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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轻
因为开了空调，诊断室的门虚掩着，有人不停地敲门。我正在给一个病人开处方，我说：“进来。”敲门声还是不紧不慢地继续。病人拉开门，一个男人差点跌了进来。他说了一串话，我只听懂了几个字。彝族，我一看他的样子，心里明白了几分。我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询问，他到底要做什么手术，谁做手术。乐山的峨边马边和金口河是彝族聚居地，这些年出来看病的彝族越来越多。我听不懂彝语，他们却能听懂我的话。我对男人又比又画，男人可能听出了大概，只是无法回答我，他转身出了门。
一会儿他带进来一个年轻女子，看不出确切的年龄，只是明显隆起的肚子，表明她怀孕了。我想她大概是想做引产手术吧。女子的表情很奇怪，目光坚毅，嘴唇紧闭，我问她什么，她都不回答。我对男人说：“必须找个会说汉语的人来。”
等我处理完其他病人，彝族女子已经没了踪影。我甚至暗暗希望她到别的医院去，我不想接诊引产病人，她们总让我想起过去的噩梦，承受无法与外人言说的心灵之痛。
隔了一天，我刚上班，诊断室就拥进来一群人，彝族女子和她的族人。大概有五六个吧，清一色的黑色绣花衣服，结了缨络的头巾，如此庄重的穿着不像是来医院看病，倒像参加什么集会。我说：“会汉语的留下，其他人在外边等。”他们互相看看，留下一个长相俊美的卷发男孩，其余人退了出去，却又有些好奇，仍在门口往里张望。卷发男孩把女子往我面前推了推，说女子叫阿衣枝力，要做引产手术。
果真是做引产手术，我心里不愿意，但是也不能推诿病人。我让阿衣枝力在手术单上签字，阿衣枝力却不签。男孩用彝语说了一串，阿衣枝力却看着窗外正在修建的住院大楼，好像根本没听见男孩的话。男孩出门说了句什么，那些彝人又拥了进来。他们七嘴八舌，音调抑扬顿挫，好像在唱歌。在这个诊断室里，我成了少数民族，置身于完全听不懂的彝语中，忽然有些恍惚，第一次有了一种陌生又孤单的感觉。
我看看阿衣枝力，她的眼里包着泪。她犯了什么错？孩子为什么不能出生？我很迷惑，却不便问，只说了一句：“做不做引产手术，决定权在阿衣枝力。”
阿衣枝力仍然沉默。那些彝人继续做她的工作。
多么相似的一幕啊，我本来刻意要忘记的事，隔了多年的时光此刻却如此清晰。刚参加工作时，与乡干部一起下乡去做计划生育工作。到了一个超生农家，怀孕的女人可能听到风声，正要逃跑，被堵在菜地里。女人好像认识妇女主任，说逮到了是命不该再生，同意跟我去医院做引产手术。妇女主任不放心，要派人同行，我说我能行。和女人一起回医院的路上，女人一直唠叨，她就是想生个儿子，生个儿子之后，她可以结扎，男人也可以结扎。我只能劝她说儿女都一样。可是女人竟然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逃跑了。
妇女主任对我说：“没关系，晚上再去逮。”我自己却背了包袱，好像把大家的胜利果实给弄丢了一样。怀着内疚的心情，我想将功补过，所以在晚上的潜伏中，我高度紧张。女人的身影刚刚在田埂上出现，我就冲了出去。女人向水田里跑，我也跑，女人毕竟身子笨重，我很容易就把她逮住了。身怀六甲的女人，一边骂一边哭。妇女主任抓住女人的手拖进屋里。
妇女主任严厉地说：“已经生了两个就行了嘛。都像你这么生，这土地够分吗？吃草都成问题。”女人用袖子在脸上一抹，不哭了，做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任凭妇女主任说得白沫子起，女人就是不说一句话。其他人轮翻做工作，女人始终以沉默相对抗。大家失了耐心，把女人按在床上，女人声嘶力竭地哭，不停扭动着笨拙的身子。妇女主任要我打针时，我却害怕了，我还没有独自担当过这样的工作。我说：“等她不动才好穿刺啊！”其实是想等女人的哭声停下来。
女人哭，不停。女人只能哭，她知道她对抗的是强大的计划生育政策。
阿衣枝力呢，这个时代已经赋予她生下腹中孩子的权力，可是族人的围攻，让阿衣枝力只能选择放弃。
阿衣枝力接过卷发男孩递给她的笔，卷发男孩拍了拍她的肩，阿衣枝力才在引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阿衣枝力的汉字写得很端正，这倒让我有些意外。
带阿衣枝力到住院部时，有个男医生又说了句常开的玩笑：“你又要杀生了。”我在他手臂上狠狠地揪了一下，骂了一句：“乌鸦嘴。”男医生的脸痛得变了形，但他看见阿衣枝力的表情，没有再说什么。另一个信佛的男医生说：“我帮你超度。”我不领情，回说：“超度你自己吧。”
阿衣枝力一直沉默，她的沉默总让我想到那个哭泣的女人。我很想告诉她，如果她不愿意引产，没有人能强迫她，但是话到了嘴边，我说成了：“决定不要就打针了。”
阿衣枝力还是没有说话。我又让卷发男孩来，证实阿衣枝力是否知道她做的决定。我问男孩，阿衣枝力可不可以把孩子生下来，男孩很肯定地摇头。说实话，我很害怕我去帮别人做决定。每做一次流产手术对于心灵来说都是一次煎熬，外科医生关于杀生的玩笑，对于我来说就像阿Q听到“亮”字，我极力回避。偶尔与他们争争，说这个世界很污浊，不来这个世间也许更好。可这种理由自己都觉得苍白，生命如此轻贱却又如此沉重。
给阿衣枝力打针时，她反复坐起来，又恐惧又心疼的表情，又让我想起那个女人。
女人的哭声弱了一些，我先用碘酒涂了一遍，又用酒精再消，妇女主任不耐烦地催我快点。我在大家的逼视下，显得手忙脚乱。取利凡诺针药时，玻璃扎了手，取下的玻璃碴不知往哪儿放，好不容易看见墙角有个缺碗，往里放时，一直没说话的男主人吼了一声，说我想要害他的狗。
我说：“玻璃碴丢在地上，会划伤脚。”男人哼了一声说：“假慈悲，我儿子马上就被你打死了。”我心一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把药注完，自己也差点倒了。
其他队员都回家了，妇女主任陪我留了下来，要确保引产成功。第二天晚上生产的时候，女人一声大过一声的哭叫，我在女人的肚子上摸了一阵，女人的子宫缩成一个圆球，硬硬的，像是要爆开一样。我很害怕，生怕会出诸如子宫破裂、羊水栓塞之类的问题。我看一眼妇女主任，妇女主任在织一件婴儿线衣，很平静的样子，还和我说她媳妇快生了的话。还说别紧张，引产的，不管都可以。我没法做到不管，看到胎儿的一双脚露了出来，我还是像给正常生产接生一样，用布包着胎儿慢慢往外牵引，触摸到胎儿身体的微温，我感觉到胎儿的肢体动了一下，我像被什么烫着了，惊得松了手。女人抬起身子来看，妇女主任放下手中的线衣，一只手就把胎儿拖了出来，随手丢进旁边一堆草纸里。我看见那草纸在动，突然间想哭。妇女主任又开始织线衣了，为另一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女人问了一句：“是男是女？” 妇女主任说：“给她看看。”我却没有再去看胎儿性别的勇气。妇女主任不满地哼了一声，拂开草纸，倒提着胎儿说：“女的。”
女人忽然间停了哭声说：“幸好没生下来。”我却哭了起来，上天开了一个多么荒唐的玩笑。
回程的时候，妇女主任见我一路沉默。安慰说：“妇科医生一辈子不知道还要做多少手术呢！”我不知道说什么，惊吓似地身体一颤。妇女主任拉我的手，我下意识地甩开了。
妇女主任说：“你以为我就是铁石心肠，想这样做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超生，将来吃什么？我们村原来一个人有一亩地，现在只有五分地了，再生下去地就没了。遇到不理解政策的人骂我，我就安慰自己，这是为活着的人争一口粮，也算是积德吧。你是妇科医生，生死还不是常事，慢慢你就习惯了。”
多久才能习惯，我到今天为止，仍然无法坦然。
我慢慢地在阿衣枝力的腹部涂消毒液，对她说：“没有推药前，你还可以后悔。”阿衣枝力反而平静了，黄色的利凡诺进入阿衣枝力的子宫。阿衣枝力的命运改变了，她不再与腹中的孩子有缘。
引产病人一般会在第二天晚上生产，本来可以把这一切交给护士去做，但是想到阿衣枝力是彝族，怕她与护士的沟通有障碍。我打电话问护士病人是否开始腹痛。护士却说35床不见了。阿衣枝力住35床，是个大病室，不带卫生间，也许上卫生间了吧。我让护士再找找。放下电话却极不踏实，慌忙赶到医院，阿衣枝力还没有回来。找来病历上的电话，打出去却说是空号。
阿衣枝力后悔做引产手术了？
阿依枝力迷了路？
我突然很紧张，如果阿衣枝力出了事，不仅是医疗事故还牵涉到民族问题。护士却没我那样担心，说她凭感觉35床肯定会回来。我没有那样的自信，犹豫着是否报警。
护士说：“你是作家，知不知道甘嫫阿妞。”
我不知道护士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只是我在医院同事的心里还是个作家，我总要维护作家的形象吧。我说：“彝族诗性传说，绝世佳人的忠贞爱情。以后有心情再给你讲。”
护士笑起来，说35床给她讲了。
“阿衣枝力会汉语？”我惊奇地问。
