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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菲律宾作为东亚“民主的橱窗”,其民主制度的发展一直以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从菲律宾的政党制度、家族政治、贪污腐败及威权主义回潮等四个方面探讨后威权时代,即马科斯统治终结之后,菲律宾民主道路的特殊之处,剖析菲律宾这个特殊国家民主道路的特点,同时,也对正处于政治民主化过渡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后威权时代;菲律宾;民主道路;特殊性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2-112-02
统治菲律宾长达20多年的威权体制终于结束了,后威权时代的菲律宾民主发展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又有什么样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分析了马科斯威权之后菲律宾民主道路的特点。
一、政党制度不健全
后马科斯威权时代,菲律宾社会各界普遍对政府当局的态度有所改变,他们开始相信主权在民的原则。作为民众的一份子,他们相信自己有权利、有能力也有责任参与政治,影响政策的制定、实现政治变革。那些参与组织政党者,以知识分子居多,其中那些有组织能力、政治抱负和才干的人,逐渐赢得了公众的支持,成为政党的领导人。
亨廷顿说:“组织是通向权力之路,同时也是政治安定和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①。政党的出现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大众走向组织化的一种表现,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
除了左翼政党外,菲律宾其他政党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参加哪个政党对于政客个人来说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许多政客都是有奶便是娘的政治投机分子。如果在竞选期间政党不提名自己作为候选人或者认为自己的发展前途受到了限制,这些政客会马上摇身一变投入其他政党的怀抱。跳党在菲律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除了政党的长相和性格差不多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跳党不受任何纪律约束。许多政客没有思想原则,没有政治道德。对于这些在关键时刻变节的政客,菲律宾人则喜欢称他们为“巴林兵”。②
埃斯特拉达就是一个典型的“巴林兵”。他最初参加马科斯总统领导的新社会运动,后来加盟民族主义党并当选大马尼拉地区的圣胡安市长。1987年竞选参议员时,埃斯特拉达又举起自由党的旗号。为了竞选副总统,他在1991年3月退出自由党,组建了自己的群众党,并在选举中当选副总统。1998年,埃斯特拉达的政党同其他两个政党合并,使他在大选中成功地圆了总统梦。
每届菲律宾总统都有自己的政党,或许有些政客并不喜欢他或她,但由于总统手头有资源分配,他们还是乐意参加总统的执政联盟。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代表选民的利益和诉求,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它就不会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其它组织和团体可能会取代它们的作用和地位。这些政党的存在并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基础上,而是聚集在某些众望所归的政治人物周围,充当他们的竞选工具。一旦政党领袖倒台,伴随的便是树倒猢狲散的景象,许多政要便象蝴蝶一样寻觅新的政治靠山。③
一方面,政党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菲律宾多党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但是这种多党政治目前仍然主要是选举工具。这些政党自称为选民服务,其实是为了自己在选举中获胜谋利。另一方面,多党政治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各个党派的权力分配愈接近均衡,斗争也愈激烈,愈难达成妥协。
二、家族政治根深蒂固
菲律宾的家族制由来已久,其家族成员自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被要求效忠于家族,并从家族中获得保护和支持。数代的亲族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并向外扩展。这种扩展主要是通过婚姻的方式,形成更多的亲族、财富和势力。
家族的地位和势力决定了家族成员自己的地位和势力。他们能在政治上依靠家族势力获得选票,增加参与政权的基础和保证,也能令每个家族成员在困难的时候获得援助。家族的每个成员都要服从于家族的安排,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家族的荣耀和声望而努力。家族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或者让自己的子女将来在仕途中一帆风顺,经常会依附于某个有威望的政客,结成同盟,这便形成了更大的关系网、家族网。
在菲律宾,政治便是“一种事业,一种运动,一种赌博”④。后马科斯威权主义时代,民主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菲律宾家族政治猖獗的局面。菲律宾基本上一直被160多个家族王朝控制着,尤其体现在菲律宾地方政治中。菲律宾宪法规定,众议员、省长、市长等地方政府官员每3年选举一次,连任不能超过3届,但届满3年后仍可再次竞选。有权势的老省长到了风烛残年,就把省长的职务通过“民主选举”传给长子,“长子”省长因为9年任期限制不能再干下去时,就让弟弟、妹妹或妻子暂时顶替一下,自己改行竞选众议员之类的公职。等下次选举来临时,家族内部再进行权力分配,通过协商和选举转换一下政治角色。因此,省长、省议员、众议员和市长等地方最高公职基本上在家族政治王朝内部循环,家族势力牢牢控制着地方政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富人;不是那些政治世豪、世家里面的,就是富人家的,平民比较少。埃斯特拉达的再次当选是因为他是平民,但他也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一个受到很广泛支持和欢迎的电影明星。
走在菲律宾的政治前台的基本上始终都是那么几个家族,要么就是相互关系比较好的,要么就是敌人。
三、贪污腐败与威权主义回潮
亨廷顿认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由于社会逐渐开放,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迁,社会动员扩大,人的自主意识觉醒,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随着改革的进行日愈膨胀,而国家制度和整合机制的变革却相对滞后,满足不了人们被调动起来的欲望和诉求,因而民众中产生了一种相对挫折感,并引发弥散性的不满情绪,导致社会失序。对此,加强中央权威的力量也就成为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因而有了马科斯时期的威权政治。但随着这种独裁政治的终结,菲律宾民主并没有向期盼中的方向发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威权主义回潮。
