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这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的“好老师”应具备的重要特质之一。读来令人深思，再结合个人的从教经历，不免有几分感慨。
　　老师应该博学，这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为什么老师这个职业对渊博有着比其他行业更高的要求呢？在讲话中，习总书记指出：“俗话说，前人强不如后人强，家庭如此，国家、民族更是如此。只有我们的孩子们学好知识了、学好本领了、懂得更多了，他们才能更强，我们的国家、民族才能更强。”其间，教师的作用不言而喻：传承。韩文公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这个“道”字，历来有不同的解释，而我，愿意把它理解为“文明”。人类异于其他物种之特质，在于创造文明，文明则需要传承。教师作为传承者，先要把自己浸润在这文明的海洋中，用文明的成果滋养自己的身心，才能完成薪火相传的使命。与其他职业相比，教师更有其特殊性。教育是“人”事，即由人（教师）来做，帮助人（学生）成长的事。教师所面对的教育对象，不是冷冰冰的由机器按一个规格与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理性、正在成长的青年学生，他们精力旺盛，感觉敏锐，可塑性强。而他们最终被塑造成了怎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塑造他们。教师的气质、品位、风度，都有可能产生塑造和教育的作用，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浅陋，学生难免粗鄙;教师宽容，学生方能大气。教师的气质、品味、风度又如何形成？答案似乎还是——学识。
　　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专业，学科教学是教师和学生交流、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主要渠道。通过这一渠道，教师可以使学生拥有丰富的知识、理性的思维、人文的情怀和高尚的情操。如果没有学科做依托，很多教育目标就有可能变成干瘪的教条。这就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高要求。中学教育不同于大学教育，后者对教师的要求首先是精深，而前者对教师的要求首先是广博。以笔者所教授的中学历史学科为例，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际关系……无所不包。教师的知识结构中不能有明显的短板，这才能基本满足教学要求。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对学科本质特征、知识体系、认知特点、学习与研究方法等问题有清晰的把握，才能在课堂上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才能对学生的各种问题应付裕如，才能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切实的指导达到“寓道于术、以术辅道”的作用。总之，学科教学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主要途径，是教师安身立命之所，更是展示才华、实现个人价值的宽广舞台。要在这个舞台上充分施展，教师必须不断地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
　　说来惭愧，笔者当年少不更事，大学时期在学问上乏善可陈。记得当年初来北京四中时，曾对同窗吹嘘：“以本人之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一定能‘骗住’四中学生。”殊不知，四中的学生是不好“骗”的。在上第一节课时，我就领教了北京市顶尖高中生的厉害——一位学生可以在上课时一边读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边对我的提问对答如流。而对于他上课看课外书的行为我却没有勇气制止，因为那本书我没有看过，而我课上提的问题和讲述的内容对他来说却似过于肤浅，使之过剩的精力必须寻找其他的发泄渠道。这迫使我必须去思考：四中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对此，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肯定无疑：如果他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他肯定不能算是个好老师。尽管当时的我自认因同学生年龄相近而在与学生沟通中有一些优势，但我知道，这优势会随着年龄差距的加大而丧失，而能够永远让我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的，将是我的专业。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总有一天会被四中，特别是被四中的学生所抛弃。因此，我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的人。
　　从此，读书成为我生活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随着教育教学任务的加重，自己的业余时间越来越少，但读书时间对我而言却是个常数。20多年来，读书成为我唯一的业余活动，毫不夸张地说，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尽管这需要我付出一定的代价——大学时代的一些业余爱好，如围棋、桥牌等只能因时间和精力所限而放弃，生活内容也变得相对单一，缺乏情趣。但这些与读书的收获相比，又似乎可以小而不言了，因为读书令我在课堂上的踏实感和自信心不断增强，不再会为学生颇有专业水准的提问而暗自惴惴，教学语言日益畅达与尽意，对于各种即时性课堂状况也可以应付裕如。更重要的是：读书使我充分地体会到了人类文化之美，常有淋漓酣畅、物我两忘的快意。为此，我经常庆幸自己当年选择了教师这个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职业，它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更让我走上了一条身心愉悦的永远没有终点的康庄大道。能够享受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成果，我是幸福的;能够带领学生共同在文明的海洋中遨游，通过我的工作，为文明的延续作出贡献，我又足以自豪。
　　“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诚哉斯言，大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