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非遗大多是源于传统农业社会，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演进，许多非遗因为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而濒危。尤其在超大城市，人口承载量大且构成复杂，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丰富，一方面非遗保护的难度相对更大，另一方面也给予非遗传承以沃土。广州作为一个超大城市，在非遗保护10余年的历程中，形成了以活化利用、社会共建、重视创意等为特色的“广州经验”，这一模式，为超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路。
[关键词]超大城市 广州经验 保护模式
一、超大城市非遗保护的难点与机遇
非遗多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不论从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组织方式、表现形式还是文化内涵，都有着农业社会的鲜明特征。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非遗失去原有的生存土壤而濒临消亡，在大城市中已很难看到传统岁时节庆、人生礼仪、民谣民谚、山歌渔歌的踪迹。
但是，从人类文明进程看，人类从先民群居，到聚落，到村庄，到城镇，再到城市，呈明显的城市化轨迹，乃至有专家预测，超大城市是21世城市发展的一种方式，代表21世纪经济和区域扩张的方式[1]。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可逆，若欲保护非遗，就必须使其传承和传播适应城市化演进规律，尤其是适应超大城市的发展。
那么，相比农村和中小城镇，超大城市的特征是怎样的？它在非遗保护上面临哪些难点？又对非遗保护有着怎样的优势？超大城市该拥有怎样的非遗保护模式？
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规定：“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2]按此标准，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和武汉等7个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相对中小城市和农村而言，其特点除了常住人口多之外，还包括：人口构成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丰富的可能性；产业发展较成熟；对外开放程度高，从概念上几乎等同国际大都市；城市软实力强，有极强的周边辐射能力[3]；交通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供给问题复杂；城市治理难度大；特大城市之间同质性较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非遗在超大城市的传承和保护面临诸多窘境：首先，外来人口涌入导致的复杂人口构成冲击了原有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许多非遗的原有组织方式已难以维系。其次，高度的对外开放程度使得文化更新加快，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传播力度更强，对本土非遗构成了危机。最后，超大城市在对旧城、城中村等的治理进程中，这些区域所承载的非遗如不妥善保护，也将不复存在。
当然，超大城市有许多特质也为非遗保护带来机遇。首先，超大城市对人们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由此催生出外来人口对这一城市的强烈文化身份认同感，使得城市固有的非遗作为文化身份资源而变得弥足珍贵，当前许多外地人来广州后，自发学粤语、饮早茶、拜黄大仙、听粤剧，就显示出其融入广府文化的积极性。其次，超大城市社会经济资源极其丰富，各大企事业单位出于或公益或商业的目的，成为政府之外“看不见的手”，推动非遗的保护。第三，超大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少年宫、剧院等，这些都会成为非遗展示、展演的良好载体。另外，超大城市的城市病相对明显，即呈现“特大城市象皮病”，因而近年来在规划中较多提及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宜居城市等理念，而这类理念的践行，则很大程度上要依托非遗资源来实施，高小康教授即据此提出“非遗保护是都市生态文明的人文根系”的论断[4]。
超大城市作为21世纪的一个发展趋势，对非遗的影响是深刻而多面的。探究非遗保护模式，也必须直面这一现实，改善窘境，把握机遇，使超大城市的非遗保护工作有的放矢。
二、超大城市背景下非遗保护“广州经验”的形成
广州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国家中心城市，截至2015年末，常住人口已达到1667万[5]。而同时，广州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城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区，有粤剧、岭南古琴艺术、广彩、广绣等一批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非遗项目。这使得广州兼具传统文化核心地与超大城市的双重身份。
