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我关心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而非评判她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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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工厂工人的处境,有一种比较主流的声音: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西方发达国家对物欲的需求,导致了工厂工人的不幸处境,西方人必须为中国血汗工厂的产生负责,并为那些打工族的现状感到内疚。
  去年9月,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依据自己在中国东莞三年的采访调查,在TED做关于中国工厂女工的演讲时,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她说:“然而,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尊重他人的。我们极其自恋地去想象着,我们有能力操控地球另一边的千万人民,让他们遭受如此可怕的痛苦或者迁移。事实上,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及全世界,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市场,这要归结于许多因素的结合:低成本、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还有弹性的工作制度,这些都快速地迎合了市场的需求。我们因为太专注于我们自身和产品,所以忽视了产业链另一端的个体的存在,将他们看成是可以随时被替换的,微小的,像手机零件那样。中国工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对于ipod的无限渴求,而被迫进入工厂的。他们选择离乡背井,是为了赚钱,为了学习新的技能,以及为了看看这个世界。在全球化趋势的辩论中,我们缺失的,是聆听工人们自己的声音。”这段视频在中国的网站上贴出之后,包括最近在大陆出版的她根据调查所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工厂女孩》,都引起了广泛争议,评价两极。
  2004年,时任《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张彤禾,在2月的一个周末到东莞做调查,和一些打工者交谈之后,她觉得自己可以就这个题目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报道。在此之前,有许多外国媒体发表过关于中国打工者的报道。不过这些报道都集中在中国工人受伤或是遭到虐待这个主题上,张彤禾觉得,事情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都像新闻上写的那样,中国不会有一亿五千万人愿意离开家乡进城工作。”
  在调查采访的开始,张彤禾意识到,花两个小时采访一个人和花一段时间跟着一个人,得出的结论可能很不一样,于是她将采访的重点放在两个女工,伍春明和敏身上。她与她们成为朋友,走进她们的生活。她们则与她分享自己的日记和短信内容,各自的情感纠葛,以及与农村家庭时不时的紧张关系。
  1993年春节,17岁的伍春明不顾父母反对,坚决跟着邻村的几个朋友一起离开湖南,到广东打工。她差点被人骗到发廊从事性交易工作,逃脱后的她,捡到一张身份证,并以这张身份证开始自己在东莞的生活。在东莞的十三年间,她从流水线上的女工,成长为工厂里的文员;在传销大潮中,她投入其中,从培训生晋升为经理;传销被禁后,她努力学习英语,又加入后来的直销行业,销售许多产品;她与人一起创业,却被骗失败……她的人生起起伏伏,跟随着时代的脉动而变化。张彤禾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在一家外企工作,每月赚八千元,住在东莞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过了两年半,张最后一次见到伍春明时,她在一家中国工厂里工作,月薪只有一千二,住在城里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只有一个房间。
  敏是2003年去东莞的,是新一代的流动人口。张彤禾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刚满18岁,已经在一家条件很差、薪水很低、日工作时间达13小时的电子厂做了一年。敏告诉张彤禾,自己打算在工厂工作七年,然后回家结婚。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敏跳槽六次,逐渐从流水线的工人升至人力资源办公室的员工,后来还在一家工厂的采购部供职。当她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善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之后,也变得更有抱负,此前的人生计划早就被她抛诸脑后。而在城里生活久了,回到湖北农村老家过春节时,敏显然已经不太适应那里的生活,她在有雾的早晨关上窗户,告诉母亲湿气对身体不好;她要求弟妹把垃圾扔在口袋里而不是随地丢弃。两个礼拜后,在回城的大巴上,敏对张彤禾说,“家里是好,但只能待几天”。她已经发现自己不再属于那个过去自己所认定的故乡,并接受了这一现实。
