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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何其芳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命，有多半是在新中国度过的，尽管在建国后17年中，左倾文艺思潮愈演愈烈，“文革”十年更给中国文坛造成了空前浩劫，但作为一位视文学为生命的中华赤子，他仍以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为新中国文学作出了多方面的，他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他给我们留下的文学遗产和精神瑰宝，至今仍放射着夺目的光辉，并对我们繁荣新世纪中华文学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何其芳；新中国文学；独特贡献；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7－０128－０5
如果我们把何其芳1930年在《新月》上发表的小说《模秋》和诗歌《茑茑》视为他文学活动的起步之年，那么到他1977年永辞人世，其文学活动就经历了47个春秋，跨越了五个十年。他这47年的文学生命，有39年是在延安和北京度过的。在新中国建国后的28年中，尽管他因工作、身份、环境、心绪等多种原因而逐步远离他情有独钟的诗文创作，并遭受了愈演愈烈的左倾文艺思潮的严重威压和十年“文革”对他身心的残酷打击，但他仍以中华赤子的满腔热诚和文坛英才的过人才气，在拉开新中国诗歌大幕，创建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为新中国倾心培养学界栋梁与文学英才和在文学理论上的独到建树等四个方面，为新中国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这位卓越的诗人、散文家和著名文学评论家早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和精神遗产，仍然泽被后世，惠及当下，远播海外，而且活力冲涌、生机盎然、代有传人。
一、谱写了新中国激情颂歌的第一乐章
在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众多青年诗人中，何其芳以他的《我歌唱延安》等充满激情的诗文，最早开始了对延安的激情歌唱。在新中国建国之际最早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又是何其芳。就在他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盛况的当天，一曲热烈高亢的激情颂歌便从何其芳心中冲涌而出，这就是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支颂歌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痛苦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全诗共7章，113行，这是诗的第一章，作为全诗的总起，诗人以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充满激情的语言，纵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并揭示其诞生的重大意义，借以展开全诗的主题。在接下来的各章中，诗人既悲情回顾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和苦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浴血奋斗，又为东方巨人的昂然站立而纵情欢呼，旨在凸现胜利和幸福的来之不易。诗篇还形象描绘了开国大典的宏大场面和沸腾情景，更生动地表现了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与无限崇敬。这是一首热情高亢的新中国颂歌和气势磅礴的英雄交响曲。作为与新中国同日诞生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它所开启的正是1950年代以颂歌为核心的主流诗潮和追求宏大、崇尚壮美的时代诗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激荡在《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的爱党爱国爱领袖爱人民之心和欣喜激动自豪之情，是抒情主体非常真挚强烈的感情倾泻，而无半点虚矫轻飘之态。在建国之初那特殊的时代，一个以颂歌为主的时代景象的出现，包括诗人们常常因急于感情的倾泄而忽略艺术的锤炼，似乎都在必然之中。这正如艾青所说：“我们告别了苦难的岁月，我们走上了新的路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过去唱着悲愤与抗议的人们，迸发出了新的热情，歌颂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歌颂胜利了的人民。”① 正因为如此，紧接《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之后，很快又出现了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艾青的《国旗》、公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和郭沫若的《新华颂》等潮流般涌来的激情颂歌。新中国诗坛一个波波相连的颂歌时代就此开始，并一直延绵到了新时期初期。
二、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
1953年3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作出决定，正式成立文学研究所。其主要目的是集中全国一流学者，组建高水平研究团队，全面展开中外文学研究，推动新中国文学走向繁荣。这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并由著名文学家、出版家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由于郑振铎还担任了文化部文化局局长和考古研究所所长，所以文学研究所日常工作皆由何其芳主持。他与文学研究所25年的紧密相依，占去了他47年文学生涯的大半部分。