为响应国家的号召，2006年广州正式启动了非遗保护工作。在过去10余年里，广州的非遗保护在其工作机制、名录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普查、宣传推广、传承、教育、研究和数字化保护等方面都取得建树，一系列“广州经验”正在形成，其中最足以引人注目的，是依托超大城市背景而形成的经验。
据笔者总结，超大城市背景下所形成的非遗保护“广州经验”，以下几点较有代表性：
第一，活化利用。广州1991年即成为全国“第三城”，因而交通拥堵、建筑密集、人际交流紧张等“特大城市皮相病”也较早存在，这激发了广州市民对城市文化共享、认同感和传统社群关系回归的追求。因而近年来，广州非遗正逐步活化利用，不断满足着市民的各类文化诉求：全市40多所学校竞相展开“非遗进校园”活动，以让小朋友乐于接受的形式传播非遗，如海珠区前进路幼儿园挖掘适合幼儿刺绣的材料与方法，番禺区沙涌小学自编鳌鱼操在全校推广鳌鱼舞，诸如此类，既加强青少年的素质教育，也有效传承了当地的文化记忆与个性。同时，非遗旅游在广州方兴未艾，如在《广州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岭南文化工作方案》[6]里面就提出打造荔灣区和花都区两条旅游线路；而且，在沙湾古镇、黄埔古村、岭南印象园等较成熟的古村旅游点，非遗都已成为重要旅游资源。此外，每年数以百计的非遗体验课、培训班丰富着市民的周末生活，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和新媒体宣传的非遗资讯日益成为热点话题，显示出广州非遗在超大城市背景下活化利用成热潮。
第二，社会共建。广州是千年商都，民间资本丰饶，在历史上商行、富裕知识分子、华侨等自发保护非遗的事例并不鲜见，至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以超大城市的经济体量，更是成为各大企事业单位的孵化之地，因而广州非遗的社会共建，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现实的地域优势。近年来，广州积极推进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如广州地铁集团从2014年开始在“搭地铁·赏国学”系列活动中推广非遗，已举办数十场“周末非遗课堂”与多场地铁站厅专题展；作为广州地标的广州塔，连续于2015年、2016年举办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并成立“广州市非遗文化传承及展示传播中心”；万国通衢的白云机场举办岭南艺术文化展等活动；广州少儿图书馆在“立体阅读”积极开展非遗亲子活动，从2013年起举办共多达20期38场；商业发达的天河区首创“非遗进商圈”模式，遍布各式企业的白云区推行“非遗进企业”……广州市充分利用超大城市广泛的社会资源，推动其成为非遗保护重要力量，成效明显。 第三，重视创意。超大城市，往往是创新人才的汇聚地和创意产业的孵化地。广州市就曾在《关于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7]中提出到2015年率先建成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因而，在非遗保护中重视创新创意，敢为人先，亦成为广州非遗保护工作在近年来的着力点。2016年，广州举办《绣美花城——广州非遗创意赛·广绣风》，旗帜鲜明地提出“创意化保护”，将广绣这一非遗资源作为文化创意的基因宝库，并收获了绣画、服饰、箱包、首饰、书签、手机套、耳机、餐具、文化空间设计方案等诸多创意佳作，受到各界好评，堪称迈出了创意化保护的成功一步。再如越秀区举办的广府庙会，包括“水上庙会”与现代广州的“珠江夜游”相结合，通过构建独特的文化场域，实现传统广府文化创意化保护[8]。此外，根据广州非遗元素创意制成的明信片、旅游纪念品、卡通形象等文创产品层出不穷，都在非遗的创新创意中实现了与市场、与民众文化需求的接轨。
三、“广州经验”的推广：非遗将给超大城市带来怎样的未来？
透过上文对“广州经验”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理想图景：在超大城市，传统的非遗在妥善继承的基础上，变得充满创意、多元而有活力，以适应当代文化需求的面貌重新回到民众生活中。那么，我们姑且设想下，这种超大城市背景下的非遗生态，将给城市本身带来怎样的未来呢？
首先，有利于构建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包含了生态文化在公众中的普及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9]。非遗是先辈与自然和社会相处的智慧结晶；保护非遗，很大程度上是保护非遗所需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这与构建生态城市的理念不谋而合。如广州扒龙舟需要河涌和两岸环境的生态良好，天灸疗法需要树立三伏三九的节气生态，广州榄雕则强调对乌榄树的保护。引导民众喜爱非遗，就可引导其自觉保护非遗的文化和生态环境，正是对构建生态城市的深化和补充。
其次，有利于促进城市的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即摒弃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做法，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为中心[10]。通过对非遗资源的活化利用，城市也将变得更有韵味。如广州天河区珠村民间的乞巧节，在天河区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仅没有衰微，反而打造成“一区一品”中的广州乞巧文化节，既保留拜七娘、摆七娘等传统习俗，又开展“七夕情”商贸活动、举办“遇见七夕·遇见爱”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等，提高了天河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文气息，改善着人居环境。