由于菲律宾贪污腐败案不断,执政效率低下,腐败现象丛生,导致出现了“民主的危机”⑤,使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强大,影响和主导了选民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民众普遍要求执政党和政府采取有效而强硬的政策来改变现状。这种社会思潮反映到政治层面,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内政策的强硬化和对外政策的排外主义。
阿罗约和反对党之所以能把埃斯特拉达赶下台,其根本原因是人民对政治无序和经济落后的不满。在这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下,阿罗约政府近两年来内外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硬,出现了向威权主义治理方式的回归。另外,菲律宾政治逐渐显现出一种“软政权”现象。因为行政命令贯彻能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和法律规则的任意被破坏,同时,菲共人民军、摩伊反政府势力对政府的潜在威胁致使强调硬政权型的政治权威呼之欲出。我们知道,这种政治威权强调家长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屏弃对于权力的监控,很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以及暴力的发生。
小结
作为现代国家,政治民主化是必然趋势,而威权主义只是向民主化过渡的一个时段,民主化必然随着各种推动力而实现。首先,处于变革阶段的菲律宾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危机感是第一推动力。这虽不足以使威权主义的执政者去推进民主化,但足以使他追求有限程度的经济现代化变革。其次,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也是一股推动民族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变革达到一定程度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会发生现代化的转化,民众会对统治者提出新的立基于民主的合法性要求。第三,经济变迁所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化,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社会向多元化发展,从而将形成强大的民主诉求,推动政治的民主化转向。尤其是独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之间形成的联盟的力量,这一力量的不断扩大,将能越来越有效地防止威权政治的腐化、权力的蜕变与向专制政治的倒退。
在菲律宾社会,强人政权、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十分微妙的三角关系。强人政权要发展经济,就要依靠中产阶级;只一力面,中产阶级的现代化意识的培育,又来源于知识分子对现代文化的传播与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中产阶级要保护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力量。最终,在各种力量的相互均衡与较量中,在这种以经济发展、社会分化产生的民主力量的压力与冲击下,威权政治将逐渐地向民主政体过渡。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444.
②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M].学林出版社,2005.41.
③⑤朱幸福.风云诡异的菲岛政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46;350.
④陈鸿瑜.菲律宾的政治发展[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64.
参考文献:
[1]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2]马燕冰,黄莺.菲律宾[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潘一宁.国际因素与当地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孙哲.威权政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后威权时代;菲律宾;民主道路;特殊性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2-112-02
统治菲律宾长达20多年的威权体制终于结束了,后威权时代的菲律宾民主发展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又有什么样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分析了马科斯威权之后菲律宾民主道路的特点。
一、政党制度不健全
后马科斯威权时代,菲律宾社会各界普遍对政府当局的态度有所改变,他们开始相信主权在民的原则。作为民众的一份子,他们相信自己有权利、有能力也有责任参与政治,影响政策的制定、实现政治变革。那些参与组织政党者,以知识分子居多,其中那些有组织能力、政治抱负和才干的人,逐渐赢得了公众的支持,成为政党的领导人。
亨廷顿说:“组织是通向权力之路,同时也是政治安定和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①。政党的出现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大众走向组织化的一种表现,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
除了左翼政党外,菲律宾其他政党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参加哪个政党对于政客个人来说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许多政客都是有奶便是娘的政治投机分子。如果在竞选期间政党不提名自己作为候选人或者认为自己的发展前途受到了限制,这些政客会马上摇身一变投入其他政党的怀抱。跳党在菲律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除了政党的长相和性格差不多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跳党不受任何纪律约束。许多政客没有思想原则,没有政治道德。对于这些在关键时刻变节的政客,菲律宾人则喜欢称他们为“巴林兵”。②
埃斯特拉达就是一个典型的“巴林兵”。他最初参加马科斯总统领导的新社会运动,后来加盟民族主义党并当选大马尼拉地区的圣胡安市长。1987年竞选参议员时,埃斯特拉达又举起自由党的旗号。为了竞选副总统,他在1991年3月退出自由党,组建了自己的群众党,并在选举中当选副总统。1998年,埃斯特拉达的政党同其他两个政党合并,使他在大选中成功地圆了总统梦。
每届菲律宾总统都有自己的政党,或许有些政客并不喜欢他或她,但由于总统手头有资源分配,他们还是乐意参加总统的执政联盟。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代表选民的利益和诉求,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它就不会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其它组织和团体可能会取代它们的作用和地位。这些政党的存在并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基础上,而是聚集在某些众望所归的政治人物周围,充当他们的竞选工具。一旦政党领袖倒台,伴随的便是树倒猢狲散的景象,许多政要便象蝴蝶一样寻觅新的政治靠山。③
一方面,政党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菲律宾多党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但是这种多党政治目前仍然主要是选举工具。这些政党自称为选民服务,其实是为了自己在选举中获胜谋利。另一方面,多党政治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各个党派的权力分配愈接近均衡,斗争也愈激烈,愈难达成妥协。
