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夏天，希特勒的军队入侵法国，即将完成对瑞士的包围。
　　最后的逃亡行动堪比好莱坞大片。行李早已经收拾停当，处于随时待命状态。7月3日，星期三的下午，米塞斯和妻子玛吉特终于得到通知，一辆美国的运通巴士即将于次日六点出发。其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已经控制了所有的空中交通，但是尚未占领瑞士和西班牙之间的全部法国领土，他们尚有一线生机从西班牙边境逃走。
　　汽车在法国隐蔽的乡间小道上疾驶。巴士司机经验丰富，为人谨慎，他不断地停下来与当地居民交谈，询问前方的道路，以避开一些主要的军方检查站。米塞斯和玛吉特透过车窗，看到一些妇女排队领取面包。据说，黄油已经没有了，肉类也少得可怜。
　　他们还是被阻在了毗邻西班牙边境的法国小镇上。边境已经关闭一周了，只有英国和美国公民循外交途径方可通行。米塞斯和玛吉特只得订了个便宜旅馆先安顿下来。此时已是周六，纳粹军队随时可能开到小镇上，米塞斯必须行动。
　　米塞斯通过私人关系获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签证，7月8日上午，他们终于通过了西班牙边境，几个小时后抵达巴塞罗那。
　　他们在帕克酒店租了房间，只打开了一只箱子，其他行李原封未动，以便随时可以离开。1940年7月25日，他们终于接到电话，一艘有空余客舱的邮轮几小时后就要离开。他们得快一点。
　　当天，米塞斯和玛吉特登上一艘名为“欧罗巴号”的邮轮，离开欧洲赶赴美国。
　　早在两年前，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的小分队就突袭了维也纳。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者，米塞斯知道他在纳粹军队的黑名单上，并且位置非常靠前。幸运的是，1938年3月10日或是11日早上他离开了。
　　事实证明这不算太早。3月底，盖世太保搜查了米塞斯的寓所，带走了二十一箱米塞斯的私人物品，并且查封了这所房子。秋天，盖世太保又来了一次，取走了剩下的东西，他们洗劫一空，包括米塞斯几十年来积累的藏书、私人信件、画作、银器、私人档案和政府文件等，甚至还有换洗衣服。
　　米塞斯再未看到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直到1991年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些档案，那时候米塞斯已经去世十八年了。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红军在一列波西米亚的火车上截获了这批私人文件，他们把这批文件送往莫斯科的秘密档案室。
　　如今，这批私人文件成了研究经济学家米塞斯最为珍贵的资料。

二

　　米塞斯全名路德维希·海因里希·埃德勒·冯·米塞斯，出生于1881年9月29日。他是整个米塞斯家族首位生来就是贵族的成员。就在五个月前，奥地利皇帝刚刚册封他的祖父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贵族爵位，这位奥地利皇帝就是那位娶了茜茜公主的费兰茨·约瑟夫。他是一位有雄心的君主，但并无大略，不过在那个时代，他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嫡系传人，统治着欧洲第二大帝国。到1881年，帝国虽然失去了上述领土，但仍然拥有十二个主要民族和六个庞大宗教团体。年轻的米塞斯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浸淫于丰富多元的文化和民族之中。
　　米塞斯出生在伦贝格，昔日“加里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的首府，数百年来，加里西亚一直是波兰的领土，直到1772年波兰的大片领土被强邻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加里西亚才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
　　犹太人在哈布斯堡几乎所有领地都是少数族裔，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东加里西亚，犹太人却是名副其实的多数民族。这与五百年来波兰的天主教统治者对于犹太人的宽容是分不开的，以至于到了十八世纪末，波兰境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犹太国家，这片国土成了全世界犹太人的乐园，他们把它当成新的圣地。
　　很多的研究者可能忽略的事实是，年轻的米塞斯受到波兰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这种思想和制度秉持共和主义的贵族理念。
　　在欧洲历史上，自由主义运动恰恰就是由贵族阶层推动的。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反对中央集权的压迫和控制，这才奠定了后来分权制衡的共和主义理想。我们知道，在英格兰有大宪章运动，在匈牙利有《金皮诏书》，在阿拉贡有不屈不挠的大人物党，在法国则有投石党运动。而在波兰，早在1572年就实行了选举君主制，并自称共和国。
　　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毫无疑问是欧洲的科学文化中心。维也纳像一个文化温室，培育了二十世纪文明之中诸多最有价值的部分。这里是想象学、医学、精神分析学、锡安运动、新艺术运动的发源地。它是分析哲学的摇篮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诞生地和根据地，这正是米塞斯将要领导和加以改造的。
　　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描繪的那样，咖啡馆是文学、科学、艺术的中心，人们在那里谈天说地，阅读期刊，学习科学和艺术。少年的米塞斯一定对此流连忘返。当时整个城市的氛围几乎逼着维也纳人广泛涉猎科学、美学和艺术，思考和讨论已经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专利，它们成了维也纳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正是科学与艺术大幅度跃进的年代。年轻的米塞斯见证了电灯取代煤气灯、汽车取代马车，见证了电话线路布满整个城市，甚至看到飞机在维也纳起降。与米塞斯同时代的茨威格写道，这一进程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比如说，选举权的普及和劳工权利的立法等。

