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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易卜生剖析了一个为家庭而生的贤妻良母型女性，转变为不惜抛夫弃子、追逐自由的反叛女性的心路历程。《伤逝》则用男性的口吻，诉说了女性在男性话语霸权背景下的卑微与绝望。当娜拉问题被放置在五四风起云涌的特殊时段，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笔下得到了不同的阐释。
【关键词】：娜拉；子君；女性解放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以“伊孛生”将著名的挪威话剧家易卜生及其话剧作品介绍到中国。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知识界痛感中国现实问题重重，亟需从思想、文化、文学、科学等方面进行思考，加以解决，于是，对易卜生作品提出的社会、家庭和妇女解放等问题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认同欲。”易剧在经文学革命人之手，走入中国社会的大街小巷展现出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任何一个文学现象的发生与它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那么，易剧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女性解放等，同样是古老中国积重难返的所在。当文学融入到中国的时代背景中，它鞭策着沉睡的人们尽快醒来，去摇旗呐喊寻求一條光明的道路。
伴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吁请，娜拉逐渐演变为“解放”的话语符号。娜拉成为新女性的精神偶像，难以数计的女性渴望挣脱家庭的铁链，期望获得一片属于自我的天空，那里仿佛是属于子君与涓生的凝固的安宁与幸福状态。关于娜拉的出走，鲁迅指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关于出走之后的结局，《伤逝》用淋漓的鲜血，告诉那些所谓单单执着于出走的女性，最后面对冰冷的现实和残酷的人生真相。涓生在“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之后，感到了爱情的乏味，而子君却满足于做一个家庭主妇，她的辛苦操劳以及日常的庸俗，都使涓生不满。为了爱情而割舍掉所有社会关系后的子君，陷入家庭生活的琐碎，回到了平凡的生活轨道，此时的涓生却还站在虚幻的思想启蒙的制高点上，来俯视真实的生活，没有柴米油盐的爱情在度过了浪漫的诗情画意阶段，进入人间烟火之后，显出它的尴尬境地。
和娜拉出场时的小鸟依人截然不同的是，子君是以一个叛逆女性的姿态进入我们视野的，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忽略她与涓生最初的相处阶段。当涓生向她进行新思想启蒙时，“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而在涓生向她示爱之后，“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这是我们透过涓生的眼睛看到的子君，带着与身俱来的稚气和孩子气，似乎有着更深的对于情感的认同和强烈的需求与依赖。一旦意识到爱情撤离，子君陷入到迷惘与脆弱之中，对于旧日美好的留恋和面对严峻现实的不安与恐慌，混合成一种甜蜜而又凄凉的感觉，柔弱无助的状态。对于爱，她有着一种宗教式的忠诚，甚至表现出病态性的依赖，仿佛一旦获得了爱，一切痛苦便都照单全收，因此，她也更愿意把自己的人生局限在“爱”这个的狭小范围。
涓生试图抵抗困窘人生的武器是书，于是，涓生在离开校园之后，依然把营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看得十分重要。新建立的小家庭渐渐招致涓生的不满，因为“没有一间静室”能让他从事翻译文稿之类的知识活动，最终不能忍受“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离家出走，“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与涓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子君对于知识的疏远乃至淡漠，当初听涓生滔滔不绝谈论家庭专制男女平等时，子君尚且可以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来给予回应，但两人同居后，她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做饭饲鸡的琐事。对于这一现实困境与精神创伤，最终指向了个体精神的委顿与死亡，也导致了他们在精神世界的疏离和陌生。
