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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不再忽视问题，社会一定会有所改变。
平等与人权是一个社会和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完成了物质的原始积累，则会越来越注重精神需求，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作为这其中重要的一环，在过去的几年里不断被海内外的主流媒体所提及。从西方国家如火如荼的“#MeToo运动”到国内颁布的“反家暴法”，女性在社会中被习惯性忽视的现象似乎有所改善。然而，联合国妇女署2020年公布最新的全球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过去25年来获得的某些性别平等成果化为乌有。
早在2020年5月，即全球疫情首轮暴发的阶段，德国之声的报道就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女性面临更大的压力——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大部分无薪照顾的工作，也在前线维持社会运作，增加了患病风险。随着疫情的多轮反复，各国经济遭受重创，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就业与教育机会的减少，也让贫困地区女性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阿妮塔·巴蒂亚（Anita Bhatia）说：“我们25年的努力可能会在一年内付之东流，照顾家庭的负担，可能使得性别固有观念回到20世纪50年代。”
无偿工作——隐性却重要的社会组成
2004年，瑞士联邦统计局（BFS）对瑞士无偿工作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调查。在2000年，瑞士人共付出80亿小时无偿工作，按平均收入计算，相当于2500亿瑞郎工资，价值约占国民经济毛价值的70%。无偿工作包括家务活、照顾孩子、其他的照顾工作和自愿承担的义务劳动，价值总额约为2500亿瑞郎。毫无疑问，这类工作通常由女性完成。在这些工作中，家务约占60亿小时，是所有无偿工作的3/4，其中约15%的时间用来照顾孩子。据统计，女性平均每周做家务31小时，男性则只有17小时。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女性每天承担了世界上3/4的无偿工作，而现在，女性承担的比例还要再高出一倍。虽然联合国妇女署进行的38项调查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数据也显示类似变化。“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女性实际上并没有返回职场，”巴蒂亚说，“仅在9月的美国就有大约86.5万名女性退出劳动市场，而男性则有20万名退出。护理负担和身边没有其他人（分担）导致这样的结果。”
BBC的记者在“巾帼百名”系列中采访了一名驻东京的品牌顾问天和田女士，疫情暴发前，她在托儿所做兼职教师。天和田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是凌晨5点，我正在拼命完成这篇文章。截稿日期没几天了，但我喜欢提前完成。‘妈妈的生活’不可控，我不希望这种不可预知的生活让我丢工作。”
天和田承担了家中80%左右的无偿工作，其中包括在家教育3岁的女儿。“前两三个月很糟，精神上我几乎每天都达极限，女儿会哭，我也会哭。”她回忆说。对于像天和田这样的家庭主妇来说，在做家庭教育、膳食安排、工作和洗衣服等工作后，属于自己的时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封锁期间，天和田和丈夫都在家工作，但他们的日子很不一样。“他从早上9点半工作到下午5点到6点半，他可以奢侈地拥有一个房间专心工作，但我没有这种奢侈，”她说，“我确实觉得这有点不公平。”
联合国妇女署首席统计师帕帕·塞克（Papa Seck）认为，“我们观察到的影响令人担忧，其中对女性而言，包括高度压力和心理健康挑战。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工作量增加。”女性的无偿工作往往抵得上家庭的护理费，能支持经济发展，弥补社会服务的不足，但很少被官方承认。社会习惯享受着女性无偿工作带来的稳定与安全，而其价值所在恰恰限制了女性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地位。承担大部分无偿工作的女性要么会减少从事有偿劳动的时间，要么会延长工作时间。无论哪种方式，往往都会面临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你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政府和企业不采取行动，这个问题有多大，影响就有多大。”巴蒂亚说。