三

　　世纪之交的1900年5月，这位有着蓝色眼睛、身材颀长的英俊年轻人通过了学术中学考试，当年秋季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府科学系。
　　数百年来，维也纳大学一直保持着中世纪大学的特征，比如，政治和法律上的自治，以及警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不得进入大学的习惯。
　　不过在1900年代，历史主义甚嚣尘上，人们把历史方法视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大多数德意志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理论抱有轻蔑态度，他们认为所谓的经济学，其实属于历史学科。许多成员都有强烈的干预主义倾向，他们公开呼吁实行更多的政府干预，有些人甚至鼓吹完全废除私有产权。 　　维也纳大学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大本营。1903年9月30日，当米塞斯服完一年兵役重新回到维也纳大学的时候，情况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卡尔·门格尔创立的经济学说已经逐渐传播开来。其时，距离门格尔出版专著《国民经济学原理》也已经有了一些年头。很可能在10月26日，米塞斯听过奥地利学派另一导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接替门格尔职位的就职演说，这次演说促使米塞斯深入了解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两个月后，米塞斯认真读了这本书。
　　与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的邂逅永久地改变了他对科学和世界的看法。
　　米塞斯后来强调这本书“把我变成了一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明白政府的局限，政府不是万能的，它所宣称的所有事情并非都能做到。经济科学的本质是实践性的，自由企业和个人的自愿联合体优于国家强制推行的方案。这一理解对接了十八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1904年夏季，欧根·里特尔·冯·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开设了研讨班。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研讨班，研讨班里群星荟萃，任何一个名字都可以进入二十世纪社会科学名人录：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约瑟夫·熊彼特、里夏德·冯·施特里格尔、费朗茨·魏新、尼古拉·布哈林……对！你没有看錯，这最后一个名字就是列宁的战友、共产主义者布哈林！
　　正是在庞巴维克研讨班，米塞斯得到了完整的奥地利经济学的训练，并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庞巴维克式的学术标杆。

四

　　“现代”经济思想的根基是门格尔等人提出的主观价值学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承关系，一般认为门格尔是祖师，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是第二代，米塞斯和熊彼特算是第三代，哈耶克是第四代，米塞斯和哈耶克又有师承关系。
　　1911年12月中旬，米塞斯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货币与信用原理》。米塞斯延续了门格尔的传统，就是把自己的学术声誉建立在货币分析的基础上，不仅如此，米塞斯独特的贡献在于把货币与信贷理论整合到门格尔的价值和价格理论框架中去。
　　米塞斯的这一著作对于后世的影响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直到九十年后，此书还在不断重印，至今仍是货币理论家的灵感来源。马克斯·韦伯称它是“处理实质货币问题最为可取的理论”，熊彼特称赞它的“有力和原创”。
　　米塞斯将这本书交给了维也纳大学，1913年春天，他因此获得了大学任教的资格。那是多么辉煌的岁月！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不过，奥地利学派的全明星阵营仅仅维持了三个星期，1914年8月，庞巴维克去世，米塞斯则被派往前线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在前线两次出生入死的经历和臀部的伤痕，启发了米塞斯对于帝国战争的反思。他准备构思一部学术著作《帝国主义》。在这部后来被命名为《民族、国家与经济》的著作中，米塞斯发现古典自由主义高估了大众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以德国为例，1910年代，德国主流的政治思想是崇拜实力，对于政治的理解就是让国家主宰一切，以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是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
　　日耳曼民族中弥漫着国家主义情绪。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也的确曾经遭遇不公，但是，米塞斯警告，如果未来的情绪被复仇的思想主宰，将是德意志民族和人类的不幸，这一预言被后来的二战历史所证明。