在鲁迅的演讲中，他抽离了娜拉的革命意义和启蒙语境，而把娜拉放置在一个残酷现实的语境中，把娜拉从崇高的闪耀着精神光辉的抽象意义中拉回到柴米油盐的现实。经济问题在鲁迅笔下，成为子君和涓生分道扬镳的关键所在。同时，涓生和子君所处的社会空间充满了无聊的看客与无声的封建势力的监管。这让没有经济支撑的爱情在面对贫困考验之外，又多了一道流言蜚语撕扯的伤口，最后终于在弹尽粮绝而又精神困顿的时候，走向了灭亡。
那么，娜拉出走映照下女性解放的表面背后，子君的生活现状正是回答了娜拉出走之后获得了怎样的生活面貌。物质的困乏会让生活的空间压缩变瘪，生活的琐碎会渐渐消磨掉爱情的汁液，而精神在日常生活战场上无所终结的战斗终将枯败、凋零，造成一种精神缺氧的状态，再加上两性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性，在周围人还没来得及用冷眼杀死爱情的萌芽时，彼此之间的消磨就已经将彼此之间的热情浇灭。在女性还未爬上话语自由的舞台时，在解放这条漫漫长路上，稍一挤出秩序之外，便有可能身首异处，跌落深渊。
从涓生的叙述口吻里，可以看到他将子君置于被解放的位置。他将子君视为一个弱势群体，却很少考虑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要求，这恰恰体现了这一现代价值理念在当时历史境遇中的内在歧视性。它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文化观念，打着解放的旗号将男性的意志强加给女性，并按照自己的意旨将女性塑造成期待的模式，以普遍主义的价值观遮蔽特殊群体的独异性。鲁迅以他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冷静而清醒的现代理智，指出娜拉们面对的“无爱人间”不仅是黑暗的社会，而且也是鼓动她们出走的现代性价值理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权利空间。
结语易剧涌入中国，以《玩偶之家》掀起了女性解放的浪潮，给国人原本自我觉醒的封闭状态打开了一个缺口。当慵懒的人走出来，声称要到黄金世界中去不惜一切代价时，鲁迅用子君的悲剧告诉追逐解放的女性，其实路漫漫其修远兮。因此，我们更能深切的体会到古老中国广大受奴役的女性的现实生活状态，从而冷静地思考要想获得话语的份量，争取的绝不仅仅是离开与逃避。
参考文献：
[1]桑楚主编：《鲁迅经典》，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2]王宁、孙建编：《易卜生与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3]丹納：《英国文学史导论?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4]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3期。
[5]杜霞：《从娜拉到子君：精神分析视野中的女性命运》，《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5期。
【关键词】：娜拉；子君；女性解放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以“伊孛生”将著名的挪威话剧家易卜生及其话剧作品介绍到中国。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知识界痛感中国现实问题重重，亟需从思想、文化、文学、科学等方面进行思考，加以解决，于是，对易卜生作品提出的社会、家庭和妇女解放等问题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认同欲。”易剧在经文学革命人之手，走入中国社会的大街小巷展现出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任何一个文学现象的发生与它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那么，易剧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女性解放等，同样是古老中国积重难返的所在。当文学融入到中国的时代背景中，它鞭策着沉睡的人们尽快醒来，去摇旗呐喊寻求一條光明的道路。
伴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吁请，娜拉逐渐演变为“解放”的话语符号。娜拉成为新女性的精神偶像，难以数计的女性渴望挣脱家庭的铁链，期望获得一片属于自我的天空，那里仿佛是属于子君与涓生的凝固的安宁与幸福状态。关于娜拉的出走，鲁迅指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关于出走之后的结局，《伤逝》用淋漓的鲜血，告诉那些所谓单单执着于出走的女性，最后面对冰冷的现实和残酷的人生真相。涓生在“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之后，感到了爱情的乏味，而子君却满足于做一个家庭主妇，她的辛苦操劳以及日常的庸俗，都使涓生不满。为了爱情而割舍掉所有社会关系后的子君，陷入家庭生活的琐碎，回到了平凡的生活轨道，此时的涓生却还站在虚幻的思想启蒙的制高点上，来俯视真实的生活，没有柴米油盐的爱情在度过了浪漫的诗情画意阶段，进入人间烟火之后，显出它的尴尬境地。