护士说她的汉语讲得很好，还说35床像传说中的甘嫫阿妞那么漂亮。护士习惯叫病人的床号，而且她说她记不着她的名字。护士还说35床怀的孩子不能生下来，但是她很爱那个孩子的父亲。
“也许就是那个人把35床接出去了。”护士说。
我笑了笑，觉得护士很可爱，满脑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阿衣枝力能说汉语，我的担心少了一点。护士接了的一个电话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护士说科主任打的，给35床换个单间，还说一定要把你叫来。
“35床来头不小啊。”护士说。
我却有些反感，只是不便说出来，但是对阿衣枝力的那点同情没有了。
约十二点的时候，阿衣枝力回来了，她换下了彝装，穿的是韩版的真丝睡衣。她的眼睛在夜晚的走廊里也亮晶晶的。我冷冷地说：“要出去，也该给护士打声招呼，这是医院。”
阿衣枝力说她是出去找人来帮忙，她说不喜欢医院给她找的护工。提了个大包的汉族女人跟在她身后，附和称是。
当晚阿衣枝力产程进展缓慢，我来看过她两次，疼痛时她在床上扭来扭去，嘴里还咬着毛巾，汉族女人不停地给她擦汗。我知道真正的疼痛还没有开始，阿衣枝力的样子有表演的性质。
阿衣枝力规律的间歇很短的腹痛发生在白天，实习护士在床旁围了一圈。我要上门诊，让护士们守着，胎儿出来后叫我。
阿衣枝力叫疼的声音很大，整个病房都能听到她的尖叫。实习护士们吓着了，叫我去。宫缩时阿衣枝力嘴里不停地说话，不过是彝语，我们听不懂。宫缩间歇，她闭着眼大口地喘气。守护她的汉族女人让我想想办法，我问汉族女人生过孩子没有，汉族女人说她是剖腹产没这么疼过，让我也给阿衣枝力做剖腹产。
“为了一个放弃的孩子做剖腹产值吗？”我说完这句话，就有些后悔，因为我用了一个词“放弃”，我看见阿衣枝力眼里流出泪水。
我说：“忍住吧，疼痛一次，胎儿就向外奔一点，胎儿也在奔生呢。”
奔生，死了的胎儿能奔生么，好在没人在意我说的话，我心情复杂地出了病房。
等我处理完一个门诊病人，再到病房时，胎儿已经出来了。实习护士们好奇地观看，有人说是个女孩，有人说长指甲了，还有人说腿好细……我惊讶于这些实习护士竟然可以像欣赏一只小猫小狗一样地对待一个死胎，在她们的心里想没想过这也是一个人。
我赶紧用一块布把胎儿蒙上，我没法承受灰白的赤裸裸的死胎的刺激。我不是个合格的妇科医生，从那次下乡做计划生育之后，我一直不能坦然面对引产下来的死婴，我总是在他们还没有脱离母体的时候就用布或纸把他们遮住了，所以每次我让那些想知道产下是男婴还是女婴的女人们失望。我没有胆量去看。
这或许是一种心理障碍，但我没法克服，不能承受对生命的轻视。
最初为许多放弃的孩子，我常常到水边为他们祈祷，在风里为他们超度。水的流动，风的吹送，让我有一种近乎迷信的认识，认为他们会随水走远，随风走远。而现在也近乎麻木，只是在心里说，放弃他们的不是我。
阿衣枝力生产后，照顾她的汉族女人就走了。那个不会说汉语的男人又来了，我没问这个男人和阿衣枝力是什么关系。但是阿衣枝力在一次接过电话之后，不吃东西，低血糖休克。阿衣枝力说：“活着没意思。”眼光越来越暗淡。再问她什么，她又陷入沉默。
阿衣枝力无痛清宫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喊一个人的名字。再清醒时她又否认了。
阿衣枝力是一个迷，我问彝族写诗的朋友认不认识阿衣枝力，朋友说：“彝族有许多女人叫阿衣枝力。”
转诊
201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天气阴冷又潮湿，我早早上床看书。九点接到医院总值班打来的电话，肾病科有一个宫外孕。 没有任何迟疑，丢下书，我以最快的速度穿衣，骑上自行车往医院奔。我家离医院不远，骑自行车最多五分钟，但是等红绿灯的时候，我还是着急，觉得一分钟的时间有些长。利用这个时间我给二线医生打电话，告诉她有宫外孕病人。
二线医生只说了一个字：“好。”我知道不管她在哪里，在做什么，都会马上赶到医院。宫外孕，正在流血的病人，分秒必争。
我是川西一个市级中医院的西医妇科医生，西医妇科在我们医院不是强势科室。我们妇科只有三个医生，每天轮流值班，上了白天还兼晚上的急诊。晚上急诊最多的就是宫外孕，常常是病人来的时候已经濒临休克。
我心里祈祷，这个病员病情不要太严重。太严重的病员要输血要抢救，要写一大堆医疗文书。要想今晚还能入睡，就不要有从战场上下来的感觉。
到了医院门口，有同事打招呼，说什么没听清，耳边掠过的只是风声。停车的地方，保管员问：“过夜不？”我断然说：“不过。”两个小时能把病员处理好，我想。来不及等老式电梯从六楼下来，我跑上了三楼。
住院部三楼是外妇科，是个大杂烩科室，包括普外、脑外、泌尿、肛肠及妇科。医生各司其职，护士只有一套人马。外妇科主任是普外兼肛肠科医生，今晚正好他值班。他说：“病员还在肾病科，怕病员经不起搬动，由肾病科直接送手术室。”
我说：“肾病科护士会做术前准备吗？”
外妇科主任说：“已经通知手术室了，不行就到手术室再安尿管。”
我带上尿妊娠试验试纸、七号长穿刺针，直奔四楼。不管肾病科医生是否诊断是宫外孕，作为专科医生，我必须有确凿的诊断依据。
四楼的病人很多，走廊上也加了床。手术室护士已经把推床放在走廊上一张病床前。手术对肾病科来说毕竟有些特别，医生护士显得沉重而忙碌，加上一些病人扎堆议论，这个夜晚的肾病科显得有些不寻常。
患宫外孕的女孩面色死灰，嘴角有血迹，圈缩在被窝里，对着众人的围观，她的眼光有些躲闪。
我询问病史，女孩的声音很细。眼光总落在床前一个尖脸的黝黑男人脸上，有一种哀求。
黝黑男人站起来，站到护士站前一伙人里，给那些人散烟。
女孩吐了一口痰，混有血。我疑是女孩咬破了嘴唇。
“备皮，安放保留尿管。”我对肾病科护士下了口头医嘱。
肾病科护士是个年轻女孩，她有些为难，说她好久没安过了。手术室护士看看围观的人，建议上手术室再安，我却说：“最好这里安，验个尿放心。”
手术室护士说那由她来安。肾病科护士应了一声，说：“男的回避。女的背对病床围成一圈，给女孩子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谢谢！”她清脆而有一丝跳跃的音乐般的声音很有说服力，男病人及家属纷纷退了，站在远处张望。
为节约时间，安放尿管的同时，我开始做腹腔穿刺。可是没穿到血，而导尿的护士却有些慌张地说：“怎么会是血？”
全程血尿。
试纸在血尿里一浸，显示阳性。女孩是怀孕了。
我看看病人，她又吐了一口含血的痰。
“再打一个通道。查凝血时间。合血。”我说。
肾病科护士脸色变了，声音有些抖，说已经合了血。
妇科二线医生和外妇科主任都来了，外妇科主任又做了一次腹腔穿刺，还是没有抽到血。我们推断，病员内出血可能不多。
我们回到医生办公室，主管女孩的肾病科医生姓胡，正在写转科记录。小胡是个刚刚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大学生，个子不高，显得既疲惫又紧张。
我问：“为什么宫外孕收到肾病科？”
小胡突然很委屈，声音有些发抖，说：“病员因为血尿三天于下午五点入院。病员B超发现盆腔积液，怀疑宫外孕，请你们会诊。”
我看了看B超记录，显示盆腔积液，左附件区混合性包块，宫腔内膜增厚，宫内未见孕囊回声。加上尿妊娠试验阳性，宫外孕诊断应该成立。可是病员口腔出血和全程血尿，告诉我们病员不是简单的宫外孕。
“合了几个血？”我问。
“四个红细胞悬液。”小胡医生说。
我心里稍稍踏实了些。四个医生开始讨论病情。其间护士送来了检验科的凝血酶测定，血小板减少，凝血时间延长。
不做手术，病员有生命危险。做手术，可能因为凝血功能障碍，病员术中大出血，下不了手术台。
术后肾功衰竭？术后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风险太大。”我和二线医生异口同声说。
“转院？”我们把目光投向外妇科主任。
外妇科主任说：“医疗安全第一，如果你们专业医生认为转院就转吧。”
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手术不做了，病历也可以不写了。今晚还能睡个安稳觉。
小胡医生把黝黑男人叫进医生办公室，介是病人的父亲。我讲了他女儿的病情，宫外孕合并凝血功能障碍等等。其实他根本就弄不明白这些病意味着什么。他脸色平静地说：“反正到医院了，你们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我们水平有限，最好转市人民医院。”我说。
男人急说：“就在你们医院吧。”小胡医生才说，病员在市人民医院以“肾病”办了入院证，因为没床才来我院的。
外妇科主任告诉男人，转过去是住妇科病房，不是肾病科。
男人掏出烟，要给科主任敬烟，外妇科主任摆了摆手。
男人说他是攀枝花人，女儿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读书，也是学医。因为女儿病了，他今天才坐火车来乐山，跑来跑去，他都晕了。
