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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调整自身思维，尤其是在财政方面，应当转向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那些以实现民众幸福最大化为核心目标的政府，不仅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也会孕育出更健康的政治氛围
英国脱欧的负面情绪正弥漫在整个欧洲上空，这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制定者们早已偏离欧洲计划的核心宗旨：为全体欧洲人造福。正如在1990年发布的第一份《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
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实现社会公平。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名作《正义的理念》中指出，要给予穷人和那些遭遇逆境者更好的待遇。仅仅在公共财政或法律面前平等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考虑个人和社会群体在竞争起点上的公平。鉴于此，自1990年以来的每一份联合国发展报告都表明，如果某地的公共政策能把民生放在首位，则其经济和政治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但这种理念却尚未在欧盟的精英决策圈里扎根，那些心怀善意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平衡预算和控制支出（通常是削减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预算）等手段来发展经济。这些政策制定者在缺乏实证证据的情况下普遍认为，今天的财政削减将带来明天的经济繁荣。
这是隐藏在当前欧洲政策组合背后的理念，将财政紧缩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减少构建社会安全网的支出，放宽那些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规定。而这些政策的成本显然主要由穷人和中产阶层来承担。但这种手段会引发一些问题。首先，它对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不利。牛津大学经济学家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就通过不平等状况来观察英国的经济表现，人们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强劲，但其不平等状况不断恶化；而这一点在增长低迷的20世纪90年代却有所改善。阿特金森的调查结果指向一个中心问题：谁可以从欧洲经济增长中受益？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如果所谓的经济增长是少数人囊括大部分收益，而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原状甚至减少收益，这样的经济增长就没有意义。
这就引出了现行范式下的第二个问题，欧洲经济指标脱离真实的民众之上。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任何经济价值的首选项，为民众福祉做出贡献的很多因素被忽视。那些如卫生和教育类的基本需求开支则被视为成本，而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如果政策制定者把这种支出视为一种投资，他们就会开始考虑如何使回报最大化。正如所有对人力资源或固定资本的投资那样，越高的投资水平可能伴随着收益的递减。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将经济利益都导向富人，并假设这些好处能“漏一点下去”，而是应当评估投资是否为穷人创造机会，这样才能更多地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个欧洲经济问题是，其核心目的不是实现充分就业。如今是时候回归到20世纪50、60 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了，应当认识到充分就业对促进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有益。正如北欧模式所展现的那样，高就业率是有益于经济的，因为它能创造足够的税收来资助高水平的社会投资，最终创建一个良性的循环。
许多欧洲国家如今却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财政紧缩政策而导致青年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是一种浪费，因为它很可能使得一代人因为没有足够的技能储备，而无力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正如凯恩斯在1937年所指出的那样：“繁荣，而不是衰退时期，才是财政部实施紧缩政策的正确时间。”在当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欧洲各国更应投资于人力资本来刺激经济的潜在增长。
第四个问题是欧洲国家的财政政策并不强调创意和创新，而这两者不仅受益于有利的监管环境，还来自于高质量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各国政府需要减少官僚作风，让企业家能够承担更多风险。苹果、脸书和推特这些突破性技术公司也取决于企业与高水平教育体系的交流，而这类体系需要充足的资金去构建。虽然欧洲有越来越多的“高品质科技”部门，但它们需要在最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下依靠公共支出才能获得成功。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调整自身思维，尤其是在财政方面，应当转向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那些以实现民众幸福最大化为核心目标的政府，不仅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也会孕育出更健康的政治氛围。
（作者分别为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主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编写办公室主任）
英国脱欧的负面情绪正弥漫在整个欧洲上空，这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制定者们早已偏离欧洲计划的核心宗旨：为全体欧洲人造福。正如在1990年发布的第一份《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
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实现社会公平。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名作《正义的理念》中指出，要给予穷人和那些遭遇逆境者更好的待遇。仅仅在公共财政或法律面前平等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考虑个人和社会群体在竞争起点上的公平。鉴于此，自1990年以来的每一份联合国发展报告都表明，如果某地的公共政策能把民生放在首位，则其经济和政治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但这种理念却尚未在欧盟的精英决策圈里扎根，那些心怀善意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平衡预算和控制支出（通常是削减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预算）等手段来发展经济。这些政策制定者在缺乏实证证据的情况下普遍认为，今天的财政削减将带来明天的经济繁荣。
这是隐藏在当前欧洲政策组合背后的理念，将财政紧缩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减少构建社会安全网的支出，放宽那些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规定。而这些政策的成本显然主要由穷人和中产阶层来承担。但这种手段会引发一些问题。首先，它对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不利。牛津大学经济学家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就通过不平等状况来观察英国的经济表现，人们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强劲，但其不平等状况不断恶化；而这一点在增长低迷的20世纪90年代却有所改善。阿特金森的调查结果指向一个中心问题：谁可以从欧洲经济增长中受益？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如果所谓的经济增长是少数人囊括大部分收益，而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原状甚至减少收益，这样的经济增长就没有意义。
这就引出了现行范式下的第二个问题，欧洲经济指标脱离真实的民众之上。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任何经济价值的首选项，为民众福祉做出贡献的很多因素被忽视。那些如卫生和教育类的基本需求开支则被视为成本，而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如果政策制定者把这种支出视为一种投资，他们就会开始考虑如何使回报最大化。正如所有对人力资源或固定资本的投资那样，越高的投资水平可能伴随着收益的递减。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将经济利益都导向富人，并假设这些好处能“漏一点下去”，而是应当评估投资是否为穷人创造机会，这样才能更多地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个欧洲经济问题是，其核心目的不是实现充分就业。如今是时候回归到20世纪50、60 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了，应当认识到充分就业对促进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有益。正如北欧模式所展现的那样，高就业率是有益于经济的，因为它能创造足够的税收来资助高水平的社会投资，最终创建一个良性的循环。
许多欧洲国家如今却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财政紧缩政策而导致青年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是一种浪费，因为它很可能使得一代人因为没有足够的技能储备，而无力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正如凯恩斯在1937年所指出的那样：“繁荣，而不是衰退时期，才是财政部实施紧缩政策的正确时间。”在当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欧洲各国更应投资于人力资本来刺激经济的潜在增长。
第四个问题是欧洲国家的财政政策并不强调创意和创新，而这两者不仅受益于有利的监管环境，还来自于高质量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各国政府需要减少官僚作风，让企业家能够承担更多风险。苹果、脸书和推特这些突破性技术公司也取决于企业与高水平教育体系的交流，而这类体系需要充足的资金去构建。虽然欧洲有越来越多的“高品质科技”部门，但它们需要在最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下依靠公共支出才能获得成功。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调整自身思维，尤其是在财政方面，应当转向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那些以实现民众幸福最大化为核心目标的政府，不仅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也会孕育出更健康的政治氛围。
（作者分别为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主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编写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