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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能源委副主任牛一萍，走完他93岁的坎坷人生路路，悄然辞世，没能送他一程，深感遗憾！
牛一萍同志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为煤炭工业战线一位精明强干的指挥员，艰苦奋斗七十多年，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他给我们留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光辉形象和三十多万字的煤炭工业管理方面的文章，这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让我怀念，让我敬佩！
認识牛一萍同志，是上世纪50年代，他时任煤炭工业部生产司司长。我先在机关党委后在政治部工作;真正认识牛司长还是在“文革”期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中有点儿严肃，很健谈。“文革”初期，部党委成立“文革运动办公室”，深感部党委的信任，委我为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之一。主要任务是：通过各司、局党支部动员“可靠”党员作群众的思想工作，力求稳定情绪，维持局面不要乱;通过大字报内容分析运动的动向，特别是“造反派”的动向，及时向党委汇报。
1966年6月28日，二楼大厅贴出一张《张霖之是反毛泽东思想黑线》的大字报，大字报出自生产司“造反派”。这张大字报如同一枚重磅炸弹，轰动煤炭部大楼，震惊张霖之部长！当时，大楼内外大字报铺天盖地，多为空炮，什么“火烧部党委”“炮轰张霖之”，并未引起部党委的重视。而这张大字报却让张霖之部长惶恐不安，多次召开部党委会议。张霖之情绪激动，面对部党委委员，一个一个求问：“子云，你说，我是反毛泽东思想黑线吗？”“一夫，你说，……”“建平你说，……”“林放你说，……”委员们反复劝说，劝他冷静。但他总是慌乱地踱着步子，坐不下。“冷静，冷静，这不是工作问题，是原则问题，是政治问题，我冷静得了吗？”
牛一萍同志更是惶恐不安，左右为难，大字报出自他的部下，他自觉愧对部党委，愧对张霖之部长，想说服“造反派”，又无能为力！他多次进出“运动办公室”，帮我们分析运动形势，研究对策。我也把几次部党委会议情况告诉他，无形中他成了运动办公室的“参议”。在如何看待“文革”，如何保部党委，如何应对造反派的问题上，我们有了共同的立场、观点和共同的语言。
8月24日，造反派抄了“运动办公室”，口号是：要想搞垮部党委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必先摧毁它的“桥头堡”。他们在我这“桥头堡”里抄出一批“黑材料”。所谓“黑材料”就是几个造反派真实的历史材料。于是，我罪责难逃，被打成“黑笔杆子”“铁杆保皇派”。牛一萍同志也被打成“保皇派”“走资派”，我们多次被挂牌子批斗。牛一萍夫妇被造反派操纵的群众大会开除党籍，他沉默不语，坦然以对。造反派也大喊大叫“开除成善一党籍！”是被骂为“修正主义”的党支部保了我。从此，我们成了难兄难弟，同是“文革”沦落人！一种无形的感情，纯真的党性把我们紧紧联结到一起。
1967年2月，张霖之被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折磨致死，3月15日部机关造反派宣布夺部党委权，至此，煤炭部的“文革”进入高潮……煤炭部成了“文革”的重灾户！
被视为“浩劫”的十年“文革”，虽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令人难忘的教训！我们曾共同回忆起那段历史，都感到当部党委的“保皇派”，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因为部党委是革命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牛一萍同志，一个贫农的儿子，一个给地主当过雇工的“泥腿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这个17岁的半文盲，竟然先知先觉地意识到“青年必须爱国，要爱国必须抗日，要抗日必须跟共产党走”。于是他扔下锄头，上山当了八路，不久又参了加共产党。他经过烽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他闯过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蒋介石曾经讽刺毛泽东说“一个教书先生带一群泥腿子想造我的反……”就是这群“泥腿子”跟随毛泽东、跟随共产党，艰苦奋斗，出生入死，打出个新中国。牛一萍作为其中的幸存者，活了下来。
新中国需要建设，建设需要粮食。人的粮食来自农田，工业的粮食来自煤矿。牛一萍同志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从农村根据地走上煤炭工业战线，开始新的战斗。他没有系统学过煤炭工业知识，但是他认为革命干部就是要干，不能甘居外行“吃老本”。不懂的要学习，经常走基层，下矿井，爬巷道，向矿工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学中干，干中学，这是革命战士的传统。他先后担任第一届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共华东大煤矿工委书记，华东区煤矿筹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山东矿务局副局长，燃料工业部华东煤管局副局长，煤炭工业部生产司司长，燃料化学工业部机械制造组（局）长，新煤炭部生产司长，后升任为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离休后，还被聘为山东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国家经委经济管理中心副主任。
牛一萍同志作为煤炭工业战线一位高级指挥员，他管理企业不仅是凭借权力和职务，可贵的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理论水平。斯大林说过：“职务不给人以智慧”，智慧来自于实践。司长是职务，司长有权力，权力不等于能力，能力来自理论和政策水平。从1950年到1988年他先后在《大众日报》《工人日报》《淮矿工人报》《煤炭工业》《人民日报》《世界煤炭技术》《中国财贸报》《中国百科年鉴》《开发报》《中国乡镇企业报》《改革与开放》等报刊，直至党的权威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85篇约三十余万字论文和评述。建国初期的26篇，主要是加强工人的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加强生产管理。对如何开展群众性文化学习运动，如何开展爱国竞赛运动，如何推广先进工作法，《戒骄戒躁，继续提高原煤质量》《整顿劳动组织，发挥人的潜力》《关于防尘工作的几点措施》《挖掘潜力，节约坑木》……都有独到见解。同时，要保证煤炭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须保证采掘进度的正常比例。但在大跃进那年代，盲目追求产量，许多煤矿采煤和掘进的比例严重失调。针对这种不正常现象，他连续发表《抓紧时间加强煤炭掘进》等文论，不幸的是他的许多正确论点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遭到批判。此后13年不见他的文章。他并没有消沉，而是不断地学习、思考。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帮助他的哲学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所以他后来的许多文章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文革”中后期，他作为“解放”了的干部，继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先后四次在全国性会议上针对“文革”期间造成的煤矿混乱情况大谈安全生产、节约坑木、优质高产、开拓延深……
