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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很重要，相同的政策，市场预期不同，效果也会不同
今年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不尽乐观导致年初以来经济企稳复苏态势出现波折，各方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有所下降，实体经济投资意愿降低，通货紧缩、资本外逃、债务违约风险增加。习近平7月8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引导好发展预期，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通过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
预期很重要，相同的政策，市场预期不同，效果也会不同。去年股市与汇市的异常波动已经清晰地表明了稳定预期的重要性。股灾之后的后续救市政策效果不佳，就被诟病为是市场沟通不够、预期混乱，以至于好政策出现了坏效果。从“8·11汇改”到推出CFETS人民币一篮子汇率，人民币“逢改必贬”，使得市场质疑“寓改革于调控之中”的改革初衷。
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如果不能给各方一个稳定预期，那么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就会直接反映到今年的各种经济行为上，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困难。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在放缓，但中国面临的不是深层次的经济危机，而更像是一场预期危机，根源为国内和国际对于经济前景预期的巨大转变。
当前预期管理的难点，在于市场预期分化以及市场预期与政府引导预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对于L型经济趋势的判断，现在是处于下降阶段还是底部走平阶段，市场有较大分歧。再比如“稳增长”还是“稳货币”的问题，市场与决策层的判断也通常不同步。“稳增长”的要求来自对中国经济下滑的担心，导致市场出现降息降准的强烈预期；而持“稳货币”观点的中国央行，则认为货币政策要稳定并保持弹性。
这些分歧导致市场预期难以改善，甚至影响稳增长和调结构政策的效果。应该承认，在当前中国经济放缓态势下，确实面临着两难风险——如果要保增长，短期内就必须加大投资；但如果在结构调整不到位时加大投资，又会面临投资浪费和金融风险的问题。
但在我们看来，过于强调两难风险可能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当前中国经济所处位置的判断不准确；二是对中国维持短期经济增长的能力和手段的看法过于负面；三是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作用估计不足。首先，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而非需求不足。其次，如果要在非常时期维持短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还有很多可用资源和调控工具，只不过中国目前不希望大水漫灌式刺激和低效投资带来负作用。再次，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结构变化和改革的长期影响不能忽略。
因此，当前的挑战在于让预期改善与经济企稳和结构调整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要稳定政策，保持政策定力，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把握好政策节奏，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供需两侧协调发力，引导和维护已经改善的市场预期。另一方面要提升潜在增长速度，包括加大公共交通、地下管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推动医疗、教育、卫生等关键服务业领域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等。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和财政货币政策发力的同时，作为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积极开展预期管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预期管理要想有效，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政府信用良好，即政府恪守承诺、言行一致、言出必行；二是有明确的政策前瞻，不以模棱两可的提法令市场无所适从；三是政策被市场所认可，即市场认为政府将采取的政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是符合公众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的。
显然，要做到以上几点，并不是简单地公布经济运行目标，也不是发布未来政策指引，更不是加强救市托底能力，而是必须向社会和市场表明：我们是怎么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和市场发展形势的，我们将怎么做、实行什么政策，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从而给市场带来稳定预期。
（本刊编辑吴思执笔）
今年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不尽乐观导致年初以来经济企稳复苏态势出现波折，各方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有所下降，实体经济投资意愿降低，通货紧缩、资本外逃、债务违约风险增加。习近平7月8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引导好发展预期，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通过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
预期很重要，相同的政策，市场预期不同，效果也会不同。去年股市与汇市的异常波动已经清晰地表明了稳定预期的重要性。股灾之后的后续救市政策效果不佳，就被诟病为是市场沟通不够、预期混乱，以至于好政策出现了坏效果。从“8·11汇改”到推出CFETS人民币一篮子汇率，人民币“逢改必贬”，使得市场质疑“寓改革于调控之中”的改革初衷。
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如果不能给各方一个稳定预期，那么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就会直接反映到今年的各种经济行为上，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困难。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在放缓，但中国面临的不是深层次的经济危机，而更像是一场预期危机，根源为国内和国际对于经济前景预期的巨大转变。
当前预期管理的难点，在于市场预期分化以及市场预期与政府引导预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对于L型经济趋势的判断，现在是处于下降阶段还是底部走平阶段，市场有较大分歧。再比如“稳增长”还是“稳货币”的问题，市场与决策层的判断也通常不同步。“稳增长”的要求来自对中国经济下滑的担心，导致市场出现降息降准的强烈预期；而持“稳货币”观点的中国央行，则认为货币政策要稳定并保持弹性。
这些分歧导致市场预期难以改善，甚至影响稳增长和调结构政策的效果。应该承认，在当前中国经济放缓态势下，确实面临着两难风险——如果要保增长，短期内就必须加大投资；但如果在结构调整不到位时加大投资，又会面临投资浪费和金融风险的问题。
但在我们看来，过于强调两难风险可能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当前中国经济所处位置的判断不准确；二是对中国维持短期经济增长的能力和手段的看法过于负面；三是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作用估计不足。首先，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而非需求不足。其次，如果要在非常时期维持短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还有很多可用资源和调控工具，只不过中国目前不希望大水漫灌式刺激和低效投资带来负作用。再次，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结构变化和改革的长期影响不能忽略。
因此，当前的挑战在于让预期改善与经济企稳和结构调整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要稳定政策，保持政策定力，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把握好政策节奏，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供需两侧协调发力，引导和维护已经改善的市场预期。另一方面要提升潜在增长速度，包括加大公共交通、地下管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推动医疗、教育、卫生等关键服务业领域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等。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和财政货币政策发力的同时，作为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积极开展预期管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预期管理要想有效，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政府信用良好，即政府恪守承诺、言行一致、言出必行；二是有明确的政策前瞻，不以模棱两可的提法令市场无所适从；三是政策被市场所认可，即市场认为政府将采取的政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是符合公众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的。
显然，要做到以上几点，并不是简单地公布经济运行目标，也不是发布未来政策指引，更不是加强救市托底能力，而是必须向社会和市场表明：我们是怎么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和市场发展形势的，我们将怎么做、实行什么政策，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从而给市场带来稳定预期。
（本刊编辑吴思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