外妇科主任告诉他，医院会送病人过去，还有医生和护士陪同。
男人还是茫然的样子，出门和另一个西装男人商讨。我跟了出去，男人说西装男人是女孩的班主任老师。我说了女孩可能合并DIC，需要转院。老师脸色紧张起来，医学院的老师大概也知道这病。他对学生家长说：“转吧。”然后又说：“你们应该和市人民医院衔接好，不要转过去，那边说没床。”他们转过一次了，怕了。 我让他放心。小胡医生找家长在一系列诸如输血申请同意书，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外妇科主任和医务科长联系，负责通知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二线医生下楼找值班司机，我协助护士给病员输血。
紧张。有序。
我心里却暗暗高兴，病人转走了，可以回家了。但是因为不敢担当，轻松也伴随一丝内疚。
外妇科主任说联系好了，直接送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却让我陪同小胡医生送病员过去。
“我有必要去吗？”我犹疑着问。
外妇科主任说：“去吧，我们要做得无可挑剔。”
要让病员无可挑剔，不易。可是在医患关系微妙的今天，医生在治病的同时，也要寻找如何自保。何况市人民医院不远，送就送吧。
很快，把病员抬上了救护车，肾病科护士和小胡医生陪同病员坐在车厢里，我拿着另外一袋血坐在司机的旁边。救护车拉响警笛，一路喧哗冲过车流和正亮着的红灯。
二十分钟后，到了市人民医院急诊室，小胡医生去挂了号，可急诊室护士却说，她们从没接到医院通知有转诊病人。
我们又把病员直接送到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救护车刚刚停稳，有两个医生就跑了出来，我们一边抬病员下车，一边给一个姓李的医生介绍病情。
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位于一座山上，是多年前修建的楼房，外表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可在乐山人民的心里，这里却是乐山最好的妇产科。全市各级医院妇产科医生无论是遇到手术中还是诊断上的疑难，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里。小个子的小胡医生把病员从担架上直接抱到病床上。他的脸涨得通红。我们的护士抱开我院蓝色的月亮花被，给女孩盖上市医院粉红色花被。轻拍一下女孩的脸说：“我们走了，你过来就好了。”女孩睁开眼，望了一眼护士，又望一眼小胡医生，舔了一下嘴角的血痂，说了一声：“谢谢。”
病房另一张床上睡的是产妇，新生婴儿突然放声地哭起来，中气很足。照顾产妇的中年妇人抱起婴儿，连说：“宝宝不怕。宝宝不看。宝宝不哭。”
婴儿的父亲皱皱眉，问：“护士还有没有别的床？”
护士说：“没有。”
宫外孕女孩听见了，又闭上眼。
我望了一眼女孩，但愿她平安。我把血交给市医院的护士，护士不收，还说：“外院拿来的血我们不用。”
我说：“全市就一个血站，都在那里拿血，怎么不能用呢？”
护士说：“出了问题，谁负责任？”
我当然负不起责任，可这不是浪费么。我把血袋扔在桌上说：“你们看着办吧。”
李医生让小胡医生写一个转院记录，我和我们的护士、司机在外面等。
宫外孕的女孩很快就与我们的生活不相干了。尽管夜晚的天气冷，我们缩着脖子站在风中，但是司机已经开始讲正在中央一套播放的电视剧《张小五的春天》，说后面的歌很安逸。左眼皮跳跳，要么是发财，要么是爱情就要到。
可是奇怪，我右眼皮直跳。民间说左眼跳财，右眼跳崖。从妇产科病房下山，要经过很陡的之字形山坡，我说：“下山慢点。”司机笑说：“放心嘛。”
我走进去看小胡医生写完转院记录没有，听见李医生正在给她们主任打电话，说DIC。我示意小胡快走，李医生却说：“你们别忙走，我们主任说最好转华西医院。”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不知道女孩还能否经得起折腾，可是我又没有底气指责李医生的不担当。我们不是一样没有担当，才让病人转院么。
李医生给女孩父亲交待转华西医院时，女孩父亲一下矮了半截，他极痛苦地叫了一声：“为什么？”
李医生说：“病人在这儿很可能是死路一条，去华西还有生的希望。”
女孩父亲跺着脚说：“你们这是对待病人。”
李医生说：“我们是没法子，才让你转。”
我和小胡医生心里虽不乐意，但也只有加入劝说女孩父亲的行列里，把术后可能发生的风险都说了。
“你不想你女儿好起来？”我问。
“谁不想。”女孩父亲很不高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给她生的权利呢，努力去做了，你今后也不后悔。”我说。
女孩父亲对李医生说：“我相信你们，死马当活马医吧。”
李医生说：“我请示我们主任了，她说没有把握。那是一条生命呢，能当儿戏？我担当不起这个责。”
女孩父亲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抱着脑袋蹲在背风的地方，只看见他的肩膀抽动。我心里难受起来，想到那个女孩还孤苦地躺在病床上，她身体的某一部位正冒着鲜血，时间就是生命啊。我开始帮他求李医生：“让你们主任过来看看吧。”李医生用异样的眼光瞟我一眼，我加了一句：“说得脱，走得脱。”李医生眼光缓和了一些，说了一句：“做医生真难。”
李医生是否给她们主任打了电话，我不得而知。女孩的班主任赶到了，听说转华西医院，只怨了一句：“你们不是说接洽好了么。”
班主任和女孩父亲商议，劝说他转。女孩父亲同意转华西了。
可是，在由谁转的问题上却发生了争执，首先我们的司机说另一辆救护车坏了，让市医院派车。我们也认为病人已经送到人民医院，已经躺在妇产科的病房了，理所当然该人民医院转送。人民医院的医生却认为，病人本来是中医院收下的，虽然躺在病床上，却还没有接收，正该中医院转送。
女孩父亲绝望地说：“求你们了，你们救死扶伤哦。”
李医生提高了声音：“是救死扶伤，可我们没能力救她。你说咋个办嘛。”
我奇怪的是女孩父亲竟然开始抽烟，他以一种耍赖加威胁的口吻说：“我就看你们咋个办？”
如果女孩死在医院，我们都脱不了干系，都是罪人。我让小胡赶快给他的主任打电话，我也给外妇科主任打电话，让医院协调。后来电话可能打到卫生局了，最后还是决定让我们转送。我们中医院医务科科长特别强调，让我陪同小胡医生一块儿送病人上华西医院。 我看看时间已经是十一点了，来回得三四个小时，我不是很乐意，可在这种时候，我能说不吗？
小胡医生写了转院同意，让女孩父亲签字，我听见他说：“我们送你女儿去华西医院，可近二百多公里的路程，你女儿极有可能死在路上，出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负责。”
我知道这种谈话很生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可是女孩父亲还是签了字。诸多这种由医生自保引发的不平等条约，病人家属只有签字的份。医生的理由总是为可能发生的官司，做到天衣无缝。
我们又把担架从救护车上拿了下来，到了病房里，女孩可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她又被小胡医生从床上抱到担架上。我走在最后，出门前，看了一眼婴儿的父亲，他的表情轻松了许多，我特意看了一眼熟睡的婴儿，婴儿红扑扑的脸蛋给我一种安慰，生与死就这么近。
李医生异常地热情，她跳到车上帮着大家把女孩安置好，还拿了四瓶液体和氧气袋。我理解她内心的那份内疚，对女孩疾病束手无策、无能担当的内疚。
我拿着一袋血，坐到车厢里。车厢里只有两个位置，我和小胡医生各一个，女孩父亲坐在地上，护士蹲在女孩床前。
救护车再次出征，一路鸣着警笛，超越车辆，闯过红灯。车内，灯光雪亮，气氛更加紧张。颠簸中，女孩的手背输着血，脚踝上挂着液体，鼻孔里插上氧气管，眼睛蒙着一块黑布，露出的脸白得像纸。
“心电监护。”我说。
护士站不稳，干脆跪着给女孩安了心电监护仪。心率111次/分、血压82/50mmHg，血氧饱和度98%，（成人正常情况下，心率：60-100次/分，血压：120-90/90-60mmHg，血氧饱和度97%）我的心悬吊起来，两个小时的路程，女孩能挺过去么？女孩会死么？我很害怕。
车驶入高速路，司机开足了马力，遇到车辆，就拉响警笛，呼啸而过。在没有其他车辆的一段，车却突然慢下来，司机说：“怪了，有鬼，路上堆着一团团的雾，车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我望一眼车窗外黑黢黢的，恐怖加剧。其实我羞于承认，作为一个医生，我却很害怕死亡。行医生涯里，死亡的病人我是能避则避，避不过时，眼光也不会落在死者脸上，这里面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可是今天我必须面对可能到来的死亡，而且在这么一个窄小的空间里。
