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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比亚战事如火如荼、中东乱局仍在不断发酵之际，叙利亚的动荡显得非常抢眼。从3月中旬起，这个在中东乱局中曾一度保持稳定的国家突然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且愈演愈烈。4月19日，叙利亚政府不得不废除实施了长达48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不过局势并未因此缓解，反对派号召民众继续参与示威，政府则在5月2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暴徒和恐怖分子们”在15天之内自首。形势将如何发展，现在难有定论。
可以说，地处北非的利比亚相对处于阿拉伯世界的边缘，而叙利亚则是处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核心”国家之一。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说，利比亚的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客串的小节目”，叙利亚才是中东冲突的核心。的确，作为中东战略链条中举足轻重一环的叙利亚一旦生变，势必在中东地区引发更为剧烈的动荡。美国《华盛顿邮报》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叙利亚可能给中东带来“末日场景”。追根溯源，叙利亚“牵一发而动中东全身”的特殊地位，既源于其险要的地理位置，更源于其独特的历史轨迹。
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
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统治着这个只有18万平方公里、2000多万人口的国家。但是在1200多年前，这个城市却作为整个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首都长达100多年，后让位于巴格达。千百年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已深深扎根于叙利亚社会土壤之中。
其后，叙利亚虽然几经时代变迁、异族统治、外国占领，但其根深蒂固的“阿拉伯属性”及民众对阿拉伯民族的认同感却经久不衰。在与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一起陷入奥斯曼帝国统治几百年后，叙利亚在20世纪上半期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最终在40年代获得独立，而其阿拉伯认同也终于演变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并自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以统一阿拉伯世界为使命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最早就是在叙利亚创建的，取得政权后他们把自己的理想一次一次地试图诉诸实践。20世纪50年代中期，叙利亚先后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形成开罗－大马士革－利雅得轴心。1958年，叙利亚甚至不惜放弃主权，与埃及共同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然而，因国情迥异，这个一统阿拉伯的尝试昙花一现，只维持了短短三年便宣告解体。
直到在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中遭受丧失领土的重大挫折后，叙利亚逐渐开始明确地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内涵由一个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转变为一种实现收复领土的“现实主义”目标的手段。在老阿萨德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埃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先后单独与以色列媾和后，叙利亚的对外战略也加快了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进程。
纵横捭阖的平衡外交
要想在复杂的中东生存、亦或争得一席之地，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手段。叙利亚现总统巴沙尔之父、前总统老阿萨德于1970年上台，曾被称为大马士革的“斯芬克斯”，其制定的叙利亚对外战略也如其本人一样高深莫测，令人很难读懂。然而不得不承认，老阿萨德超凡脱俗的驾驭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善于在各种势力之间搞平衡的能力，决定了其对外政策看似矛盾、却紧紧围绕叙利亚国家利益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并最终使叙利亚从一个被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牺牲品”转变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地区强国。
冷战时期，叙利亚奉行亲苏政策，是苏联在中东的坚定盟友，也是苏联打入中东与美国争夺对抗的重要依托，而且与埃及最终转投美国不同，叙利亚一直站在苏联的阵营中。因此，叙利亚与美国早在历史上就结下了不小的梁子。
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这等于是背叛了与叙利亚的盟约，使叙利亚独自面对以色列超强军力的威胁。在当时的中东，叙利亚与伊拉克虽同为同根同源的复兴党执政，但一山不容二虎，政治主张分歧加上利益矛盾，两国关系一直不睦。1979年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查封了国内惟一的复兴党亲叙力量，使伊叙刚刚结成的反埃联盟瓦解，叙利亚深陷腹背受敌的困境。但正是同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由昔日美国和以色列的盟国摇身变为反美、反以的急先锋。老阿萨德抓住时机，不惜冒着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翻脸的危险，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对抗伊拉克。也正因如此，当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只有伊朗派军队支援叙利亚。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老阿萨德再次审时度势，认为一旦萨达姆成功吞并科威特，并通过沙特操纵石油武器，将壮大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同时，考虑到苏联衰落、美国一超独霸的态势，叙利亚失去背后靠山，老阿萨德决定加入老布什政府组建的反伊拉克联盟。这次“站队”为叙利亚赢得了丰厚的回报，西方国家和海湾六国减免了它的大部分外债，欧盟撤销了对其武器禁运的制裁，并继续向其提供经济援助。