为建设好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倾注了自己太多的心力。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外文学研究各领域的大师名家和青年俊杰陆续走入文学研究所，如“五四”新文学元老、著名散文家、诗人和“红学”权威俞平伯，名扬海内外的“一代才子”钱钟书，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校勘专家王伯祥，《诗经》与两汉魏晋文学研究权威余冠英，古典小说史研究权威孙楷第，戏曲研究权威吴晓铃，外国文学研究名家卞之琳、潘家洵、李健吾、杨绛、罗念生、罗大冈、曹葆华、戈宝权、叶水天等。与此同时，他还从自己任教过的马列学院要去了何家槐、力扬、陈涌、蔡仪、毛星等。一时间，文学研究所大家云集、精英齐聚，可谓是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昆山之玉。一流学术队伍既已基本形成，何其芳就带领他们开始了向中外文学各领域的全面进军。这时的文学研究所无论是专家个体还是群体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而造就了文学研究所发展史上一个最为辉煌的时期。
何其芳对文学研究所特别重要的贡献是营造了一种平等自由、谦虚刻苦、求实严谨、和合宽容的优良所风。按照他的要求，文研所人都不称他“所长”，而是亲切地称“其芳同志”。他实际主编了《中国文学史》、《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等重要学术著作，并组织编选了120种外国文学古典名著。作为众多学者公认的主编，他不给自己戴上主编的光环，而是坚持用编写组或编委会等集体名义。在举国上下批判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狂潮中，由于环境的威压和身份的拘囿，他虽然也不得不写应景批判文章，但他给予这位“红学”大家更多的是关心、尊重和保护。他让俞平伯继续进行《红楼梦》研究，并将俞平伯的职称在全所首先定为一级，还亲自出面到中宣部为指责俞平伯的不实之说进行辩解。在当时那种时代场域中，这些保护人才的冒险犯难之举，需要何等的无私和勇毅。何其芳不仅非常尊重老学者，而且倾心帮扶年轻人。如朱寨、曹道衡、何绍基、何西来、杜书瀛、许志英、卓如、陈尚哲等著名学者，当年都受到了何其芳的严格要求和多方面栽培，在极左思潮尚未消散的1977年，当何西来遭受不公正批判时，已是胃癌晚期的何其芳，还拄着拐杖艰难地来到会议室对批斗者予以怒斥。他当晚便大口吐血，一周后永辞人世。 何其芳以自己的行动、人格和生命引领着文研所的所风建设。他关心、尊重文研所的每一个人，自己也赢得了新老学者的一致爱戴和感激。何其芳病重期间，不少文研所人都去探望；他逝世以后，文研所人都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已近80高龄且久卧病榻的俞平伯闻讯后老泪纵横、艰难起床、发出唁函：
其芳先生病逝，不胜惊悼。以数十年之友
谊，在近期尚讨论诗歌、书翰往返，不意顿隔
人天，悲痛如何！
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在《哭何其芳同志》中，更以这样的诗句表达了文研所老、中、青三代人共同的哀思：
君志有余，君力已尽。君心无惭，君目可
瞑。为党尽瘁，谁其亡君。
人寿有终，事业无穷。前仆后继，来者愈
勇。君其安息，泉壤九重。
呜呼其芳，何期永别。呜呼其芳，君其安
息。其芳其芳，思君何极。②
三、为新中国培育了一批文学英才和学界栋梁
何其芳不仅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而且是文学青年的杰出导师。早在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师范、万县师范和成都联立中学时期，作为教师的何其芳便以自己的诗文、才气和热情影响了他的学生。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后，他不仅为解放区和新中国造就了大量优秀文艺人才，而且以他独具的慧眼和爱心，发现和培育了如贺敬之、戈壁舟、朱寨等一批活跃在新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与学者。在国统区那严酷的环境中，他一方面向国统区文艺界宣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也热情培育文学青年，活跃在新中国的著名诗人沙鸥和野谷等，就是从那时开始接受何其芳引领与影响的。
进入新中国以后，何其芳尽管工作繁重并致力于文学研究和批评，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培育文学新人，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太多的心力。他对文学新人的倾心培养，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实践历练和个别引导等多种渠道进行。
在学校教育这一渠道上，何其芳最为突出的是4件事情：其一是在中央马列学院做国文教员，帮助高级干部提高文学文化修养和写作能力；其二是为北大学子讲授《红楼梦》；其三是参与创建并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其四是按中宣部要求，在中央党校建立文艺理论研究班并担任指导和参与授课，为全国各地培养领导干部和专业人才。
参与创建并执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是何其芳为新中国培育文学新人的重头戏之一。1959年经何其芳等与人大中文系主任何洛商议，决定在人大建立文学研究班。此事获中宣部批准并任命何其芳与何洛为正、副主任，任课教师除何其芳外，还有蔡仪、唐弢等著名学者。何其芳强调文研班应博览、精读文学名著，请文学研究所专家共同拟定了文研班学员必读书目。文研班首届学员、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后来回忆说：“像一支军队的风格就是指挥员的风格一样，我们文研班的课程设置风格，就是主持者、班主任何其芳的文学教育思想的风格：第一流的授课教师；古今中外的教育内容；历史、现状、理论并重的教学方法”，“作为一代文学教育的宗师，他三四十年代在延安主持鲁艺文学系的时候，他五六十年代在北京主持文研班的时候，都按照自己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学术精神和思路，培养了自己的几代学生”③。自觉以何其芳为师的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指出，何其芳的功绩不仅在于以文研班为平台，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还在于他对人民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尤其是对“我系后来形成马列文论的强势地位有很大影响”，“何先生之与我系的历史联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史在人大中文系的一次新的建构，是前者对人民大学人文文化和氛围的丰富浸润与奠基，这是一直在激励我们这些后学者的一个原因。所以，仅凭这一点，就让我们永远对何其芳先生怀着深深的感谢和敬意”④。
