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召唤

　　我常常这样想，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可能有那么不可或缺的一瞬间——那一瞬间，第一次也是永远地认清了自己本来的面目。我还常常这样想，任何人或者任何一个家庭，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难说的不幸。这不幸，有时候穿着一件隐身衣，像个调皮的小孩子，突然跳到你面前，使你感到措手不及，甚至不由大吃一惊。接着，就是一阵巨痛。然后，就是久久地隐痛。看了苏联故事片《两个人的车站》后，我觉得自己所想的，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影片以散文的形式展开，用淡化的情节、浓缩的情感、抒情的笔调叙述了一个钢琴师在法庭的传讯期间，在即将入狱的那个时刻，为了再看一眼年老的父亲，离开莫斯科，前往久别的故乡，结果被一顿倒霉的午餐困在一个小小的车站……细细想来，这个片子的故事情节，一个有命案嫌疑的人的遭遇，是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侦探推理片处理的。然而，影片的作者并不想以错综复杂的追踪调查引导观众去识破生活的迷宫。对于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揭露钢琴师的妻子是开车压死人的罪犯，应该由她去蹲大牢。而是面对这一意外事件，人们如何从情感上和道义上选择自己应有的姿态。钢琴师为了保住妻子的声誉，满足妻子的虚荣心，主动地成了替罪羊。而他的妻子，那个漂亮的偶尔在莫斯科电视台播报天气预报的播音员，却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对待丈夫所做的牺牲。钢琴师的命运真可谓不幸了。然而，不幸中有万幸，他在一个无名的小站遇到了一个餐馆服务员，一个开始使他讨厌而后又令他喜欢和尊敬的女人。女服务员的善良、正直和粗俗里蕴含的脉脉温情，与他妻子的虚情假意和自私自利相比，使他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他们相遇得是那样偶然，相爱得却是那么成熟、含蓄、和谐，以至于他们简直不可能用什么小市民的价值观念和“正常思维”来抑制爱情的召唤。
　　影片的结构，粗略看去似乎显得有点松散，其实是相当严谨的。它是以蓄满情感的略微夸张的“吃”和“琴”来穿针引线的。譬如“吃”——没有吃而不得不付款的午餐——喷香的甜瓜——残羹剩菜的夜宵——他演奏请她吃——她掏光腰包请他吃——火车厢之夜后的早餐，尤其是影片快要结束时的风雪之夜的美餐，他搂着她，问：我再吃一点，你不会生气吧？她说：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有的是不可言说的真情。在这里，影片表现得是真切动人的。

美丽的老虎

　　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刚刚放完了《廊桥遗梦》，又放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还记得弗朗西斯卡，那短短的四天浪漫，使得多少中国女士尤其是已婚的中国女士，心海激荡到什么程度！女士们大都笑而不谈。男士们却一个个津津有味，思绪翩翩，口若悬河。“给她四天又如何？”有的人似乎非常自信，口气中明显地透露出自己对夫人所据有的那种自信满满的把握。这种人的意思是：“我老婆，哼，就是给她一个月，她也不会有什么奇遇！”有的人却不那么自信。有的人社会责任感强，已经在为妇联担忧。还有人心里暗暗唯愿我们中国也多几个动情的弗朗西斯卡。
　　“为什么我就碰不到呢？”他们很为自己伤心。
　　是啊，世上的女人这么多，为什么他就碰不到呢，这确实有点令人心伤。
　　好了，答案马上就来了，看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看看那个马小军吧。即使你已过了十七八岁，虽然你再也回不到那个“敢想敢说敢做”的年代，但它仍能触发你，使你想起过去的日子，使你回味那最初的对女人的朦胧的冲动、神秘的向往和偶然的遭遇，以及其中的酸甜苦辣——那时，你所激动的感情，是你对女人最真率的感情，那真情出自你对女人所怀有的最好想象。那时，你尚不知逢场作戏，尚不知爱情也可以游戏。
　　男人对女人一动真情，故事就变得格外动人。即使真像俗话说的，女人对男人就是老虎，那老虎也是美丽的老虎。不论你年老还是年少，不论你回避还是迎接，不论你天南还是地北，她总要闯进你的心里。你能做的只是祈祷，恳求上天保佑你，但愿你不被她吃掉。
　　可是，又有几人能逃掉呢？恐怕无人逃得掉的。
　　饱经风霜的现代牛仔、走南闯北的罗伯格·金凯走到廊桥，动了真情，还不是被吃掉了吗？稚嫩非常的马小军，那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他俩一个美国，一个中国，一个年纪已很大，一个年纪还尚小，结果却是一样的，都被吃掉了，都被美丽的老虎吃掉了，而且都是心甘情愿，唯恐自己不被吃掉，唯恐那只美丽的老虎大发善心不吃自己。
　　男人对女人动了真情，心里便会生出一种以身饲虎的浪漫精神。尽管这种浪漫精神在很多情场猎手看来（他们视女人如视羔羊），简直就是一种傻气。但在有情人的眼里，它却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这光彩使他身上的不足甚至缺陷也让人可怜可爱起来。
　　罗伯格·金凯是美好的，直到人生的道路终点，他都保持着这种精神。马小军呢，也是一样，十七八岁时的初恋，于他是那么刻骨铭心，使他永远都为之动情。
　　对爱能够持有真情，人生自然会有遗梦，日子当然也就灿烂，无情的岁月也变得多情。
　　美丽的老虎真好！《廊桥遗梦》是美丽的老虎，《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