五

　　1921年12月的一天，一个叫弗里德里希·奥古斯丁·冯·哈耶克的年轻人走进了理赔局，那时候他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米塞斯主持了这次面试。维塞尔的推荐信称赞哈耶克是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微笑着说，他从未在课堂上见过哈耶克。但因为维塞尔的推荐信，拒绝这个年轻人显得有些无礼，米塞斯录用了他。
　　一战后，为处理对外国政府和国民损失的赔偿事务，奥地利政府成立了官方的理赔局。
　　尽管哈耶克将米塞斯和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相提并论，并称米塞斯是他终身不渝的老师，但是米塞斯其实很少私授弟子，他始终是一个孤独的战士。这一境况造成的另一后果就是在奥地利的米塞斯远不如后来他在美国那样出名。
　　1925年，米塞斯迎来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改变，他遇到了将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玛吉特。
　　让玛吉特印象深刻的是米塞斯美丽清澈的蓝眼睛，在一次晚宴上，米塞斯整晚都在讨论他的经济学。她还观察到，他的鬓角稍稍发灰，黑头发梳到两边，一丝不苟。她喜欢他的双手和他修长的手指。他的衣着平静高雅，定做的黑色礼服和丝质领带和谐相称，他挺拔的身躯表明了他曾经的军官身份。
　　他们饭后交谈，并且去了一家舞厅。米塞斯是蹩脚的舞者，不过他用聊天掩饰了尴尬的局面。玛吉特是一位来自汉堡中产阶级家庭的演员，有着褐色头发和灰蓝色的眼睛，战争期间，她曾在维也纳的德国国家剧院演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已经三十五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923年丈夫去世时，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但在通货膨胀期间损失了大部分价值。
　　但是，阻碍他们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是米塞斯母亲的态度，他的母亲对玛吉特怀有深深的成见，那个时代，多数上流社会的人认为女演员是高级的应召女郎。另外一个障碍来自米塞斯自身，他的哲学观点可能使他完全弃绝婚姻。他在一本书里说，婚姻的纽带变成了天才无法忍受的束缚……必须挣脱婚姻……
　　1929年，整个西方都笼罩在大萧条的阴影之下。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一样，米塞斯认为大萧条的多个原因中，每一个都与政府干预有关。价格管制的上限造成了消费品的短缺，而价格下限则产生了无益于任何人的产品滞销。
　　经济危机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对抗，最终在1933年导致了国家主义的全面胜利，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意志帝国总理。
　　玛吉特一直在等待米塞斯的求婚。直到1937年圣诞节，在母亲去世八个月之后，米塞斯终于准备好了，用直白的语言说：“不能继续这样，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938年2月，米塞斯和玛吉特完成了婚姻登记程序。同年7月6日，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姻是一剂特效的安慰剂，婚后的数月，米塞斯沉浸在安静与幸福的气氛中。不过很快，纳粹的长臂就开始惊扰他们的生活。在一次远足中，一辆黑色轿车拦住了他们，车上下来一个穿黑色大衣的人，要和米塞斯谈谈。幸亏一位国联高官朋友帮他们解了围。米塞斯意识到，他们刚刚躲过了一次未遂绑架。
　　远离欧洲移民美国，成为他们急迫而现实的选择。