在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每当金智英结束了一整天的家务劳动，都会坐在阳台前放空片刻，此时的她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生活的意义，甚至忘记自己是谁。这个寂寥又辛酸的场景，是韩国社会中家庭主妇的真实写照，而承认并补偿女性无偿工作的价值，是各国政府都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联合国呼吁各国政府和企业承认无薪劳动的存在，并实施如额外的家庭假，或额外的带薪假，以及维持托儿所的运转等措施。巴蒂亚说：“这不仅仅是权力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因为女性充分参与经济活动具有经济意义。工作女性数量的减少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会对女性福祉、经济能力的提升和独立产生可怕影响。”
热度与争议并存的“她题材”
自现实主义女性题材被国内文化市场重视以来，不论是电视剧还电影领域都涌现出众多优秀的作品，例如以都市为舞台的《欢乐颂》，讲述了五个性格、成长背景迥异的女孩儿的奋斗物语;再比如专注原生家庭问题的《都挺好》，将一个复杂家庭中的子女教育问题与家庭责任问题，在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中逐渐引出，观众在愤怒、原谅与感动中陷入沉思;电影《春潮》更是将一个缺失父亲的家庭中，母女间令人窒息的关系抽丝剥茧般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看似在描述家庭关系，实则希望公众探讨这种关系背后的社会问题。
《乘风破浪的姐姐》占据着2020年夏季综艺热度与话题度榜首，收视狂欢背后也引发无数争议和质疑：“姐姐”们作为艺人，常年做着普通人难以负担的保养，维持着年轻的外表和充沛的体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30岁普通人，还有资格乘风破浪吗？作为一个看似以女性为主导的综艺，节目中的资深女艺人却常常要为一场表演灌注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努力，她们对身材的严格管理，似乎仍未摆脱“男性凝视”下的审美（英国电影评论家劳拉·穆尔维用“男性凝视”来批评传统媒体对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呈现）。
在2020年年底播出的一档节目《追光吧！哥哥》中，艺人郑爽与舞蹈家金星对节目中男艺人的犀利点评受到网友的相继追捧，郑爽的一句“他那是肚子吗”巧妙地将社会对女性的外貌评判标准反向施加于節目中的男艺人。网友的热议仿佛撕开了对“女性刻板印象”反击的一个小口子，这种反击不仅在为女性发声，更是对男性自由的解放，因为多元包容的社会最终会让每一位生存在这个体系中的公民，都更富创造力，也更加幸福。
国内影视剧对女性题材的拍摄已经从生涩走向成熟，但离真正贴近女性生存现实，还有不小的距离。赵薇执导的《听见她说》翻拍自BBC为女权发声的系列独白剧《她说：女性人生瞬间》，原作借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100周年的历史契机，讲述了婚内强奸、职场性侵、宵禁等社会问题，剧情创作全部源于真实事件。国内的翻拍版聚焦于家庭暴力、外貌焦虑、原生家庭等网络上热议的女性问题。故事的深度与完成度虽然不及原版，但作为国内首部为女性发声的独白剧，《听见她说》敲打了步入商业化道路的女性题材市场，为行业中的创作者们找回了初心，也为后面更多女性题材的拍摄带来了启示。
大流行期间，人们对艺术作品的需求只增不减。而一类题材的兴起势必伴随着更为尖锐的批评，女性现实题材从无到有、从缺到滥，观众的眼光越来越高了。如果说从前的女性观众只要看到这类题材就会尽可能地支持，那么现在她们已经开始思考，“她题材”是否真的在为“我”发声？女性观众是否只是工业体系末端被迫进食的消费者？不论如何，这类题材的成长与发展会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展现出来，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进一步的探索。不论女性地位是否真的会因为疫情而倒退，人们对于平等与包容的意识仍将推动着整个社会继续向前。
西方社会的#MeToo运动
#MeToo是2017年10月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后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个主题标签，用于谴责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社会运动人士塔拉纳·伯克于2006年在聚友网上最早使用了“Me Too（我也是）”这一短语。当时伯克发起了一场草根运动，在被性侵犯的有色人种、特别是底层女性中推广“用同理心实现赋权”（empowerment through empathy），而“MeToo”便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后经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的传播而广为人知，米兰诺鼓励女性在推特上公开被侵犯的经历，以使人们能认识到这些行为的普遍性。
自此之后，数百万人使用了这一标签来公开她们的不快经历，其中也包括许多知名人士。仅10月15日“#MeToo”就在推特上出现了超过20万次，到次日更是超过了50万次。而脸书上，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470万人在1200万条状态中提到了该标签。据脸书统计，45%的美国用户至少有一个朋友发布了带该标签的状态。