除学校教育外，何其芳还很重视让文学青年在实践中历练，并对他们予以热情关怀和精心指导，这一点在他对文研所青年人的培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深受何其芳教诲的著名评论家陈尚哲说：“至于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同志，受到其芳同志的关怀与帮助，更是书不胜书，特别是业务上、写作论文上的帮助指导，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可讲。”⑤ 能进入文研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应该说多是学业精进、能力较强且很有发展潜力的文学新锐。但何其芳仍对他们严格要求、具体指导、精心培养，他亲自为他们拟定必读书目200种，具体指导他们研究问题写文章，认真审读他们的文章，写出详尽的修改意见。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从文研所青年中成长起来的朱寨、曹道衡、何绍基、何西来、胡念贻、杜书瀛、卓如、陈尚哲、刘世德、蒋和森等一批著名学者，他们不仅对何其芳永怀感念，更一直以何其芳所坚持的“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八字学风警诫和鞭策自己。刘世德是深受何其芳教诲与影响的古代文学研究名家。他称何其芳是一位“辛苦的种树人”，并说：“‘种树人’是辛苦的。但是，当他种下的树一棵棵‘绿叶成荫满陌阡’的时候，他如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的。”⑥
作为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何其芳一直受到众多文学青年的景仰和崇拜。他们自觉地以何其芳为师，或写信请教、或呈送习作、或登门拜访以求指教。面对着这一颗颗期盼的心，何其芳再苦再累也不会让他们失望。如中国第一本《何其芳评传》的作者、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尹在勤在1956年前后还是一个中学生，出于对何其芳的景仰，他冒昧地通过一家杂志向何其芳转交自己的书信和一首题为《风呵，你吹吧》的习作。在他热烈期盼回音却又不敢奢望的痛苦等待之中，何其芳的亲切回信来到了他所在的偏远山村。在这以后，他建立了与何其芳的通信联系，并收到了何其芳给他寄来的阅读书目和新作《关于读书和写诗》。当他在何其芳影响下走向大学讲台以后，每当翻阅何其芳给他的赠书，便禁不住心跳，禁不住泪涌。即使是在“文革”十年中，何其芳也不会因自保而让爱好文学爱好诗歌的青年失望。如他在自己家中接待食指（郭路生），就发生在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1967年。此后，他们还常有联系，交流不断。食指后来成为“文革”时期最优秀的“地下诗人”和“白洋淀诗群”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诗作中，鲜明地沉浸着何其芳的影响。 四、在文学理论上作出了三大建树
何其芳从延安走进北京以后，放弃自己情有独钟的诗文创作，转而以组织文学活动和从事文学批评为主。他先后出版了《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读书和写诗》、《论〈红楼梦〉》、《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诗歌欣赏》和《文学艺术的春天》等7部文艺评论著作，并被视为“文革”前十七年中的权威批评家和举足轻重的文学活动家之一。在毛泽东的《讲话》被奉为绝对经典的时候，作为新中国文学界高层领导者的何其芳，很难在文学批评中大胆阐述自己的真知灼见，然而在他心灵深处，也时有崇信经典和渴望求索的矛盾以及紧跟时代和坚守艺术的冲突。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得何其芳的文学评论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极力阐释《讲话》，批判“异端”；另一方面又力克时艰，偶发诤言。综观何其芳的文学评论，其可贵与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力主正确对待中外文学遗产。何其芳作为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他从进入文学研究所时就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有计划地展开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1962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3卷本，就是由何其芳亲自挂帅，并集聚起余冠英、唐弢、贾芝、钱钟书、范宁等一大批一流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项宏大的中华文学遗产整理与传播工程。这部诞生于高扬阶段斗争旗帜之特殊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实现了何其芳提出的资料准确、观点稳妥的要求，而且将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少数民族文学史汇纳一炉。其立场、观点、视域、体例、方法与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对后来者在文学史的编写上都有很大的启示和引领意义。与此同时，何其芳还主持了《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的编写。在那种时代场域中，要近距离地全面评说新中国十年文学，显然是一项压力、难度与风险极大的学术工程。何其芳不仅对全书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和体例章节进行了全面考虑和具体安排，而且组配起由毛星、朱寨、王燎荧、王淑明、井岩盾、张国民、邓绍基、陈尚哲、卓如、贾志、孙剑冰、陶建苍、夏蕾、陈伯吹等资深专家和青年新锐共同攻关，终于胜利完成了对建国十年之文学理论、小说、散文、戏剧、诗歌、民间文艺和儿童文学的近距离梳理评说，向国庆十周年献上了一份来自文学研究所的厚礼。何其芳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他不仅在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纳进了少数民族文学，而且还组织文学研究所展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在评介传播外国文学遗产上，何其芳最突出的功绩是在1950年代末带领卞之琳、戈宝权、冯至、朱光潜、李健吾、钱钟书、蔡仪等一大批一流专家，开展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120种的编选。在研究、评介中外文学遗产上，何其芳不仅带领学界精英群体攻关，成果辉煌，而且亲力亲为，以身示范。他先后发表了《屈原和他的作品》、《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马雅可夫斯基与我们》、《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活着》等卓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并对所论对象都有独到与精辟的见解。何其芳在对中外文学遗产研究上的这些重大活动和优秀成果，使他成为“五六十年代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举足轻重的文艺活动家和富于创见的古典文学学者”⑦。