司机让我坐到前面去，我却说不，我要看着病人。从再次转诊的那一刻起，女孩的病已经牵动我所有的心思。我必须看着她，看着她的心跳、呼吸、血压、血氧饱和度。如果有那么一刻，她的心脏不再跳了，那么送她归西的时候，还多了一个人。亲人，明白此中含义时，我的眼酸涩。正值青春的女孩，该是充分享受生命蓬勃与灿烂的时光，却可能因为这意外的怀孕而丢掉生命。我摸她的脉搏，非常微弱，命若悬丝，随时会断。我用力地握了握女孩的手，用我的生命与她对话，“孩子，你要活着。”
护士挤压输血管，让血更快更多地流进女孩的体内。女孩的嘴唇有些血色了，在苍白的脸上，那小小的红色的嘴唇像一朵花。女孩的头抬了一下，拿下罩在她眼睛上的黑布，看了一眼坐在她脚旁的父亲，突然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楚，护士伏在她耳边听。
“爸爸，你喝水。”她说。
那么一瞬间，我的眼泪模糊了双眼。她的父亲在她包里翻了一阵，拿出一瓶矿泉水喝了。女孩的嘴角动了一下，像在笑，又有血从她嘴角流出。我不知为什么有种不祥的感觉，民间说的回光返照，固执地跳进我的脑子里。果然女孩的血压开始下降，80/48mmHg、78/46mmHg、70/45mmHg。
嘴唇上的一点血色也退了。
“液体放快。”小胡医生声音发抖。
68/44mmHg，血压还在跨。
“多巴胺升压。”我心跳加速说。
小胡医生对女孩父亲说：“病员怕坚持不了，你看我们都很尽力了。”
女孩父亲相反显得平静，他说：“我知道。”
我对女孩父亲说：“你逮住她的手，给她说话，一直说。”
女孩父亲笨拙地移到女孩面前，拉着她的手，我看到他眼里的泪光，他说得小声，用的是他们家乡的话。女孩父亲也许是不擅言辞，他说了几句就停下了，只呆呆地望着女孩。护士抚摸女孩的头发，在她耳边说话，她们可能同龄吧，护士的话会是另一种药，信念。爱情。活着的美。
女孩的血压升了一点，给我们多大的安慰啊。
“坚持。坚持。”小胡医生和我一样，望着心电监护议上心脏跳动的曲线，眼巴巴盼着，快点到华西医院。
心提到嗓子眼上，感谢女孩微弱的生命坚持到达华西附二院。进入医院的候诊大厅很难相信这已经是夜里一点多，医院灯火通明，走廊里坐满了急诊的人。我和护士守着女孩，小胡医生跑去挂号。因为是转诊病人，我们把病员直接送到诊断室。值班的医生有两个，她们问了病情，就通知手术室来接病人。她们脸上除了疲惫，看不出有任何怨言。也许是习惯了晚上和白天一样的繁忙。我真想对她们说一声辛苦。但我知道说这话太轻，华西医院是整个西南片区最好的医院，说是医学的圣殿不为过，疑难的、复杂的、垂危的，最终都会送到这里，这里的医生不会再让病人转诊。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则新闻，说是华西附二院的一个妇科医生在下午五点，看到诊室外还坐满病人，就放声地哭了起来，我想除了辛苦还有心苦吧。
女孩被送往手术室时，我们才抱走被子。到此才如释重负，结束对一个垂危生命的担当。
小胡医生让女孩父亲交了六百八十元的转诊费。还有在我们医院的住院费及输血费，未交一分。小胡医生问他好久交，女孩父亲说：“我会回来给你们算账的。”
这话听起来有一丝不友好的成分，小胡医生觉得委屈，回程闷闷不乐。我和护士坐到司机旁边，他一个人坐在车厢里。护士不时回头看看小胡医生，突然说一声不好。我回头看小胡医生，脸色很差，头上都是汗。护士说小胡医生一天没吃饭。早上起床迟了，来不及吃，中午点了一碗面，等把病人处理完，面成了冷冷的一团，不想吃。晚上点了饭，可是因为这个女孩根本没时间吃。 司机在高速路口为小胡医生买了一袋饼干，给我们买了一瓶水。我问司机送病人转诊有没有补助，司机说好像没有。和护士闲聊，知道她每月的工资是五百，转正之前，上夜班没有夜班费。如此低的待遇却担当了超负荷的责任。
担当，这个词如此沉重。这个无眠之夜，是我的、小胡医生的、护士的、司机的，还有那个女孩父亲的。
为什么是我们
她们几乎是一起走进诊断室的。其中一个面色红润，但面无表情，我且称她F吧，她递给我一张本市某医院病检单：子宫内膜腺癌，低分化。我看了看她，四十三岁，我的眼光大概表达了我的同情。我说：“你知道是什么病吧。”
F冷静说：“癌症。”
另一个脸色晦暗的女人B啊了一声，安慰她说：“割来甩了就行了，我邻居做了一年了，活得好好的。”
F说：“没关系，得癌症又不是欠谁的账。”
我把F收入住院。F的男人问：“手术以后能活好久？”
我说：“手术以后要化疗。因为是低分化癌，相对来说，恶性程度要高些。”其实我很不愿意当着F的面说这话。
我转问B哪儿不好，B说：“那儿都好。就是做个全面检查，你看现在癌症太多了。”
F的儿子，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对他父亲说：“哪怕是活一个月，也要给妈手术。”
F的眼睛红红的，转过身擦泪。少年拉着父亲，挽着母亲出了诊断室。
B做阴道镜检查，发现宫颈口有一个樱桃大的包块，收入住院，行活检。B说：“不会是癌症吧，肯定不会。我又没有哪不舒服。”
我说：“但愿。”
F和B先后入院，住在一间病室里。B活检的结果竟然是宫颈癌。管床的年轻医生小廖把结果告诉B的丈夫，B丈夫呆怔了好一会儿，说：“怎么可能呢？”
“要告诉病人自己吗？”小廖拿不定主意，问我。我说问问她丈夫吧。B丈夫来回搓手，说：“我们俩人从来不会瞒对方什么？从来不会。可是为什么是她呢，怎么不是我？”我们暂时对B隐瞒了宫颈癌的病情，但是因为要做很大的手术，B最终还是知道了。她在病房里哭，F劝她，说她刚知道的时候也接受不了，但是时间一天一天下来，这命里的东西也只能接受了。
B拉着F的手哭：“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
护士听到她们的哭声，让小廖医生去劝劝。小廖说：“怎么劝呢？”
外一科一个信佛的俗家弟子卢医生说：“你就告诉她，这一生是为前世还债来的。让她多念阿弥陀佛，去的就极乐世界。”
我说：“既然去的是极乐世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求医。不如直接去了。”
卢医生说：“不念，你就去不了。”
我不想再和他讨论下去，因为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去病房里，F和B都安静了，我也就没说什么，说什么都轻。然后告诉小廖手术后把她们俩分开住。
她们俩的手术安排在同一天，一个上午，一个下午。F上午，手术的过程很顺利，盆腔也没有发现转移，直接回了病房。B下午手术，术中血压一度不稳，术后转到ICU（重症监护室）。小廖晚值班，半夜起床收病人，看F儿子在长长的走廊上踟蹰，问他怎么不睡，F儿子说：“睡不着，低分化，咋个办嘛，我妈活的时间不多了，咋个办嘛？”
小廖说她当时真想让他靠着她，让他哭一哭。B丈夫也没睡，一直在B床上坐着，看见小廖，问：“她怎么样，醒了吗？她看不见我，会心慌的。”
小廖说：“监护室一直有护士守着，你放心。”
B丈夫还是说：“她看不见我，会心慌的。”
小廖说：“你也心慌吧。”
早上查房，B丈夫到了ICU门外，要求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他说：“只让她看到我就好。”我们没有应允他的要求，只说血压稳定就会让B转回病房。我们刚见到B，B立刻说：“我要回病房，他看不到我会心慌的。”我和我的医生们彼此会心而笑，为人世间的淳朴情感感动，也为人世间总有分离而叹息。总有一天，他会看不到她，她也看不到他。自古多情伤离别。古人早就说了。
B丈夫对B照顾很周到，我们很多次看见他早上给B梳头，下午给B按摩。B很配合，但看得出来，她的眼里是落寞。遇到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B和F两家人坐在当西的阳台上晒太阳，不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B伤口愈合良好，术后病检支持术前诊断，转肿瘤科化疗。F的伤口愈合不良，B出院时对F说：“出院了，我们要联系啊，就是去那一边，我们也有个伴。”
F的病检结果却没有癌细胞。是术前内膜病检结果错了？还是术后病检结果错了？我打电话到术后病检的那家医学检测机构，她们肯定地说，做了许多切片，都没找到。另一个姓蒋的医生又打电话到术前做内膜病检的医院，这家医院的病理医生也很肯定地说，是腺癌，而且低分化。如果低分化必须做化疗。我们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根本就没出问题，第一次诊刮，恰好把病理部位全部清楚干净了。如是，手术显得好像没了必要。F成了我们的心病，利用外出开会学习的机会，我又请教了协和医院的向阳教授，他也觉得不好理解，但是他说既然没找到癌细胞，就没必要做化疗了。F因为伤口的原因，在医院住了很久，但她没有一句怨言，对其他病员说：“当你准备好了死，却发现要重新活，什么都轻了，伤口算什么呢。”
