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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他和《南风窗》记者约在北京的一个咖啡馆见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他提前给出两个备选，这是他与人约访的习惯之一，让对方有选择。即便是盛夏，他仍西装革履，提前到了约定地点。几天后，他返回美国，他在社交媒体上说，“会回来的”。
这一年，除了《我所发现的美国》，他还有译作《人间的命运—致巴金》，原作者芹泽光治良，2018年是其逝世的25周年，这是一位在日本享有盛名的小说家。
2003年，春天，北京。
天空是黄色的，沙尘暴刚刚来过。
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停在走出机场的加藤嘉一面前，载他驶向中国知名学府—北京大学。
2012年，离开中国抵赴美国，学习、观察与写作。
在中国的近10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成为舆论场上的“青年偶像”，一时风光无两，随后因“假学历”“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事件，光环逝去，新的标签贴上来。相关争议聚焦在他的身上，那年他28岁。
此阶段的中国，草长莺飞，发展迅猛，在浪潮中起起落落、快速升起又迅速滑落的，加藤嘉一并不是唯一一个。
他从小生活在日本伊豆的农村，家境并不优渥，所遇之事也并非都是良善，这些童年以及少年经历，成为他在日后诉说自己拥有政治主张的原因之一。他希望自己能够对社会秩序有所改善，而此正是政治所能为。
无论是当初从日本到中国，还是从中国到美国，以及在中国的经历，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形容自己与每一段时光的关系是“被选中了”，有些“选中”花了他很多的运气，有些“选中”让他看起来像是“落荒而逃”。
2012年8月，加藤嘉一一定会远赴美国。这是2011年年底做好的决定。离开中国之前，有三所高校的演讲要赴约，西安翻译学院是最后一所。这是这一年的6月。
演讲时，他想他可能会大哭一场。
哭什么呢？
他說，好像有一种预感。从2005年开始，尤其是2008年以来，他看起来享受着很高的关注度和话语权，似乎很欢乐，但是背后承受着各种压力。“毕竟是个日本人。”
压力很大，只是很多时候没空消化。所以在离开中国前，他想给自己一个礼物，让情绪得以宣泄。“各种情绪，快乐的、感谢的、暂别的、痛苦的。”
这场哭，提前到来，是自己一个人哭，他并没有能够到西安翻译学院演讲。
青海民族大学是三所高校演讲行程的第一所学校。距离演讲还有3小时的时候，他与陪同人员一起在西宁逛寺院。陪同人员告诉他说，出事了。他上了各大门户的靠前位置，醒目标题是《加藤嘉一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此前，他被认为是与中国青年偶像韩寒齐名，以正面的或者观点性的文章出现在各大媒体上。
他脑袋一懵，心想：完了。
甘肃农业大学是演讲计划中的第二所学校，对方表态说活动取消了，西安翻译学院也取消了。那天他改了行程，直接从西宁飞回上海，他在当天晚上起草并发表了声明。
从“加藤嘉一”这个形象在中国公众领域行走以来，这次事件是他整个公众人物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危机。
加藤嘉一认为源于他把一切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言论确实很复杂，而且你是个日本人，本来就很复杂。”
发表声明以后，可能有人原谅了他，认为他只是不成熟而已，他的立场、他的态度没有问题。但，终归也失去了一部分读者。
一个多月后，抵达哈佛时，肯尼迪学院有几个中国干部对他说，加藤，你出来得真是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因那场言论带来的变故而离开中国，当时他还会去争辩，后来就不再了。“我不怕被争论。”
回想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思考，或者说反省。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给很多外国人话语空间，让他们表达作为外国人的观点，谈谈个人经历。他正好处在那样的时间点里，“但是当时的我肚子里真有那么多东西吗？”他意识到他所享受到的追捧，实际上与他当年的阅历、才华不匹配。“它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也无关我的意愿，我也控制不了。”
在美国待了三年再回到中国出新书，做演讲，加藤嘉一没再遇到以前那样受欢迎的拥挤场景。
