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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２００５年初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颁布到年终的廉政文化建设高层论坛《杭州宣言》出台，２００６年２月中纪委６次会议又提出了“进一步加大防治力度，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这些均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不仅要通过制度建设遏制腐败，而且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向腐败文化宣战。
这首先意味着：党和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反腐力度。
其次意味着：腐败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腐倡廉的任务仍然艰巨。正视腐败现象，切实解决腐败问题，是人民的强烈呼声，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本文特介绍廉政文化建设高层论坛上专家学者的观点，以期能够给读者更多的启示。
对于廉政文化的内涵，有人认为它只是价值观念层面的体系，但有人认为它还应当包括制度层面的东西，甚至更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建明认为，廉政文化主要是一种观念或理念层面的东西，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价值观，是人们对于腐败及廉洁的根本态度和认识。这些态度和认识通过人们的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廉政文化有如下本质：
一、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廉政文化，它是人们对于腐败或廉洁的基本态度、观念或价值判断；它对于人们选择腐败还是廉政具有持久的影响作用；它对于惩治和预防腐败正式制度（廉政制度）的创新、改革及其执行，起到持久的影响作用。
二、作为腐败文化对立物的廉政文化，它和腐败文化是对立关系，此消彼长，共
同构成一个社会中与廉政相关的文化总和。如果不清除腐败文化，就无法建立廉政文化。三、作为公共物品的廉政文化，它的建设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所有社会公众的事情，是覆盖全社会的大工程。个人或个别组织缺乏提供廉政文化的积极性，而必须由政府或者政府委托的专门机构来提供。
江西赣州市委党校黄明哲认为，廉政文化不仅包括廉洁的价值、观念，还包括相关的制度。廉政文化是指关于廉洁从政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及其指导影响下的廉政制度、组织、体制、机制、社会风气、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关的法律规范，也包括人们关于廉政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念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风气、社会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
金华市委党校何小民认为，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廉政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廉政文化的建设就是以建立廉洁政府、廉洁政治及规范公职人员从政行为为目的而构建相应的思想、理论、规范、制度、价值理念、道德、法律以及行为方式、价值评价等内容的系统性工程。廉政文化的价值理念包括：公正理念、民主理念、监督理念、责任理念、服务理念，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契合。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学院纪检组蒋来用认为的廉政文化的含义更加广泛，它不仅包括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还包括建设廉政文化的物质手段。他认为，廉政文化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精神性廉政文化指在一定社会群体中形成的关于廉政意识、廉政价值、廉政理念、廉政思想等心理因素的有机组合。制度性廉政文化是指贯穿于整个反腐活动中的对反腐败机构及其人员的行为产生规范性影响的文化，它包括有关法律、法规、条例、制度等强制性的规范性廉政文化和以道德、习惯、原则等形式出现的诱导性廉政文化两部分。物质性廉政文化是指包含和体现人们反腐意识和智慧的、能影响反腐败效果的各种场所、设备设施、技术手段、和其他人造的物质条件。精神性廉政文化处于整个廉政文化的最深层，是建设廉政文化的灵魂，衡量廉政文化建设效果好坏的标准应该是精神性廉政文化。因此，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应该是精神性廉政文化的建设，而不是其它。
今天的腐败是缘于传统文化的痼疾，抑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步仁良认为，腐败文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挑战。首先，家长制的影响。现实中，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权力不受限制，甚至与下属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其次，官本位的影响。这一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其价值追求和判断标准在于做官和官之大小，至今它还根深蒂固，使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它的俘虏，卖官鬻爵出现了。再次，人治的影响。我国传统人治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题。因此领导者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亲疏关系，就成为腐败思想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二、来自中外文化碰撞中的文化变异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摆脱了极左思潮忽视人文关怀和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合理利益的实现和对个人价值的保护。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中国。西方文化理念同我国久受压抑的个性心灵激烈碰撞，这时人们的兴奋点落在“个性发展”、“个人利益”、“自我享乐”等内容上，却将实现它们的前提、相关环境和条件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于是，中国传统的小农偏狭自私意识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理念相混合，变异出中国当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三、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阴影的挑战。