第二，提出了典型“共名”说。在1956年文艺理论界讨论典型问题时，何其芳发表了《论阿Q》一文，由此提出了他的典型“共名”说。何其芳指出:“一个虚构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为人们愿意仿效或者不愿意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中的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功的标志。”此后，在《论〈红楼梦〉》和《文学艺术的春天·序》中，他又继续论述了这一主张。何其芳认为:文学典型是指典型形象性格上最突出的特点，典型性不等于阶级性，典型的共性的概括性并不只限于一个时代。何其芳根据自己对文学典型的这一认识，分析了阿Q等中外著名文学典型形象。他认为，阿Q可以看作精神胜利法的共名，唐·吉诃德可以看作主观主义的共名，诸葛亮可以看作足智多谋的共名，林黛玉可以看作多愁善感的共名。何其芳研究专家贺仲明教授认为：“何其芳的‘共名说’所具有的人性内涵，对于当时越来越狭隘的政治化文学批评观念是一种突破，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文学的独立特征”，“这一点，在考虑到何其芳当时的政治身份后，体现得更为突出。何其芳提出‘共名说’时，正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他敢于大胆求索，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评模式’，而且还不畏压力，敢于进行反批评，反映了他的个性和人格精神，体现了他对文学对学术的热爱和执着”⑧。
第三，力主建立现代格律诗。早在1950年3月，何其芳就在《话说新诗》一文中提出了在民族传统基础上创造新格律诗体，应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支柱形式。1953年9月，他在题为《更多的作品，更高的思想艺术水平》的大会发言中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很有建立现代的中国的格律诗之必要。”在同年11月题为《关于写诗和读诗》的讲演中，他又重申说:“虽然自由诗可以算作中国新诗之一体，我们仍很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此后，在《关于现代格律诗》（1954年），《写诗的经过》（1956年），《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诗歌欣赏》（1958年），《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再谈诗歌形式问题》（1959年）等文章中，他就建立中国现代格律诗的主张继续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众所周知，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首倡现代格律诗并认真实践的是闻一多和徐志摩。作为曾有过深深 “新月”情结的何其芳，在1950年代力主建立现代格律诗，可谓是相当自觉地从闻一多等人手中接过了新格律诗建设世纪长跑的接力棒，力图为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尽一己之力⑨。他强调指出:“要解决新诗的形式和我国古代诗歌脱节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建立格律诗。”⑩
何其芳文学评论中的这些独到之处，内蕴着他对新中国文学应走的正确道路的思考与追求，其可贵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在理论上是如何完美，而是内蕴其间的主体精神，即作为一个作家和评论家应有的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种革新创造的欲望和艺术的良知。而这种主体精神，对于推动当今中国文学冲出迷阵和摆脱困境，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历史轨道，无疑是非常需要和非常可贵的。
作为一代卓越的诗人与散文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活动家，何其芳对新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以上所论之外，他在促进中外文学交流，创办《文学研究》（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等著名刊物，整理传播少数民族文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业绩，并在以《回答》一诗促成中国当代诗歌的宝贵收获和以旧体诗创作汇入“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等方面，也都有杰出的创造。何其芳还是一位有广泛世界影响的中华文学名人，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
注释：
① 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② 余冠英：《哭何其芳同志》，《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③ 何西来：《我在文研班的读书生活》，《文壁》2011年第1期。
④ 程光炜：《何其芳与人大中文系》，《何其芳研究》2010年卷，第50页。
⑤ 陈尚哲：《忆其芳同志二三事》，《感恩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页。
⑥ 刘世德：《辛苦的种树人——怀念何其芳同志》，《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
⑦ 蓝棣之：《略论何其芳的文学理论遗产》，《何其芳研究》2007年卷，第1页。
⑧ 贺仲明：《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⑨ 陈本益：《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论的三个要点评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2期。