“文革”结束及至改革开放时期，他的思想得到解放，他重申自己的观点。1977年8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调整比例关系，保证煤炭持续高产》，接着又于1980年7月12日在《世界煤炭技术》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国煤矿八十年代技术改造的展望》，对“煤矿如何实现现代化？煤矿的现代化在80年代应达到什么水平？实现什么样的技术面貌”作了系统论述。他把中国煤矿技术落后的现状同世界先进国家（如苏联、波兰、西德、英国）作了对比之后，提出“总结建国以来煤矿生产技术发展的经验，参照国外的做法……80年代矿井技术改造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五化’：矿井大型化、生产集中化、采掘机械化、采区运输皮带化、主要生产环节集控化或自动化。”这在当时来讲，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又实事求是的设想。1980年9月18日，牛一萍同志在中央党校《学习情况交流》第33期发表的《学习〈费尔巴哈论〉一、二章的体会》，他用哲学的观点对“我国过去30年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结合煤炭工业的现实作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根本问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陷于唯心主义的泥坑”。于是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30年来争论不休的“快与慢”的关系、“进与退”的关系、“穷与富”的关系、“左与右”的关系，作了科学的分析，直言不讳地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以个人意志代替客观规律”，“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以个人的领导代替集体领导……”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是“事后聪明”，但在国家经济转型初期，有此高论，实为难能可贵！
更值得倡导的是，他1982年离休后，仍然“离而不休”，继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参加会议，针对煤炭工业现状，发表了30篇文章，提出许多建设性、战略性创议。他的这种精神真可谓“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他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保持党的光荣传统方面为离退休干部作出了榜样。在他看来，所谓老干部的“老”不仅表现在年龄和经历，重要的是，能不能保持党的传统：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他不愧为“党和国家的财富”。
他的这些文章不单是笔头上写出来的，首先是干出来的，更是集丰富的实践经验，加敏感的逻辑思维综合提炼，通过语言的功力升华为理论。反过来又用这些理论指导工作。
牛一萍同志虽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仅有四年小学文化，但他不愧为煤炭工业管理专家。苦学苦干使他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相应的理论水平，他是实干家！
当今的中国，不缺高官，缺的就是牛一萍这样的实干家。
最令我怀念、令我感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牛一萍同志推荐我到北京煤矿机械厂工作那一段。如果说十年军旅生涯是血与火锻炼的战场、15年机关工作是充实文化理论知识的学校;那么，12年工厂实践，便是我政治工作的用武之地。
1970年6月，大批干部拉家带口被遣送农场劳动，“文革”的烽烟烈火逐渐低潮。煤炭、石油、化工三部合并，成立“燃料化学工业部”，牛一萍同志被任命为机械制造组（局）长，我留任政工组搞宣传。初冬的一天，干部组通知我和原煤炭部干部司处长何文同志面见牛一萍。他告诉我们：前几天，他陪同燃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伊文（解放军少将）视察东方红炼油厂，同时视察了附近的北京煤矿机械厂。这个厂于1968年成立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被造反派冲垮，一千多人的大厂停工停产，成了一个“乱摊子”。伊文同志认为，作为部的直属企业不能视而不管。于是，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选派两位强的处长与新派军宣队重组“革委会”，利用“文革”形势有所缓和的有利时机，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限期恢复生产。同时，要尽快整顿、扩建成一个更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机械制造企业。他说，“我推荐你们二位老政工去完成这个任务，现在大部分干部都下放基层，我们被留在机关，是组织的信任;派你们去完成这个任务是压担子，也是组织的信任，不是下放，也不是升迁，是重用。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水平，也需要一点儿魄力，相信你们能够胜任。”“限期三年至五年完成任务回部交差，组织上忘不了你们。”
说实话，文革4年，惊魂稍定，我有一种走出牢房初见阳光的感觉。虽然留在机关，仍然提心吊胆！虽然我也有困难：妻子先期赴黑龙江干校劳动，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刚入中学，一个在上幼儿园，我去百里之外的房山煤机厂要长時间离家……但此时此刻能到一个基层单位，真正按毛泽东思想，按自己的良心干点儿实事，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当时心情很激动：一个革命干部，能再次得到顶头上司的信任和重托，是最大的幸运！此刻，想起当兵时的一段顺口溜：“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只要命令一声下，背起背包咱就走，哪里需要哪儿安家。”
令我意外的是，这次是专车送我们上任。约一小时后，小车开进厂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冷清：半开的工厂大门，一眼望不到头的厂区大道，两边几座高大的车间，几乎是人影不见;厂区周围的几排工棚式红砖平房宿舍（1958年建厂时的工人临时宿舍）三三两两人影无所事事，人们惊疑的目光投向专车，却无人靠前。何文低声说，“我有种走进敌占区的感觉。”话虽夸张，却让我深感面临的将是一场艰巨复杂的斗争。进厂前就听说，这个厂在1958年建厂时，人员来自鸡西、张家口和京西，地区派性加上“文革”派性，根深蒂固。造反派敢于冲垮革委会，赶走军代表，就说明问题不那么简单！何文提议“咱俩分作一、二线：你先在一线处理“文革”造成的那些矛盾;我深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矛盾，重点整顿行政生产领导层的协调。”他的主意不失为斗争艺术的一策。战争年代，老何长期从事地方政权工作，与社会各阶层人物多有接触，作风沉稳老练，抽烟喝酒，也有点儿与众不同的气派。而我从军队到地方，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有些阶级斗争经验。我半开玩笑地说：“你老何自己藏在幕后，把我推到第一线，老奸巨猾啊！”他反驳说：“你我各有所长吧，咱政治部24个处长，为什么单单选你到部党委‘文革办公室’？”我回敬他，“我五次被揪上批斗会，三次挂牌子，你明明是保皇派却不声不响看热闹，典型的老奸巨猾！”当然，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始终行动一致，特别在政策上一直保持共同语言。 先期入厂的军宣队政委是北京警备区某部团政治处副主任，50年代的和平兵，很傲气地宣称：“我们是带着毛泽东思想来的，工作由你们干，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支持;不符合的，我们就反对。”