市场经济以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的特点，实现由市场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保证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理性的，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竞争性、交换性和求利性等“游戏原则”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如果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则难免会发生变异并给社会良性发展带来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胡伟认为，今天的腐败成因应该从现代化因素和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解体，而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制度缺陷明显，这给腐败以可乘之机。从文化因素上来讲，主要有三点：中国的腐败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使社会价值观不断发生变化，对于某些社会行为的评价失去了普遍公认的原则；我们在反腐败上，还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因此，对腐败的判定总体上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特点，给反腐败造成很大障碍，也助长了腐败之风。
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清官所代表的古代廉政文化，意义有多大？我们到底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王保庆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尽管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负面东西不少，如官本位、封建专制、官僚主义、人治文化，这些是孳生腐败文化的温床，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廉政传统，可以大量借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我党廉政建设，与传统廉政文化有着内在的契合：从传统“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传统理想人格到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从“修身、内省”到我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我党的“先教而后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传统文化对目前的廉政建设有巨大的功用：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惯性，只要有腐败的地方，传统文化就一定会有抑止作用；传统文化经过历代人民的探索加工改造，许多命题和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形成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传统文化在我国根深蒂固这个历史事实，并充分认识它的作用和它的习惯力量，兴利除弊，发挥传统文化的良性作用。借助传统文化的多种教导方法和灌输方式，促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开展。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传统人治思想的弊端看我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法治化倾向。
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有值得借鉴的作用，但其作用有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在对中国古代清官进行一番考察之后，认为历史上的清官很少，大概只有几十人。呼唤清官，正是因为清官太少。而且，即使是清官，也只是青天大老爷，百姓也不过是儿子。所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法律来保护自己，无需乞灵于清官。因此，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应是我们不懈的呼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卜宪群认为，中国现代廉政文化建设虽然可以从古代吸取和借鉴有益的成分，例如，多层次的监察制度、加强道德修养的经典表述，至今仍是激励人们树立高尚情操的思想基础；人们对清官的赞扬和对贪官的鄙视，至今仍是大众认可的评价廉政与否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之一。但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即使有积极意义，其实际作用也是有限的，它的现代意义也只能从相对角度来进行考察。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道路及其表现形态如何，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历史价值等，仍需要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这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李文把反腐比较成功的新加坡和日本与反腐比较失败的泰国、韩国和菲律宾进行了比较，认为新加坡和日本反腐成功的经验在于爱国精神与奉献精神；道德判断力与约束力；廉洁文化。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反腐失败的原因在于宗族观念和利己主义；道德判断力与约束力的缺乏；腐败文化。由此，李文对传统文化对现代反腐的作用做了如下总结：任何传统宗教文化只有在经历了转化、升华和更新，整合成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之后，才有可能构成廉政文化和廉洁文化的精神资源，而且这种新的宗教文化只有广泛深入人心后才能较为充分地发挥防腐倡廉的积极作用。
是文化反腐还是制度反腐？与会者普遍认为，两者缺一不可。
胡伟认为，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不能只是单纯的文化建设，一方面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还需要加强舆论监督和新闻自由，形成一套权力制约的机制。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应当通过政治制度的安排、通过权力制约的机制来实现，也包括民主选举、权力监督、舆论自由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廉政文化建设与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分不开的。只有惩戒警示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思想教育与民主法制相结合，反腐倡廉才可能成功。