这癌细胞是什么，它来自哪里？在哪里生长，又在哪里被找出来？当很多人莫名其妙被宣判癌症时，总会问，为什么是我们。
因为开了空调，诊断室的门虚掩着，有人不停地敲门。我正在给一个病人开处方，我说：“进来。”敲门声还是不紧不慢地继续。病人拉开门，一个男人差点跌了进来。他说了一串话，我只听懂了几个字。彝族，我一看他的样子，心里明白了几分。我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询问，他到底要做什么手术，谁做手术。乐山的峨边马边和金口河是彝族聚居地，这些年出来看病的彝族越来越多。我听不懂彝语，他们却能听懂我的话。我对男人又比又画，男人可能听出了大概，只是无法回答我，他转身出了门。
一会儿他带进来一个年轻女子，看不出确切的年龄，只是明显隆起的肚子，表明她怀孕了。我想她大概是想做引产手术吧。女子的表情很奇怪，目光坚毅，嘴唇紧闭，我问她什么，她都不回答。我对男人说：“必须找个会说汉语的人来。”
等我处理完其他病人，彝族女子已经没了踪影。我甚至暗暗希望她到别的医院去，我不想接诊引产病人，她们总让我想起过去的噩梦，承受无法与外人言说的心灵之痛。
隔了一天，我刚上班，诊断室就拥进来一群人，彝族女子和她的族人。大概有五六个吧，清一色的黑色绣花衣服，结了缨络的头巾，如此庄重的穿着不像是来医院看病，倒像参加什么集会。我说：“会汉语的留下，其他人在外边等。”他们互相看看，留下一个长相俊美的卷发男孩，其余人退了出去，却又有些好奇，仍在门口往里张望。卷发男孩把女子往我面前推了推，说女子叫阿衣枝力，要做引产手术。
果真是做引产手术，我心里不愿意，但是也不能推诿病人。我让阿衣枝力在手术单上签字，阿衣枝力却不签。男孩用彝语说了一串，阿衣枝力却看着窗外正在修建的住院大楼，好像根本没听见男孩的话。男孩出门说了句什么，那些彝人又拥了进来。他们七嘴八舌，音调抑扬顿挫，好像在唱歌。在这个诊断室里，我成了少数民族，置身于完全听不懂的彝语中，忽然有些恍惚，第一次有了一种陌生又孤单的感觉。
我看看阿衣枝力，她的眼里包着泪。她犯了什么错？孩子为什么不能出生？我很迷惑，却不便问，只说了一句：“做不做引产手术，决定权在阿衣枝力。”
阿衣枝力仍然沉默。那些彝人继续做她的工作。
多么相似的一幕啊，我本来刻意要忘记的事，隔了多年的时光此刻却如此清晰。刚参加工作时，与乡干部一起下乡去做计划生育工作。到了一个超生农家，怀孕的女人可能听到风声，正要逃跑，被堵在菜地里。女人好像认识妇女主任，说逮到了是命不该再生，同意跟我去医院做引产手术。妇女主任不放心，要派人同行，我说我能行。和女人一起回医院的路上，女人一直唠叨，她就是想生个儿子，生个儿子之后，她可以结扎，男人也可以结扎。我只能劝她说儿女都一样。可是女人竟然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逃跑了。
妇女主任对我说：“没关系，晚上再去逮。”我自己却背了包袱，好像把大家的胜利果实给弄丢了一样。怀着内疚的心情，我想将功补过，所以在晚上的潜伏中，我高度紧张。女人的身影刚刚在田埂上出现，我就冲了出去。女人向水田里跑，我也跑，女人毕竟身子笨重，我很容易就把她逮住了。身怀六甲的女人，一边骂一边哭。妇女主任抓住女人的手拖进屋里。
妇女主任严厉地说：“已经生了两个就行了嘛。都像你这么生，这土地够分吗？吃草都成问题。”女人用袖子在脸上一抹，不哭了，做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任凭妇女主任说得白沫子起，女人就是不说一句话。其他人轮翻做工作，女人始终以沉默相对抗。大家失了耐心，把女人按在床上，女人声嘶力竭地哭，不停扭动着笨拙的身子。妇女主任要我打针时，我却害怕了，我还没有独自担当过这样的工作。我说：“等她不动才好穿刺啊！”其实是想等女人的哭声停下来。
女人哭，不停。女人只能哭，她知道她对抗的是强大的计划生育政策。
阿衣枝力呢，这个时代已经赋予她生下腹中孩子的权力，可是族人的围攻，让阿衣枝力只能选择放弃。
阿衣枝力接过卷发男孩递给她的笔，卷发男孩拍了拍她的肩，阿衣枝力才在引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阿衣枝力的汉字写得很端正，这倒让我有些意外。
带阿衣枝力到住院部时，有个男医生又说了句常开的玩笑：“你又要杀生了。”我在他手臂上狠狠地揪了一下，骂了一句：“乌鸦嘴。”男医生的脸痛得变了形，但他看见阿衣枝力的表情，没有再说什么。另一个信佛的男医生说：“我帮你超度。”我不领情，回说：“超度你自己吧。”
阿衣枝力一直沉默，她的沉默总让我想到那个哭泣的女人。我很想告诉她，如果她不愿意引产，没有人能强迫她，但是话到了嘴边，我说成了：“决定不要就打针了。”
阿衣枝力还是没有说话。我又让卷发男孩来，证实阿衣枝力是否知道她做的决定。我问男孩，阿衣枝力可不可以把孩子生下来，男孩很肯定地摇头。说实话，我很害怕我去帮别人做决定。每做一次流产手术对于心灵来说都是一次煎熬，外科医生关于杀生的玩笑，对于我来说就像阿Q听到“亮”字，我极力回避。偶尔与他们争争，说这个世界很污浊，不来这个世间也许更好。可这种理由自己都觉得苍白，生命如此轻贱却又如此沉重。
给阿衣枝力打针时，她反复坐起来，又恐惧又心疼的表情，又让我想起那个女人。
女人的哭声弱了一些，我先用碘酒涂了一遍，又用酒精再消，妇女主任不耐烦地催我快点。我在大家的逼视下，显得手忙脚乱。取利凡诺针药时，玻璃扎了手，取下的玻璃碴不知往哪儿放，好不容易看见墙角有个缺碗，往里放时，一直没说话的男主人吼了一声，说我想要害他的狗。
我说：“玻璃碴丢在地上，会划伤脚。”男人哼了一声说：“假慈悲，我儿子马上就被你打死了。”我心一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把药注完，自己也差点倒了。
其他队员都回家了，妇女主任陪我留了下来，要确保引产成功。第二天晚上生产的时候，女人一声大过一声的哭叫，我在女人的肚子上摸了一阵，女人的子宫缩成一个圆球，硬硬的，像是要爆开一样。我很害怕，生怕会出诸如子宫破裂、羊水栓塞之类的问题。我看一眼妇女主任，妇女主任在织一件婴儿线衣，很平静的样子，还和我说她媳妇快生了的话。还说别紧张，引产的，不管都可以。我没法做到不管，看到胎儿的一双脚露了出来，我还是像给正常生产接生一样，用布包着胎儿慢慢往外牵引，触摸到胎儿身体的微温，我感觉到胎儿的肢体动了一下，我像被什么烫着了，惊得松了手。女人抬起身子来看，妇女主任放下手中的线衣，一只手就把胎儿拖了出来，随手丢进旁边一堆草纸里。我看见那草纸在动，突然间想哭。妇女主任又开始织线衣了，为另一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女人问了一句：“是男是女？” 妇女主任说：“给她看看。”我却没有再去看胎儿性别的勇气。妇女主任不满地哼了一声，拂开草纸，倒提着胎儿说：“女的。”
女人忽然间停了哭声说：“幸好没生下来。”我却哭了起来，上天开了一个多么荒唐的玩笑。
回程的时候，妇女主任见我一路沉默。安慰说：“妇科医生一辈子不知道还要做多少手术呢！”我不知道说什么，惊吓似地身体一颤。妇女主任拉我的手，我下意识地甩开了。
妇女主任说：“你以为我就是铁石心肠，想这样做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超生，将来吃什么？我们村原来一个人有一亩地，现在只有五分地了，再生下去地就没了。遇到不理解政策的人骂我，我就安慰自己，这是为活着的人争一口粮，也算是积德吧。你是妇科医生，生死还不是常事，慢慢你就习惯了。”
多久才能习惯，我到今天为止，仍然无法坦然。
我慢慢地在阿衣枝力的腹部涂消毒液，对她说：“没有推药前，你还可以后悔。”阿衣枝力反而平静了，黄色的利凡诺进入阿衣枝力的子宫。阿衣枝力的命运改变了，她不再与腹中的孩子有缘。
引产病人一般会在第二天晚上生产，本来可以把这一切交给护士去做，但是想到阿衣枝力是彝族，怕她与护士的沟通有障碍。我打电话问护士病人是否开始腹痛。护士却说35床不见了。阿衣枝力住35床，是个大病室，不带卫生间，也许上卫生间了吧。我让护士再找找。放下电话却极不踏实，慌忙赶到医院，阿衣枝力还没有回来。找来病历上的电话，打出去却说是空号。
阿衣枝力后悔做引产手术了？
阿依枝力迷了路？
我突然很紧张，如果阿衣枝力出了事，不仅是医疗事故还牵涉到民族问题。护士却没我那样担心，说她凭感觉35床肯定会回来。我没有那样的自信，犹豫着是否报警。
护士说：“你是作家，知不知道甘嫫阿妞。”
我不知道护士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只是我在医院同事的心里还是个作家，我总要维护作家的形象吧。我说：“彝族诗性传说，绝世佳人的忠贞爱情。以后有心情再给你讲。”
护士笑起来，说35床给她讲了。
“阿衣枝力会汉语？”我惊奇地问。
护士说她的汉语讲得很好，还说35床像传说中的甘嫫阿妞那么漂亮。护士习惯叫病人的床号，而且她说她记不着她的名字。护士还说35床怀的孩子不能生下来，但是她很爱那个孩子的父亲。
