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遇上一群作家，你才会更真切地知道作家这个集体名词具象的样貌。日前，《南风窗》记者在上海遇上了一群作家。他们每个人都上去演讲，用同一个主题—“旅行”。
　　诗与远方，无疑是作家的标签之一，这个世界之所以供养作家，就是承认了他们寻求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其他意义的合法性。诗与远方都是美好的，但多年来，经过大众的泛滥使用，似乎正日渐沦为苟且生活的笑柄。
　　那么作为写作者，有没有责任？旅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谦卑地感受真实相关？诗与远方，在多大比例上还和灵魂相连？

诗人翟永明：胸前的弗里达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小剧场，大方文学节的18位作家里，诗人翟永明第八个上台。她的眉毛和长发如同夜一样的黑色，眼神里有忧郁和坚毅，或许还有一丝妩媚，但不容易被察觉。
　　她的语气平静而绵长，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她带入那个气场。
　　1990年，翟永明在纽约的一家艺术书店，无意间翻到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的画册。整个夏天，翟永明一直在读这本画册，读弗里达的画，也读她的生活。
　　弗里达的俗艳、华丽、性感，弗里达的流血、哭泣、破碎，弗里达的痛苦、孤独、挣脱，构成了她人生和绘画的全部意义—对自我的观照。这让翟永明有了心灵相通的感觉。
　　20世纪80年代，翟永明写了组诗《女人》，“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写了《静安庄》，“我用四面八方的雪繁殖冬天的失败”……字里行间这些“失败”，其实是现代女性意识的自我启蒙，是对男权社会的伤害与温柔的反叛，是与弗里达的一系列画作相互映照的。
　　旅行，远方，开始蠢动。
　　翟永明翻看弗里达画册时，一些细微的、不可言传的感知，在她脑海里伸展为一个念头：去墨西哥，去弗里达·卡洛博物馆，去这个女人曾经生活过的故居“蓝房子”，去向弗里达致敬。
　　第二年，翟永明和友人取道美国圣地亚哥，去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小城。一道铁栅就是墨西哥和美国的分界线，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海关，只要随手一推，就进入了墨西哥。但如果以为回到美国也是如此容易，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他们一行人晚上从小城回到美国海关，同行的美国人玛丽亚被放进了海关，而翟永明和其他非美国籍人，在一片“NO”声中被拒绝入境。
　　翟永明茫然地看着四周，她知道，弗里达就在这里。她想，要是趁机去墨西哥城看看弗里达的故居，那多好。可是，护照还在纽约，她寸步难行。
　　就这样，去弗里达故居蓝房子的愿望一直萦绕在翟永明心里。1994年，她写了《剪刀手的对话》，献给弗里达。她用分行的诗句，分析和拆卸了一个东方女人和一个南美女人的共同经验，她甚至恳求弗里达“对我说吧，僵硬的逃亡，一根脉络和无数枝叶移动”。
　　就这样，对弗里达的追随越来越深入翟永明的骨髓，连旁人也能感知。2007年，翟永明的前夫何多苓画了一幅题为《小翟和龙舌兰—向弗里达·卡洛致敬》的画。这是何多苓自1988年画《小翟》后，第二次画“小翟”。

翟永明翻看弗里达画册时，一些细微的、不可言传的感知，在她脑海里伸展为一个念头：去墨西哥，去弗里达·卡洛博物馆，去这个女人曾经生活过的故居“蓝房子”，去向弗里达致敬。

　　“新的”翟永明身着墨西哥披风，面貌依旧，风情依旧。不同的是，何多苓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也在提出问题—十年过去了，“小翟”逝去了什么，留存了什么。其实，何多苓也知道，弗里达的前世今生被一点一滴留存在了“小翟”脸上。
　　画中“小翟”的脸，是用两个女人的脸合成的。弗里达的存在作为一个隐身，在翟永明的真身上触手可及。在这张脸所努力遮掩的地方，你能感觉到一种深海般的静默，一种底片般的反衬之黑，这是翟永明的诗性和弗里达的神性在厚涂的暗黑深处钨丝般相遇。
　　这个相遇如此短促而漫长，直到16年后，翟永明跟随一个艺术家团队去墨西哥才见到蓝房子。
　　在去往“蓝房子”前，诗歌、文学是翟永明的附属品。而行至“蓝房子”的翟永明已清晰意识到，自己与“蓝房子”的相遇不只是旅行意义上的远足，更像是心理意义上的安慰，是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之后无法消解的“我执”。
　　离开蓝房子前，翟永明在弗里达故居博物馆里买了一件T恤，上面印着弗里达最著名的画作《两个弗里达》。翟永明常常穿着这件T恤，她感觉，两个弗里达贴在胸前，好似被弗里达附体。