再次，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城市。当前，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城市，都通过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构建成了文化创新型城市。我国的许多城市都有独特的非遗资源，若人们对传统智慧予以吸收、对传统元素予以借鉴、对传统技能予以拓展，就能激活人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将成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源泉。
此外，在创建文明城市、建设和谐城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城市目标上，非遗保护的“广州经验”也大有可为，兹不赘述。
结语
需要阐明的是，“广州经验”并非预先建构而成，而是在10余年的非遗保护工作中，广州市逐步摸索出的一系列尚未体系化的经验集合，因而也会不断随着实践而变化调整，并不能作为一套固定的模式套用。关于超大城市与非遗保护关系的研究，从目前已有的论著看，几乎完全空白，期冀学界和业界能将更多目光投向这一领域，指导超大城市非遗保护工作的有序前行。
参考文献：
〔1〕哈佛大学教授：超大城市肩负着更多责任.长江日报，2016年9月26日；
〔2〕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2014年10月29日；
〔3〕庄陶.我国特大及超大城市可持续城市更新影響因素研究.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4〕高小康.后增长时代：生态城市建设与非遗保护.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2期；
〔5〕广州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岭南文化工作方案.14届188次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2015年；
〔6〕关于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穗字〔2008〕1号，2008年；
〔7〕宋俊华主编.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6），2016年12月出版；
〔8〕李勇.中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9〕依靠内涵式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人民日报》，2013年5月31日。
作者简介：王平（1968--），女，大学，副研究馆员，现任广州市文化馆馆长。
[关键词]超大城市 广州经验 保护模式
一、超大城市非遗保护的难点与机遇
非遗多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不论从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组织方式、表现形式还是文化内涵，都有着农业社会的鲜明特征。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非遗失去原有的生存土壤而濒临消亡，在大城市中已很难看到传统岁时节庆、人生礼仪、民谣民谚、山歌渔歌的踪迹。
但是，从人类文明进程看，人类从先民群居，到聚落，到村庄，到城镇，再到城市，呈明显的城市化轨迹，乃至有专家预测，超大城市是21世城市发展的一种方式，代表21世纪经济和区域扩张的方式[1]。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可逆，若欲保护非遗，就必须使其传承和传播适应城市化演进规律，尤其是适应超大城市的发展。
那么，相比农村和中小城镇，超大城市的特征是怎样的？它在非遗保护上面临哪些难点？又对非遗保护有着怎样的优势？超大城市该拥有怎样的非遗保护模式？
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规定：“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2]按此标准，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和武汉等7个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相对中小城市和农村而言，其特点除了常住人口多之外，还包括：人口构成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丰富的可能性；产业发展较成熟；对外开放程度高，从概念上几乎等同国际大都市；城市软实力强，有极强的周边辐射能力[3]；交通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供给问题复杂；城市治理难度大；特大城市之间同质性较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非遗在超大城市的传承和保护面临诸多窘境：首先，外来人口涌入导致的复杂人口构成冲击了原有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许多非遗的原有组织方式已难以维系。其次，高度的对外开放程度使得文化更新加快，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传播力度更强，对本土非遗构成了危机。最后，超大城市在对旧城、城中村等的治理进程中，这些区域所承载的非遗如不妥善保护，也将不复存在。