“也许就是那个人把35床接出去了。”护士说。
我笑了笑，觉得护士很可爱，满脑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阿衣枝力能说汉语，我的担心少了一点。护士接了的一个电话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护士说科主任打的，给35床换个单间，还说一定要把你叫来。
“35床来头不小啊。”护士说。
我却有些反感，只是不便说出来，但是对阿衣枝力的那点同情没有了。
约十二点的时候，阿衣枝力回来了，她换下了彝装，穿的是韩版的真丝睡衣。她的眼睛在夜晚的走廊里也亮晶晶的。我冷冷地说：“要出去，也该给护士打声招呼，这是医院。”
阿衣枝力说她是出去找人来帮忙，她说不喜欢医院给她找的护工。提了个大包的汉族女人跟在她身后，附和称是。
当晚阿衣枝力产程进展缓慢，我来看过她两次，疼痛时她在床上扭来扭去，嘴里还咬着毛巾，汉族女人不停地给她擦汗。我知道真正的疼痛还没有开始，阿衣枝力的样子有表演的性质。
阿衣枝力规律的间歇很短的腹痛发生在白天，实习护士在床旁围了一圈。我要上门诊，让护士们守着，胎儿出来后叫我。
阿衣枝力叫疼的声音很大，整个病房都能听到她的尖叫。实习护士们吓着了，叫我去。宫缩时阿衣枝力嘴里不停地说话，不过是彝语，我们听不懂。宫缩间歇，她闭着眼大口地喘气。守护她的汉族女人让我想想办法，我问汉族女人生过孩子没有，汉族女人说她是剖腹产没这么疼过，让我也给阿衣枝力做剖腹产。
“为了一个放弃的孩子做剖腹产值吗？”我说完这句话，就有些后悔，因为我用了一个词“放弃”，我看见阿衣枝力眼里流出泪水。
我说：“忍住吧，疼痛一次，胎儿就向外奔一点，胎儿也在奔生呢。”
奔生，死了的胎儿能奔生么，好在没人在意我说的话，我心情复杂地出了病房。
等我处理完一个门诊病人，再到病房时，胎儿已经出来了。实习护士们好奇地观看，有人说是个女孩，有人说长指甲了，还有人说腿好细……我惊讶于这些实习护士竟然可以像欣赏一只小猫小狗一样地对待一个死胎，在她们的心里想没想过这也是一个人。
我赶紧用一块布把胎儿蒙上，我没法承受灰白的赤裸裸的死胎的刺激。我不是个合格的妇科医生，从那次下乡做计划生育之后，我一直不能坦然面对引产下来的死婴，我总是在他们还没有脱离母体的时候就用布或纸把他们遮住了，所以每次我让那些想知道产下是男婴还是女婴的女人们失望。我没有胆量去看。
这或许是一种心理障碍，但我没法克服，不能承受对生命的轻视。
最初为许多放弃的孩子，我常常到水边为他们祈祷，在风里为他们超度。水的流动，风的吹送，让我有一种近乎迷信的认识，认为他们会随水走远，随风走远。而现在也近乎麻木，只是在心里说，放弃他们的不是我。
阿衣枝力生产后，照顾她的汉族女人就走了。那个不会说汉语的男人又来了，我没问这个男人和阿衣枝力是什么关系。但是阿衣枝力在一次接过电话之后，不吃东西，低血糖休克。阿衣枝力说：“活着没意思。”眼光越来越暗淡。再问她什么，她又陷入沉默。
阿衣枝力无痛清宫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喊一个人的名字。再清醒时她又否认了。
阿衣枝力是一个迷，我问彝族写诗的朋友认不认识阿衣枝力，朋友说：“彝族有许多女人叫阿衣枝力。”
转诊
201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天气阴冷又潮湿，我早早上床看书。九点接到医院总值班打来的电话，肾病科有一个宫外孕。 没有任何迟疑，丢下书，我以最快的速度穿衣，骑上自行车往医院奔。我家离医院不远，骑自行车最多五分钟，但是等红绿灯的时候，我还是着急，觉得一分钟的时间有些长。利用这个时间我给二线医生打电话，告诉她有宫外孕病人。
二线医生只说了一个字：“好。”我知道不管她在哪里，在做什么，都会马上赶到医院。宫外孕，正在流血的病人，分秒必争。
我是川西一个市级中医院的西医妇科医生，西医妇科在我们医院不是强势科室。我们妇科只有三个医生，每天轮流值班，上了白天还兼晚上的急诊。晚上急诊最多的就是宫外孕，常常是病人来的时候已经濒临休克。
我心里祈祷，这个病员病情不要太严重。太严重的病员要输血要抢救，要写一大堆医疗文书。要想今晚还能入睡，就不要有从战场上下来的感觉。
到了医院门口，有同事打招呼，说什么没听清，耳边掠过的只是风声。停车的地方，保管员问：“过夜不？”我断然说：“不过。”两个小时能把病员处理好，我想。来不及等老式电梯从六楼下来，我跑上了三楼。
住院部三楼是外妇科，是个大杂烩科室，包括普外、脑外、泌尿、肛肠及妇科。医生各司其职，护士只有一套人马。外妇科主任是普外兼肛肠科医生，今晚正好他值班。他说：“病员还在肾病科，怕病员经不起搬动，由肾病科直接送手术室。”
我说：“肾病科护士会做术前准备吗？”
外妇科主任说：“已经通知手术室了，不行就到手术室再安尿管。”
我带上尿妊娠试验试纸、七号长穿刺针，直奔四楼。不管肾病科医生是否诊断是宫外孕，作为专科医生，我必须有确凿的诊断依据。
四楼的病人很多，走廊上也加了床。手术室护士已经把推床放在走廊上一张病床前。手术对肾病科来说毕竟有些特别，医生护士显得沉重而忙碌，加上一些病人扎堆议论，这个夜晚的肾病科显得有些不寻常。
患宫外孕的女孩面色死灰，嘴角有血迹，圈缩在被窝里，对着众人的围观，她的眼光有些躲闪。
我询问病史，女孩的声音很细。眼光总落在床前一个尖脸的黝黑男人脸上，有一种哀求。
黝黑男人站起来，站到护士站前一伙人里，给那些人散烟。
女孩吐了一口痰，混有血。我疑是女孩咬破了嘴唇。
“备皮，安放保留尿管。”我对肾病科护士下了口头医嘱。
肾病科护士是个年轻女孩，她有些为难，说她好久没安过了。手术室护士看看围观的人，建议上手术室再安，我却说：“最好这里安，验个尿放心。”
手术室护士说那由她来安。肾病科护士应了一声，说：“男的回避。女的背对病床围成一圈，给女孩子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谢谢！”她清脆而有一丝跳跃的音乐般的声音很有说服力，男病人及家属纷纷退了，站在远处张望。
为节约时间，安放尿管的同时，我开始做腹腔穿刺。可是没穿到血，而导尿的护士却有些慌张地说：“怎么会是血？”
全程血尿。
试纸在血尿里一浸，显示阳性。女孩是怀孕了。
我看看病人，她又吐了一口含血的痰。
“再打一个通道。查凝血时间。合血。”我说。
肾病科护士脸色变了，声音有些抖，说已经合了血。
妇科二线医生和外妇科主任都来了，外妇科主任又做了一次腹腔穿刺，还是没有抽到血。我们推断，病员内出血可能不多。
我们回到医生办公室，主管女孩的肾病科医生姓胡，正在写转科记录。小胡是个刚刚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大学生，个子不高，显得既疲惫又紧张。
我问：“为什么宫外孕收到肾病科？”
小胡突然很委屈，声音有些发抖，说：“病员因为血尿三天于下午五点入院。病员B超发现盆腔积液，怀疑宫外孕，请你们会诊。”
我看了看B超记录，显示盆腔积液，左附件区混合性包块，宫腔内膜增厚，宫内未见孕囊回声。加上尿妊娠试验阳性，宫外孕诊断应该成立。可是病员口腔出血和全程血尿，告诉我们病员不是简单的宫外孕。
“合了几个血？”我问。
“四个红细胞悬液。”小胡医生说。
我心里稍稍踏实了些。四个医生开始讨论病情。其间护士送来了检验科的凝血酶测定，血小板减少，凝血时间延长。
不做手术，病员有生命危险。做手术，可能因为凝血功能障碍，病员术中大出血，下不了手术台。
术后肾功衰竭？术后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风险太大。”我和二线医生异口同声说。
“转院？”我们把目光投向外妇科主任。
外妇科主任说：“医疗安全第一，如果你们专业医生认为转院就转吧。”
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手术不做了，病历也可以不写了。今晚还能睡个安稳觉。
小胡医生把黝黑男人叫进医生办公室，介是病人的父亲。我讲了他女儿的病情，宫外孕合并凝血功能障碍等等。其实他根本就弄不明白这些病意味着什么。他脸色平静地说：“反正到医院了，你们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我们水平有限，最好转市人民医院。”我说。
男人急说：“就在你们医院吧。”小胡医生才说，病员在市人民医院以“肾病”办了入院证，因为没床才来我院的。
外妇科主任告诉男人，转过去是住妇科病房，不是肾病科。
男人掏出烟，要给科主任敬烟，外妇科主任摆了摆手。
男人说他是攀枝花人，女儿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读书，也是学医。因为女儿病了，他今天才坐火车来乐山，跑来跑去，他都晕了。
外妇科主任告诉他，医院会送病人过去，还有医生和护士陪同。