在中国的时间里，加藤嘉一说，他真的认为自己是有使命的。“确实被那段时间选中了。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好好表现，中日关系可能会出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很自以为是，但其实也很浪漫”。
很少再有哪一个年轻人会有这种天真烂漫的想法，觉得如果不好好表现，中日关系会恶化了。他这么想。
“就是偶尔会觉得有点对不起编辑。”
1999年，悉尼奥运会。
初三毕业的加藤嘉一去澳大利亚毕业旅行。其实他是不想去的，但是因为那笔旅行资金就像住房公积金一样，陆陆续续一点一点存进去。“如果不去，也拿不出来。”
他是通过日本以外的澳大利亚，知道世界很大。当时对他来说，澳大利亚代表的是世界，也是西方，是先进，是文明。他觉得日本与西方的关系是吸收、学习，是知识增量的过程。而与中国就不一样。从小学开始，语文课、历史课、道德课，不同的课程中都需要学习与中国有关的东西，他认为对中国应是比较了解的，况且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中国古代的文化痕迹。但到中国以后，他反而觉得陌生。
高中时期，他不认为将来会去西方学习，学费太贵了，父亲公司破产，家中兄弟姐妹多，而他是长子。高二开始，他开始打工，做贸易公司的英文翻译工作，希望将来最好做一些跟国际社会有关的工作。 澳大利亚的场景起了作用。他想到联合国工作。他看到几个条件：一要有硕士学位，第二在联合国的通用语当中要会两门外语。中文、俄文、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后来他发现去中国最便宜。
事实上，他读北京大学，是免费的。他记得当时的校长把他叫过去说，你不是对国际社会感兴趣吗，要不要去北京大学？他很顺利地到了北京大学，他当时觉得那一次把一辈子的运气都用光了。
他对“国际”或者说“世界”有一种自己的执着。
因为个性，因为与众不同，他说他小时候受到排斥。什么样的排斥呢？“就是集体不理你。”当时他怀疑，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吗？上地理课，他转动地球仪，想着自己到日本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一样会被排斥？他对世界产生了兴趣，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兴趣，“就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
2002年高中三年级，世界杯比赛时，虽然需要紧张地学习，但是他认为不应该上课，他觉得应该集体看电视，看日本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他甚至为此组织签名，还直接跑到了校长办公室。“只要有念头，我一般都会行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希望他行动。但是他的这种表现给校长带来了深刻的印象，一定意义上也带来了紧随其后的北京大学的生涯。
只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认为自己没能控制好自己。“没有勇气说不。”但从人生轨迹来看，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幸运。”
他离开日本时特别叛逆，对日本充满了厌恶，怀疑、警惕，什么情绪都有，反正就是没有好感。
他认为他现在的成长之一是非常愿意而且光明正大地表达对日本的爱，爱它的长处，也爱它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是他到中国以后慢慢发现的。“日本有日本的好，当然它也有很多缺点。”
他比以往更加健康地去看待自己的出生地。
决定去美国前，加藤嘉一有过一番挣扎。
中国正在快速地变化中，这个过程有风险也有机会。他在这个过程中拥有过机会。但是他也慢慢地感觉到，自己当时所获得的影响力、知名度和话语权跟自己的年龄、阅历、能力不吻合，“这是一个膨胀的泡沫的状态。”
他想重新去一个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就像当年从日本到中国一样。“在那里，你什么都不是，就是归零。”
怎么归零？一些人建议他尽早去美国。“他们没有说中国不好，而是说你也应该经历美国。”
就像当年从东京去北京大学一样，没有任何人脉，也不知道怎么申请，同样到了美国著名学府。他觉得至少这30多年来，很多重大人生决策靠的就是运气。
到了美国以后，跑步、发呆、看视频。他看了《潜伏》 《甄嬛传》 《谈判官》《蜗居》 《裸婚时代》《人民的名义》。也看日剧，就是为了了解日本的社交文化，包括人际关系。他自觉在这方面有很多欠缺。
这么多年来，他细细品味，很多年轻人经历的，他都没有经历。比如说，当时太顺利了，就没有经历年轻人特有的委屈。“怎么着都不行的那种挫败，没经历过。”不带任何的目的性跟同学瞎聊，那些日常的琐碎的交往，他也没经历过。“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很不完整，很有欠缺。”