革委会分工：军宣队政委为主任，何文和我为副主任。何文主抓行政生产，我主管思想政治工作。进厂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群众大会，亮旗帜造声势，传达部核心小组决定：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这是对真假革命派的考验。多数群众对我们表示欢迎，但也有几个“刺儿头”表示反感：“部党委核心小组派来的又能怎么样？你强龙压不住我地头蛇！”
思想政治工作的头等大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厂长是“反革命”，副厂长是“叛徒”，总工程师是“特务”。造反派抱给我三大堆材料，我说，每案有三份有力证明材料就够了。认真阅读材料之后，其实问题并不复杂：
A.厂长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老工程技术人员，爱国敬业，为人正直，国民党组织为拉他入党，从他工资单里强扣党费，他仍然拒绝入党，有档案可查。定为“反革命”的根据是“隐瞒国民党身份混入共产党”。
B.副厂长原系我党抗战时期“敌工干部”，为获取敌伪内情，多次深入敌伪据点，用假情报换取真情报，也有档案可查。定为“叛徒”理由是“多次向敌伪据点送情报，通敌叛国”。
C.总工程师，上海人，高中毕业后求学心切，但家贫只能上“夜大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连连战败，惶恐不安，上海夜间实行“宵禁”。无奈，他通过关系买了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即特务处）稽查员身份证，这样他在夜间便可通行无阻。参加工作后曾主动交代，有案可查。
这些问题今天看来很简单，但在那敌我不分、是非不分、真理谬误不分的年代，如果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对敌斗争经验，是很难分清是非的。我与何文同志主张平反，但造反派和军宣队反对，他们认为平反等于否定“文革”。
我们向牛一萍同志汇报，他的回答是：“冤假错案一定要平反，但要按组织原则办事：工厂是部属企业，但党的关系归北京矿务局管，问题在于你们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政治工作就是16个字：‘宣传教育，以理服人，执行政策，治病救人’。这一点咱都懂，但是，现在穿军装的见官大一级，咱们这些‘土八路’出身的要有自知之明。能不能说服军宣队和造反派，就看你们的政治水平啦。”
于是，我们在大会、小会上反复引证毛主席语录，反复讲解革命斗争历史，特别是敌我隐蔽战线的斗争知识。何为反革命？何为叛徒？何为特务？党是有明确政策的，必须划清敌我界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依法定案。乱扣帽子，诬陷好人是犯法的。首先说服了军宣队，然后，革委会作出决定，报请北京矿务局革委会审批。审批过程又同局军代表经过一番知识和魄力的较量，终于得到批准。
三个厂级干部得以平反并妥善安置之后，接着便是中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部分工人中的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我们反复宣讲毛主席早在50年代说过的三句经典名言：“家庭出身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联系。”军宣队提出质疑说《毛主席语录》中没有这三句话。我告诉他们：《语录》里没有，你就到毛泽东思想里去找，这就看你是否忠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人的出身、历史、社会关系是客观决定的，是不可选择的，但走什么路是可以选择的。看来，高喊“最高指示”的年代，真的懂得“毛泽东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唯成分论”是一点论，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才是两点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但必须用许多实例才能说清楚。所以作为政工干部必须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党史知识、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学会讲“政治课”是不可缺少的。经过多番争论和较量，厂革委会终于作出决定：对那些长期背着“出身不好”“历史不清”“社会关系复杂”（如，国民党县长儿子、地主阶级小姐、小右派、臭老九、白专道路……）等政治包袱的同志，宣布“不是问题，不准再提”，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对“文革”初期被开除出厂的12个“地主狗崽子”全部收回，恢复工作。
还有两起“文革”前遗留冤案：一名科级干部，因8岁时父亲参加抗日战争，“深入敌区死因不明”，只有三种分析没有结论，被撤职下放当工人。另一名干部是广东籍归国华侨，本无土地却被诬告为“逃亡地主”，开除厂籍，遣返回乡。这显然是两起错案，要平反，却遭到原办案人员反对。经过反复争论无果，三次上报，上级不予审批，我们认为不批不理等于“默认”。于是我们自行决定给以平反，恢复原职。同时，对干部档案作了两次清理，对过去运动中大字报、小字报以及不切实际的检举材料一律公开销毁。
在林彪“四人帮”还在横行的情况下，果断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是有一定风险的;同造反派和军代表之间有一番不可避免的政治较量。所以我们反复宣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论点，《语录》上没有的，我们引证《选集》中的论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事实上进行了一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让军代表、造反派和广大群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造反派头头都是工人，除一名有流氓犯罪行为交由地方公安机关处理外，另三名通过思想教育，组织调整，“放他们一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重在治病救人，不在整人。这也有利于团结大多数群众。他们造反夺权的目的，纯属自私和愚昧，跟风头赶潮流。有的就是胡闹。
军代表要在造反派中追查“516”分子，无真凭实据，我们不予认同，也经过一番爭论……
随着冤假错案的平反，广大干部群众觉悟不断提高，正风正气逐步上升，生产指挥系统也逐步恢复正常。1971年，部里下达生产任务：石油钻机10台。何文向牛一萍报告：“石油钻机大型机械任务太重，恐难完成。”牛一萍严肃指示：“完不成也得接，现在是燃化部，石油是老大，你们脑子要转弯。”结果只完成一台，其余是零件。1972年化部工布置生产任务，“40台化工塑料注射机”，按期完成。1973年，牛一萍指示“该干咱自己的啦！”1.3米液压支架一套，按期完成。在阳泉四矿试运转，质量合格，工人们反映比波兰进口的还好！何文深有体会的说：“这老牛不仅会拉车，还会拉磨，弯子转的快，跟这样的领导工作，痛快！” 我想起毛主席一句话：“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出主意，用干部。”牛一萍同志就是这样的“领导者”，能出主意，也会用干部。
1975年，燃化部分家，恢复煤炭工业部，牛一萍同志仍任生产司司长，他对液压支架更加关心，因为要想促进煤炭增产，必须加强综合机械化采煤设备的能量。随后，党的组织系统、行政指挥系统、总工程师的技术系统逐渐恢复，走向正常。于是，在煤炭部的直接领导下，各有关司局大力支持：扩建厂房、宿舍。引进先进设备，调入工程技术人员，派工程技术人员出国考察。厂办大学培训青年干部，大批招收插队知识青年，培训年轻徒工，并从优秀者中选拔培养干部或输送入大学深造，先后考上大学的四十多人，向部机关输送三十多名学徒工出身的青年干部（其中7名被提拔为司局级干部）。经过全厂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从1250人的中型机械厂扩建成4800人的大型现代化机械厂;各项工作基本步入正轨;工厂被地方党委评为“学大庆先进企业”。……此时可以深深地松一口气了！5年的艰难付出，一千八百多个早6晚12的疲惫之日，带着战争年代就落下的顽疾老慢胃，严重的神经衰弱，加之连续三次肝肿大……我终于抗过来了！当年牛一萍的许诺：“三五年完成任务回部交差。”该是兑现的时候了。谁想多方刁难、干扰、阻拦，时间竟一拖再拖，直至1982年。