男人还是茫然的样子，出门和另一个西装男人商讨。我跟了出去，男人说西装男人是女孩的班主任老师。我说了女孩可能合并DIC，需要转院。老师脸色紧张起来，医学院的老师大概也知道这病。他对学生家长说：“转吧。”然后又说：“你们应该和市人民医院衔接好，不要转过去，那边说没床。”他们转过一次了，怕了。 我让他放心。小胡医生找家长在一系列诸如输血申请同意书，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外妇科主任和医务科长联系，负责通知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二线医生下楼找值班司机，我协助护士给病员输血。
紧张。有序。
我心里却暗暗高兴，病人转走了，可以回家了。但是因为不敢担当，轻松也伴随一丝内疚。
外妇科主任说联系好了，直接送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却让我陪同小胡医生送病员过去。
“我有必要去吗？”我犹疑着问。
外妇科主任说：“去吧，我们要做得无可挑剔。”
要让病员无可挑剔，不易。可是在医患关系微妙的今天，医生在治病的同时，也要寻找如何自保。何况市人民医院不远，送就送吧。
很快，把病员抬上了救护车，肾病科护士和小胡医生陪同病员坐在车厢里，我拿着另外一袋血坐在司机的旁边。救护车拉响警笛，一路喧哗冲过车流和正亮着的红灯。
二十分钟后，到了市人民医院急诊室，小胡医生去挂了号，可急诊室护士却说，她们从没接到医院通知有转诊病人。
我们又把病员直接送到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救护车刚刚停稳，有两个医生就跑了出来，我们一边抬病员下车，一边给一个姓李的医生介绍病情。
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位于一座山上，是多年前修建的楼房，外表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可在乐山人民的心里，这里却是乐山最好的妇产科。全市各级医院妇产科医生无论是遇到手术中还是诊断上的疑难，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里。小个子的小胡医生把病员从担架上直接抱到病床上。他的脸涨得通红。我们的护士抱开我院蓝色的月亮花被，给女孩盖上市医院粉红色花被。轻拍一下女孩的脸说：“我们走了，你过来就好了。”女孩睁开眼，望了一眼护士，又望一眼小胡医生，舔了一下嘴角的血痂，说了一声：“谢谢。”
病房另一张床上睡的是产妇，新生婴儿突然放声地哭起来，中气很足。照顾产妇的中年妇人抱起婴儿，连说：“宝宝不怕。宝宝不看。宝宝不哭。”
婴儿的父亲皱皱眉，问：“护士还有没有别的床？”
护士说：“没有。”
宫外孕女孩听见了，又闭上眼。
我望了一眼女孩，但愿她平安。我把血交给市医院的护士，护士不收，还说：“外院拿来的血我们不用。”
我说：“全市就一个血站，都在那里拿血，怎么不能用呢？”
护士说：“出了问题，谁负责任？”
我当然负不起责任，可这不是浪费么。我把血袋扔在桌上说：“你们看着办吧。”
李医生让小胡医生写一个转院记录，我和我们的护士、司机在外面等。
宫外孕的女孩很快就与我们的生活不相干了。尽管夜晚的天气冷，我们缩着脖子站在风中，但是司机已经开始讲正在中央一套播放的电视剧《张小五的春天》，说后面的歌很安逸。左眼皮跳跳，要么是发财，要么是爱情就要到。
可是奇怪，我右眼皮直跳。民间说左眼跳财，右眼跳崖。从妇产科病房下山，要经过很陡的之字形山坡，我说：“下山慢点。”司机笑说：“放心嘛。”
我走进去看小胡医生写完转院记录没有，听见李医生正在给她们主任打电话，说DIC。我示意小胡快走，李医生却说：“你们别忙走，我们主任说最好转华西医院。”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不知道女孩还能否经得起折腾，可是我又没有底气指责李医生的不担当。我们不是一样没有担当，才让病人转院么。
李医生给女孩父亲交待转华西医院时，女孩父亲一下矮了半截，他极痛苦地叫了一声：“为什么？”
李医生说：“病人在这儿很可能是死路一条，去华西还有生的希望。”
女孩父亲跺着脚说：“你们这是对待病人。”
李医生说：“我们是没法子，才让你转。”
我和小胡医生心里虽不乐意，但也只有加入劝说女孩父亲的行列里，把术后可能发生的风险都说了。
“你不想你女儿好起来？”我问。
“谁不想。”女孩父亲很不高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给她生的权利呢，努力去做了，你今后也不后悔。”我说。
女孩父亲对李医生说：“我相信你们，死马当活马医吧。”
李医生说：“我请示我们主任了，她说没有把握。那是一条生命呢，能当儿戏？我担当不起这个责。”
女孩父亲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抱着脑袋蹲在背风的地方，只看见他的肩膀抽动。我心里难受起来，想到那个女孩还孤苦地躺在病床上，她身体的某一部位正冒着鲜血，时间就是生命啊。我开始帮他求李医生：“让你们主任过来看看吧。”李医生用异样的眼光瞟我一眼，我加了一句：“说得脱，走得脱。”李医生眼光缓和了一些，说了一句：“做医生真难。”
李医生是否给她们主任打了电话，我不得而知。女孩的班主任赶到了，听说转华西医院，只怨了一句：“你们不是说接洽好了么。”
班主任和女孩父亲商议，劝说他转。女孩父亲同意转华西了。
可是，在由谁转的问题上却发生了争执，首先我们的司机说另一辆救护车坏了，让市医院派车。我们也认为病人已经送到人民医院，已经躺在妇产科的病房了，理所当然该人民医院转送。人民医院的医生却认为，病人本来是中医院收下的，虽然躺在病床上，却还没有接收，正该中医院转送。
女孩父亲绝望地说：“求你们了，你们救死扶伤哦。”
李医生提高了声音：“是救死扶伤，可我们没能力救她。你说咋个办嘛。”
我奇怪的是女孩父亲竟然开始抽烟，他以一种耍赖加威胁的口吻说：“我就看你们咋个办？”
如果女孩死在医院，我们都脱不了干系，都是罪人。我让小胡赶快给他的主任打电话，我也给外妇科主任打电话，让医院协调。后来电话可能打到卫生局了，最后还是决定让我们转送。我们中医院医务科科长特别强调，让我陪同小胡医生一块儿送病人上华西医院。 我看看时间已经是十一点了，来回得三四个小时，我不是很乐意，可在这种时候，我能说不吗？
小胡医生写了转院同意，让女孩父亲签字，我听见他说：“我们送你女儿去华西医院，可近二百多公里的路程，你女儿极有可能死在路上，出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负责。”
我知道这种谈话很生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可是女孩父亲还是签了字。诸多这种由医生自保引发的不平等条约，病人家属只有签字的份。医生的理由总是为可能发生的官司，做到天衣无缝。
我们又把担架从救护车上拿了下来，到了病房里，女孩可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她又被小胡医生从床上抱到担架上。我走在最后，出门前，看了一眼婴儿的父亲，他的表情轻松了许多，我特意看了一眼熟睡的婴儿，婴儿红扑扑的脸蛋给我一种安慰，生与死就这么近。
李医生异常地热情，她跳到车上帮着大家把女孩安置好，还拿了四瓶液体和氧气袋。我理解她内心的那份内疚，对女孩疾病束手无策、无能担当的内疚。
我拿着一袋血，坐到车厢里。车厢里只有两个位置，我和小胡医生各一个，女孩父亲坐在地上，护士蹲在女孩床前。
救护车再次出征，一路鸣着警笛，超越车辆，闯过红灯。车内，灯光雪亮，气氛更加紧张。颠簸中，女孩的手背输着血，脚踝上挂着液体，鼻孔里插上氧气管，眼睛蒙着一块黑布，露出的脸白得像纸。
“心电监护。”我说。
护士站不稳，干脆跪着给女孩安了心电监护仪。心率111次/分、血压82/50mmHg，血氧饱和度98%，（成人正常情况下，心率：60-100次/分，血压：120-90/90-60mmHg，血氧饱和度97%）我的心悬吊起来，两个小时的路程，女孩能挺过去么？女孩会死么？我很害怕。
车驶入高速路，司机开足了马力，遇到车辆，就拉响警笛，呼啸而过。在没有其他车辆的一段，车却突然慢下来，司机说：“怪了，有鬼，路上堆着一团团的雾，车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我望一眼车窗外黑黢黢的，恐怖加剧。其实我羞于承认，作为一个医生，我却很害怕死亡。行医生涯里，死亡的病人我是能避则避，避不过时，眼光也不会落在死者脸上，这里面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可是今天我必须面对可能到来的死亡，而且在这么一个窄小的空间里。