平等与人权是一个社会和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完成了物质的原始积累，则会越来越注重精神需求，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作为这其中重要的一环，在过去的几年里不断被海内外的主流媒体所提及。从西方国家如火如荼的“#MeToo运动”到国内颁布的“反家暴法”，女性在社会中被习惯性忽视的现象似乎有所改善。然而，联合国妇女署2020年公布最新的全球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过去25年来获得的某些性别平等成果化为乌有。
早在2020年5月，即全球疫情首轮暴发的阶段，德国之声的报道就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女性面临更大的压力——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大部分无薪照顾的工作，也在前线维持社会运作，增加了患病风险。随着疫情的多轮反复，各国经济遭受重创，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就业与教育机会的减少，也让贫困地区女性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阿妮塔·巴蒂亚（Anita Bhatia）说：“我们25年的努力可能会在一年内付之东流，照顾家庭的负担，可能使得性别固有观念回到20世纪50年代。”
无偿工作——隐性却重要的社会组成
2004年，瑞士联邦统计局（BFS）对瑞士无偿工作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调查。在2000年，瑞士人共付出80亿小时无偿工作，按平均收入计算，相当于2500亿瑞郎工资，价值约占国民经济毛价值的70%。无偿工作包括家务活、照顾孩子、其他的照顾工作和自愿承担的义务劳动，价值总额约为2500亿瑞郎。毫无疑问，这类工作通常由女性完成。在这些工作中，家务约占60亿小时，是所有无偿工作的3/4，其中约15%的时间用来照顾孩子。据统计，女性平均每周做家务31小时，男性则只有17小时。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女性每天承担了世界上3/4的无偿工作，而现在，女性承担的比例还要再高出一倍。虽然联合国妇女署进行的38项调查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数据也显示类似变化。“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女性实际上并没有返回职场，”巴蒂亚说，“仅在9月的美国就有大约86.5万名女性退出劳动市场，而男性则有20万名退出。护理负担和身边没有其他人（分担）导致这样的结果。”
BBC的记者在“巾帼百名”系列中采访了一名驻东京的品牌顾问天和田女士，疫情暴发前，她在托儿所做兼职教师。天和田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是凌晨5点，我正在拼命完成这篇文章。截稿日期没几天了，但我喜欢提前完成。‘妈妈的生活’不可控，我不希望这种不可预知的生活让我丢工作。”
天和田承担了家中80%左右的无偿工作，其中包括在家教育3岁的女儿。“前两三个月很糟，精神上我几乎每天都达极限，女儿会哭，我也会哭。”她回忆说。对于像天和田这样的家庭主妇来说，在做家庭教育、膳食安排、工作和洗衣服等工作后，属于自己的时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封锁期间，天和田和丈夫都在家工作，但他们的日子很不一样。“他从早上9点半工作到下午5点到6点半，他可以奢侈地拥有一个房间专心工作，但我没有这种奢侈，”她说，“我确实觉得这有点不公平。”
联合国妇女署首席统计师帕帕·塞克（Papa Seck）认为，“我们观察到的影响令人担忧，其中对女性而言，包括高度压力和心理健康挑战。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工作量增加。”女性的无偿工作往往抵得上家庭的护理费，能支持经济发展，弥补社会服务的不足，但很少被官方承认。社会习惯享受着女性无偿工作带来的稳定与安全，而其价值所在恰恰限制了女性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地位。承担大部分无偿工作的女性要么会减少从事有偿劳动的时间，要么会延长工作时间。无论哪种方式，往往都会面临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你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政府和企业不采取行动，这个问题有多大，影响就有多大。”巴蒂亚说。
在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每当金智英结束了一整天的家务劳动，都会坐在阳台前放空片刻，此时的她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生活的意义，甚至忘记自己是谁。这个寂寥又辛酸的场景，是韩国社会中家庭主妇的真实写照，而承认并补偿女性无偿工作的价值，是各国政府都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联合国呼吁各国政府和企业承认无薪劳动的存在，并实施如额外的家庭假，或额外的带薪假，以及维持托儿所的运转等措施。巴蒂亚说：“这不仅仅是权力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因为女性充分参与经济活动具有经济意义。工作女性数量的减少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会对女性福祉、经济能力的提升和独立产生可怕影响。”