1978年，厂党委紧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全国计划会议”和邓小平一系列指示精神，“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生产为中心”。
煤炭工业部机械制造局新局长上任，我们有了新的顶头上司。新官上任“三把火”，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这第一把火，竟然是从全国7个煤机厂调集四十多名干部组成“学大庆检查团”，浩浩荡荡开进北京煤机厂。事前不打招呼，进厂不听汇报，先开职工大会，公然宣布：“检查团的任务是揭阶级斗争盖子，顺藤摸瓜抓大的。”何文同志调走后新厂长刚上任，很显然，矛头是冲我来的。我既惊讶又恼怒，与新厂长一起毫不客气地质问新局长兼第一副团长：“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是搞四清还是搞二次文革？”新局长无言以对。主管副部长兼团长声色俱厉地反问我：“北京市吴德的盖子还没揭开，你们的盖子就揭开啦？全厂职工要在检查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官大权大，权大理大，面对这种蛮不讲理的顶头上司，虽委屈愤怒但并没有惶恐。革命经历了三十多年，类似的事我碰到过，只是感到他们的愚蠢！厂长问我同新局长之间是否有过个人恩怨？可能有一点儿：我对他总是罩着部长秘书的光环傲横自大盛气凌人表示过反感和鄙视。老实说，就他现有的那点儿学历、经历和能力，稍有自知之明，就应该谦虚谨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弄懂什么叫工人阶级，什么叫机械制造，什么叫企业管理……取得实践经验，才有作为局长的发言权。相反他却以整人为能。对于革命者，正常的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人”！大会之后，检查团员们深入各车间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有两种人蠢蠢欲动：“文革”中挨了整的，认为对造反派头头处理太轻;而造反派中的骨干分子则认为，落实干部政策一风吹是敌我不分。这两部分人我都作过说服工作，但他们一直耿耿于怀。有的检查团员则乘机煽风点火，说他们单位抓了几个，判了几个，形势一片大好。很显然，如果放手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盖子”，新的派性必然迎风而起，一场新的风波在所难免，严重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
无奈，我再见牛一萍。他当时是部党组成员。他听了我的汇报只是摇头，“很抱歉，原来保证你们完成任务回部工作。现在我是主管生产的，按组织原则，我不好插手。”我问他：“如果今年厂里完不成生产任务，你管不管？”“那可不行！你们的液压支架计划完不成，综合采煤机械化难以成套，直接影响今年的煤炭生产计划，你要负责。”他思考片刻说，“共产党员有权越级控告，你可以去找钟副部长，他是党组第一副书记。”
钟子云副部长“文革”中被污为“叛徒”冤狱5年，平反后带病坚持工作。两天后他指名召见新局长、主管副部长和我。新局长请假未到，钟副部长听了我的汇报，對检查团的做法未加评论，果断决定：“检查团党委和厂党委合署办公，协同动作。要集中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邓小平讲话精神，必须坚持以生产为中心，必须圆满完成今年生产任务。”回厂后我立即召开党委会，检查团第二副团长（山东兖州煤机厂党委书记。几年后，我在兖州矿务局又见到这位副团长，他坦言：检查团是准备夺权的！）参加，他当即表示坚决执行钟副部长指示。“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口号，也就不再提了。随后，煤炭工业部“学大庆检查团”陆续撤出。
在牛一萍同志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十多年中，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一个老革命的原则立场，高超灵活的领导艺术深深地影响着我。跟着这样的领导工作我感到舒心安心有干劲，受益匪浅。
1982年，按照干部的“四化”标准，厂里选拔四名中年工程师接班，我被调离工厂移位作官。咱原本就没有野心，只有一点儿事业心，内心早已厌恶那些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于是我转身投向早已向往的“煤矿文学”园地……
12年工厂工作，苦辣酸痛甜，五味尽享。
12年的实践，让我更亲近地认识了工人阶级。他们来自农民又不同于农民，不同于军队，更不同于机关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因人因地而宜，对症下药。
12年的实践，让我更直接地体验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在经济建设中的骨干作用，更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高论。
12年的实践，使我亲身体验了基层干部的艰辛。在那动乱未完、人心浮动、低工资、没奖金、物质短缺的年代，如何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如何保持正风正气，主要靠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于是，群众中流传着一句话：关键时刻，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党委，特别是厂长和书记。领导者榜样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12年的实践，让我进一步理解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门专业。政治思想工作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工作，一名称职的政工干部，必须精通这门专业，特别是党委书记，既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好党委会，还要管党组织建设，管干部队伍建设;特别要灵活处理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既要会做思想工作，又要正确行使权力。既要管大事，也要管小事。在那个是非难分的年代，很多公安局不管、法院管不着、支部书记管不了的大小事情，只能到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来解决。这里既是“出气的地方”，又是“讲理的地方”。按原则办事得罪少数人，不按原则办事得罪多数人。只有敢于坚持原则，按政策办事，公开、公平、公正。该得罪人时，党委书记要敢于担当。
12年的实践经验，太多的心得和感悟，弃之可惜。在适当运用逻辑思维，进行综合提炼之后，我写出5篇政工论文：《谈党委书记的形象和基本功》《谈党委书记的权威》《企业家必须讲政治》《物质鼓励必须同思想教育相结合》和《企业文化建设切勿走向误区》，得到许多老政工的认同。如果当年留任机关，或可能有机遇官星再显？但即使“黑笔杆子”变成“红笔杆子”，也绝对写不出这几篇文章！
我们常说，一个革命者的成长，离不开党的培养教育。其实这种培养教育首先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自觉传承，接受顶头上司的言传身教，自身刻苦学习和工作实践，还有群众的批评监督。作为一个领导者，重要的是管住自己。做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工作。要会看人，会用人，会管人，能容人，爱护人，关心人。
深深地怀念牛一萍同志，他是我理想中的顶头上司，是我的良师益友，学习的榜样，我没辜负他的信托！
