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发展史》开篇写道，“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在他看来艺术这个名称应用于不同时期和地方，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这一切都取决于所谓艺术家的作为。当参观第二届全国高校毕业生优秀雕塑作品展时，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味大师对何谓艺术的见解。抛开成见，这些展品虽有些缺憾，即太拘泥于现实，而缺乏艺术的抽象、想象和艺术空灵的美，也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审美距离的“陌生”，给人的感觉是一切都太熟悉，都在意料之中。但也不乏可圈可点可玩味之处，有些雕塑的造型非常雅致唯美有韵味（如巧笑倩兮的《紫禁魂》 天津美术学院 李晓君），有些形象刻画得真实有力度、富有情趣（如造型夸张漫画化的《一百单八将》 中央美术学院 胡根华），有些雕塑的技艺很圆润（如《九个梦》《蜕变》《花漾》《空、悟、境、禅系列》等）。可以说，这些展品从普遍意义上都切近了这个时代。雕刻家罗伯特·斯密森说过：“任何作品都带有奔腾流逝着的时间。它既沉浸在亘古洪荒之内，又蕴含于最为遥远的未来之中。”承载时间记忆的一块骨头、一块玻璃、一截木料，甚至就是普通的石头，抑或一处凸凹不平的岩石，都会经艺术家的技艺变成生动的艺术品。展馆内外，在各种艺术风格共同构成的多元文化时空中，各种意味的作品同时出场，各种“主义”“观念”相互碰撞交汇，各种错置的艺术品似乎竞相“说话”，诉说着以敏锐的感觉、艺术的方式触及的当下境遇和复杂的文化现实。
　　首先，日常生活艺术化现象印象颇深。很多展品都把关注的目光锁定在大众日常生活层面，从中可以感觉流行的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如何主导当下的文化现实。大众文化对当代艺术实践的影响，特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讲究休闲舒适和享受）思潮已侵蚀了学生的思维，并影响到创作。如作品《幸福时光》（鲁迅美术学院 刘金龙）表现的是一家三口幸福地卧在沙发上，一种慵懒、休闲和无聊的状态，这也许就是当下消费文化下的幸福观，一种价值平面化的滑动，雕塑真实地再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的幸福景象。与之相近的《流行文化下的启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祝贺）对当下的时尚文化是一种肯定和张扬的态度，一种倾心认同的情感指向通过这个造型符号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一个时尚的、摩登的波希米亚式的文化符号显现在展台上。群雕可能更容易引入“叙述”手法，引发更进一步的文化思考，《对当代世界文化格局的讨论》（中央美术学院 郝君）：在西方世界文化阵营出现的是十字架、大卫、机器人造型、巨大的可乐杯、西装等符号，而在东方文化阵营出现的则是孔子、俑的造型、大碗茶、摇着扇子穿着长袍马褂、唐装等符号，从中透露出的意识表现了创作者的一些想法，但问题是这样截然对立的两个世界还存在吗？我们看到的是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北京的街头不仅可以看见洋人洋装和高科技及后现代景观，在罗马的街头看到的不仅是北美和非洲人，还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可能还要更深入一些，特别是全球化的今天。这样当进入视野的是披着洋装，身上涂满了象征着西方世界的商标和品牌的汉代说唱俑时，我们就不会震惊于当下的“中西合璧”了。这已经不止于中西文化元素的交融，甚至本土景观已经西方化了。不论这组雕塑的艺术成绩如何，单就文化观念而言，它显示了创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以艺术思考现实的能力。
　　其次，某些雕塑对技术文明的反思和环保理念的张扬，显现了学生运用艺术语言思考的深度。《发动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揭示了技术时代人的异化状态，是人变成了机器（机器具有了人的肤色和毛发），还是机器变成了人？（一种新型的机器人或新人？）未来的世界是机器统治人还是人控制世界？答案未必乐观。社会的这一发展趋势更为《第七世界》所表征，一只只硕大坚硬强有力的昆虫可能会统治地球。人类如果不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其后果难以想象。其实，远在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之前，艺术家们就以自己的思考，艺术地触及了社会要付出沉重代价和牺牲才能悔悟的绿色环保主题。