朋友说，这种事情只有通过生活来建立和体验。他问什么是生活？他们说你自己寻找吧。所以他就有意地去看电视剧。他有时也觉得不太好，目的性太强了。所以有时会想，别人会不会觉得他这个人很无趣，没什么话可聊。“我不觉得我这个人很坏，但是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不好打交道，可能也是我作为一个人的欠缺。我会一步步地弥补。”
他要求自己在美国要少谈时政，他给美国生活的定义就是体验生活，充实自己、发现自己。
在美国，他遇到过很多的挫败，“因为我毕竟是从被宠坏的中国，到没人认识我的美国，虽然很多人对我有帮助，我深知我什么都不是。”
他在《我所发现的美国》里写道：我在美国的生活中感受到的无能，以及在美国的工作中感受到的无奈，最终让我明白了“无用”的本质，即成长的逻辑。
他不仅仅是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用”，他发现很多人都是很健康的无用者。这个世界并不是少了谁就不转了。
在中国感受到的强烈的使命感，到美国以后发现的无用感，对加藤嘉一的人生来说两者缺一不可，他觉得自己当下终于达到了某种平衡，“之前太畸形了，只有使命感，太不正常了。”
“会出问题的。自我迷失。”他想了想，用了这个词。
南风窗：2005年结束三年美国游学生活后，以至最近的新书出版，中国的媒体报道说，加藤嘉一回归中国，从你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不是“回归”日本？
加藤嘉一：日本的职场，与美国、中国比，排序、年龄很重要，资历也很重要，我明显没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也很幸运，在日本也有书出，有文章写，包括到大学以及地方政府，围绕中国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还不是回去的时候，一是如果我要彻底回日本，那我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而且有点集大成的积累，以及发挥集大成积累的平台。另外，毕竟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际事务，在海外的经验，对海外尤其是对中美的认识、观察，这些才是我最大的政治资源。
我一个农三代，没任何背景，没任何财产，我只能靠这些东西。
那么够了吗？显然没有够。
我今年34岁，我回日本搞什么集大成？我是曾经获得过同龄人根本获得不了的机会、话语权，但是如果让我全面地爆发自己，那还是太年轻了。所以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間表是40岁以前不回日本，继续积累，继续漂泊，做一个无家可归的无业游民。如果要回日本，就要彻底地放开曾经的所有，让情绪、状态、思想、情感都爆发出来。
我希望把最好的自己献给日本，但问题是这是个对话，是个碰撞。我要献给人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家不接受、不希望呢？那样就只有反作用了，人家都不接受你现实的东西。那么我一边积累一边寻找一边观望，我会做一个判断。现在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南风窗：现在怎么形容你对自我的认知或者说某种社会角色？
加藤嘉一：我的自我认知就是我的名字。这个事情我大概十年前就已经想好了。对我来说，通过这一辈子最想要弄明白的是，我到底是谁，我到底干了什么，没能干什么。所有这一切，我希望自己死亡的那一刻能够明白，就很好了。之前我不愿意定位自己，我客观地看我所做的事情，但我不希望跟自己说我是一个学者，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个投机分子，我是一个政治家等等，我都不愿意说。有可能是退休以后，我会明白我出生做的这一切，原来是为了证明我的名字。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纯粹的属于自我的对话，跟社会没有关系。但是我也非常享受他者能够从不同角度来告诉我，你是这样一个人，你是这样一个人。
南风窗：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加藤嘉一：可能和我小时候经历有关系，由于我爸爸破产，我被追债，我当时得跟黑社会有接触。所以我有点害怕社会、害怕社交。我在日本对社会是怨恨的，到中国很久以后，我才学会根除心理的阴影。与在中国的时间相比，我在美国独处的时间比较多，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性。
这些年，我已经不会有什么恐惧了，不会没有勇气，也不会有那种着急和不安。
花了这么多时间终于明白，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哪些是表面的，哪些是本质的，哪些是你需要用心去维护的，哪些是可以顺其自然的。
