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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母亲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夏天在清江浦因病去世后,棺柩被迫厝于庵中,28年后才得以下葬。这按照中国传统的“入土为安”习俗,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怎么会是这样呢?
周恩来的外公叫万青选,是江西南昌人,因其父曾在北京一带做官,万青选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生于北京宛平。万青选进入仕途后,为官清廉,政绩斐然,身体条件也很好。万青选的原配是南昌李氏,后又续娶清河县乡间的张氏,前后两位妻子一共为他生育了18个儿子,14位女儿,但成活长大的不是太多。万家是男女分别排序的。周恩来的生母在女性中排行12。她是冬至那天出生,所以乳名叫冬儿,娘家人都称她十二姑。
冬儿是在其父亲快60岁时生的,自幼聪明美丽,深受万公喜爱,视若掌上明珠。周恩来祖父周云门与万青选同朝在淮安府为宫。云门公曾先后在桃源(今泗阳)、阜宁、安东(今涟水)和海洲(今连云港市)任过知县、知州,于是由双方老人做主,将万十二姑(即冬儿)许配给了云门公的次子周贻能。周贻能在周家大排行七,周家人都称他七少爷。
十二姑聪明伶俐,20岁嫁到周家后,周家人都喊她七少奶奶。因为她待人善良,处事干练,加之她过门一年多就为周家云门公这房生了个头男长孙周恩来,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更增加了她的身份和地位的分量,赢得周家上下的一片尊重,因此她自然也成了周家的“当家媳妇”。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春节期间,周贻能陪妻子回清江浦娘家省亲。在与娘家人一起逛十里长街时,周贻能与妻兄万立轸(周恩来十八舅)花一元钱合买了一张救灾彩票,没想到兑奖号码公布后,竟然中了头等奖。据建国后周恩来在一次对亲属谈话中说,他家中奖的消息不知怎地被他家的一位亲戚先知道了,率先跑到驸马巷,找到周恩来父母,向周贻能索要那张中奖的彩票。为人忠厚老实的周贻能立即让妻子拿给人家。“但我母亲精,她推说找不着了,打发走了那位亲戚。等那位亲戚走了之后,我妈把彩票拿出来与公布的号码一对,居然中了头等奖。”(周恩来1964年8月2日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亲属的谈话)。
这张彩票的奖额是1万块光洋。因为是姻兄弟俩合买,各得5000块。兑奖地点在湖北武汉。万氏一定要和丈夫一起去湖北领奖。5000块洋钱在当时平常人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几辈子都花不完。万氏很会花钱,5000块银票兑到手后,她在武汉首先为自己买了一件貂皮大衣,还买了一台“留音机器”(手摇留声机),然后,又为周万两家所有人每人买了一样礼品。回淮安后,她还将驸马巷自周家大门前南至响铺街的一段土路全部铺上砖头,以方便自家和地方乡邻的行走。这么一折腾,她的奖金就已花掉快一半。
从武汉回淮安后,沉浸在喜悦之中的万氏很快就烦恼起来:债主上门要债,其他各房头亲戚的生日、满月之类的小事也来找她要循例钱,连退掉多年的奶妈、保姆、轿工等人也一个接一个地找上门来讨要“喜钱”。头脑清醒的万氏深知她捏在手中这剩下的几千块钱是无法填满周家花钱的这一“无底洞”的。她经与丈夫周贻能商量后,决定避开周家这个花钱的“无底洞”。这就是周恩来随父母兄弟一起去清江浦住的原因,也是现在淮安市区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的来历。
其实,这时的万家也在急剧地走“下坡路”了。万氏因为有钱,回娘家“风光”了一阵子,不久,她的兄弟、嫂嫂等也都如周家一样,要钱的,借钱的,讨赏的一个个络绎不绝,加之万府家塾馆先生是位落第秀才,只想着准备下科再考,教书只是为了应付,对学生根本不负责任。万氏在万府各种矛盾的夹击下病倒了,她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是个治不好的绝症。如果她发觉自己患病后主动请医调治,或可多延长一些寿命。但万氏素来好胜,特别爱面子,坚持说自己没病,以至于又延宕了医疗佳期,结果在1907年夏天,也就是她从淮城迁到清江浦两年岁之后就病故了。
由于万氏病故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她的在湖北谋生的丈夫周贻能,竟未能赶回来见上妻子一面。
接下来就是为万氏治丧了。张氏认为,他们万家的十二姑是万府的干金小姐,也是万老太爷生前的掌上明珠,嫁到周家才逾10年就故去了,属于一天福都未享的“少丧”,一定要周家按知县大老爷的千金早故的规格安葬她的女儿。具体要求是:
一、棺材要楠木的。
二、对死者的遗体要用百尺白绫缠尸,在尸身上盘绕成蝴蝶结。
三、要为死者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以超度亡灵早升天界。
周贻能实在拿不出钱来办,但他仍然一咬牙,回驸马巷典出两间房子,凑合着做了一口楠木棺材,对于其他条件,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于是,他领着恩来、恩溥兄弟俩长跪在遗体旁,表示忏悔和歉意,再移跪到张氏脚下,千求万拜,无奈周恩来的外婆已是铁了心,无论他们父子三人怎么求,怎么跪,她回复仍是那句话:“做不到下葬条件就甭想下葬!”