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叙利亚又与埃及一道，同海湾六国共商战后海湾安全安排问题，并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提出组选一支以埃叙为主力的海湾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以保证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而叙利亚与邻国黎巴嫩的“特殊关系”一直就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个弹丸小国也是叙利亚重温昔日“大叙利亚”之梦的立足点。黎叙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曾是同一个政治实体。40年代黎巴嫩独立后叙未予承认，黎叙仍保持“特殊关系”。1976年黎巴嫩发生大规模内乱，3万叙利亚军队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境内。自此，叙利亚在政治、军事方面对黎巴嫩进行了实际上的控制。同时，叙利亚坚持认为，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运动”不是恐怖活动，而是“正义斗争”。因此，叙利亚大力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吉哈德（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不但在大马士革为这些组织设立办事处，而且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激进力量与以色列抗衡，使之成为对以、对美斗争中行之有效的两张“牌”。
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巴沙尔子承父业执掌叙利亚大权，在战略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对老阿萨德的平衡外交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将改善与美国关系放在外交的重要地位，力求在叙以和谈与对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有所突破。9.11事件后，叙利亚不仅强烈谴责，而且还向美国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合作。2001年，摩洛哥根据叙利亚提供的情报，逮捕了一批正在策划袭击美国海军舰船行动的“基地”组织成员。但是对2003年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却持坚决反对态度。面对伊拉克战后美国国内一度传出“改变叙利亚政权”或将叙利亚列为“下一个目标”的声音，巴沙尔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与欧洲以及阿拉伯国家加强对话与沟通，寻求化解之策。为此，巴沙尔在黎巴嫩问题上也做出了让步。一是于2005年4月全部撤出驻黎部队，结束了对黎长达30年的军事占领。二是与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
同时，为了平抑来自美国的压力，叙利亚还尽力拉拢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冷战结束后，叙俄依旧保持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俄罗斯也是叙最主要的军火供应国。俄罗斯不顾美国和以色列的制裁威胁，执意向叙出售导弹等敏感武器。2010年9月，俄罗斯决定履行2007年与叙利亚签订的有关向叙出售P-800“宝石”(Yakhont) 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的合同。
此外，叙利亚与欧洲也有着传统的联系。1995年11月，欧盟15国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地中海沿岸12国外长在西班牙召开“欧洲－地中海会议”，提出了“地中海伙伴国关系”的构想，叙利亚与欧洲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关系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加强。巴沙尔也与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了私人关系。
小国家，大能耐
论规模，叙利亚在中东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中等国家。然而，从地图上看，叙利亚周边国家都是非常敏感的国家，包括伊拉克、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北部的土耳其和隔着伊拉克的伊朗。同时，中东地区的几个重大热点问题，如阿以和谈、伊拉克问题、反恐问题、以伊朗核问题为中心的核不扩散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等，无不与叙利亚息息相关。
首先，在阿以问题上，叙利亚是当之无愧的对抗以色列的“旗手”和阿以和平的关键角色。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重启中东和平进程，叙利亚开始同以色列进行和谈，成为全面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所在。在谈判中，叙利亚一向强调收复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是其最高利益和首要任务，要求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前的边界线，并坚持“先撤军，后安全”的原则，在领土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异乎寻常的耐心。在埃及、约旦相继与以色列建交、巴以谈判磕磕绊绊的情况下，“恪守底线”的叙利亚是阿以和谈中最为关键的棋子，无论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者美国还是以色列，都不能忽视。
在整个中东和谈事务中，黎以谈判本是最简单的一环，但实际上却颇为曲折。由于叙黎关系的特殊性，黎巴嫩在对以谈判问题上一直受叙利亚“幕后操纵”，黎以谈判无形中与叙以谈判“捆绑”在一起，换言之，在叙以谈判取得进展之前，黎以只能“免谈”。不仅如此，黎巴嫩政坛还存在一股以真主党为代表的“亲叙派”势力，不时对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对和平进程形成强力牵制。可见，如果没有叙利亚的配合，中东和平进程要取得全面突破无疑是天方夜谭。正如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称，没有埃及，阿拉伯国家无力对以色列发动战争；没有叙利亚，以色列无法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