中央党校研究室辛鸣认为，廉政制度和廉政文化应该有机结合起来，廉政制度文化化，廉政文化制度化，才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廉政制度需要文化的支持，因此，需要做廉政制度文化化的工作，使正式廉政制度所要求的做法逐渐成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做法。廉政文化需要制度的强制性约束，通过制度化，把这些年廉政文化建设中取得的文化成果巩固下来，变成廉政制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制度体现文化，文化凝结为制度，这样廉政文化和廉政制度才能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德顺认为，“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不仅要有一定的思想，而且要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形式。一种新型文化的形成，不仅在于创新，更在于持之以恒的积累。我们要打造新型的廉政文化，必须要抓住“体制”这个中枢环节和基本形式，将“教育、制度、监督”各个方面的合理成果加以“体制化”的整合，并且坚持不懈地加以贯彻实施。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认为，腐败和其他失范行为产生的根源是转型期体制和制度上的漏洞，因此，必须把廉政文化建设和扎实的反腐败制度结合起来，因为后者是带有基础性的，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目前公众行为的短期化，不仅与人们主观感受中的未来不确定性有关，而且与制度缺乏稳定性有关。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关注于长期的制度安排，逐步减少人们的短期投机心理与行为，提高社会行为整体上的理性化程度，形成一个依靠制度的导向，理顺公共社会心态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建设廉政文化不能忽视的重要前提。
黄苇町强调，当前腐败活动的突出特征，就在于经济社会转型期这个大背景。转型期腐败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过渡性。它主要产生于转型期的制度变迁导致的体制和机制冲突乃至在一段时间形成的管理真空中，也必将随着转型的逐渐完成、体制和机制的逐步完善而日益失去存在空间。二是机会性。即使在转型期，它的发展蔓延也不具普遍性，而是取决于“腐败机会”的大小。如果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大，制度建设特别是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建设跟得快，腐败机会少，腐败活动就会受到遏制，反之，腐败就容易滋生和蔓延。因此，对症下药也要从这两个特点出发，一要努力完善体制机制，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社会转型；二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消除腐败机会。显然，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推进体制机制和制度改革，通过改革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也就是“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
结束语
“高层廉政文化论坛”通过了一个公开宣言，号召“在全社会倡导和践行廉政文化，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不仅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还要以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学习和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培育廉洁、民主、科学的公民文化”。
从２００５年初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颁布到年终的廉政文化建设高层论坛《杭州宣言》出台，２００６年２月中纪委６次会议又提出了“进一步加大防治力度，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这些均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不仅要通过制度建设遏制腐败，而且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向腐败文化宣战。
这首先意味着：党和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反腐力度。
其次意味着：腐败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腐倡廉的任务仍然艰巨。正视腐败现象，切实解决腐败问题，是人民的强烈呼声，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本文特介绍廉政文化建设高层论坛上专家学者的观点，以期能够给读者更多的启示。
对于廉政文化的内涵，有人认为它只是价值观念层面的体系，但有人认为它还应当包括制度层面的东西，甚至更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建明认为，廉政文化主要是一种观念或理念层面的东西，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价值观，是人们对于腐败及廉洁的根本态度和认识。这些态度和认识通过人们的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廉政文化有如下本质：
一、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廉政文化，它是人们对于腐败或廉洁的基本态度、观念或价值判断；它对于人们选择腐败还是廉政具有持久的影响作用；它对于惩治和预防腐败正式制度（廉政制度）的创新、改革及其执行，起到持久的影响作用。
二、作为腐败文化对立物的廉政文化，它和腐败文化是对立关系，此消彼长，共
同构成一个社会中与廉政相关的文化总和。如果不清除腐败文化，就无法建立廉政文化。三、作为公共物品的廉政文化，它的建设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所有社会公众的事情，是覆盖全社会的大工程。个人或个别组织缺乏提供廉政文化的积极性，而必须由政府或者政府委托的专门机构来提供。
江西赣州市委党校黄明哲认为，廉政文化不仅包括廉洁的价值、观念，还包括相关的制度。廉政文化是指关于廉洁从政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及其指导影响下的廉政制度、组织、体制、机制、社会风气、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关的法律规范，也包括人们关于廉政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念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风气、社会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