二、家族政治根深蒂固
菲律宾的家族制由来已久,其家族成员自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被要求效忠于家族,并从家族中获得保护和支持。数代的亲族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并向外扩展。这种扩展主要是通过婚姻的方式,形成更多的亲族、财富和势力。
家族的地位和势力决定了家族成员自己的地位和势力。他们能在政治上依靠家族势力获得选票,增加参与政权的基础和保证,也能令每个家族成员在困难的时候获得援助。家族的每个成员都要服从于家族的安排,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家族的荣耀和声望而努力。家族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或者让自己的子女将来在仕途中一帆风顺,经常会依附于某个有威望的政客,结成同盟,这便形成了更大的关系网、家族网。
在菲律宾,政治便是“一种事业,一种运动,一种赌博”④。后马科斯威权主义时代,民主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菲律宾家族政治猖獗的局面。菲律宾基本上一直被160多个家族王朝控制着,尤其体现在菲律宾地方政治中。菲律宾宪法规定,众议员、省长、市长等地方政府官员每3年选举一次,连任不能超过3届,但届满3年后仍可再次竞选。有权势的老省长到了风烛残年,就把省长的职务通过“民主选举”传给长子,“长子”省长因为9年任期限制不能再干下去时,就让弟弟、妹妹或妻子暂时顶替一下,自己改行竞选众议员之类的公职。等下次选举来临时,家族内部再进行权力分配,通过协商和选举转换一下政治角色。因此,省长、省议员、众议员和市长等地方最高公职基本上在家族政治王朝内部循环,家族势力牢牢控制着地方政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富人;不是那些政治世豪、世家里面的,就是富人家的,平民比较少。埃斯特拉达的再次当选是因为他是平民,但他也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一个受到很广泛支持和欢迎的电影明星。
走在菲律宾的政治前台的基本上始终都是那么几个家族,要么就是相互关系比较好的,要么就是敌人。
三、贪污腐败与威权主义回潮
亨廷顿认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由于社会逐渐开放,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迁,社会动员扩大,人的自主意识觉醒,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随着改革的进行日愈膨胀,而国家制度和整合机制的变革却相对滞后,满足不了人们被调动起来的欲望和诉求,因而民众中产生了一种相对挫折感,并引发弥散性的不满情绪,导致社会失序。对此,加强中央权威的力量也就成为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因而有了马科斯时期的威权政治。但随着这种独裁政治的终结,菲律宾民主并没有向期盼中的方向发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威权主义回潮。
由于菲律宾贪污腐败案不断,执政效率低下,腐败现象丛生,导致出现了“民主的危机”⑤,使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强大,影响和主导了选民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民众普遍要求执政党和政府采取有效而强硬的政策来改变现状。这种社会思潮反映到政治层面,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内政策的强硬化和对外政策的排外主义。
阿罗约和反对党之所以能把埃斯特拉达赶下台,其根本原因是人民对政治无序和经济落后的不满。在这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下,阿罗约政府近两年来内外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硬,出现了向威权主义治理方式的回归。另外,菲律宾政治逐渐显现出一种“软政权”现象。因为行政命令贯彻能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和法律规则的任意被破坏,同时,菲共人民军、摩伊反政府势力对政府的潜在威胁致使强调硬政权型的政治权威呼之欲出。我们知道,这种政治威权强调家长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屏弃对于权力的监控,很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以及暴力的发生。
小结
作为现代国家,政治民主化是必然趋势,而威权主义只是向民主化过渡的一个时段,民主化必然随着各种推动力而实现。首先,处于变革阶段的菲律宾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危机感是第一推动力。这虽不足以使威权主义的执政者去推进民主化,但足以使他追求有限程度的经济现代化变革。其次,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也是一股推动民族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变革达到一定程度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会发生现代化的转化,民众会对统治者提出新的立基于民主的合法性要求。第三,经济变迁所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化,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社会向多元化发展,从而将形成强大的民主诉求,推动政治的民主化转向。尤其是独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之间形成的联盟的力量,这一力量的不断扩大,将能越来越有效地防止威权政治的腐化、权力的蜕变与向专制政治的倒退。
在菲律宾社会,强人政权、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十分微妙的三角关系。强人政权要发展经济,就要依靠中产阶级;只一力面,中产阶级的现代化意识的培育,又来源于知识分子对现代文化的传播与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中产阶级要保护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力量。最终,在各种力量的相互均衡与较量中,在这种以经济发展、社会分化产生的民主力量的压力与冲击下,威权政治将逐渐地向民主政体过渡。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444.
②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M].学林出版社,2005.41.
③⑤朱幸福.风云诡异的菲岛政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46;350.
④陈鸿瑜.菲律宾的政治发展[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64.
参考文献:
[1]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2]马燕冰,黄莺.菲律宾[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潘一宁.国际因素与当地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孙哲.威权政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