  跟随女工生活、采访了三年之后,2008年张彤禾写成《FACTORY GIRLS》一书。以上关于两个工厂女工的故事,就是这本书的主轴。对于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人物,以及这两个人物是否具有代表性,张彤禾说,“我在选择人物时,希望他们的背景比较典型:年轻,农村来,家里没钱,没上过太多学,在打工的过程中慢慢向上。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很多在东莞工作了十几年的人都是这样。你不能挑一个很特别的人,然后假装他是有代表性的。”在外打工确实辛苦,血汗工厂也是不需避讳的事实,但是张彤禾笔下的这些打工女子,在东莞过着自己的生命时光,她们努力把握并创造自己的命运,她们身上散发出一种勃勃而又强大的生命力。
  《FACTORY GIRLS》出版当年,被《纽约时报》选为“2008年百本值得注意的书籍之一”,并获2009年“美国笔会研究非小说文学奖”与“亚裔美国文学奖的非小说类文学奖”。同张彤禾的先生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的“中国三部曲”一样,该书在严谨的叙事结构下,注重对个性以及细节的描绘,期间还穿插了华裔身份带给她的独特感受以及她对家族故事的追寻。这种被中国媒体称为“西方作家书写中国”四大流派中的“人本派”——通过常年的追踪观察,书写大变革之下个体的生活和情感——的写法(英文中称之为creative nonfiction或literary nonfiction),张彤禾认为特别适合今天的中国。“因为在这里,普通人的生活充满戏剧性变化,它比你所能虚构的任何故事都要拥有更多的细节,而且这些细节常常幽默又复杂。”
  今年3月,《FACTORY GIRLS》的中文简体版《打工女孩》出版。本刊邮件采访了目前与先生暂居埃及的张彤禾。
  书香:因为不相信大部分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农民工时的预设前提——他们生活堪忧,因此您决定更深入地走入他们。是什么让您对大部分人所以为就是事实的这个前提,产生了怀疑?
  张:我天生就是个潮流的逆行者,尤其是当大家众口一词时,我会更想去调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而且我知道,在过去关于中国的一般看法经常是错误的,因为西方媒体经常从自己的观点来看中国的事情,当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写的也是一厢情愿的东西,或者人云亦云的看法。   我所在的《华尔街日报》也是一个让我对这些既定想法产生怀疑的因素,这家报纸引以为傲的是,总是报道一些其他报纸可能不会做的选题,或挑战政治正见的系列报道。“中国工厂是充满压迫和不人道的工作场所”就是这种所谓的“正见”。
  书香:不可否认,农民工的打工生活是艰辛的。但在这本书中,艰辛的部分并没有着墨很多,更多的是呈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下去的激情。您如何评价他们这种生活?
  张:当然这些年轻的工厂工人的生活充满艰辛,他们一天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很少休假,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但我极少写我所认为的她们身处的环境,而是更多地描写她们自己所关注的。我发现,这些年轻女孩很少谈论她们的生活环境和她们的工作,而是更多地谈论她们的人生规划:她们要存钱寄回家,或者跳槽到更好的工厂工作,或者上一个电脑学习班,离开流水线。我没有兴趣判断她们的生活,而是关心她们如何看待她们自己的处境。
  书香:和打工女孩成为朋友,一起生活、回乡,这个融入她们生活的过程,对您来说是否存在一些困难?如果有,这些困难都是什么?
  张:我在东莞报道的那段时间过得很紧张。在我报道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我每个月去那里十天或者两个礼拜,住在我租的小公寓里。我经常每天花十到十二个小时和我书中所写的女孩们一起,观察她们的工作,或和朋友相处,和她们一起参加提升自己的课程。春节的时候,我跟敏回她在湖北农村的老家两个礼拜,在那里,我必须习惯没有自来水和室内暖气,以及与我成长方式非常不同的传统的集体生活方式。
  但我对此并没有厌倦,首先,我了解到了普通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我觉得能够了解这些年轻的女孩和他们家庭的生活,是一种优待。这是她们真实的生活,而我只是一个短暂的访客。我可以坐飞机回到我有空调的北京公寓,在饭店享受一段好的晚餐。所以,每当我感到累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这些年轻女孩的生活比我的艰难太多了。
  书香:我在书中注意到,您很少给那些打工女孩意见,即便您觉得她们的选择或者做法可能存在问题,这是碍于调查者这一身份吗?在您的先生何伟的著作《寻路中国》里,感觉他更深地进入到魏家人的生活。这种不同是否带着写作者个人的色彩?