最后的晚餐

　　看了《过年》想《过年》，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那怯懦的大姐，老实的大哥，狡猾的大姐夫，刁泼的大嫂，想自立而又未自立的二哥，不想自立而又“现代派”十足的小儿子，还有他们的两位女友……而尤其令人揪心的，是那孤独的程家老两口，既盼兒女回家过年，又怕儿女回家过年，并不是他们没有钱，也不是害怕儿女要钱，而是……而是……而是……个中滋味，作为父母，他们能够说什么呢？
　　能说的是整个银幕背后游动着那么一个幽灵：“盼父成龙封妻荫子”，“盼父有钱富甲天下”，“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幽灵在无垠的黄土地上已经游动了五千多年。
　　能说的是整个银幕前面浮现出一个个现代的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生孩子干什么，给自己套枷锁？”“有孩子等于判无期徒刑”……尽管这种“两人世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 　　《过年》的节奏是中性的。它既不像那种速度很快、生气勃勃、有许多闪回镜头和拼接镜头的影片，也不像那种缓慢的、从容不迫的、若有所思的、内省的甚至是忧郁的影片。它虽然也忧郁，但它的忧郁不是扑面而来的，而是一点一点沁出来的。它的忧郁是欢喜中的忧郁，它的阴冷是阳光中的阴冷，一对一对的儿女归来，每回来一对都增添一点欢乐，同时也增添一份烦恼。儿女们全回来了，开始吃年夜饭了，欢喜到了顶点，烦恼也到了顶点，“火山”终于爆发了——二儿子和小儿子为钱向父母摊牌了，欢喜被烦恼砸得粉碎，年夜饭成了“最后的晚餐”，那场景真正令人悲伤。摄影是非常精湛的，精湛得近于残酷：从一个场景到另外一个场景，从一种情调转换到另外一种情调，从静默到震耳欲聋的怒吼，所有这一切，没有任何“电影的”花招，显得那么真挚自然，其力量使观众回到家里对它的表现仍深信不疑。它以其特有的分寸感表现了人们熟悉的东西，使当代电影的传统技巧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
　　格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影片的那个结尾：雪花飘飘，雪野茫茫，老两口坐在爬犁上，大年初一离家出走，回眸自己修建的那座“黄色的乡间别墅”（未过门的二媳妇从城里来时的第一印象）所流露出的那种目光。程父扭头对车夫说：“师傅，咱走。”爬犁启动了，他仰头唱起了影片开始他回家时所唱的那首粗犷的情歌，而程母却再次回过头来，朝他们的家，朝摄影机，也就是朝观众投来那么悠长的一瞥。
　　那是何等忧伤的一瞥呀！