这一年，除了《我所发现的美国》，他还有译作《人间的命运—致巴金》，原作者芹泽光治良，2018年是其逝世的25周年，这是一位在日本享有盛名的小说家。
2003年，春天，北京。
天空是黄色的，沙尘暴刚刚来过。
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停在走出机场的加藤嘉一面前，载他驶向中国知名学府—北京大学。
2012年，离开中国抵赴美国，学习、观察与写作。
在中国的近10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成为舆论场上的“青年偶像”，一时风光无两，随后因“假学历”“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事件，光环逝去，新的标签贴上来。相关争议聚焦在他的身上，那年他28岁。
此阶段的中国，草长莺飞，发展迅猛，在浪潮中起起落落、快速升起又迅速滑落的，加藤嘉一并不是唯一一个。
他从小生活在日本伊豆的农村，家境并不优渥，所遇之事也并非都是良善，这些童年以及少年经历，成为他在日后诉说自己拥有政治主张的原因之一。他希望自己能够对社会秩序有所改善，而此正是政治所能为。
无论是当初从日本到中国，还是从中国到美国，以及在中国的经历，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形容自己与每一段时光的关系是“被选中了”，有些“选中”花了他很多的运气，有些“选中”让他看起来像是“落荒而逃”。
“复杂性”
2012年8月，加藤嘉一一定会远赴美国。这是2011年年底做好的决定。离开中国之前，有三所高校的演讲要赴约，西安翻译学院是最后一所。这是这一年的6月。
演讲时，他想他可能会大哭一场。
哭什么呢？
他說，好像有一种预感。从2005年开始，尤其是2008年以来，他看起来享受着很高的关注度和话语权，似乎很欢乐，但是背后承受着各种压力。“毕竟是个日本人。”
压力很大，只是很多时候没空消化。所以在离开中国前，他想给自己一个礼物，让情绪得以宣泄。“各种情绪，快乐的、感谢的、暂别的、痛苦的。”
这场哭，提前到来，是自己一个人哭，他并没有能够到西安翻译学院演讲。
青海民族大学是三所高校演讲行程的第一所学校。距离演讲还有3小时的时候，他与陪同人员一起在西宁逛寺院。陪同人员告诉他说，出事了。他上了各大门户的靠前位置，醒目标题是《加藤嘉一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此前，他被认为是与中国青年偶像韩寒齐名，以正面的或者观点性的文章出现在各大媒体上。
他脑袋一懵，心想：完了。
甘肃农业大学是演讲计划中的第二所学校，对方表态说活动取消了，西安翻译学院也取消了。那天他改了行程，直接从西宁飞回上海，他在当天晚上起草并发表了声明。
从“加藤嘉一”这个形象在中国公众领域行走以来，这次事件是他整个公众人物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危机。
加藤嘉一认为源于他把一切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言论确实很复杂，而且你是个日本人，本来就很复杂。”
发表声明以后，可能有人原谅了他，认为他只是不成熟而已，他的立场、他的态度没有问题。但，终归也失去了一部分读者。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给很多外国人话语空间，让他们表达作为外国人的观点，谈谈个人经历。他正好处在那样的时间点里，“但是当时的我肚子里真有那么多东西吗？”
一个多月后，抵达哈佛时，肯尼迪学院有几个中国干部对他说，加藤，你出来得真是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因那场言论带来的变故而离开中国，当时他还会去争辩，后来就不再了。“我不怕被争论。”
回想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思考，或者说反省。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给很多外国人话语空间，让他们表达作为外国人的观点，谈谈个人经历。他正好处在那样的时间点里，“但是当时的我肚子里真有那么多东西吗？”他意识到他所享受到的追捧，实际上与他当年的阅历、才华不匹配。“它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也无关我的意愿，我也控制不了。”
在美国待了三年再回到中国出新书，做演讲，加藤嘉一没再遇到以前那样受欢迎的拥挤场景。
在中国的时间里，加藤嘉一说，他真的认为自己是有使命的。“确实被那段时间选中了。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好好表现，中日关系可能会出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很自以为是，但其实也很浪漫”。
很少再有哪一个年轻人会有这种天真烂漫的想法，觉得如果不好好表现，中日关系会恶化了。他这么想。
“就是偶尔会觉得有点对不起编辑。”