成善一：91岁抗战老兵。原煤炭部政工干部，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活着，要有一点精神》等多本文集。
牛一萍同志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为煤炭工业战线一位精明强干的指挥员，艰苦奋斗七十多年，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他给我们留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光辉形象和三十多万字的煤炭工业管理方面的文章，这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让我怀念，让我敬佩！
一
認识牛一萍同志，是上世纪50年代，他时任煤炭工业部生产司司长。我先在机关党委后在政治部工作;真正认识牛司长还是在“文革”期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中有点儿严肃，很健谈。“文革”初期，部党委成立“文革运动办公室”，深感部党委的信任，委我为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之一。主要任务是：通过各司、局党支部动员“可靠”党员作群众的思想工作，力求稳定情绪，维持局面不要乱;通过大字报内容分析运动的动向，特别是“造反派”的动向，及时向党委汇报。
1966年6月28日，二楼大厅贴出一张《张霖之是反毛泽东思想黑线》的大字报，大字报出自生产司“造反派”。这张大字报如同一枚重磅炸弹，轰动煤炭部大楼，震惊张霖之部长！当时，大楼内外大字报铺天盖地，多为空炮，什么“火烧部党委”“炮轰张霖之”，并未引起部党委的重视。而这张大字报却让张霖之部长惶恐不安，多次召开部党委会议。张霖之情绪激动，面对部党委委员，一个一个求问：“子云，你说，我是反毛泽东思想黑线吗？”“一夫，你说，……”“建平你说，……”“林放你说，……”委员们反复劝说，劝他冷静。但他总是慌乱地踱着步子，坐不下。“冷静，冷静，这不是工作问题，是原则问题，是政治问题，我冷静得了吗？”
牛一萍同志更是惶恐不安，左右为难，大字报出自他的部下，他自觉愧对部党委，愧对张霖之部长，想说服“造反派”，又无能为力！他多次进出“运动办公室”，帮我们分析运动形势，研究对策。我也把几次部党委会议情况告诉他，无形中他成了运动办公室的“参议”。在如何看待“文革”，如何保部党委，如何应对造反派的问题上，我们有了共同的立场、观点和共同的语言。
8月24日，造反派抄了“运动办公室”，口号是：要想搞垮部党委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必先摧毁它的“桥头堡”。他们在我这“桥头堡”里抄出一批“黑材料”。所谓“黑材料”就是几个造反派真实的历史材料。于是，我罪责难逃，被打成“黑笔杆子”“铁杆保皇派”。牛一萍同志也被打成“保皇派”“走资派”，我们多次被挂牌子批斗。牛一萍夫妇被造反派操纵的群众大会开除党籍，他沉默不语，坦然以对。造反派也大喊大叫“开除成善一党籍！”是被骂为“修正主义”的党支部保了我。从此，我们成了难兄难弟，同是“文革”沦落人！一种无形的感情，纯真的党性把我们紧紧联结到一起。
1967年2月，张霖之被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折磨致死，3月15日部机关造反派宣布夺部党委权，至此，煤炭部的“文革”进入高潮……煤炭部成了“文革”的重灾户！
被视为“浩劫”的十年“文革”，虽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令人难忘的教训！我们曾共同回忆起那段历史，都感到当部党委的“保皇派”，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因为部党委是革命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
牛一萍同志，一个贫农的儿子，一个给地主当过雇工的“泥腿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这个17岁的半文盲，竟然先知先觉地意识到“青年必须爱国，要爱国必须抗日，要抗日必须跟共产党走”。于是他扔下锄头，上山当了八路，不久又参了加共产党。他经过烽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他闯过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蒋介石曾经讽刺毛泽东说“一个教书先生带一群泥腿子想造我的反……”就是这群“泥腿子”跟随毛泽东、跟随共产党，艰苦奋斗，出生入死，打出个新中国。牛一萍作为其中的幸存者，活了下来。
新中国需要建设，建设需要粮食。人的粮食来自农田，工业的粮食来自煤矿。牛一萍同志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从农村根据地走上煤炭工业战线，开始新的战斗。他没有系统学过煤炭工业知识，但是他认为革命干部就是要干，不能甘居外行“吃老本”。不懂的要学习，经常走基层，下矿井，爬巷道，向矿工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学中干，干中学，这是革命战士的传统。他先后担任第一届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共华东大煤矿工委书记，华东区煤矿筹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山东矿务局副局长，燃料工业部华东煤管局副局长，煤炭工业部生产司司长，燃料化学工业部机械制造组（局）长，新煤炭部生产司长，后升任为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离休后，还被聘为山东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国家经委经济管理中心副主任。
牛一萍同志作为煤炭工业战线一位高级指挥员，他管理企业不仅是凭借权力和职务，可贵的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理论水平。斯大林说过：“职务不给人以智慧”，智慧来自于实践。司长是职务，司长有权力，权力不等于能力，能力来自理论和政策水平。从1950年到1988年他先后在《大众日报》《工人日报》《淮矿工人报》《煤炭工业》《人民日报》《世界煤炭技术》《中国财贸报》《中国百科年鉴》《开发报》《中国乡镇企业报》《改革与开放》等报刊，直至党的权威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85篇约三十余万字论文和评述。建国初期的26篇，主要是加强工人的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加强生产管理。对如何开展群众性文化学习运动，如何开展爱国竞赛运动，如何推广先进工作法，《戒骄戒躁，继续提高原煤质量》《整顿劳动组织，发挥人的潜力》《关于防尘工作的几点措施》《挖掘潜力，节约坑木》……都有独到见解。同时，要保证煤炭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须保证采掘进度的正常比例。但在大跃进那年代，盲目追求产量，许多煤矿采煤和掘进的比例严重失调。针对这种不正常现象，他连续发表《抓紧时间加强煤炭掘进》等文论，不幸的是他的许多正确论点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遭到批判。此后13年不见他的文章。他并没有消沉，而是不断地学习、思考。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帮助他的哲学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所以他后来的许多文章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文革”中后期，他作为“解放”了的干部，继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先后四次在全国性会议上针对“文革”期间造成的煤矿混乱情况大谈安全生产、节约坑木、优质高产、开拓延深……