  张: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评判她们。作为一个成长环境和她们非常不同的人,我不知道如果我身处她们的环境会怎么做。所以,不给建议一部分是因为我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同时也是出于我对她们的尊重。她们有知识和动力,去找到未来的人生之路,我只是尽可能多地去了解她们。
  何伟采用同样的,非评判性的态度来对待他所写的人。他和魏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就好像我与那两个女孩的。但是因为魏家的小儿子魏嘉的生命受到疾病的威胁,何伟介入的目的,是尽自己的可能去帮助他们。当然,如果我书中所写的女孩面对危险的处境,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不过,幸运的是,她们从来没有遇过。
  我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
  书香:在这本书中,您也写了对自己身份追寻的故事,为什么会在写中国打工女孩的故事中写到自己?整本书因此有了怎样不同的意义?
  张:这是偶然。2005年的冬天,我跟随敏回她的村子过春节。回来后,我决定暂时停止工作,以便专心写书,于是有了一些空余的时间。我回到我的祖籍,吉林省一个叫六台的小村庄。我的祖父于1916年离开村子到北京大学读书,而后他前往美国继续深造。等我完成这段返乡之旅,我意识到这和我正在写的书是一个平行的故事,同样是在中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闭锁之后重新对世界开放的时刻里,同样是年轻人离开故乡去往别处。我决定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写,因为早年的动荡和悲剧带来的心酸,对当下也同样具有意义。
  如果不理解中国曾经的历史,和她的人民经历过什么,就不可能了解今天的中国,即便通过像东莞这样的地方。就像我书里所写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东莞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城市,但现在我意识到并非如此。过去始终都在,并提醒我们:这次我们将可能、充满希望地,战胜所有困难,恰当地运用它。”
  书香:这本书有一些您自己的感受,是基于华裔身份而发,您认为这样的写作与单纯地作为旁观者的写作有什么不同?对您来说,这样的“我”出现在里面,是更容易还是更难?
  张:要搞明白怎么写自己的故事,是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作为报纸的记者,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在文章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描写,自己和别人在同一个场景之下,如何发出独特的声音。这次,我不得不解决这些当记者时没学会的东西。
  每一个章节中关于我的家族的部分,以及对大量材料的校订,对我来说是最难的。本质上,我必须把自己融入我所写的故事中。我必须探索和清晰地表达我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自己其实是“很中国”的。就我对我的家庭成员,和一般的中国人的观察,他们对于谈论和自己十分亲近的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不舒服的,也许我也是一样的。
  书香:作为一名华裔,您对中国抱有怎样的情感?这种情感在调查、写作这本书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我想因为我是一名美籍华裔,我和中国的关系挺让人难堪的——复杂、掺杂了其它东西,有时又有点紧张。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我真正对中国的态度,终究,我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同时,对我来说,中国发展得很好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这是一种情感上的非理性的方式。因为中国并不仅仅只是我工作和交朋友的地方,她也是我的母语国家,我家族历史的所在,我父母童年成长的地方,我听到母亲唱的歌谣也都是中国的。当中国一切都好的时候,这些所有我和中国有关的事情,也变得好起来。
  书香:简体中文版中,关于您家族故事的部分并没有收入,而是更集中在工厂女孩的故事本身,这种处理您如何看待?
  张:我的祖父张莘夫是国民党官员,于1946年,也就是内战刚开始的时候,在沈阳被暗杀,我的很多亲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了很多苦。我非常失望和沮丧这段历史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出版。这违反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因为我觉得,即便是这些模糊和平凡的个人故事,也是非常重要,值得讲述的。我苦恼过是否要出版这本书。最后,我觉得即便只是工厂世界里的故事,在中国大陆出版也是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我的书可以在这里被完整地出版。此外,三个家族故事的章节的中文翻译将很快能在我的个人网站(www.leslietchang.com)上看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到完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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