热度与争议并存的“她题材”
自现实主义女性题材被国内文化市场重视以来，不论是电视剧还电影领域都涌现出众多优秀的作品，例如以都市为舞台的《欢乐颂》，讲述了五个性格、成长背景迥异的女孩儿的奋斗物语;再比如专注原生家庭问题的《都挺好》，将一个复杂家庭中的子女教育问题与家庭责任问题，在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中逐渐引出，观众在愤怒、原谅与感动中陷入沉思;电影《春潮》更是将一个缺失父亲的家庭中，母女间令人窒息的关系抽丝剥茧般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看似在描述家庭关系，实则希望公众探讨这种关系背后的社会问题。
《乘风破浪的姐姐》占据着2020年夏季综艺热度与话题度榜首，收视狂欢背后也引发无数争议和质疑：“姐姐”们作为艺人，常年做着普通人难以负担的保养，维持着年轻的外表和充沛的体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30岁普通人，还有资格乘风破浪吗？作为一个看似以女性为主导的综艺，节目中的资深女艺人却常常要为一场表演灌注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努力，她们对身材的严格管理，似乎仍未摆脱“男性凝视”下的审美（英国电影评论家劳拉·穆尔维用“男性凝视”来批评传统媒体对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呈现）。
在2020年年底播出的一档节目《追光吧！哥哥》中，艺人郑爽与舞蹈家金星对节目中男艺人的犀利点评受到网友的相继追捧，郑爽的一句“他那是肚子吗”巧妙地将社会对女性的外貌评判标准反向施加于節目中的男艺人。网友的热议仿佛撕开了对“女性刻板印象”反击的一个小口子，这种反击不仅在为女性发声，更是对男性自由的解放，因为多元包容的社会最终会让每一位生存在这个体系中的公民，都更富创造力，也更加幸福。
国内影视剧对女性题材的拍摄已经从生涩走向成熟，但离真正贴近女性生存现实，还有不小的距离。赵薇执导的《听见她说》翻拍自BBC为女权发声的系列独白剧《她说：女性人生瞬间》，原作借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100周年的历史契机，讲述了婚内强奸、职场性侵、宵禁等社会问题，剧情创作全部源于真实事件。国内的翻拍版聚焦于家庭暴力、外貌焦虑、原生家庭等网络上热议的女性问题。故事的深度与完成度虽然不及原版，但作为国内首部为女性发声的独白剧，《听见她说》敲打了步入商业化道路的女性题材市场，为行业中的创作者们找回了初心，也为后面更多女性题材的拍摄带来了启示。
大流行期间，人们对艺术作品的需求只增不减。而一类题材的兴起势必伴随着更为尖锐的批评，女性现实题材从无到有、从缺到滥，观众的眼光越来越高了。如果说从前的女性观众只要看到这类题材就会尽可能地支持，那么现在她们已经开始思考，“她题材”是否真的在为“我”发声？女性观众是否只是工业体系末端被迫进食的消费者？不论如何，这类题材的成长与发展会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展现出来，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进一步的探索。不论女性地位是否真的会因为疫情而倒退，人们对于平等与包容的意识仍将推动着整个社会继续向前。
西方社会的#MeToo运动
#MeToo是2017年10月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后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个主题标签，用于谴责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社会运动人士塔拉纳·伯克于2006年在聚友网上最早使用了“Me Too（我也是）”这一短语。当时伯克发起了一场草根运动，在被性侵犯的有色人种、特别是底层女性中推广“用同理心实现赋权”（empowerment through empathy），而“MeToo”便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后经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的传播而广为人知，米兰诺鼓励女性在推特上公开被侵犯的经历，以使人们能认识到这些行为的普遍性。
自此之后，数百万人使用了这一标签来公开她们的不快经历，其中也包括许多知名人士。仅10月15日“#MeToo”就在推特上出现了超过20万次，到次日更是超过了50万次。而脸书上，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470万人在1200万条状态中提到了该标签。据脸书统计，45%的美国用户至少有一个朋友发布了带该标签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