“文革”结束及至改革开放时期，他的思想得到解放，他重申自己的观点。1977年8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调整比例关系，保证煤炭持续高产》，接着又于1980年7月12日在《世界煤炭技术》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国煤矿八十年代技术改造的展望》，对“煤矿如何实现现代化？煤矿的现代化在80年代应达到什么水平？实现什么样的技术面貌”作了系统论述。他把中国煤矿技术落后的现状同世界先进国家（如苏联、波兰、西德、英国）作了对比之后，提出“总结建国以来煤矿生产技术发展的经验，参照国外的做法……80年代矿井技术改造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五化’：矿井大型化、生产集中化、采掘机械化、采区运输皮带化、主要生产环节集控化或自动化。”这在当时来讲，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又实事求是的设想。1980年9月18日，牛一萍同志在中央党校《学习情况交流》第33期发表的《学习〈费尔巴哈论〉一、二章的体会》，他用哲学的观点对“我国过去30年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结合煤炭工业的现实作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根本问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陷于唯心主义的泥坑”。于是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30年来争论不休的“快与慢”的关系、“进与退”的关系、“穷与富”的关系、“左与右”的关系，作了科学的分析，直言不讳地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以个人意志代替客观规律”，“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以个人的领导代替集体领导……”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是“事后聪明”，但在国家经济转型初期，有此高论，实为难能可贵！
更值得倡导的是，他1982年离休后，仍然“离而不休”，继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参加会议，针对煤炭工业现状，发表了30篇文章，提出许多建设性、战略性创议。他的这种精神真可谓“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他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保持党的光荣传统方面为离退休干部作出了榜样。在他看来，所谓老干部的“老”不仅表现在年龄和经历，重要的是，能不能保持党的传统：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他不愧为“党和国家的财富”。
他的这些文章不单是笔头上写出来的，首先是干出来的，更是集丰富的实践经验，加敏感的逻辑思维综合提炼，通过语言的功力升华为理论。反过来又用这些理论指导工作。
牛一萍同志虽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仅有四年小学文化，但他不愧为煤炭工业管理专家。苦学苦干使他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相应的理论水平，他是实干家！
当今的中国，不缺高官，缺的就是牛一萍这样的实干家。
三
最令我怀念、令我感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牛一萍同志推荐我到北京煤矿机械厂工作那一段。如果说十年军旅生涯是血与火锻炼的战场、15年机关工作是充实文化理论知识的学校;那么，12年工厂实践，便是我政治工作的用武之地。
1970年6月，大批干部拉家带口被遣送农场劳动，“文革”的烽烟烈火逐渐低潮。煤炭、石油、化工三部合并，成立“燃料化学工业部”，牛一萍同志被任命为机械制造组（局）长，我留任政工组搞宣传。初冬的一天，干部组通知我和原煤炭部干部司处长何文同志面见牛一萍。他告诉我们：前几天，他陪同燃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伊文（解放军少将）视察东方红炼油厂，同时视察了附近的北京煤矿机械厂。这个厂于1968年成立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被造反派冲垮，一千多人的大厂停工停产，成了一个“乱摊子”。伊文同志认为，作为部的直属企业不能视而不管。于是，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选派两位强的处长与新派军宣队重组“革委会”，利用“文革”形势有所缓和的有利时机，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限期恢复生产。同时，要尽快整顿、扩建成一个更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机械制造企业。他说，“我推荐你们二位老政工去完成这个任务，现在大部分干部都下放基层，我们被留在机关，是组织的信任;派你们去完成这个任务是压担子，也是组织的信任，不是下放，也不是升迁，是重用。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水平，也需要一点儿魄力，相信你们能够胜任。”“限期三年至五年完成任务回部交差，组织上忘不了你们。”
说实话，文革4年，惊魂稍定，我有一种走出牢房初见阳光的感觉。虽然留在机关，仍然提心吊胆！虽然我也有困难：妻子先期赴黑龙江干校劳动，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刚入中学，一个在上幼儿园，我去百里之外的房山煤机厂要长時间离家……但此时此刻能到一个基层单位，真正按毛泽东思想，按自己的良心干点儿实事，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当时心情很激动：一个革命干部，能再次得到顶头上司的信任和重托，是最大的幸运！此刻，想起当兵时的一段顺口溜：“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只要命令一声下，背起背包咱就走，哪里需要哪儿安家。”
令我意外的是，这次是专车送我们上任。约一小时后，小车开进厂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冷清：半开的工厂大门，一眼望不到头的厂区大道，两边几座高大的车间，几乎是人影不见;厂区周围的几排工棚式红砖平房宿舍（1958年建厂时的工人临时宿舍）三三两两人影无所事事，人们惊疑的目光投向专车，却无人靠前。何文低声说，“我有种走进敌占区的感觉。”话虽夸张，却让我深感面临的将是一场艰巨复杂的斗争。进厂前就听说，这个厂在1958年建厂时，人员来自鸡西、张家口和京西，地区派性加上“文革”派性，根深蒂固。造反派敢于冲垮革委会，赶走军代表，就说明问题不那么简单！何文提议“咱俩分作一、二线：你先在一线处理“文革”造成的那些矛盾;我深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矛盾，重点整顿行政生产领导层的协调。”他的主意不失为斗争艺术的一策。战争年代，老何长期从事地方政权工作，与社会各阶层人物多有接触，作风沉稳老练，抽烟喝酒，也有点儿与众不同的气派。而我从军队到地方，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有些阶级斗争经验。我半开玩笑地说：“你老何自己藏在幕后，把我推到第一线，老奸巨猾啊！”他反驳说：“你我各有所长吧，咱政治部24个处长，为什么单单选你到部党委‘文革办公室’？”我回敬他，“我五次被揪上批斗会，三次挂牌子，你明明是保皇派却不声不响看热闹，典型的老奸巨猾！”当然，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始终行动一致，特别在政策上一直保持共同语言。 先期入厂的军宣队政委是北京警备区某部团政治处副主任，50年代的和平兵，很傲气地宣称：“我们是带着毛泽东思想来的，工作由你们干，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支持;不符合的，我们就反对。”