⑩ 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何其芳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作者简介：陶德宗，男，1951年生，重庆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重庆，404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何其芳；新中国文学；独特贡献；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7－０128－０5
如果我们把何其芳1930年在《新月》上发表的小说《模秋》和诗歌《茑茑》视为他文学活动的起步之年，那么到他1977年永辞人世，其文学活动就经历了47个春秋，跨越了五个十年。他这47年的文学生命，有39年是在延安和北京度过的。在新中国建国后的28年中，尽管他因工作、身份、环境、心绪等多种原因而逐步远离他情有独钟的诗文创作，并遭受了愈演愈烈的左倾文艺思潮的严重威压和十年“文革”对他身心的残酷打击，但他仍以中华赤子的满腔热诚和文坛英才的过人才气，在拉开新中国诗歌大幕，创建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为新中国倾心培养学界栋梁与文学英才和在文学理论上的独到建树等四个方面，为新中国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这位卓越的诗人、散文家和著名文学评论家早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和精神遗产，仍然泽被后世，惠及当下，远播海外，而且活力冲涌、生机盎然、代有传人。
一、谱写了新中国激情颂歌的第一乐章
在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众多青年诗人中，何其芳以他的《我歌唱延安》等充满激情的诗文，最早开始了对延安的激情歌唱。在新中国建国之际最早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又是何其芳。就在他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盛况的当天，一曲热烈高亢的激情颂歌便从何其芳心中冲涌而出，这就是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支颂歌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痛苦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全诗共7章，113行，这是诗的第一章，作为全诗的总起，诗人以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充满激情的语言，纵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并揭示其诞生的重大意义，借以展开全诗的主题。在接下来的各章中，诗人既悲情回顾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和苦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浴血奋斗，又为东方巨人的昂然站立而纵情欢呼，旨在凸现胜利和幸福的来之不易。诗篇还形象描绘了开国大典的宏大场面和沸腾情景，更生动地表现了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与无限崇敬。这是一首热情高亢的新中国颂歌和气势磅礴的英雄交响曲。作为与新中国同日诞生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它所开启的正是1950年代以颂歌为核心的主流诗潮和追求宏大、崇尚壮美的时代诗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激荡在《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的爱党爱国爱领袖爱人民之心和欣喜激动自豪之情，是抒情主体非常真挚强烈的感情倾泻，而无半点虚矫轻飘之态。在建国之初那特殊的时代，一个以颂歌为主的时代景象的出现，包括诗人们常常因急于感情的倾泄而忽略艺术的锤炼，似乎都在必然之中。这正如艾青所说：“我们告别了苦难的岁月，我们走上了新的路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过去唱着悲愤与抗议的人们，迸发出了新的热情，歌颂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歌颂胜利了的人民。”① 正因为如此，紧接《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之后，很快又出现了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艾青的《国旗》、公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和郭沫若的《新华颂》等潮流般涌来的激情颂歌。新中国诗坛一个波波相连的颂歌时代就此开始，并一直延绵到了新时期初期。
二、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
1953年3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作出决定，正式成立文学研究所。其主要目的是集中全国一流学者，组建高水平研究团队，全面展开中外文学研究，推动新中国文学走向繁荣。这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并由著名文学家、出版家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由于郑振铎还担任了文化部文化局局长和考古研究所所长，所以文学研究所日常工作皆由何其芳主持。他与文学研究所25年的紧密相依，占去了他47年文学生涯的大半部分。
为建设好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倾注了自己太多的心力。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外文学研究各领域的大师名家和青年俊杰陆续走入文学研究所，如“五四”新文学元老、著名散文家、诗人和“红学”权威俞平伯，名扬海内外的“一代才子”钱钟书，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校勘专家王伯祥，《诗经》与两汉魏晋文学研究权威余冠英，古典小说史研究权威孙楷第，戏曲研究权威吴晓铃，外国文学研究名家卞之琳、潘家洵、李健吾、杨绛、罗念生、罗大冈、曹葆华、戈宝权、叶水天等。与此同时，他还从自己任教过的马列学院要去了何家槐、力扬、陈涌、蔡仪、毛星等。一时间，文学研究所大家云集、精英齐聚，可谓是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昆山之玉。一流学术队伍既已基本形成，何其芳就带领他们开始了向中外文学各领域的全面进军。这时的文学研究所无论是专家个体还是群体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而造就了文学研究所发展史上一个最为辉煌的时期。