当然，超大城市有许多特质也为非遗保护带来机遇。首先，超大城市对人们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由此催生出外来人口对这一城市的强烈文化身份认同感，使得城市固有的非遗作为文化身份资源而变得弥足珍贵，当前许多外地人来广州后，自发学粤语、饮早茶、拜黄大仙、听粤剧，就显示出其融入广府文化的积极性。其次，超大城市社会经济资源极其丰富，各大企事业单位出于或公益或商业的目的，成为政府之外“看不见的手”，推动非遗的保护。第三，超大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少年宫、剧院等，这些都会成为非遗展示、展演的良好载体。另外，超大城市的城市病相对明显，即呈现“特大城市象皮病”，因而近年来在规划中较多提及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宜居城市等理念，而这类理念的践行，则很大程度上要依托非遗资源来实施，高小康教授即据此提出“非遗保护是都市生态文明的人文根系”的论断[4]。
超大城市作为21世纪的一个发展趋势，对非遗的影响是深刻而多面的。探究非遗保护模式，也必须直面这一现实，改善窘境，把握机遇，使超大城市的非遗保护工作有的放矢。
二、超大城市背景下非遗保护“广州经验”的形成
广州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国家中心城市，截至2015年末，常住人口已达到1667万[5]。而同时，广州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城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区，有粤剧、岭南古琴艺术、广彩、广绣等一批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非遗项目。这使得广州兼具传统文化核心地与超大城市的双重身份。
为响应国家的号召，2006年广州正式启动了非遗保护工作。在过去10余年里，广州的非遗保护在其工作机制、名录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普查、宣传推广、传承、教育、研究和数字化保护等方面都取得建树，一系列“广州经验”正在形成，其中最足以引人注目的，是依托超大城市背景而形成的经验。
据笔者总结，超大城市背景下所形成的非遗保护“广州经验”，以下几点较有代表性：
第一，活化利用。广州1991年即成为全国“第三城”，因而交通拥堵、建筑密集、人际交流紧张等“特大城市皮相病”也较早存在，这激发了广州市民对城市文化共享、认同感和传统社群关系回归的追求。因而近年来，广州非遗正逐步活化利用，不断满足着市民的各类文化诉求：全市40多所学校竞相展开“非遗进校园”活动，以让小朋友乐于接受的形式传播非遗，如海珠区前进路幼儿园挖掘适合幼儿刺绣的材料与方法，番禺区沙涌小学自编鳌鱼操在全校推广鳌鱼舞，诸如此类，既加强青少年的素质教育，也有效传承了当地的文化记忆与个性。同时，非遗旅游在广州方兴未艾，如在《广州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岭南文化工作方案》[6]里面就提出打造荔灣区和花都区两条旅游线路；而且，在沙湾古镇、黄埔古村、岭南印象园等较成熟的古村旅游点，非遗都已成为重要旅游资源。此外，每年数以百计的非遗体验课、培训班丰富着市民的周末生活，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和新媒体宣传的非遗资讯日益成为热点话题，显示出广州非遗在超大城市背景下活化利用成热潮。
第二，社会共建。广州是千年商都，民间资本丰饶，在历史上商行、富裕知识分子、华侨等自发保护非遗的事例并不鲜见，至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以超大城市的经济体量，更是成为各大企事业单位的孵化之地，因而广州非遗的社会共建，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现实的地域优势。近年来，广州积极推进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如广州地铁集团从2014年开始在“搭地铁·赏国学”系列活动中推广非遗，已举办数十场“周末非遗课堂”与多场地铁站厅专题展；作为广州地标的广州塔，连续于2015年、2016年举办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并成立“广州市非遗文化传承及展示传播中心”；万国通衢的白云机场举办岭南艺术文化展等活动；广州少儿图书馆在“立体阅读”积极开展非遗亲子活动，从2013年起举办共多达20期38场；商业发达的天河区首创“非遗进商圈”模式，遍布各式企业的白云区推行“非遗进企业”……广州市充分利用超大城市广泛的社会资源，推动其成为非遗保护重要力量，成效明显。 第三，重视创意。超大城市，往往是创新人才的汇聚地和创意产业的孵化地。广州市就曾在《关于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7]中提出到2015年率先建成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因而，在非遗保护中重视创新创意，敢为人先，亦成为广州非遗保护工作在近年来的着力点。2016年，广州举办《绣美花城——广州非遗创意赛·广绣风》，旗帜鲜明地提出“创意化保护”，将广绣这一非遗资源作为文化创意的基因宝库，并收获了绣画、服饰、箱包、首饰、书签、手机套、耳机、餐具、文化空间设计方案等诸多创意佳作，受到各界好评，堪称迈出了创意化保护的成功一步。再如越秀区举办的广府庙会，包括“水上庙会”与现代广州的“珠江夜游”相结合，通过构建独特的文化场域，实现传统广府文化创意化保护[8]。此外，根据广州非遗元素创意制成的明信片、旅游纪念品、卡通形象等文创产品层出不穷，都在非遗的创新创意中实现了与市场、与民众文化需求的接轨。
