”、“不离婚我又会失业”等。可我当时的那种处境，哪有什么朋友!我当时已经到图书馆工作了，只是还不明白：自己已经是国家正式职工而不再是可以被任意解雇的临时工了。
由于心情不好，哪能有同溥仪过夫妻生活的想法呢?溥仪好像头一次和女人过夫妻生活，说些难分难舍的话……然而在监狱这样的环境，偷偷摸摸，胆怯害怕。我的心要碎了，好像晕了过去，事后也不明白算不算夫妻生活。也记不清什么事，只记得互相流泪。他像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这一次不一定怀上孩子，没想到这么好……还记得他给我脱衣服、系鞋带等笨拙的爱抚动作，可我觉得受了侮辱，难道我提出离婚就是为了夫妻生活的满足吗?我有那么多困难，他们并未帮我解决。第二天早上，我又气又害羞。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早晨。
“还有什么困难、什么要求?都提出来吧。”
“不!你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只是到抚顺来，欠了点债，以后慢慢还吧。”我生着气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我痛哭一场。现在想来，溥仪虽有些病，如果在普通人家，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他会有儿女的。
链接
沈醉在《皇帝特赦以后》一文中曾经写了“无药可治的隐病”一节，其中述及溥仪告诉过沈醉，说他的病是小时候在宫里因太监“经常把宫女推到他床上……教他干坏事”，又给他找壮阳的药吃，结果造成“过度的斫伤”。因为沈醉“对旧社会中五花八门的事懂得很多，所以溥仪就找他，问他对男人不能入道的病有没有办法治好。”沈醉扰给他配了一副药，溥仪服后曾高兴地告诉沈醉“居然能起作用了”，但过了几天“又不灵了”，总之是时好时坏。李玉琴回忆的情况是否属于“时好时坏”呢？我看有这种可能。她还多次跟笔者说过，如果不离婚，她会给溥仪生个孩子。
（摘自《中外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