金华市委党校何小民认为，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廉政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廉政文化的建设就是以建立廉洁政府、廉洁政治及规范公职人员从政行为为目的而构建相应的思想、理论、规范、制度、价值理念、道德、法律以及行为方式、价值评价等内容的系统性工程。廉政文化的价值理念包括：公正理念、民主理念、监督理念、责任理念、服务理念，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契合。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学院纪检组蒋来用认为的廉政文化的含义更加广泛，它不仅包括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还包括建设廉政文化的物质手段。他认为，廉政文化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精神性廉政文化指在一定社会群体中形成的关于廉政意识、廉政价值、廉政理念、廉政思想等心理因素的有机组合。制度性廉政文化是指贯穿于整个反腐活动中的对反腐败机构及其人员的行为产生规范性影响的文化，它包括有关法律、法规、条例、制度等强制性的规范性廉政文化和以道德、习惯、原则等形式出现的诱导性廉政文化两部分。物质性廉政文化是指包含和体现人们反腐意识和智慧的、能影响反腐败效果的各种场所、设备设施、技术手段、和其他人造的物质条件。精神性廉政文化处于整个廉政文化的最深层，是建设廉政文化的灵魂，衡量廉政文化建设效果好坏的标准应该是精神性廉政文化。因此，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应该是精神性廉政文化的建设，而不是其它。
今天的腐败是缘于传统文化的痼疾，抑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步仁良认为，腐败文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挑战。首先，家长制的影响。现实中，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权力不受限制，甚至与下属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其次，官本位的影响。这一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其价值追求和判断标准在于做官和官之大小，至今它还根深蒂固，使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它的俘虏，卖官鬻爵出现了。再次，人治的影响。我国传统人治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题。因此领导者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亲疏关系，就成为腐败思想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二、来自中外文化碰撞中的文化变异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摆脱了极左思潮忽视人文关怀和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合理利益的实现和对个人价值的保护。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中国。西方文化理念同我国久受压抑的个性心灵激烈碰撞，这时人们的兴奋点落在“个性发展”、“个人利益”、“自我享乐”等内容上，却将实现它们的前提、相关环境和条件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于是，中国传统的小农偏狭自私意识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理念相混合，变异出中国当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三、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阴影的挑战。市场经济以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的特点，实现由市场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保证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理性的，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竞争性、交换性和求利性等“游戏原则”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如果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则难免会发生变异并给社会良性发展带来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胡伟认为，今天的腐败成因应该从现代化因素和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解体，而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制度缺陷明显，这给腐败以可乘之机。从文化因素上来讲，主要有三点：中国的腐败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使社会价值观不断发生变化，对于某些社会行为的评价失去了普遍公认的原则；我们在反腐败上，还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因此，对腐败的判定总体上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特点，给反腐败造成很大障碍，也助长了腐败之风。
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清官所代表的古代廉政文化，意义有多大？我们到底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王保庆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尽管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负面东西不少，如官本位、封建专制、官僚主义、人治文化，这些是孳生腐败文化的温床，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廉政传统，可以大量借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我党廉政建设，与传统廉政文化有着内在的契合：从传统“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传统理想人格到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从“修身、内省”到我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我党的“先教而后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传统文化对目前的廉政建设有巨大的功用：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惯性，只要有腐败的地方，传统文化就一定会有抑止作用；传统文化经过历代人民的探索加工改造，许多命题和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形成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传统文化在我国根深蒂固这个历史事实，并充分认识它的作用和它的习惯力量，兴利除弊，发挥传统文化的良性作用。借助传统文化的多种教导方法和灌输方式，促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开展。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传统人治思想的弊端看我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法治化倾向。