何其芳对文学研究所特别重要的贡献是营造了一种平等自由、谦虚刻苦、求实严谨、和合宽容的优良所风。按照他的要求，文研所人都不称他“所长”，而是亲切地称“其芳同志”。他实际主编了《中国文学史》、《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等重要学术著作，并组织编选了120种外国文学古典名著。作为众多学者公认的主编，他不给自己戴上主编的光环，而是坚持用编写组或编委会等集体名义。在举国上下批判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狂潮中，由于环境的威压和身份的拘囿，他虽然也不得不写应景批判文章，但他给予这位“红学”大家更多的是关心、尊重和保护。他让俞平伯继续进行《红楼梦》研究，并将俞平伯的职称在全所首先定为一级，还亲自出面到中宣部为指责俞平伯的不实之说进行辩解。在当时那种时代场域中，这些保护人才的冒险犯难之举，需要何等的无私和勇毅。何其芳不仅非常尊重老学者，而且倾心帮扶年轻人。如朱寨、曹道衡、何绍基、何西来、杜书瀛、许志英、卓如、陈尚哲等著名学者，当年都受到了何其芳的严格要求和多方面栽培，在极左思潮尚未消散的1977年，当何西来遭受不公正批判时，已是胃癌晚期的何其芳，还拄着拐杖艰难地来到会议室对批斗者予以怒斥。他当晚便大口吐血，一周后永辞人世。 何其芳以自己的行动、人格和生命引领着文研所的所风建设。他关心、尊重文研所的每一个人，自己也赢得了新老学者的一致爱戴和感激。何其芳病重期间，不少文研所人都去探望；他逝世以后，文研所人都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已近80高龄且久卧病榻的俞平伯闻讯后老泪纵横、艰难起床、发出唁函：
其芳先生病逝，不胜惊悼。以数十年之友
谊，在近期尚讨论诗歌、书翰往返，不意顿隔
人天，悲痛如何！
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在《哭何其芳同志》中，更以这样的诗句表达了文研所老、中、青三代人共同的哀思：
君志有余，君力已尽。君心无惭，君目可
瞑。为党尽瘁，谁其亡君。
人寿有终，事业无穷。前仆后继，来者愈
勇。君其安息，泉壤九重。
呜呼其芳，何期永别。呜呼其芳，君其安
息。其芳其芳，思君何极。②
三、为新中国培育了一批文学英才和学界栋梁
何其芳不仅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而且是文学青年的杰出导师。早在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师范、万县师范和成都联立中学时期，作为教师的何其芳便以自己的诗文、才气和热情影响了他的学生。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后，他不仅为解放区和新中国造就了大量优秀文艺人才，而且以他独具的慧眼和爱心，发现和培育了如贺敬之、戈壁舟、朱寨等一批活跃在新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与学者。在国统区那严酷的环境中，他一方面向国统区文艺界宣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也热情培育文学青年，活跃在新中国的著名诗人沙鸥和野谷等，就是从那时开始接受何其芳引领与影响的。
进入新中国以后，何其芳尽管工作繁重并致力于文学研究和批评，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培育文学新人，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太多的心力。他对文学新人的倾心培养，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实践历练和个别引导等多种渠道进行。
在学校教育这一渠道上，何其芳最为突出的是4件事情：其一是在中央马列学院做国文教员，帮助高级干部提高文学文化修养和写作能力；其二是为北大学子讲授《红楼梦》；其三是参与创建并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其四是按中宣部要求，在中央党校建立文艺理论研究班并担任指导和参与授课，为全国各地培养领导干部和专业人才。
参与创建并执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是何其芳为新中国培育文学新人的重头戏之一。1959年经何其芳等与人大中文系主任何洛商议，决定在人大建立文学研究班。此事获中宣部批准并任命何其芳与何洛为正、副主任，任课教师除何其芳外，还有蔡仪、唐弢等著名学者。何其芳强调文研班应博览、精读文学名著，请文学研究所专家共同拟定了文研班学员必读书目。文研班首届学员、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后来回忆说：“像一支军队的风格就是指挥员的风格一样，我们文研班的课程设置风格，就是主持者、班主任何其芳的文学教育思想的风格：第一流的授课教师；古今中外的教育内容；历史、现状、理论并重的教学方法”，“作为一代文学教育的宗师，他三四十年代在延安主持鲁艺文学系的时候，他五六十年代在北京主持文研班的时候，都按照自己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学术精神和思路，培养了自己的几代学生”③。自觉以何其芳为师的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指出，何其芳的功绩不仅在于以文研班为平台，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还在于他对人民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尤其是对“我系后来形成马列文论的强势地位有很大影响”，“何先生之与我系的历史联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史在人大中文系的一次新的建构，是前者对人民大学人文文化和氛围的丰富浸润与奠基，这是一直在激励我们这些后学者的一个原因。所以，仅凭这一点，就让我们永远对何其芳先生怀着深深的感谢和敬意”④。