技术未能如人所愿给人带来福音，其负面效应已经侵蚀到自然的肌理。《侵袭》使人惊心地看到从树里生长出的竟是金属，技术不仅算计自然，而且还侵蚀到自然本身，树的本质成为技术的，自然的本质不再是“自然”，而成为技术（受控制的），树还是树吗？海德格尔说玫瑰开花是因为它要开花。现在，技术不仅掠夺自然，还要“制造”自然，反季节蔬菜、转基因食品、克隆生命等；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组装置艺术《“生”命》，一条趴在河里的鳄鱼，竟然披上铁甲金属爪，甚至发动机的心脏，轮胎、铁罐都成为其身体的组成部分，世界何等的触目惊心！在这种技术思维模式下，斑驳的城市建设（《城》）便呈现为川流不息的车辆、耸入云端的摩天大楼的组合，整个城市就是钢筋水泥的森林，物的堆积，在这个展示技术成就的偌大空间里，只见物不见人。当艺术家以艺术方式揭示技术本性时，是艺术对技术的遏制还是对技术的依附？
　　在众多展品中，《为了忘却的……》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它却最切近了这个时代，它的生成触及了艺术史的某些观念和惯例。就生成性而言它会使人想起杜尚和沃霍尔的作品。在这里，电视机里的“电视”、正在播放着“易中天讲《三国演义》”的电视节目，这在这件作品的生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多媒体装置艺术的生成中，现实中综合材料的使用制作提供的仅是一个艺术半成品，在这个普通的日常空间呈现中，铭刻于内展示于外的是一段抹不掉“为了忘却”的记忆，正是这种多解的意绪（文化意味）作为意象决定它成为艺术品。电视机外壳界定了艺术的边界，它的“间隔”作用在艺术品生成中处于显著位置。“易中天”的电视节目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大众传媒对当下日常生活的主导，看到媒介文化对当下艺术实践的影响，易中天作为学术明星本身就是一个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这一符号作为艺术品的组成部分与观看艺术品的观众构成一种互动，而且它的效果还延伸到艺术品之外，从而建构了一个开放的艺术观。这一点也许是创作者未能意识到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它生成了迥异于安迪·沃霍尔的意义而成为本土的文化符号，这种坚持本土文化意识的探索和些许突破值得肯定。
　　自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就在全球输出商业娱乐文化和推销其浅薄的艺术，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地道的美国式艺术就是其显著表征。因其掌控技术时代艺术生产的标准，从而掌握了艺术话语权，使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艺术家惟其马首是瞻，于是，我们看到在其影响下的艺术仿制品和在其后充当爬虫的艺术人。在艺术史上，杜尚、沃霍尔自有其意义，当杜尚在展览馆展出他的《泉》时，他是对艺术观念和艺术边界的挑战，尚有着艺术的冲动和积极意义；而当沃霍尔的工作室成为明星梦工场时，他的作品像镜子一样准确无误又毫不留情平面化地反映了美国现实，他既颠覆了创作主体（有些作品是他的助手完成的，有些签名是他的母亲代劳的），又颠覆了“原作”（大量的机械式的复制无所谓原作）的观念。他的作品只是机器生产的复制品的堆砌，消解了艺术的庄严和崇高而成为流行的时尚符号，在商业化的流行符号中诠释着大众的偶像。沃霍尔以其带有浓厚美国气息的当代波普艺术一举成名，他的成功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商业的，同所有美国文化一样，成就的是娱乐，而非文化。那么，他在当下的中国意义何在？当我们追逐效仿时，哪里是目标瞄准的“中心”点？它的艺术价值何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这类艺术的肯定是有限度的，尽管它切近了时代。当下大众化取代了精英意识，《超级女声》的成功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明星，“一夜暴富”的“幻象”似乎也非遥不可及，这一切都显现在艺术作品中。事实上，艺术的这种浅表化、商业化倾向是令人担忧的，当798毫不掩饰其商业准则时，当艺术家聚在一起大谈汽车、房子、金钱、美女时，当我们带着欲望感官的满足端详着手工劳作如剪纸艺术时，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艺术？在到处都是艺术的时代还有艺术吗？这么大而沉重的话题不是此次毕业展所能承担的，但它透露出来的一些迹象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