革委会分工：军宣队政委为主任，何文和我为副主任。何文主抓行政生产，我主管思想政治工作。进厂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群众大会，亮旗帜造声势，传达部核心小组决定：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这是对真假革命派的考验。多数群众对我们表示欢迎，但也有几个“刺儿头”表示反感：“部党委核心小组派来的又能怎么样？你强龙压不住我地头蛇！”
思想政治工作的头等大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厂长是“反革命”，副厂长是“叛徒”，总工程师是“特务”。造反派抱给我三大堆材料，我说，每案有三份有力证明材料就够了。认真阅读材料之后，其实问题并不复杂：
A.厂长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老工程技术人员，爱国敬业，为人正直，国民党组织为拉他入党，从他工资单里强扣党费，他仍然拒绝入党，有档案可查。定为“反革命”的根据是“隐瞒国民党身份混入共产党”。
B.副厂长原系我党抗战时期“敌工干部”，为获取敌伪内情，多次深入敌伪据点，用假情报换取真情报，也有档案可查。定为“叛徒”理由是“多次向敌伪据点送情报，通敌叛国”。
C.总工程师，上海人，高中毕业后求学心切，但家贫只能上“夜大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连连战败，惶恐不安，上海夜间实行“宵禁”。无奈，他通过关系买了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即特务处）稽查员身份证，这样他在夜间便可通行无阻。参加工作后曾主动交代，有案可查。
这些问题今天看来很简单，但在那敌我不分、是非不分、真理谬误不分的年代，如果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对敌斗争经验，是很难分清是非的。我与何文同志主张平反，但造反派和军宣队反对，他们认为平反等于否定“文革”。
我们向牛一萍同志汇报，他的回答是：“冤假错案一定要平反，但要按组织原则办事：工厂是部属企业，但党的关系归北京矿务局管，问题在于你们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政治工作就是16个字：‘宣传教育，以理服人，执行政策，治病救人’。这一点咱都懂，但是，现在穿军装的见官大一级，咱们这些‘土八路’出身的要有自知之明。能不能说服军宣队和造反派，就看你们的政治水平啦。”
于是，我们在大会、小会上反复引证毛主席语录，反复讲解革命斗争历史，特别是敌我隐蔽战线的斗争知识。何为反革命？何为叛徒？何为特务？党是有明确政策的，必须划清敌我界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依法定案。乱扣帽子，诬陷好人是犯法的。首先说服了军宣队，然后，革委会作出决定，报请北京矿务局革委会审批。审批过程又同局军代表经过一番知识和魄力的较量，终于得到批准。
三个厂级干部得以平反并妥善安置之后，接着便是中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部分工人中的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我们反复宣讲毛主席早在50年代说过的三句经典名言：“家庭出身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联系。”军宣队提出质疑说《毛主席语录》中没有这三句话。我告诉他们：《语录》里没有，你就到毛泽东思想里去找，这就看你是否忠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人的出身、历史、社会关系是客观决定的，是不可选择的，但走什么路是可以选择的。看来，高喊“最高指示”的年代，真的懂得“毛泽东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唯成分论”是一点论，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才是两点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但必须用许多实例才能说清楚。所以作为政工干部必须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党史知识、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学会讲“政治课”是不可缺少的。经过多番争论和较量，厂革委会终于作出决定：对那些长期背着“出身不好”“历史不清”“社会关系复杂”（如，国民党县长儿子、地主阶级小姐、小右派、臭老九、白专道路……）等政治包袱的同志，宣布“不是问题，不准再提”，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对“文革”初期被开除出厂的12个“地主狗崽子”全部收回，恢复工作。
还有两起“文革”前遗留冤案：一名科级干部，因8岁时父亲参加抗日战争，“深入敌区死因不明”，只有三种分析没有结论，被撤职下放当工人。另一名干部是广东籍归国华侨，本无土地却被诬告为“逃亡地主”，开除厂籍，遣返回乡。这显然是两起错案，要平反，却遭到原办案人员反对。经过反复争论无果，三次上报，上级不予审批，我们认为不批不理等于“默认”。于是我们自行决定给以平反，恢复原职。同时，对干部档案作了两次清理，对过去运动中大字报、小字报以及不切实际的检举材料一律公开销毁。
在林彪“四人帮”还在横行的情况下，果断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是有一定风险的;同造反派和军代表之间有一番不可避免的政治较量。所以我们反复宣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论点，《语录》上没有的，我们引证《选集》中的论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事实上进行了一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让军代表、造反派和广大群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造反派头头都是工人，除一名有流氓犯罪行为交由地方公安机关处理外，另三名通过思想教育，组织调整，“放他们一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重在治病救人，不在整人。这也有利于团结大多数群众。他们造反夺权的目的，纯属自私和愚昧，跟风头赶潮流。有的就是胡闹。
军代表要在造反派中追查“516”分子，无真凭实据，我们不予认同，也经过一番爭论……
随着冤假错案的平反，广大干部群众觉悟不断提高，正风正气逐步上升，生产指挥系统也逐步恢复正常。1971年，部里下达生产任务：石油钻机10台。何文向牛一萍报告：“石油钻机大型机械任务太重，恐难完成。”牛一萍严肃指示：“完不成也得接，现在是燃化部，石油是老大，你们脑子要转弯。”结果只完成一台，其余是零件。1972年化部工布置生产任务，“40台化工塑料注射机”，按期完成。1973年，牛一萍指示“该干咱自己的啦！”1.3米液压支架一套，按期完成。在阳泉四矿试运转，质量合格，工人们反映比波兰进口的还好！何文深有体会的说：“这老牛不仅会拉车，还会拉磨，弯子转的快，跟这样的领导工作，痛快！” 我想起毛主席一句话：“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出主意，用干部。”牛一萍同志就是这样的“领导者”，能出主意，也会用干部。
1975年，燃化部分家，恢复煤炭工业部，牛一萍同志仍任生产司司长，他对液压支架更加关心，因为要想促进煤炭增产，必须加强综合机械化采煤设备的能量。随后，党的组织系统、行政指挥系统、总工程师的技术系统逐渐恢复，走向正常。于是，在煤炭部的直接领导下，各有关司局大力支持：扩建厂房、宿舍。引进先进设备，调入工程技术人员，派工程技术人员出国考察。厂办大学培训青年干部，大批招收插队知识青年，培训年轻徒工，并从优秀者中选拔培养干部或输送入大学深造，先后考上大学的四十多人，向部机关输送三十多名学徒工出身的青年干部（其中7名被提拔为司局级干部）。经过全厂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从1250人的中型机械厂扩建成4800人的大型现代化机械厂;各项工作基本步入正轨;工厂被地方党委评为“学大庆先进企业”。……此时可以深深地松一口气了！5年的艰难付出，一千八百多个早6晚12的疲惫之日，带着战争年代就落下的顽疾老慢胃，严重的神经衰弱，加之连续三次肝肿大……我终于抗过来了！当年牛一萍的许诺：“三五年完成任务回部交差。”该是兑现的时候了。谁想多方刁难、干扰、阻拦，时间竟一拖再拖，直至1982年。