除学校教育外，何其芳还很重视让文学青年在实践中历练，并对他们予以热情关怀和精心指导，这一点在他对文研所青年人的培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深受何其芳教诲的著名评论家陈尚哲说：“至于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同志，受到其芳同志的关怀与帮助，更是书不胜书，特别是业务上、写作论文上的帮助指导，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可讲。”⑤ 能进入文研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应该说多是学业精进、能力较强且很有发展潜力的文学新锐。但何其芳仍对他们严格要求、具体指导、精心培养，他亲自为他们拟定必读书目200种，具体指导他们研究问题写文章，认真审读他们的文章，写出详尽的修改意见。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从文研所青年中成长起来的朱寨、曹道衡、何绍基、何西来、胡念贻、杜书瀛、卓如、陈尚哲、刘世德、蒋和森等一批著名学者，他们不仅对何其芳永怀感念，更一直以何其芳所坚持的“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八字学风警诫和鞭策自己。刘世德是深受何其芳教诲与影响的古代文学研究名家。他称何其芳是一位“辛苦的种树人”，并说：“‘种树人’是辛苦的。但是，当他种下的树一棵棵‘绿叶成荫满陌阡’的时候，他如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的。”⑥
作为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何其芳一直受到众多文学青年的景仰和崇拜。他们自觉地以何其芳为师，或写信请教、或呈送习作、或登门拜访以求指教。面对着这一颗颗期盼的心，何其芳再苦再累也不会让他们失望。如中国第一本《何其芳评传》的作者、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尹在勤在1956年前后还是一个中学生，出于对何其芳的景仰，他冒昧地通过一家杂志向何其芳转交自己的书信和一首题为《风呵，你吹吧》的习作。在他热烈期盼回音却又不敢奢望的痛苦等待之中，何其芳的亲切回信来到了他所在的偏远山村。在这以后，他建立了与何其芳的通信联系，并收到了何其芳给他寄来的阅读书目和新作《关于读书和写诗》。当他在何其芳影响下走向大学讲台以后，每当翻阅何其芳给他的赠书，便禁不住心跳，禁不住泪涌。即使是在“文革”十年中，何其芳也不会因自保而让爱好文学爱好诗歌的青年失望。如他在自己家中接待食指（郭路生），就发生在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1967年。此后，他们还常有联系，交流不断。食指后来成为“文革”时期最优秀的“地下诗人”和“白洋淀诗群”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诗作中，鲜明地沉浸着何其芳的影响。 四、在文学理论上作出了三大建树
何其芳从延安走进北京以后，放弃自己情有独钟的诗文创作，转而以组织文学活动和从事文学批评为主。他先后出版了《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读书和写诗》、《论〈红楼梦〉》、《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诗歌欣赏》和《文学艺术的春天》等7部文艺评论著作，并被视为“文革”前十七年中的权威批评家和举足轻重的文学活动家之一。在毛泽东的《讲话》被奉为绝对经典的时候，作为新中国文学界高层领导者的何其芳，很难在文学批评中大胆阐述自己的真知灼见，然而在他心灵深处，也时有崇信经典和渴望求索的矛盾以及紧跟时代和坚守艺术的冲突。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得何其芳的文学评论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极力阐释《讲话》，批判“异端”；另一方面又力克时艰，偶发诤言。综观何其芳的文学评论，其可贵与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力主正确对待中外文学遗产。何其芳作为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他从进入文学研究所时就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有计划地展开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1962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3卷本，就是由何其芳亲自挂帅，并集聚起余冠英、唐弢、贾芝、钱钟书、范宁等一大批一流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项宏大的中华文学遗产整理与传播工程。这部诞生于高扬阶段斗争旗帜之特殊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实现了何其芳提出的资料准确、观点稳妥的要求，而且将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少数民族文学史汇纳一炉。其立场、观点、视域、体例、方法与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对后来者在文学史的编写上都有很大的启示和引领意义。与此同时，何其芳还主持了《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的编写。在那种时代场域中，要近距离地全面评说新中国十年文学，显然是一项压力、难度与风险极大的学术工程。何其芳不仅对全书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和体例章节进行了全面考虑和具体安排，而且组配起由毛星、朱寨、王燎荧、王淑明、井岩盾、张国民、邓绍基、陈尚哲、卓如、贾志、孙剑冰、陶建苍、夏蕾、陈伯吹等资深专家和青年新锐共同攻关，终于胜利完成了对建国十年之文学理论、小说、散文、戏剧、诗歌、民间文艺和儿童文学的近距离梳理评说，向国庆十周年献上了一份来自文学研究所的厚礼。何其芳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他不仅在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纳进了少数民族文学，而且还组织文学研究所展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在评介传播外国文学遗产上，何其芳最突出的功绩是在1950年代末带领卞之琳、戈宝权、冯至、朱光潜、李健吾、钱钟书、蔡仪等一大批一流专家，开展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120种的编选。在研究、评介中外文学遗产上，何其芳不仅带领学界精英群体攻关，成果辉煌，而且亲力亲为，以身示范。他先后发表了《屈原和他的作品》、《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马雅可夫斯基与我们》、《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活着》等卓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并对所论对象都有独到与精辟的见解。何其芳在对中外文学遗产研究上的这些重大活动和优秀成果，使他成为“五六十年代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举足轻重的文艺活动家和富于创见的古典文学学者”⑦。