和娜拉出场时的小鸟依人截然不同的是，子君是以一个叛逆女性的姿态进入我们视野的，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忽略她与涓生最初的相处阶段。当涓生向她进行新思想启蒙时，“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而在涓生向她示爱之后，“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这是我们透过涓生的眼睛看到的子君，带着与身俱来的稚气和孩子气，似乎有着更深的对于情感的认同和强烈的需求与依赖。一旦意识到爱情撤离，子君陷入到迷惘与脆弱之中，对于旧日美好的留恋和面对严峻现实的不安与恐慌，混合成一种甜蜜而又凄凉的感觉，柔弱无助的状态。对于爱，她有着一种宗教式的忠诚，甚至表现出病态性的依赖，仿佛一旦获得了爱，一切痛苦便都照单全收，因此，她也更愿意把自己的人生局限在“爱”这个的狭小范围。
涓生试图抵抗困窘人生的武器是书，于是，涓生在离开校园之后，依然把营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看得十分重要。新建立的小家庭渐渐招致涓生的不满，因为“没有一间静室”能让他从事翻译文稿之类的知识活动，最终不能忍受“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离家出走，“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与涓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子君对于知识的疏远乃至淡漠，当初听涓生滔滔不绝谈论家庭专制男女平等时，子君尚且可以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来给予回应，但两人同居后，她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做饭饲鸡的琐事。对于这一现实困境与精神创伤，最终指向了个体精神的委顿与死亡，也导致了他们在精神世界的疏离和陌生。
在鲁迅的演讲中，他抽离了娜拉的革命意义和启蒙语境，而把娜拉放置在一个残酷现实的语境中，把娜拉从崇高的闪耀着精神光辉的抽象意义中拉回到柴米油盐的现实。经济问题在鲁迅笔下，成为子君和涓生分道扬镳的关键所在。同时，涓生和子君所处的社会空间充满了无聊的看客与无声的封建势力的监管。这让没有经济支撑的爱情在面对贫困考验之外，又多了一道流言蜚语撕扯的伤口，最后终于在弹尽粮绝而又精神困顿的时候，走向了灭亡。
那么，娜拉出走映照下女性解放的表面背后，子君的生活现状正是回答了娜拉出走之后获得了怎样的生活面貌。物质的困乏会让生活的空间压缩变瘪，生活的琐碎会渐渐消磨掉爱情的汁液，而精神在日常生活战场上无所终结的战斗终将枯败、凋零，造成一种精神缺氧的状态，再加上两性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性，在周围人还没来得及用冷眼杀死爱情的萌芽时，彼此之间的消磨就已经将彼此之间的热情浇灭。在女性还未爬上话语自由的舞台时，在解放这条漫漫长路上，稍一挤出秩序之外，便有可能身首异处，跌落深渊。
从涓生的叙述口吻里，可以看到他将子君置于被解放的位置。他将子君视为一个弱势群体，却很少考虑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要求，这恰恰体现了这一现代价值理念在当时历史境遇中的内在歧视性。它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文化观念，打着解放的旗号将男性的意志强加给女性，并按照自己的意旨将女性塑造成期待的模式，以普遍主义的价值观遮蔽特殊群体的独异性。鲁迅以他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冷静而清醒的现代理智，指出娜拉们面对的“无爱人间”不仅是黑暗的社会，而且也是鼓动她们出走的现代性价值理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权利空间。
结语易剧涌入中国，以《玩偶之家》掀起了女性解放的浪潮，给国人原本自我觉醒的封闭状态打开了一个缺口。当慵懒的人走出来，声称要到黄金世界中去不惜一切代价时，鲁迅用子君的悲剧告诉追逐解放的女性，其实路漫漫其修远兮。因此，我们更能深切的体会到古老中国广大受奴役的女性的现实生活状态，从而冷静地思考要想获得话语的份量，争取的绝不仅仅是离开与逃避。
参考文献：
[1]桑楚主编：《鲁迅经典》，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2]王宁、孙建编：《易卜生与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3]丹納：《英国文学史导论?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4]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3期。
[5]杜霞：《从娜拉到子君：精神分析视野中的女性命运》，《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