司机让我坐到前面去，我却说不，我要看着病人。从再次转诊的那一刻起，女孩的病已经牵动我所有的心思。我必须看着她，看着她的心跳、呼吸、血压、血氧饱和度。如果有那么一刻，她的心脏不再跳了，那么送她归西的时候，还多了一个人。亲人，明白此中含义时，我的眼酸涩。正值青春的女孩，该是充分享受生命蓬勃与灿烂的时光，却可能因为这意外的怀孕而丢掉生命。我摸她的脉搏，非常微弱，命若悬丝，随时会断。我用力地握了握女孩的手，用我的生命与她对话，“孩子，你要活着。”
护士挤压输血管，让血更快更多地流进女孩的体内。女孩的嘴唇有些血色了，在苍白的脸上，那小小的红色的嘴唇像一朵花。女孩的头抬了一下，拿下罩在她眼睛上的黑布，看了一眼坐在她脚旁的父亲，突然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楚，护士伏在她耳边听。
“爸爸，你喝水。”她说。
那么一瞬间，我的眼泪模糊了双眼。她的父亲在她包里翻了一阵，拿出一瓶矿泉水喝了。女孩的嘴角动了一下，像在笑，又有血从她嘴角流出。我不知为什么有种不祥的感觉，民间说的回光返照，固执地跳进我的脑子里。果然女孩的血压开始下降，80/48mmHg、78/46mmHg、70/45mmHg。
嘴唇上的一点血色也退了。
“液体放快。”小胡医生声音发抖。
68/44mmHg，血压还在跨。
“多巴胺升压。”我心跳加速说。
小胡医生对女孩父亲说：“病员怕坚持不了，你看我们都很尽力了。”
女孩父亲相反显得平静，他说：“我知道。”
我对女孩父亲说：“你逮住她的手，给她说话，一直说。”
女孩父亲笨拙地移到女孩面前，拉着她的手，我看到他眼里的泪光，他说得小声，用的是他们家乡的话。女孩父亲也许是不擅言辞，他说了几句就停下了，只呆呆地望着女孩。护士抚摸女孩的头发，在她耳边说话，她们可能同龄吧，护士的话会是另一种药，信念。爱情。活着的美。
女孩的血压升了一点，给我们多大的安慰啊。
“坚持。坚持。”小胡医生和我一样，望着心电监护议上心脏跳动的曲线，眼巴巴盼着，快点到华西医院。
心提到嗓子眼上，感谢女孩微弱的生命坚持到达华西附二院。进入医院的候诊大厅很难相信这已经是夜里一点多，医院灯火通明，走廊里坐满了急诊的人。我和护士守着女孩，小胡医生跑去挂号。因为是转诊病人，我们把病员直接送到诊断室。值班的医生有两个，她们问了病情，就通知手术室来接病人。她们脸上除了疲惫，看不出有任何怨言。也许是习惯了晚上和白天一样的繁忙。我真想对她们说一声辛苦。但我知道说这话太轻，华西医院是整个西南片区最好的医院，说是医学的圣殿不为过，疑难的、复杂的、垂危的，最终都会送到这里，这里的医生不会再让病人转诊。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则新闻，说是华西附二院的一个妇科医生在下午五点，看到诊室外还坐满病人，就放声地哭了起来，我想除了辛苦还有心苦吧。
女孩被送往手术室时，我们才抱走被子。到此才如释重负，结束对一个垂危生命的担当。
小胡医生让女孩父亲交了六百八十元的转诊费。还有在我们医院的住院费及输血费，未交一分。小胡医生问他好久交，女孩父亲说：“我会回来给你们算账的。”
这话听起来有一丝不友好的成分，小胡医生觉得委屈，回程闷闷不乐。我和护士坐到司机旁边，他一个人坐在车厢里。护士不时回头看看小胡医生，突然说一声不好。我回头看小胡医生，脸色很差，头上都是汗。护士说小胡医生一天没吃饭。早上起床迟了，来不及吃，中午点了一碗面，等把病人处理完，面成了冷冷的一团，不想吃。晚上点了饭，可是因为这个女孩根本没时间吃。 司机在高速路口为小胡医生买了一袋饼干，给我们买了一瓶水。我问司机送病人转诊有没有补助，司机说好像没有。和护士闲聊，知道她每月的工资是五百，转正之前，上夜班没有夜班费。如此低的待遇却担当了超负荷的责任。
担当，这个词如此沉重。这个无眠之夜，是我的、小胡医生的、护士的、司机的，还有那个女孩父亲的。
为什么是我们
她们几乎是一起走进诊断室的。其中一个面色红润，但面无表情，我且称她F吧，她递给我一张本市某医院病检单：子宫内膜腺癌，低分化。我看了看她，四十三岁，我的眼光大概表达了我的同情。我说：“你知道是什么病吧。”
F冷静说：“癌症。”
另一个脸色晦暗的女人B啊了一声，安慰她说：“割来甩了就行了，我邻居做了一年了，活得好好的。”
F说：“没关系，得癌症又不是欠谁的账。”
我把F收入住院。F的男人问：“手术以后能活好久？”
我说：“手术以后要化疗。因为是低分化癌，相对来说，恶性程度要高些。”其实我很不愿意当着F的面说这话。
我转问B哪儿不好，B说：“那儿都好。就是做个全面检查，你看现在癌症太多了。”
F的儿子，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对他父亲说：“哪怕是活一个月，也要给妈手术。”
F的眼睛红红的，转过身擦泪。少年拉着父亲，挽着母亲出了诊断室。
B做阴道镜检查，发现宫颈口有一个樱桃大的包块，收入住院，行活检。B说：“不会是癌症吧，肯定不会。我又没有哪不舒服。”
我说：“但愿。”
F和B先后入院，住在一间病室里。B活检的结果竟然是宫颈癌。管床的年轻医生小廖把结果告诉B的丈夫，B丈夫呆怔了好一会儿，说：“怎么可能呢？”
“要告诉病人自己吗？”小廖拿不定主意，问我。我说问问她丈夫吧。B丈夫来回搓手，说：“我们俩人从来不会瞒对方什么？从来不会。可是为什么是她呢，怎么不是我？”我们暂时对B隐瞒了宫颈癌的病情，但是因为要做很大的手术，B最终还是知道了。她在病房里哭，F劝她，说她刚知道的时候也接受不了，但是时间一天一天下来，这命里的东西也只能接受了。
B拉着F的手哭：“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
护士听到她们的哭声，让小廖医生去劝劝。小廖说：“怎么劝呢？”
外一科一个信佛的俗家弟子卢医生说：“你就告诉她，这一生是为前世还债来的。让她多念阿弥陀佛，去的就极乐世界。”
我说：“既然去的是极乐世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求医。不如直接去了。”
卢医生说：“不念，你就去不了。”
我不想再和他讨论下去，因为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去病房里，F和B都安静了，我也就没说什么，说什么都轻。然后告诉小廖手术后把她们俩分开住。
她们俩的手术安排在同一天，一个上午，一个下午。F上午，手术的过程很顺利，盆腔也没有发现转移，直接回了病房。B下午手术，术中血压一度不稳，术后转到ICU（重症监护室）。小廖晚值班，半夜起床收病人，看F儿子在长长的走廊上踟蹰，问他怎么不睡，F儿子说：“睡不着，低分化，咋个办嘛，我妈活的时间不多了，咋个办嘛？”
小廖说她当时真想让他靠着她，让他哭一哭。B丈夫也没睡，一直在B床上坐着，看见小廖，问：“她怎么样，醒了吗？她看不见我，会心慌的。”
小廖说：“监护室一直有护士守着，你放心。”
B丈夫还是说：“她看不见我，会心慌的。”
小廖说：“你也心慌吧。”
早上查房，B丈夫到了ICU门外，要求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他说：“只让她看到我就好。”我们没有应允他的要求，只说血压稳定就会让B转回病房。我们刚见到B，B立刻说：“我要回病房，他看不到我会心慌的。”我和我的医生们彼此会心而笑，为人世间的淳朴情感感动，也为人世间总有分离而叹息。总有一天，他会看不到她，她也看不到他。自古多情伤离别。古人早就说了。
B丈夫对B照顾很周到，我们很多次看见他早上给B梳头，下午给B按摩。B很配合，但看得出来，她的眼里是落寞。遇到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B和F两家人坐在当西的阳台上晒太阳，不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B伤口愈合良好，术后病检支持术前诊断，转肿瘤科化疗。F的伤口愈合不良，B出院时对F说：“出院了，我们要联系啊，就是去那一边，我们也有个伴。”
F的病检结果却没有癌细胞。是术前内膜病检结果错了？还是术后病检结果错了？我打电话到术后病检的那家医学检测机构，她们肯定地说，做了许多切片，都没找到。另一个姓蒋的医生又打电话到术前做内膜病检的医院，这家医院的病理医生也很肯定地说，是腺癌，而且低分化。如果低分化必须做化疗。我们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根本就没出问题，第一次诊刮，恰好把病理部位全部清楚干净了。如是，手术显得好像没了必要。F成了我们的心病，利用外出开会学习的机会，我又请教了协和医院的向阳教授，他也觉得不好理解，但是他说既然没找到癌细胞，就没必要做化疗了。F因为伤口的原因，在医院住了很久，但她没有一句怨言，对其他病员说：“当你准备好了死，却发现要重新活，什么都轻了，伤口算什么呢。”
这癌细胞是什么，它来自哪里？在哪里生长，又在哪里被找出来？当很多人莫名其妙被宣判癌症时，总会问，为什么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