第二，提出了典型“共名”说。在1956年文艺理论界讨论典型问题时，何其芳发表了《论阿Q》一文，由此提出了他的典型“共名”说。何其芳指出:“一个虚构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为人们愿意仿效或者不愿意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中的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功的标志。”此后，在《论〈红楼梦〉》和《文学艺术的春天·序》中，他又继续论述了这一主张。何其芳认为:文学典型是指典型形象性格上最突出的特点，典型性不等于阶级性，典型的共性的概括性并不只限于一个时代。何其芳根据自己对文学典型的这一认识，分析了阿Q等中外著名文学典型形象。他认为，阿Q可以看作精神胜利法的共名，唐·吉诃德可以看作主观主义的共名，诸葛亮可以看作足智多谋的共名，林黛玉可以看作多愁善感的共名。何其芳研究专家贺仲明教授认为：“何其芳的‘共名说’所具有的人性内涵，对于当时越来越狭隘的政治化文学批评观念是一种突破，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文学的独立特征”，“这一点，在考虑到何其芳当时的政治身份后，体现得更为突出。何其芳提出‘共名说’时，正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他敢于大胆求索，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评模式’，而且还不畏压力，敢于进行反批评，反映了他的个性和人格精神，体现了他对文学对学术的热爱和执着”⑧。
第三，力主建立现代格律诗。早在1950年3月，何其芳就在《话说新诗》一文中提出了在民族传统基础上创造新格律诗体，应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支柱形式。1953年9月，他在题为《更多的作品，更高的思想艺术水平》的大会发言中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很有建立现代的中国的格律诗之必要。”在同年11月题为《关于写诗和读诗》的讲演中，他又重申说:“虽然自由诗可以算作中国新诗之一体，我们仍很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此后，在《关于现代格律诗》（1954年），《写诗的经过》（1956年），《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诗歌欣赏》（1958年），《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再谈诗歌形式问题》（1959年）等文章中，他就建立中国现代格律诗的主张继续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众所周知，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首倡现代格律诗并认真实践的是闻一多和徐志摩。作为曾有过深深 “新月”情结的何其芳，在1950年代力主建立现代格律诗，可谓是相当自觉地从闻一多等人手中接过了新格律诗建设世纪长跑的接力棒，力图为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尽一己之力⑨。他强调指出:“要解决新诗的形式和我国古代诗歌脱节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建立格律诗。”⑩
何其芳文学评论中的这些独到之处，内蕴着他对新中国文学应走的正确道路的思考与追求，其可贵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在理论上是如何完美，而是内蕴其间的主体精神，即作为一个作家和评论家应有的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种革新创造的欲望和艺术的良知。而这种主体精神，对于推动当今中国文学冲出迷阵和摆脱困境，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历史轨道，无疑是非常需要和非常可贵的。
作为一代卓越的诗人与散文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活动家，何其芳对新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以上所论之外，他在促进中外文学交流，创办《文学研究》（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等著名刊物，整理传播少数民族文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业绩，并在以《回答》一诗促成中国当代诗歌的宝贵收获和以旧体诗创作汇入“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等方面，也都有杰出的创造。何其芳还是一位有广泛世界影响的中华文学名人，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
注释：
① 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② 余冠英：《哭何其芳同志》，《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③ 何西来：《我在文研班的读书生活》，《文壁》2011年第1期。
④ 程光炜：《何其芳与人大中文系》，《何其芳研究》2010年卷，第50页。
⑤ 陈尚哲：《忆其芳同志二三事》，《感恩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页。
⑥ 刘世德：《辛苦的种树人——怀念何其芳同志》，《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
⑦ 蓝棣之：《略论何其芳的文学理论遗产》，《何其芳研究》2007年卷，第1页。
⑧ 贺仲明：《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⑨ 陈本益：《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论的三个要点评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2期。
⑩ 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何其芳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作者简介：陶德宗，男，1951年生，重庆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重庆，404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