其次，对美国中东战略利益而言，叙利亚的地位和影响远非利比亚可比。美防长盖茨认为：“利比亚并非关系到极其重要的国家利益。如果要寻找一个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对美国的地区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决策者或许希望更多地关注叙利亚。”9.11事件后，美国虽未将叙利亚列为“邪恶轴心”，但一直将其列入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美指责叙利亚的“罪名”有：长期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并操纵黎巴嫩政府，阻挠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暗中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伊拉克战争，暗中支持伊拉克反美武装，默许、甚至纵容恐怖分子穿越叙伊边境，直接威胁驻伊美军安全；与美国的敌人伊朗构筑战略联盟关系，威胁美对伊政策实施等。为此，布什政府通过武力威胁、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等多种手段“敲打”叙利亚。奥巴马上台后，调整了对叙政策，逐步恢复和改善与叙关系，两国政府间互动增多。不过，美国国务院的最新年度恐怖主义报告中，仍将叙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2010年5月，奥巴马决定将对叙制裁延长一年，理由是“叙利亚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其中包括继续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和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导弹计划的追求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对外政策以及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和重大的’威胁”。
不过，在对叙利亚极力打压的同时，美国也很清楚，其为叙利亚定下的几大“罪状”，恰恰折射出叙利亚在一系列地区重大问题上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因此，尽管美国不喜欢巴沙尔政权并希望叙利亚“改朝换代”，但亦担心政权发生更迭，一旦由更为激进的力量掌权，将会给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造成更为严重的威胁。
再者，在伊拉克战争后，随着伊朗核问题成为有关各方广泛关注的焦点，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攀升。对叙利亚来讲，与伊朗保持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紧密关系，特别是进行军事合作，既有助于应对来自以色列及驻伊美军的威胁，也无形中提高了自身在地区的战略地位，增加了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平起平坐”的筹码。叙利亚和伊朗这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在此次中东骚乱中也尤其引人关注。
此外，在敏感的中东民族问题——库尔德人问题上，叙利亚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库尔德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界的民族群体，大部分生活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在上述四国中，尽管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数最少，但却成为叙政府手中的一张“外交牌”。从20世纪80年代起，为了表达对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水分配不公的不满，叙利亚暗中支持了土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甚至险些因此酿成一场地区战争。不过，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引起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对本国库尔德人可能受其影响、普遍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担忧。为此，巴沙尔特意访问土耳其，就反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协调立场。
总之，与此次“中东波”中其他国家（已经“变天”的突尼斯、埃及和仍处于动荡的利比亚、也门）相比，叙利亚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地位。换言之，叙利亚是阿拉伯动荡多米诺骨牌中至关重要的一张。
可以说，地处北非的利比亚相对处于阿拉伯世界的边缘，而叙利亚则是处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核心”国家之一。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说，利比亚的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客串的小节目”，叙利亚才是中东冲突的核心。的确，作为中东战略链条中举足轻重一环的叙利亚一旦生变，势必在中东地区引发更为剧烈的动荡。美国《华盛顿邮报》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叙利亚可能给中东带来“末日场景”。追根溯源，叙利亚“牵一发而动中东全身”的特殊地位，既源于其险要的地理位置，更源于其独特的历史轨迹。
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
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统治着这个只有18万平方公里、2000多万人口的国家。但是在1200多年前，这个城市却作为整个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首都长达100多年，后让位于巴格达。千百年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已深深扎根于叙利亚社会土壤之中。
其后，叙利亚虽然几经时代变迁、异族统治、外国占领，但其根深蒂固的“阿拉伯属性”及民众对阿拉伯民族的认同感却经久不衰。在与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一起陷入奥斯曼帝国统治几百年后，叙利亚在20世纪上半期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最终在40年代获得独立，而其阿拉伯认同也终于演变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并自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以统一阿拉伯世界为使命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最早就是在叙利亚创建的，取得政权后他们把自己的理想一次一次地试图诉诸实践。20世纪50年代中期，叙利亚先后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形成开罗－大马士革－利雅得轴心。1958年，叙利亚甚至不惜放弃主权，与埃及共同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然而，因国情迥异，这个一统阿拉伯的尝试昙花一现，只维持了短短三年便宣告解体。
直到在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中遭受丧失领土的重大挫折后，叙利亚逐渐开始明确地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内涵由一个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转变为一种实现收复领土的“现实主义”目标的手段。在老阿萨德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埃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先后单独与以色列媾和后，叙利亚的对外战略也加快了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进程。
