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也昭示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传统的魅力。2005年，李敬泽先生就已指出，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一部向我们伟大的古典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马瑞芳教授则明确地指出莫言的成功在于向中国古典小说经典——尤其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致敬。莫言自己也说：“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
　　客观地说，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他认真学习包括蒲松龄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家的小说创作，是其中颇为关键的因素。中国古典小说不可能没有弱点，但它也有着优秀的创作传统，对此，我们拥有毋庸置疑的民族自信。莫言已用他成功的小说创作实践，生动地演绎了这个传统若干甚至是核心的方面。
　　莫言的《生死疲劳》采用了章回形式，这显然继承了古代小说说书人的传统，而借用佛教六道轮回的观念，让书中的西门闹先后变成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儿，则饶有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之风致。莫言曾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则该书所描写的高密东北乡1950年后的历史变迁，也是一种传奇。章回、志怪、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基本的书写形式。《生死疲劳》因此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民族传统之中。不过，莫言不但借鉴了它的形式，更承继了它的重要精髓，这就是以故事的传奇性来抒写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清代徐震云：“稗家小史，非奇不传。”要言之，中国古典小说主要的艺术特质之一，就是传奇性。这种传奇性强调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有始有终与引人入胜。它有很强的娱乐性，但更有着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因此，比如《聊斋志异》，固然如鲁迅先生所说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怪诞而好看，但更抒发了蒲松龄颇具犀利社会批评精神的“孤愤”。就是《红楼梦》这样十分写实的小说也有相当的传奇性，它主要通过贾宝玉这块让人匪夷所思、却又无比精彩的“通灵宝玉”的情爱故事，抨击封建社会各个重要的方面。莫言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无论是《红高粱》系列，还是《酒国》《檀香刑》等，无不具有精彩纷呈的传奇性。莫言曾说，他“一直强调小说的第一个因素是应该好看”，但又说“小说家应该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简言之，他要寓“批判”于“好看”亦即“传奇”之中。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尤给他以极大的艺术启发。因此，莫言游刃有余地通过荒诞的传奇性，对他笔下已经变形或者说魔幻的社会现实作了极为深广的解剖，把握了社会本质的神髓，彰显了他独特的历史观、美学观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评论家指出，《生死疲劳》乃是“对50年历史的非正面强攻”，直达时代与社会精神生活的深处，耐人寻味。可以想见，若用一般“正面”的写作手法，莫言的诸多小说都会只是比较平庸的故事。但当他运用了如《聊斋志异》那样的写作手法，就能精骛八级，心游万仞，写出比一般生活真实更为真实的艺术真实，酣畅淋漓地表达了用通常小说创作技法所不能表达或难以表达的艺术情怀。
　　丰富的想象力，对小说创作来说，如鸟之两翼。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获得不错的成绩，不能不说与他拥有丰沛的想象力息息相关。马瑞芳教授指出，莫言“想象力丰富而且传承了《聊斋》”。事实也正是这样。即以《生死疲劳》而论，其故事框架就源自《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如《生死疲劳》开头写西门闹在地狱里鸣冤叫屈，受尽各种酷刑，而绝不屈服，实同《席方平》中席方平其魂先后入城隍庙与冥府为父亲伸冤，就是在严刑拷打下也决不退缩，连对他用刑的鬼吏也肃然起敬。莫言的确有着蒲松龄式的想象力。《聊斋志异》一书“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莫言之小说也有这样的特点。中国古代杰出的小说作家无不有着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西游记》自不必说，《红楼梦》《封神演义》等皆然。莫言固然热衷于学习蒲松龄，但也不是对其他古典小说熟视无睹。如《生死疲劳》中西门闹人物形象的出现，大有《金瓶梅》中西门庆转世之意味。
　　莫言小说的情节结构与叙事手法等等固然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但文学是人学，小说写作的中心就是写人。对此，莫言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作家和他的文学创作》中说：“从人出发的小说，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完全写实的东西不能真正再现历史。”获茅盾文学奖后，他就明确地主张小说创作要“盯着人写”。莫言能有此种认识，也与他学习中国古典小说家等有关。他在《我的文学经验》中说，蒲松龄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所有的思想，所有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都首先付诸人物形象。也就是说他始终从人物形象出发，他始终在写作的时候把人放在第一位”，并说这是他“走了许多弯路之后，回过头来研究蒲松龄才认识到的”。莫言的小说作品塑造了一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他小说创作成功的主要因素。莫言这种小说创作的“人学”思想，固然不排斥与他学习其他作家的创作经验有关，但更为主要的，显然来自向蒲松龄致敬。
　　莫言说：“搞文学，人格起决定作用。”他还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独往独来”。因此，他坚持写作时的独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这种显示独立人格的写作心态，与蒲松龄虽然遭遇各种挫折，却“狂固难辞”“痴且不讳”，在孤独中依然痴迷于《聊斋志异》的创作，彰显他耿介人格力量的创作心理，是基本一致的。在《好谈鬼怪神魔》一文中，莫言谈到自己的“创作心理动机与蒲氏当年的心态也许有某种共通之处”，而从坚守独立的创作心态看，莫言与蒲松龄有其“共通之处”。因此，莫言如此醉心于蒲松龄及其小说，其独立的小说创作人格之养成，不能不说受到蒲松龄耿介人格的熏陶。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蒲松龄与莫言之所以能写出杰出的小说作品，显然与他们的独立人格密切相关。
　　惟有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决不挟“诺奖”以自重，但莫言之获诺奖，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朴素的真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至今依然是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精神源头，对此，我们应有理直气壮的民族自信。作家格非曾说：“中国古典小说的高明与伟大之处是值得我们终生体味的，这些传统才应该成为我们当代小说创作的真正出发点。”所以说，深入地开掘这个优秀的传统，仍然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