“国际人”情结
1999年，悉尼奥运会。
初三毕业的加藤嘉一去澳大利亚毕业旅行。其实他是不想去的，但是因为那笔旅行资金就像住房公积金一样，陆陆续续一点一点存进去。“如果不去，也拿不出来。”
他是通过日本以外的澳大利亚，知道世界很大。当时对他来说，澳大利亚代表的是世界，也是西方，是先进，是文明。他觉得日本与西方的关系是吸收、学习，是知识增量的过程。而与中国就不一样。从小学开始，语文课、历史课、道德课，不同的课程中都需要学习与中国有关的东西，他认为对中国应是比较了解的，况且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中国古代的文化痕迹。但到中国以后，他反而觉得陌生。
高中时期，他不认为将来会去西方学习，学费太贵了，父亲公司破产，家中兄弟姐妹多，而他是长子。高二开始，他开始打工，做贸易公司的英文翻译工作，希望将来最好做一些跟国际社会有关的工作。 澳大利亚的场景起了作用。他想到联合国工作。他看到几个条件：一要有硕士学位，第二在联合国的通用语当中要会两门外语。中文、俄文、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后来他发现去中国最便宜。
事实上，他读北京大学，是免费的。他记得当时的校长把他叫过去说，你不是对国际社会感兴趣吗，要不要去北京大学？他很顺利地到了北京大学，他当时觉得那一次把一辈子的运气都用光了。
他对“国际”或者说“世界”有一种自己的执着。
因为个性，因为与众不同，他说他小时候受到排斥。什么样的排斥呢？“就是集体不理你。”当时他怀疑，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吗？上地理课，他转动地球仪，想着自己到日本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一样会被排斥？他对世界产生了兴趣，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兴趣，“就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
2002年高中三年级，世界杯比赛时，虽然需要紧张地学习，但是他认为不应该上课，他觉得应该集体看电视，看日本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他甚至为此组织签名，还直接跑到了校长办公室。“只要有念头，我一般都会行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希望他行动。但是他的这种表现给校长带来了深刻的印象，一定意义上也带来了紧随其后的北京大学的生涯。
只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认为自己没能控制好自己。“没有勇气说不。”但从人生轨迹来看，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幸运。”
他离开日本时特别叛逆，对日本充满了厌恶，怀疑、警惕，什么情绪都有，反正就是没有好感。
他认为他现在的成长之一是非常愿意而且光明正大地表达对日本的爱，爱它的长处，也爱它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是他到中国以后慢慢发现的。“日本有日本的好，当然它也有很多缺点。”
他比以往更加健康地去看待自己的出生地。
归零，无用
决定去美国前，加藤嘉一有过一番挣扎。
中国正在快速地变化中，这个过程有风险也有机会。他在这个过程中拥有过机会。但是他也慢慢地感觉到，自己当时所获得的影响力、知名度和话语权跟自己的年龄、阅历、能力不吻合，“这是一个膨胀的泡沫的状态。”
他想重新去一个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就像当年从日本到中国一样。“在那里，你什么都不是，就是归零。”
怎么归零？一些人建议他尽早去美国。“他们没有说中国不好，而是说你也应该经历美国。”
他不仅仅是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用”，他发现很多人都是很健康的无用者。这个世界并不是少了谁就不转了。
就像当年从东京去北京大学一样，没有任何人脉，也不知道怎么申请，同样到了美国著名学府。他觉得至少这30多年来，很多重大人生决策靠的就是运气。
到了美国以后，跑步、发呆、看视频。他看了《潜伏》 《甄嬛传》 《谈判官》《蜗居》 《裸婚时代》《人民的名义》。也看日剧，就是为了了解日本的社交文化，包括人际关系。他自觉在这方面有很多欠缺。
这么多年来，他细细品味，很多年轻人经历的，他都没有经历。比如说，当时太顺利了，就没有经历年轻人特有的委屈。“怎么着都不行的那种挫败，没经历过。”不带任何的目的性跟同学瞎聊，那些日常的琐碎的交往，他也没经历过。“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很不完整，很有欠缺。”