朝圣、邂逅和喧哗

　　相遇“蓝房子”，对翟永明而言，是一次朝圣，而旅行作为文艺女神缪斯的一个分身，则像一根火柴，重新点燃了写作。
　　相比普通人，生活经验、知识积累、人文情怀，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作家写作的柴薪，但它不会自燃。点燃它的火柴有很多，可能是痛苦、思念、悲悯，这些被称为情怀的东西，使作家充满警惕和兴奋。
　　在数字化时代，当高效便捷成为人们的新宠，喜新厌旧成了常态，厌倦取代了情怀，以往的写作方式也难以为继。作家写作的沸点也提高了，过去80度就开了，现在到了120度才会开。这时候，作家开始问自己，怎样才能获得持续的创造力，怎样才能拥有更新鲜的材料？
　　显然，旅行是能带来新鲜材料的。在地球上，山水是相对固定的。当人越过熟悉的边界，会发现世界已犹如掬水捧沙，那种片刻的且玄且奥，真实与虚构的须臾共振，最能令人心生诗兴。
　　像翟永明这样被灵魂牵引的旅行，慢慢成为特例。一些旅行只是作家的意外“邂逅”。比如，他就走上台去，讲了一個邂逅的故事。 　　2017年，为了写《青苔不会消失》，袁凌在家乡待了一年多。其间他邂逅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生活在海拔一两千米的大巴山里，经济来源主要靠打工。其中有个叫刘树礼的，“眼睛像青面兽”，引起了袁凌的注意。
　　刘树礼的眼睛因为打工渗进了矿煤灰，没了光感，是瞎的。对于一个盲人，至少在袁凌看来是苟且生活的人，却通过锻炼恢复了在屋里活动、在外面干活的能力，还种了别人不愿意种的地。
　　袁凌认为，刘树礼身上代表某种特别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人在重建自己被毁坏的世界，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抵抗乡村衰亡和传统衰亡的表现。所以，即使是小人物，但刘树礼就是袁凌看到的“世界”，后来袁凌把刘树礼塑造成了他的小说集《世界》的主人公。
　　类似的，还有作家弋舟。
　　同样是2017年，弋舟在甘肃武威一座钱币雕塑的底座上，邂逅了“凉造新泉”四个字。“凉造新泉”四字的音韵，与河西走廊薄凉的春风和昏黄的夕阳，让弋舟瞬间有了要写点东西的想法，这就是之后的短篇小说《如在水底，如在空中》。
　　旅行中邂逅人邂逅事，在今天仍然是激发作家灵感的重要源泉，也是非专业写作者的某种有趣的资源。比如偏远的火车站，山谷中深藏的小水电站，破败的工厂住宿区，还有沿途偶遇的环境闭塞的乡镇……新鲜的地理环境，为全民开“坛”，全民聚“聊”，全民写“博”—这些时代特点鲜明的互联网写作，提供了巨大的资源。
　　从沉默的大多数一下子变得众声喧哗，在今天，每个中国人似乎都在享受表达带来的乐趣。

写作的门槛

　　王朔说：“我害怕的不是哪个专业作家，而是那些具有写作能力的人民。”凭兴趣，靠自发，一吐为快的写作，可以看作是这个时代的写作动力，但终究不过是朋友圈的装饰品，或者是旅行的注脚，甚至是推诿责任的方便之门。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表达。
　　轻而易举地生产的文字是没有意义的。相比之下，我们还是要向一些专业、专注的作者致敬。
　　彼得·海斯勒，这个以中文名“何伟”和他的“中国三部曲”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的美国记者，也爱旅行，更爱记录旅行。读过何伟作品的人，大多会赞赏他观察中国问题之细致，仿佛他有第三只眼。

即使是小人物，但刘树礼就是袁凌看到的“世界”，后来袁凌把刘树礼塑造成了他的小说集《世界》的主人公。

　　何伟自然不是西方的二郎神，没有比普通人多出一只眼，甚至他的旅行之地也非常平实。他下乡村，进社区，钻胡同，跑工厂，他在涪陵支教也好，按照订单绘制油画的“中国巴比松”也罢，都是专门盯着最普通的小人物和小细节，却数度换来了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等。为此，何伟自己的解释是，“最重要的不是提出什么，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了解那儿的人，关注这种世界性潮流对个人思想、生活的影响。
　　高大上的理论和“主义”，并不是何伟喜欢的，他只是觉得，许多人把全球化看得太简单。所以，他愿意保持对世界的持续关注，以介入者、旁观者的身份，探索一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帮助其他人了解世界的复杂性。
　　何伟的那些作品，被认为是国内非虚构写作的滥觞。他描写的对象就是旅行的内容本身，但何伟的写作把他的旅行和我们其他人的旅行区别了开来。
　　当我们在旅行中寻找启发、火花、情感触动，以及场景与片段的体验时，旅行内容并非写作对象，其写作也主要不是非虚构。这就是旅行写作的局限性，浮光掠影的作品无法真正进入和揭示当下的真实，而常常流于无病呻吟。
　　胡适说：“真金不怕火，这是我们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价值的东西是毁不掉的。我个人绝不愁东方遗产与东方文明的失坠，我所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刚刚开始同世界人类的最新文化接触，就害怕他的诱惑，就赶快退缩回到抱残守缺或自夸自大的老路上去。”
　　这段话至今读来，仍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近两百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各种动荡、变革、转型，包括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潮流，都在强迫着我们去回应。这回应让我们无所事事、惊慌失措、疲于奔命。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物质化、“纯粹理性”化，文学在社会思想结构中发生位移，已经陷入某种失坠的过程。
　　我们一直执著于表达，源于我们一直受挫的自尊。虽然我们分明感受到了这其中的巨大力量，也感受到了其中新的封闭性，但失去了开放性与好奇心，我们制造出的不过是足够多的喧嚣，却没有创造出与历史和时代相呼应的磅礴之作。
　　在喧嚣和欲望之下，写作更应该是有门槛的，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