三、“广州经验”的推广：非遗将给超大城市带来怎样的未来？
透过上文对“广州经验”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理想图景：在超大城市，传统的非遗在妥善继承的基础上，变得充满创意、多元而有活力，以适应当代文化需求的面貌重新回到民众生活中。那么，我们姑且设想下，这种超大城市背景下的非遗生态，将给城市本身带来怎样的未来呢？
首先，有利于构建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包含了生态文化在公众中的普及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9]。非遗是先辈与自然和社会相处的智慧结晶；保护非遗，很大程度上是保护非遗所需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这与构建生态城市的理念不谋而合。如广州扒龙舟需要河涌和两岸环境的生态良好，天灸疗法需要树立三伏三九的节气生态，广州榄雕则强调对乌榄树的保护。引导民众喜爱非遗，就可引导其自觉保护非遗的文化和生态环境，正是对构建生态城市的深化和补充。
其次，有利于促进城市的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即摒弃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做法，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为中心[10]。通过对非遗资源的活化利用，城市也将变得更有韵味。如广州天河区珠村民间的乞巧节，在天河区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仅没有衰微，反而打造成“一区一品”中的广州乞巧文化节，既保留拜七娘、摆七娘等传统习俗，又开展“七夕情”商贸活动、举办“遇见七夕·遇见爱”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等，提高了天河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文气息，改善着人居环境。
再次，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城市。当前，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城市，都通过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构建成了文化创新型城市。我国的许多城市都有独特的非遗资源，若人们对传统智慧予以吸收、对传统元素予以借鉴、对传统技能予以拓展，就能激活人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将成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源泉。
此外，在创建文明城市、建设和谐城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城市目标上，非遗保护的“广州经验”也大有可为，兹不赘述。
结语
需要阐明的是，“广州经验”并非预先建构而成，而是在10余年的非遗保护工作中，广州市逐步摸索出的一系列尚未体系化的经验集合，因而也会不断随着实践而变化调整，并不能作为一套固定的模式套用。关于超大城市与非遗保护关系的研究，从目前已有的论著看，几乎完全空白，期冀学界和业界能将更多目光投向这一领域，指导超大城市非遗保护工作的有序前行。
参考文献：
〔1〕哈佛大学教授：超大城市肩负着更多责任.长江日报，2016年9月26日；
〔2〕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2014年10月29日；
〔3〕庄陶.我国特大及超大城市可持续城市更新影響因素研究.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4〕高小康.后增长时代：生态城市建设与非遗保护.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2期；
〔5〕广州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岭南文化工作方案.14届188次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2015年；
〔6〕关于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穗字〔2008〕1号，2008年；
〔7〕宋俊华主编.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6），2016年12月出版；
〔8〕李勇.中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9〕依靠内涵式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人民日报》，2013年5月31日。
作者简介：王平（1968--），女，大学，副研究馆员，现任广州市文化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