四
1978年，厂党委紧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全国计划会议”和邓小平一系列指示精神，“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生产为中心”。
煤炭工业部机械制造局新局长上任，我们有了新的顶头上司。新官上任“三把火”，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这第一把火，竟然是从全国7个煤机厂调集四十多名干部组成“学大庆检查团”，浩浩荡荡开进北京煤机厂。事前不打招呼，进厂不听汇报，先开职工大会，公然宣布：“检查团的任务是揭阶级斗争盖子，顺藤摸瓜抓大的。”何文同志调走后新厂长刚上任，很显然，矛头是冲我来的。我既惊讶又恼怒，与新厂长一起毫不客气地质问新局长兼第一副团长：“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是搞四清还是搞二次文革？”新局长无言以对。主管副部长兼团长声色俱厉地反问我：“北京市吴德的盖子还没揭开，你们的盖子就揭开啦？全厂职工要在检查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官大权大，权大理大，面对这种蛮不讲理的顶头上司，虽委屈愤怒但并没有惶恐。革命经历了三十多年，类似的事我碰到过，只是感到他们的愚蠢！厂长问我同新局长之间是否有过个人恩怨？可能有一点儿：我对他总是罩着部长秘书的光环傲横自大盛气凌人表示过反感和鄙视。老实说，就他现有的那点儿学历、经历和能力，稍有自知之明，就应该谦虚谨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弄懂什么叫工人阶级，什么叫机械制造，什么叫企业管理……取得实践经验，才有作为局长的发言权。相反他却以整人为能。对于革命者，正常的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人”！大会之后，检查团员们深入各车间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有两种人蠢蠢欲动：“文革”中挨了整的，认为对造反派头头处理太轻;而造反派中的骨干分子则认为，落实干部政策一风吹是敌我不分。这两部分人我都作过说服工作，但他们一直耿耿于怀。有的检查团员则乘机煽风点火，说他们单位抓了几个，判了几个，形势一片大好。很显然，如果放手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盖子”，新的派性必然迎风而起，一场新的风波在所难免，严重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
无奈，我再见牛一萍。他当时是部党组成员。他听了我的汇报只是摇头，“很抱歉，原来保证你们完成任务回部工作。现在我是主管生产的，按组织原则，我不好插手。”我问他：“如果今年厂里完不成生产任务，你管不管？”“那可不行！你们的液压支架计划完不成，综合采煤机械化难以成套，直接影响今年的煤炭生产计划，你要负责。”他思考片刻说，“共产党员有权越级控告，你可以去找钟副部长，他是党组第一副书记。”
钟子云副部长“文革”中被污为“叛徒”冤狱5年，平反后带病坚持工作。两天后他指名召见新局长、主管副部长和我。新局长请假未到，钟副部长听了我的汇报，對检查团的做法未加评论，果断决定：“检查团党委和厂党委合署办公，协同动作。要集中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邓小平讲话精神，必须坚持以生产为中心，必须圆满完成今年生产任务。”回厂后我立即召开党委会，检查团第二副团长（山东兖州煤机厂党委书记。几年后，我在兖州矿务局又见到这位副团长，他坦言：检查团是准备夺权的！）参加，他当即表示坚决执行钟副部长指示。“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口号，也就不再提了。随后，煤炭工业部“学大庆检查团”陆续撤出。
五
在牛一萍同志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十多年中，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一个老革命的原则立场，高超灵活的领导艺术深深地影响着我。跟着这样的领导工作我感到舒心安心有干劲，受益匪浅。
1982年，按照干部的“四化”标准，厂里选拔四名中年工程师接班，我被调离工厂移位作官。咱原本就没有野心，只有一点儿事业心，内心早已厌恶那些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于是我转身投向早已向往的“煤矿文学”园地……
12年工厂工作，苦辣酸痛甜，五味尽享。
12年的实践，让我更亲近地认识了工人阶级。他们来自农民又不同于农民，不同于军队，更不同于机关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因人因地而宜，对症下药。
12年的实践，让我更直接地体验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在经济建设中的骨干作用，更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高论。
12年的实践，使我亲身体验了基层干部的艰辛。在那动乱未完、人心浮动、低工资、没奖金、物质短缺的年代，如何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如何保持正风正气，主要靠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于是，群众中流传着一句话：关键时刻，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党委，特别是厂长和书记。领导者榜样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12年的实践，让我进一步理解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门专业。政治思想工作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工作，一名称职的政工干部，必须精通这门专业，特别是党委书记，既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好党委会，还要管党组织建设，管干部队伍建设;特别要灵活处理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既要会做思想工作，又要正确行使权力。既要管大事，也要管小事。在那个是非难分的年代，很多公安局不管、法院管不着、支部书记管不了的大小事情，只能到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来解决。这里既是“出气的地方”，又是“讲理的地方”。按原则办事得罪少数人，不按原则办事得罪多数人。只有敢于坚持原则，按政策办事，公开、公平、公正。该得罪人时，党委书记要敢于担当。
12年的实践经验，太多的心得和感悟，弃之可惜。在适当运用逻辑思维，进行综合提炼之后，我写出5篇政工论文：《谈党委书记的形象和基本功》《谈党委书记的权威》《企业家必须讲政治》《物质鼓励必须同思想教育相结合》和《企业文化建设切勿走向误区》，得到许多老政工的认同。如果当年留任机关，或可能有机遇官星再显？但即使“黑笔杆子”变成“红笔杆子”，也绝对写不出这几篇文章！
我们常说，一个革命者的成长，离不开党的培养教育。其实这种培养教育首先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自觉传承，接受顶头上司的言传身教，自身刻苦学习和工作实践，还有群众的批评监督。作为一个领导者，重要的是管住自己。做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工作。要会看人，会用人，会管人，能容人，爱护人，关心人。
深深地怀念牛一萍同志，他是我理想中的顶头上司，是我的良师益友，学习的榜样，我没辜负他的信托！
成善一：91岁抗战老兵。原煤炭部政工干部，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活着，要有一点精神》等多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