纵横捭阖的平衡外交
要想在复杂的中东生存、亦或争得一席之地，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手段。叙利亚现总统巴沙尔之父、前总统老阿萨德于1970年上台，曾被称为大马士革的“斯芬克斯”，其制定的叙利亚对外战略也如其本人一样高深莫测，令人很难读懂。然而不得不承认，老阿萨德超凡脱俗的驾驭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善于在各种势力之间搞平衡的能力，决定了其对外政策看似矛盾、却紧紧围绕叙利亚国家利益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并最终使叙利亚从一个被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牺牲品”转变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地区强国。
冷战时期，叙利亚奉行亲苏政策，是苏联在中东的坚定盟友，也是苏联打入中东与美国争夺对抗的重要依托，而且与埃及最终转投美国不同，叙利亚一直站在苏联的阵营中。因此，叙利亚与美国早在历史上就结下了不小的梁子。
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这等于是背叛了与叙利亚的盟约，使叙利亚独自面对以色列超强军力的威胁。在当时的中东，叙利亚与伊拉克虽同为同根同源的复兴党执政，但一山不容二虎，政治主张分歧加上利益矛盾，两国关系一直不睦。1979年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查封了国内惟一的复兴党亲叙力量，使伊叙刚刚结成的反埃联盟瓦解，叙利亚深陷腹背受敌的困境。但正是同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由昔日美国和以色列的盟国摇身变为反美、反以的急先锋。老阿萨德抓住时机，不惜冒着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翻脸的危险，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对抗伊拉克。也正因如此，当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只有伊朗派军队支援叙利亚。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老阿萨德再次审时度势，认为一旦萨达姆成功吞并科威特，并通过沙特操纵石油武器，将壮大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同时，考虑到苏联衰落、美国一超独霸的态势，叙利亚失去背后靠山，老阿萨德决定加入老布什政府组建的反伊拉克联盟。这次“站队”为叙利亚赢得了丰厚的回报，西方国家和海湾六国减免了它的大部分外债，欧盟撤销了对其武器禁运的制裁，并继续向其提供经济援助。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叙利亚又与埃及一道，同海湾六国共商战后海湾安全安排问题，并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提出组选一支以埃叙为主力的海湾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以保证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而叙利亚与邻国黎巴嫩的“特殊关系”一直就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个弹丸小国也是叙利亚重温昔日“大叙利亚”之梦的立足点。黎叙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曾是同一个政治实体。40年代黎巴嫩独立后叙未予承认，黎叙仍保持“特殊关系”。1976年黎巴嫩发生大规模内乱，3万叙利亚军队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境内。自此，叙利亚在政治、军事方面对黎巴嫩进行了实际上的控制。同时，叙利亚坚持认为，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运动”不是恐怖活动，而是“正义斗争”。因此，叙利亚大力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吉哈德（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不但在大马士革为这些组织设立办事处，而且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激进力量与以色列抗衡，使之成为对以、对美斗争中行之有效的两张“牌”。
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巴沙尔子承父业执掌叙利亚大权，在战略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对老阿萨德的平衡外交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将改善与美国关系放在外交的重要地位，力求在叙以和谈与对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有所突破。9.11事件后，叙利亚不仅强烈谴责，而且还向美国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合作。2001年，摩洛哥根据叙利亚提供的情报，逮捕了一批正在策划袭击美国海军舰船行动的“基地”组织成员。但是对2003年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却持坚决反对态度。面对伊拉克战后美国国内一度传出“改变叙利亚政权”或将叙利亚列为“下一个目标”的声音，巴沙尔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与欧洲以及阿拉伯国家加强对话与沟通，寻求化解之策。为此，巴沙尔在黎巴嫩问题上也做出了让步。一是于2005年4月全部撤出驻黎部队，结束了对黎长达30年的军事占领。二是与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
同时，为了平抑来自美国的压力，叙利亚还尽力拉拢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冷战结束后，叙俄依旧保持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俄罗斯也是叙最主要的军火供应国。俄罗斯不顾美国和以色列的制裁威胁，执意向叙出售导弹等敏感武器。2010年9月，俄罗斯决定履行2007年与叙利亚签订的有关向叙出售P-800“宝石”(Yakhont) 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的合同。
此外，叙利亚与欧洲也有着传统的联系。1995年11月，欧盟15国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地中海沿岸12国外长在西班牙召开“欧洲－地中海会议”，提出了“地中海伙伴国关系”的构想，叙利亚与欧洲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关系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加强。巴沙尔也与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了私人关系。
小国家，大能耐