在万般无奈之下,周贻能只能把万氏灵柩厝于清江浦一座庵中,待有钱时再来安葬。此事对周贻能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妻子去世时尽管他才35岁,但他一直想方设法挣钱,从不乱花一子,也决不考虑续弦。他积攒的钱只考虑日后安葬妻子。然而,由于他为人忠厚,不善逢迎,常常得不到上司赏识,以至于薪俸甚微。直到1935年,他在安徽谋到一份较好的差事攒了一点钱,这才返回淮阴,将万氏灵柩从庵中抬出,用船装运回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周家茔地,这时离万氏去世已整整28年了。
这件事深深印在周恩来童年的记忆里,他长大后,对母亲去世、外婆坚持丧葬条件的做法所反映出来的传统习俗深恶痛绝。他是个大孝的人,1918年他留学日本时还在一篇日记里对自己母亲棺材还露在外边而难过。建国后,他曾在一次与亲属谈话中说,封建家庭一无是处。我母亲死了,原来那么疼爱我们的外婆竟然不顾我们没饭吃,提出那么苛刻的丧葬条件。我总在心里纳闷:究竟是死人要紧还是我们活人要紧?
可以说,周恩来作为我国第一位撒掉骨灰的领导人,在殡葬改革上做得那么彻底,是与童年经历生母去世的这次打击分不开的,这也是他倡导殡葬改革的主要原动力之一。
(摘自《红岩春秋》2007年第6期)
周恩来的外公叫万青选,是江西南昌人,因其父曾在北京一带做官,万青选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生于北京宛平。万青选进入仕途后,为官清廉,政绩斐然,身体条件也很好。万青选的原配是南昌李氏,后又续娶清河县乡间的张氏,前后两位妻子一共为他生育了18个儿子,14位女儿,但成活长大的不是太多。万家是男女分别排序的。周恩来的生母在女性中排行12。她是冬至那天出生,所以乳名叫冬儿,娘家人都称她十二姑。
冬儿是在其父亲快60岁时生的,自幼聪明美丽,深受万公喜爱,视若掌上明珠。周恩来祖父周云门与万青选同朝在淮安府为宫。云门公曾先后在桃源(今泗阳)、阜宁、安东(今涟水)和海洲(今连云港市)任过知县、知州,于是由双方老人做主,将万十二姑(即冬儿)许配给了云门公的次子周贻能。周贻能在周家大排行七,周家人都称他七少爷。
十二姑聪明伶俐,20岁嫁到周家后,周家人都喊她七少奶奶。因为她待人善良,处事干练,加之她过门一年多就为周家云门公这房生了个头男长孙周恩来,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更增加了她的身份和地位的分量,赢得周家上下的一片尊重,因此她自然也成了周家的“当家媳妇”。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春节期间,周贻能陪妻子回清江浦娘家省亲。在与娘家人一起逛十里长街时,周贻能与妻兄万立轸(周恩来十八舅)花一元钱合买了一张救灾彩票,没想到兑奖号码公布后,竟然中了头等奖。据建国后周恩来在一次对亲属谈话中说,他家中奖的消息不知怎地被他家的一位亲戚先知道了,率先跑到驸马巷,找到周恩来父母,向周贻能索要那张中奖的彩票。为人忠厚老实的周贻能立即让妻子拿给人家。“但我母亲精,她推说找不着了,打发走了那位亲戚。等那位亲戚走了之后,我妈把彩票拿出来与公布的号码一对,居然中了头等奖。”(周恩来1964年8月2日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亲属的谈话)。
这张彩票的奖额是1万块光洋。因为是姻兄弟俩合买,各得5000块。兑奖地点在湖北武汉。万氏一定要和丈夫一起去湖北领奖。5000块洋钱在当时平常人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几辈子都花不完。万氏很会花钱,5000块银票兑到手后,她在武汉首先为自己买了一件貂皮大衣,还买了一台“留音机器”(手摇留声机),然后,又为周万两家所有人每人买了一样礼品。回淮安后,她还将驸马巷自周家大门前南至响铺街的一段土路全部铺上砖头,以方便自家和地方乡邻的行走。这么一折腾,她的奖金就已花掉快一半。