普通的英雄

　　苏联影片《机组乘务员》是一部很独特的片子。刚开始看这部片子时，你可能会把它看作一部日常生活片，认为它与日本的《幸福的黄手帕》、《兆治的酒馆》等相类似。接着，你可能会把它看作一部灾难片，认为它与《日本沉没》、美国《大地震》等相类似。可是，当你看完整个片子，稍稍一想，又会觉得前面的看法似乎不是那么妥当，因为差别太明显了，那些日常生活片表现的是凡人凡事，而灾难片着重表现灾祸给人带来的厄运，使人感到恐惧和无能为力，并通过现代电影拍摄技巧把灾难场面拍摄得十分可怕，给人感官以强烈的刺激。而苏联的《机组乘务员》则强烈地表现了普通人在非常事件的紧急关头所创造的英雄业绩。
　　影片的结构并不复杂，可以分成前后两大块。前部分表现机长安德烈和副驾驶员瓦连京、随航工程师伊戈里在地上的个人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性格，各自的内心世界和各自的烦恼。后部分则把这几个不同的人作为一个集体在空中表现，尤其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在意外事件中团结一致的英勇行为。这样，影片就达到了预定目的，既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又表现他们遇到意外事件协同工作的英勇事迹。而先前的一些影片在处理这两个方面的时候，不是侧重于前者，就是偏执于后者，这与其说是编导不考虑兼顾，不如说这两者原本就难以兼顾。然而《机组乘务员》结构虽然比较简单，或者说犯了平分秋色的大忌，却将轻松幽默与凝重厚实这两种对立的审美品格结合得那样天衣无缝，这确实有点令人惊异。惊异什么？惊异片中那些别具一格的表现。譬如影片刚开始时，瓦连京和妻子阿莉娅拉着孩子慢慢地走。孩子乘机调起皮来：一会儿抬起两只脚，让父母提着他，一会儿吊在父母臂上，让两只小脚在地上拖。乍一看，真是一个美好和睦的家庭，不料，其时母亲和父亲正在拌嘴，正在嚷着要去离婚。接着，他们和伊戈里相遇了。瓦连京称赞同事伊戈里很出色，阿莉娅却是一句话：“一条上等种狗。”接着，瓦连京又想起安德烈，说他是一个杰出的人。阿莉娅的态度是耸耸肩膀：她讨厌瓦连京谈飞行生活。一组短短的镜头，即将人物关系和他们对生活的不同理解显露了出来。这样的表现确实是兼得细腻和简洁之妙。或许正是这些地上生活的表现才映衬得片中的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飞机在空中遇险、大风中修补机舱等等场面格外突出，格外壮观，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人说

　　这不是一部使人无话可说的电影。这是我看《焦裕禄》后，最基本的一个评价。
　　有人说，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共产党干部的工作标准：究竟是要让党满意呢，还是让群众满意？第二书记吴荣先认为这是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县委书记焦裕禄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实践问题：群众满意了，党还能不满意吗？
　　有人说，这电影演了些什么，尽是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如焦裕禄给小叫花子馍馍等等，根本没表现生活的本质，没表现共产党人如何去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表现的仅仅是一个好人！果真如此吗？什么才是生活的本质呢？如果我们对生活中仿佛是非本质的东西没有一点深刻的体会，我们又怎样去把握那些不易捉摸的本质的东西呢？
　　有人说这电影很“纪录”，有人说这电影很“故事”，且不论这两者的态度是褒是贬，《焦裕禄》是有意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而且取得了一定成功。焦裕禄是个真实的人，但电影《焦裕禄》不管怎么说，都只能算是一种虚构。摄影机前的“现实”更多是一种移情的性质，更多是摄影师运用画面、结构、故事进行暗示。如焦裕禄第一次流泪是在车站送乡亲逃荒，第二次流泪是哭死去的老场长，第三次流泪是干部群众要为他“破坏统购统销”喊冤，可是，当大雨成灾、干部失望落泪之时，他却拍案而起，震飞了那些悲观的泪水，带领群众去抢险救灾。电影画面上的那些泪水具有一种结构的力量，有了这种结构的力量，风沙弥漫的盐碱地便传达出了丰富的感情，故事影片《焦裕禄》也以其真实生活的悲壮强烈地表现了摄影机的现实性。
　　有人說，李雪健运气好，导演偏偏挑中了他，而且他就那么仿佛是随随便便地一演，观众就都喜爱上了。不错，李雪健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表演得好像没表演，仿佛摄影机偷拍了焦裕禄活着时的生活。另外就是他的神态和他那种说话的方式所显露出的质朴诚恳满足了今日社会上很普遍的人心愿望。很多演员能成为明星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些明星身上确实含有那么一些深受观众喜爱的东西。这才使观众常常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再三再四地想去看他，看他所演的一切电影。