论规模，叙利亚在中东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中等国家。然而，从地图上看，叙利亚周边国家都是非常敏感的国家，包括伊拉克、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北部的土耳其和隔着伊拉克的伊朗。同时，中东地区的几个重大热点问题，如阿以和谈、伊拉克问题、反恐问题、以伊朗核问题为中心的核不扩散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等，无不与叙利亚息息相关。
首先，在阿以问题上，叙利亚是当之无愧的对抗以色列的“旗手”和阿以和平的关键角色。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重启中东和平进程，叙利亚开始同以色列进行和谈，成为全面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所在。在谈判中，叙利亚一向强调收复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是其最高利益和首要任务，要求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前的边界线，并坚持“先撤军，后安全”的原则，在领土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异乎寻常的耐心。在埃及、约旦相继与以色列建交、巴以谈判磕磕绊绊的情况下，“恪守底线”的叙利亚是阿以和谈中最为关键的棋子，无论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者美国还是以色列，都不能忽视。
在整个中东和谈事务中，黎以谈判本是最简单的一环，但实际上却颇为曲折。由于叙黎关系的特殊性，黎巴嫩在对以谈判问题上一直受叙利亚“幕后操纵”，黎以谈判无形中与叙以谈判“捆绑”在一起，换言之，在叙以谈判取得进展之前，黎以只能“免谈”。不仅如此，黎巴嫩政坛还存在一股以真主党为代表的“亲叙派”势力，不时对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对和平进程形成强力牵制。可见，如果没有叙利亚的配合，中东和平进程要取得全面突破无疑是天方夜谭。正如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称，没有埃及，阿拉伯国家无力对以色列发动战争；没有叙利亚，以色列无法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
其次，对美国中东战略利益而言，叙利亚的地位和影响远非利比亚可比。美防长盖茨认为：“利比亚并非关系到极其重要的国家利益。如果要寻找一个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对美国的地区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决策者或许希望更多地关注叙利亚。”9.11事件后，美国虽未将叙利亚列为“邪恶轴心”，但一直将其列入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美指责叙利亚的“罪名”有：长期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并操纵黎巴嫩政府，阻挠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暗中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伊拉克战争，暗中支持伊拉克反美武装，默许、甚至纵容恐怖分子穿越叙伊边境，直接威胁驻伊美军安全；与美国的敌人伊朗构筑战略联盟关系，威胁美对伊政策实施等。为此，布什政府通过武力威胁、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等多种手段“敲打”叙利亚。奥巴马上台后，调整了对叙政策，逐步恢复和改善与叙关系，两国政府间互动增多。不过，美国国务院的最新年度恐怖主义报告中，仍将叙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2010年5月，奥巴马决定将对叙制裁延长一年，理由是“叙利亚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其中包括继续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和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导弹计划的追求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对外政策以及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和重大的’威胁”。
不过，在对叙利亚极力打压的同时，美国也很清楚，其为叙利亚定下的几大“罪状”，恰恰折射出叙利亚在一系列地区重大问题上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因此，尽管美国不喜欢巴沙尔政权并希望叙利亚“改朝换代”，但亦担心政权发生更迭，一旦由更为激进的力量掌权，将会给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造成更为严重的威胁。
再者，在伊拉克战争后，随着伊朗核问题成为有关各方广泛关注的焦点，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攀升。对叙利亚来讲，与伊朗保持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紧密关系，特别是进行军事合作，既有助于应对来自以色列及驻伊美军的威胁，也无形中提高了自身在地区的战略地位，增加了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平起平坐”的筹码。叙利亚和伊朗这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在此次中东骚乱中也尤其引人关注。
此外，在敏感的中东民族问题——库尔德人问题上，叙利亚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库尔德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界的民族群体，大部分生活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在上述四国中，尽管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数最少，但却成为叙政府手中的一张“外交牌”。从20世纪80年代起，为了表达对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水分配不公的不满，叙利亚暗中支持了土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甚至险些因此酿成一场地区战争。不过，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引起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对本国库尔德人可能受其影响、普遍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担忧。为此，巴沙尔特意访问土耳其，就反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协调立场。
总之，与此次“中东波”中其他国家（已经“变天”的突尼斯、埃及和仍处于动荡的利比亚、也门）相比，叙利亚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地位。换言之，叙利亚是阿拉伯动荡多米诺骨牌中至关重要的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