朋友说，这种事情只有通过生活来建立和体验。他问什么是生活？他们说你自己寻找吧。所以他就有意地去看电视剧。他有时也觉得不太好，目的性太强了。所以有时会想，别人会不会觉得他这个人很无趣，没什么话可聊。“我不觉得我这个人很坏，但是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不好打交道，可能也是我作为一个人的欠缺。我会一步步地弥补。”
他要求自己在美国要少谈时政，他给美国生活的定义就是体验生活，充实自己、发现自己。
在美国，他遇到过很多的挫败，“因为我毕竟是从被宠坏的中国，到没人认识我的美国，虽然很多人对我有帮助，我深知我什么都不是。”
他在《我所发现的美国》里写道：我在美国的生活中感受到的无能，以及在美国的工作中感受到的无奈，最终让我明白了“无用”的本质，即成长的逻辑。
他不仅仅是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用”，他发现很多人都是很健康的无用者。这个世界并不是少了谁就不转了。
在中国感受到的强烈的使命感，到美国以后发现的无用感，对加藤嘉一的人生来说两者缺一不可，他觉得自己当下终于达到了某种平衡，“之前太畸形了，只有使命感，太不正常了。”
“会出问题的。自我迷失。”他想了想，用了这个词。
对话加藤嘉一：40岁之前继续漂泊
南风窗：2005年结束三年美国游学生活后，以至最近的新书出版，中国的媒体报道说，加藤嘉一回归中国，从你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不是“回归”日本？
加藤嘉一：日本的职场，与美国、中国比，排序、年龄很重要，资历也很重要，我明显没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也很幸运，在日本也有书出，有文章写，包括到大学以及地方政府，围绕中国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还不是回去的时候，一是如果我要彻底回日本，那我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而且有点集大成的积累，以及发挥集大成积累的平台。另外，毕竟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际事务，在海外的经验，对海外尤其是对中美的认识、观察，这些才是我最大的政治资源。
我一个农三代，没任何背景，没任何财产，我只能靠这些东西。
那么够了吗？显然没有够。
我今年34岁，我回日本搞什么集大成？我是曾经获得过同龄人根本获得不了的机会、话语权，但是如果让我全面地爆发自己，那还是太年轻了。所以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間表是40岁以前不回日本，继续积累，继续漂泊，做一个无家可归的无业游民。如果要回日本，就要彻底地放开曾经的所有，让情绪、状态、思想、情感都爆发出来。
我希望把最好的自己献给日本，但问题是这是个对话，是个碰撞。我要献给人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家不接受、不希望呢？那样就只有反作用了，人家都不接受你现实的东西。那么我一边积累一边寻找一边观望，我会做一个判断。现在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南风窗：现在怎么形容你对自我的认知或者说某种社会角色？
加藤嘉一：我的自我认知就是我的名字。这个事情我大概十年前就已经想好了。对我来说，通过这一辈子最想要弄明白的是，我到底是谁，我到底干了什么，没能干什么。所有这一切，我希望自己死亡的那一刻能够明白，就很好了。之前我不愿意定位自己，我客观地看我所做的事情，但我不希望跟自己说我是一个学者，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个投机分子，我是一个政治家等等，我都不愿意说。有可能是退休以后，我会明白我出生做的这一切，原来是为了证明我的名字。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纯粹的属于自我的对话，跟社会没有关系。但是我也非常享受他者能够从不同角度来告诉我，你是这样一个人，你是这样一个人。
南风窗：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加藤嘉一：可能和我小时候经历有关系，由于我爸爸破产，我被追债，我当时得跟黑社会有接触。所以我有点害怕社会、害怕社交。我在日本对社会是怨恨的，到中国很久以后，我才学会根除心理的阴影。与在中国的时间相比，我在美国独处的时间比较多，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性。
这些年，我已经不会有什么恐惧了，不会没有勇气，也不会有那种着急和不安。
花了这么多时间终于明白，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哪些是表面的，哪些是本质的，哪些是你需要用心去维护的，哪些是可以顺其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