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有值得借鉴的作用，但其作用有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在对中国古代清官进行一番考察之后，认为历史上的清官很少，大概只有几十人。呼唤清官，正是因为清官太少。而且，即使是清官，也只是青天大老爷，百姓也不过是儿子。所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法律来保护自己，无需乞灵于清官。因此，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应是我们不懈的呼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卜宪群认为，中国现代廉政文化建设虽然可以从古代吸取和借鉴有益的成分，例如，多层次的监察制度、加强道德修养的经典表述，至今仍是激励人们树立高尚情操的思想基础；人们对清官的赞扬和对贪官的鄙视，至今仍是大众认可的评价廉政与否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之一。但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即使有积极意义，其实际作用也是有限的，它的现代意义也只能从相对角度来进行考察。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道路及其表现形态如何，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历史价值等，仍需要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这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李文把反腐比较成功的新加坡和日本与反腐比较失败的泰国、韩国和菲律宾进行了比较，认为新加坡和日本反腐成功的经验在于爱国精神与奉献精神；道德判断力与约束力；廉洁文化。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反腐失败的原因在于宗族观念和利己主义；道德判断力与约束力的缺乏；腐败文化。由此，李文对传统文化对现代反腐的作用做了如下总结：任何传统宗教文化只有在经历了转化、升华和更新，整合成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之后，才有可能构成廉政文化和廉洁文化的精神资源，而且这种新的宗教文化只有广泛深入人心后才能较为充分地发挥防腐倡廉的积极作用。
是文化反腐还是制度反腐？与会者普遍认为，两者缺一不可。
胡伟认为，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不能只是单纯的文化建设，一方面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还需要加强舆论监督和新闻自由，形成一套权力制约的机制。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应当通过政治制度的安排、通过权力制约的机制来实现，也包括民主选举、权力监督、舆论自由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廉政文化建设与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分不开的。只有惩戒警示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思想教育与民主法制相结合，反腐倡廉才可能成功。
中央党校研究室辛鸣认为，廉政制度和廉政文化应该有机结合起来，廉政制度文化化，廉政文化制度化，才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廉政制度需要文化的支持，因此，需要做廉政制度文化化的工作，使正式廉政制度所要求的做法逐渐成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做法。廉政文化需要制度的强制性约束，通过制度化，把这些年廉政文化建设中取得的文化成果巩固下来，变成廉政制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制度体现文化，文化凝结为制度，这样廉政文化和廉政制度才能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德顺认为，“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不仅要有一定的思想，而且要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形式。一种新型文化的形成，不仅在于创新，更在于持之以恒的积累。我们要打造新型的廉政文化，必须要抓住“体制”这个中枢环节和基本形式，将“教育、制度、监督”各个方面的合理成果加以“体制化”的整合，并且坚持不懈地加以贯彻实施。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认为，腐败和其他失范行为产生的根源是转型期体制和制度上的漏洞，因此，必须把廉政文化建设和扎实的反腐败制度结合起来，因为后者是带有基础性的，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目前公众行为的短期化，不仅与人们主观感受中的未来不确定性有关，而且与制度缺乏稳定性有关。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关注于长期的制度安排，逐步减少人们的短期投机心理与行为，提高社会行为整体上的理性化程度，形成一个依靠制度的导向，理顺公共社会心态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建设廉政文化不能忽视的重要前提。
黄苇町强调，当前腐败活动的突出特征，就在于经济社会转型期这个大背景。转型期腐败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过渡性。它主要产生于转型期的制度变迁导致的体制和机制冲突乃至在一段时间形成的管理真空中，也必将随着转型的逐渐完成、体制和机制的逐步完善而日益失去存在空间。二是机会性。即使在转型期，它的发展蔓延也不具普遍性，而是取决于“腐败机会”的大小。如果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大，制度建设特别是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建设跟得快，腐败机会少，腐败活动就会受到遏制，反之，腐败就容易滋生和蔓延。因此，对症下药也要从这两个特点出发，一要努力完善体制机制，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社会转型；二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消除腐败机会。显然，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推进体制机制和制度改革，通过改革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也就是“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
结束语
“高层廉政文化论坛”通过了一个公开宣言，号召“在全社会倡导和践行廉政文化，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不仅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还要以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学习和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培育廉洁、民主、科学的公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