六

　　1940年8月3日，米塞斯和玛吉特搭乘的邮轮抵达纽约。不久米塞斯发现，他的思想在这个国家显得不合时宜。
　　罗斯福新政期间，报刊和各种讲坛上所宣扬的政治观点倾向于左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基于反法西斯主义的实际需要，苏联的国际声誉达到了顶点，计划经济方案得到严肃的讨论，市场经济反倒成了落后的经济秩序和返祖现象。
　　在美国国内，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大行其道，以至于当米塞斯向哈耶克吐露自己的绝望情绪的时候，哈耶克向他的老师保证：“不用担心我会转向凯恩斯主义。”
　　直到1949年9月，《人的行为》的出版才彻底扭转了这一趋势。似乎在一夜之间，米塞斯走到了美国知识分子舞台的中央。或许只有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面世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现在米塞斯不仅以功成名就的学者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还被看作是西方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一场运动正在酝酿之中，《人的行為》为这场运动赋予了思想内核。正如耶稣之于上帝，柏拉图之于苏格拉底，布兰登之于安·兰德，米塞斯主义运动也需要一位布道者。
　　米塞斯的朋友康努埃尔和沃尔克基金会的人曾经认为，米塞斯的理论大厦过于精密，一般美国公众可能难以理解。他们需要物色一个合适人选，将米塞斯的理论通俗化。
　　康努埃尔认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人选，那就是默里·罗斯巴德。早在1948年夏，罗斯巴德第一次在基金会举办的讲座上见到了米塞斯，那时罗斯巴德已经取得了数学和经济学学位，但对奥地利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
　　罗斯巴德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读到《人的行为》时的感觉，他说：“我有一种明确的、天生的感觉或洞察力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它使我意识到：所有经济学派的理论都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后来，当我读了《人的行为》，所有环节就都合理了。因为一切都说得通了！”
　　罗斯巴德参加了米塞斯的研讨班，他与米塞斯讨论编写一本米塞斯主义经济教科书的计划，一份“面向聪明外行的指南”。米塞斯同意了这个计划。1949年11月，罗斯巴德写信给康努埃尔，表示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并且开始试写第一章：《自由市场中的货币与银行》。
　　有更多的青年才俊陆续参加进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家园，罗斯巴德当然是他们之首。此后十五年，乔治·雷希、保罗·埃托、莱斯曼等极具天赋的年轻人也聚集在米塞斯周围。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学术思想在激荡中成长。安·兰德和其门徒兼情人布兰登创立的客观主义哲学团体，一定给了罗斯巴德小组诸多启发。1957年，安·兰德出版了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当年秋天，罗斯巴德和莱斯曼读到了这部小说，并且不停地讨论此书。后来莱斯曼对奥地利经济学和兰德主义进行了综合，并最终在晚年完成了巨著《资本主义》。
　　不过这是后话。在当时，骄傲的公主安·兰德也不得不承认受到了《人的行为》的影响，她后来的一系列著作都打上了《人的行为》的烙印，比如《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自私的美德》。
　　本来《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之后，米塞斯对此书评价不低，但是兰德主义者的极端立场却让两个团体分道扬镳。兰德主义团体珍视的信条之一就是无神论，而罗斯巴德的妻子乔是一位新教徒，为此，兰德团体要求罗斯巴德抛弃他的有神论妻子，罗斯巴德拒绝了。
　　罗斯巴德开始毫不留情地称兰德团体为安·兰德邪教。后来他在电话中与布兰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教主之间也发生了争吵。那是1961年秋，米塞斯和兰德在一场聚会上相遇，餐后，他们的讨论演变成关于哲学原理的争论，据说米塞斯把安·兰德称为“一个愚蠢的犹太女孩”。尽管双方当事人此后都进行了否认，但大多数人相信这一场面的出现。
　　这正像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总是给消费者端出可资消费的营养大餐。总之，米塞斯和他的同道者仅仅用十五年的时间，就根本扭转了干预主义的狂飙突进，改变了历史的前进方向。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几年，米塞斯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他的功成名就了。尽管身体日益虚弱，耳聋妨碍了交流，但是他的声誉日隆。他成了一尊活着的自由偶像。
　　1967年4月，一位即将奔赴越南战争前线的好莱坞人把经济教育基金会登记为自己的保险受益人：“在我死后，我希望这笔钱仅用于以下事项：为任何愿意接受的图书馆购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的行为》。”
　　1969年，米塞斯当选美国经济学会的杰出学者，这次当选可能还有一个特殊目的，即对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影响，因为同年秋天，诺贝尔委员会将评选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米塞斯是有力的竞争者之一。那年的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不知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是永远也不会得诺贝尔奖了，不过在他去世后一年，他的得意门生哈耶克赢得了这一荣誉。
　　在米塞斯九十岁生日那一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谱系》专门做了一档他的节目，主持人把米塞斯称为“现代经济学的托克维尔”。
　　米塞斯开玩笑说：“身为一个九十多岁老人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读到自己的讣闻。”
　　1973年10月10日，这位九十二岁的老人走完了人生的历程。真正的讣闻是他的门徒默里·罗斯巴德写的：“米塞斯的著作宏大、艰深而又毫不妥协……他始终岿然不动，成为我们灵感的源泉、永恒的明星。”

七

　　在米塞斯漫长的一生中，1940年迁居美国是他事业的一个分水岭，前半生他是一位德国或奥地利经济学家，他用德语写作;后半生他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用英语写作。
　　1940年的逃美事件更像一个隐喻，欧洲文明衰落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此起彼伏的国家主义运动，欧洲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自由主义的家园了。“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茨威格选择用自杀的方式与“昨日的世界”告别，而米塞斯则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兴运动，一个完整的“米塞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了。这场运动逐渐超出美国，远及西班牙、法国、捷克、阿根廷、罗马尼亚、意大利等，最终，它像一个正向回路一样回馈到米塞斯的母国德国和奥地利，直到今天依然彰显着思想的巨大力量。
　　设若说曾有一个人孤身抵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潮流，那就非米塞斯莫属。米塞斯被誉为“欧洲文明的守灵人”。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欧洲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在市场的残垣断壁上重树了市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