何必

　　城市里待久了，做的多是平行运动。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有什么垂直行为，也就是每天坐电梯，不过，这只需伸出手去，按一下电钮就行了。
　　看美国电影《垂直极限》，吓了一大跳：登山不是好玩的！那不是岳麓山，也不是张家界。
　　风暴。雪崩。冰川。超过了多少多少高度就缺氧，就死亡。还有种种难料的意外……
　　何必呢！心里马上这样想：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再一想，也不对，世上人与人的差别，就是有些人总是何必，有些人偏生就不何必。
　　譬如电影里那老头，明明知道老婆死了，尸体几乎无法找到，何必还要长年登山，顶着风雪找了又找？譬如电影里那哥哥，明明知道妹妹难救，大家也都劝他放弃，何必还要冒险去救？再譬如那些抢救队员，明明知道抢救危险，万幸也是九死一生，何必非要自愿报名？又无人逼着他们报名！还有那个组织者（洋人的名字记不住）——那个想靠登山出名、发财，那个损人利己的家伙，就不知道冰峰凶险？
　　想一想，这登山，对电影里面每一个身处登山营地的人，真是一种人生抉择。
　　这部电影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老头。
　　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那副冰凝雪垢的胡须，这是他的第一个镜头。
　　他留了这胡须，那个组织者——那个曾雇他老婆引路、登山遇险又奇怪脱险、借此到处招摇的人一时竟未认出他来。他感到天气会起变化。他想阻止他们登山，可惜结果阻止不成。
　　他给我们的第二个镜头，是他剃掉了自己的胡须，独自一人去了山口。自从他老婆引路遇难，他就天天去那山上，他要寻回她的尸体。
　　他给我们的第三个镜头，是那哥哥请他出马救他妹妹。他曾是他父亲的朋友。他却一口拒绝了。他可不愿白白送死。当他听说组织者未死，又马上一口答应了。
　　为什么？他何必？故事就在这何必里。
　　电影里死了四个人，其中就有那老头，结果只救了一个人——那妹妹。
　　有人说这电影像《大兵瑞恩》。粗一看，有点像。细一想，又不像。
　　《大兵瑞恩》是平行极限，这电影的极限是垂直的。垂直的极限只能登，不能爬——那一脚蹬出去，仅仅只有十厘米，也比爬出数十米要高。
　　嗐！
　　不是想为好莱坞说话，好莱坞也不用我说，是心里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嗐！
　　嗐什么？嗐——那些扑面而来的镜头和同时将你笼罩的音响总是就那么一下子使你的灵魂出了窍。但，这一次却不同。这一次是慢慢的。先是一个《总有骄阳》，然后一个《弦动我心》，节奏舒缓，意味深长。影片的内容是日常生活，感受却一点也不日常。
　　《总有骄阳》的梗概是一个名叫荷马的孤儿，在院长拉齐的培养下成了一名产科医生，成了拉齐的得力助手。荷马与拉齐情同父子，与院里的孤儿们情同手足。然而，有一天，一位年轻的飞行员来送自己的情人引产，他们的到来与离去唤起了荷马对外界的向往。于是，荷马不顾拉齐的挽留，毅然地与他们一同离去，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而新的生活又引导荷马选择了重回孤儿院……按照这部电影的结构，主人公似乎是孤儿荷马，而使我难以忘怀的却是那位院长拉齐，难忘他怎样为私生儿接生，难忘他怎样为孤儿起名，而尤其使我难忘的是他每晚为孤儿们念书，念完后，临离去，在门口说的那一句：“晚安！缅因州的王子们，新英格蘭的国王们！”声音那么圆润浑厚，每一个字都散发着温馨，从充满爱的心底飞出，具有一种催眠的魔力，于是，那些被母亲抛弃、被父亲遗忘的“王子”、“国王”便幸福地笑着进入了梦乡，而拉齐则拖着疲惫的步履，仰到了那张孤独的床上，靠吸乙醚麻醉安眠，最后竟误吸过量而死。
　　与内涵丰富的“骄阳”相比，《弦动我心》似更加煽情。影片的主人公鲁贝塔经过婚变，寻找工作，买房子，抚养两个儿子，重操旧业去郊区小学教授小提琴，整整十年，含辛茹苦，儿子终于长大成人，自己的事业也取得了成功……你很难不为其经历落泪。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梅丽尔·斯特里普的表演才华！影片开演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她不漂亮也不可爱。特别是买房子那一段，狂躁得近乎母夜叉！但随着故事的不断发展，她渐渐变得可爱起来，最后的那场筹款演出简直就是光彩照人！你不能不为她，不，为她的鲁贝塔感到激动和欣慰。梅丽尔·斯特里普的表演使这部故事一般的电影充满了令人信服的激情！
　　“要站住，不仅靠双脚，还要靠意志！”
　　这是鲁贝塔的话，还是梅丽尔·斯特里普的感受？
　　嗐——不管是谁的，说得真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