从武汉回淮安后,沉浸在喜悦之中的万氏很快就烦恼起来:债主上门要债,其他各房头亲戚的生日、满月之类的小事也来找她要循例钱,连退掉多年的奶妈、保姆、轿工等人也一个接一个地找上门来讨要“喜钱”。头脑清醒的万氏深知她捏在手中这剩下的几千块钱是无法填满周家花钱的这一“无底洞”的。她经与丈夫周贻能商量后,决定避开周家这个花钱的“无底洞”。这就是周恩来随父母兄弟一起去清江浦住的原因,也是现在淮安市区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的来历。
其实,这时的万家也在急剧地走“下坡路”了。万氏因为有钱,回娘家“风光”了一阵子,不久,她的兄弟、嫂嫂等也都如周家一样,要钱的,借钱的,讨赏的一个个络绎不绝,加之万府家塾馆先生是位落第秀才,只想着准备下科再考,教书只是为了应付,对学生根本不负责任。万氏在万府各种矛盾的夹击下病倒了,她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是个治不好的绝症。如果她发觉自己患病后主动请医调治,或可多延长一些寿命。但万氏素来好胜,特别爱面子,坚持说自己没病,以至于又延宕了医疗佳期,结果在1907年夏天,也就是她从淮城迁到清江浦两年岁之后就病故了。
由于万氏病故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她的在湖北谋生的丈夫周贻能,竟未能赶回来见上妻子一面。
接下来就是为万氏治丧了。张氏认为,他们万家的十二姑是万府的干金小姐,也是万老太爷生前的掌上明珠,嫁到周家才逾10年就故去了,属于一天福都未享的“少丧”,一定要周家按知县大老爷的千金早故的规格安葬她的女儿。具体要求是:
一、棺材要楠木的。
二、对死者的遗体要用百尺白绫缠尸,在尸身上盘绕成蝴蝶结。
三、要为死者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以超度亡灵早升天界。
周贻能实在拿不出钱来办,但他仍然一咬牙,回驸马巷典出两间房子,凑合着做了一口楠木棺材,对于其他条件,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于是,他领着恩来、恩溥兄弟俩长跪在遗体旁,表示忏悔和歉意,再移跪到张氏脚下,千求万拜,无奈周恩来的外婆已是铁了心,无论他们父子三人怎么求,怎么跪,她回复仍是那句话:“做不到下葬条件就甭想下葬!”
在万般无奈之下,周贻能只能把万氏灵柩厝于清江浦一座庵中,待有钱时再来安葬。此事对周贻能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妻子去世时尽管他才35岁,但他一直想方设法挣钱,从不乱花一子,也决不考虑续弦。他积攒的钱只考虑日后安葬妻子。然而,由于他为人忠厚,不善逢迎,常常得不到上司赏识,以至于薪俸甚微。直到1935年,他在安徽谋到一份较好的差事攒了一点钱,这才返回淮阴,将万氏灵柩从庵中抬出,用船装运回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周家茔地,这时离万氏去世已整整28年了。
这件事深深印在周恩来童年的记忆里,他长大后,对母亲去世、外婆坚持丧葬条件的做法所反映出来的传统习俗深恶痛绝。他是个大孝的人,1918年他留学日本时还在一篇日记里对自己母亲棺材还露在外边而难过。建国后,他曾在一次与亲属谈话中说,封建家庭一无是处。我母亲死了,原来那么疼爱我们的外婆竟然不顾我们没饭吃,提出那么苛刻的丧葬条件。我总在心里纳闷:究竟是死人要紧还是我们活人要紧?
可以说,周恩来作为我国第一位撒掉骨灰的领导人,在殡葬改革上做得那么彻底,是与童年经历生母去世的这次打击分不开的,这也是他倡导殡葬改革的主要原动力之一。
(摘自《红岩春秋》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