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最后没有去瑞典领取“生活方式楷模奖”，她对此满怀遗憾。
　　她做了24年公益律师。
　　第一次采訪郭建梅的时候，我约了摄影记者同去。郭律师希望再约时间拍照，她说当天没有倒饬自己，有些不好看，要改天再拍照。摄影记者只好无奈地走了。
　　采访完郭建梅，把她送出门外，回办公室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尚未保存的手机录音因此彻底消失。
　　万万没有想到，一直信任的苹果，就这样背叛了我。“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一边懊恼，一边拿出纸笔，想趁着记忆正热乎，把刚才的聊天记录下来。
　　我闭着眼睛，在脑海里试图抓住那些繁杂的记忆。可是，默写完几百字，就乱了套。我的手刚伸过去，这些记忆便像游丝一样，四处飘散。
　　我又闭了眼睛，用手扶住头，小心翼翼地想把这些游丝拢住，但它们依然从指缝间溜去，留在脑中的越来越少。残存的那些游丝，又胡乱扭在一起，慢慢结成了一个蜂巢。不知从哪里跑来一群蜜蜂，围着这新筑的巢，嗡嗡嗡叫得欢喜。
　　我的脑中，一片混乱。把笔扔在桌子上，大骂自己不小心，失望与失落充斥了内心。
　　我决定放弃。回家之后，惭愧而不安地给郭律师打电话，向她致歉，告诉她自己糟糕的失误，希望再约时间补充采访。
　　郭律师很大度，给我讲述她曾经遭遇的类似经历。“这是正常的事，不必自责。”她立即给了我一颗定心丸，确定了下次采访的时间。
　　第二次采访是在一周以后，依旧在同一个地方。与第一次采访相比，尽管我增加了不少新问题，但也不得不重复一些上次的问题。郭建梅并没有不耐烦，依旧如第一次一样，详细答复，甚至补充了一些细节和想法。
　　几天之后，当我写完了稿子，不太满意，又整理了几个问题，想约她再做一次采访。郭律师那些天比较忙，但依旧抽出了时间通过电话答复我。
　　对于这样一位受访者，我很难不心怀感激。
　　因为我过去有过不少类似的经历，因为自己粗心、录音设备故障，或者其他一些原因，采访录音丢失，想再来一次采访，几乎都被拒绝。幸好我早年间精力充沛，记忆力还算可靠，没有录音依赖症，每次采访结束，都会把内容详尽地默记在备忘录中。虽然每次都会录音，但不过是防备有疏漏，或者事后遇上官司、受访者反悔，做个证据留存。
　　记得有次去无锡采访一名处境糟糕的企业家，聊了一个多小时，没开录音，晚上回宾馆，提笔挥毫，完整地把采访内容记了下来。后来找受访者核对，时间和财务数据分毫不差。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依赖录音了，对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没有信心，尽管我还年轻。这几天来因为采访郭建梅的意外，回顾了下自己过去的采访，想来大抵是胆子小了。
　　因为记忆有时候存在疏漏，以至于稿件发表之后，偶尔有人找来，扯皮、威胁或者痛骂一顿也是有的。记得第一次有受访者的律师打来电话，说我“胡说八道，法庭上见”，我中气十足地答复：“我有录音，您有问题找我们法务！”底气十足得有些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