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年，我能从教育系统调出去，其中一只 靠脚就是嘉庆叔。
　　嘉庆叔与我爹的关系，应该已在五服之外。可有一次，他向我爹问起我：“××是你儿子吗？”我爹说：“是的。”“他好像文章写得不错。”我爹说：“也不知他在写什么。”他向我爹透露了一个消息，县里要办一张报纸，可能会招几个人。我爹是个没心的人，过了很久才提起，但我上了心，就让我爹再去嘉庆叔处打听打听。后来才知，他就是主事者之一。
　　因为这层关系，我调到了县里的报道组。等到报社成立，我就成了记者。
　　那时，他是副总编。初办报纸，大家水平都有限，常请上面的老师来辅导。每次上课，他总是早早坐好，拿出笔记，认真听讲，还时不时提问题，记笔记。他从不以领导自居，很是谦恭，仿佛古人执弟子礼一般。在我看来，有些是小儿科的问题，他也不马虎。我有时窃笑他的迂，老实说，有些上面来的人也不过是炒冷饭而已。可是，他总是每课必到，还很有心得体会，我真服了他。
　　他也是大学毕业的，做得像学生一样，有必要吗？
　　后来才知，他是工农兵大学生。难怪！
　　但是，他很努力。报社的小评论，都是他写的。社论，总是他先打底稿，在讨论之前，他有时把我叫去，让我参谋参谋。他是把我当自己人的。后来，在他的极力推荐下，我成了办公室主任。
　　退休之前，他把他的那些豆腐干集起来，出了一本书，谓之《美好的心灵》。
　　退休之后，我以为他会寂寞，谁知他比上班时还忙。他为街道和社区编通讯，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到处是他劝人为善的“心灵鸡汤”。他不仅写，还讲，宣讲退休生活，宣讲自我修养。先是到老年大学去作报告，后来有些乡镇的党校也请他去。他很投入，《美好的心灵》已出版第二集。好些单位，人手一套。嘉庆叔可谓“老来红”矣。
　　有一天，他来到我办公室，我马上起身泡茶，请他坐，说：“叔，这一阵忙不？”
　　他连说：“还好还好。”我们闲聊了会，他靠近我说：“大侄子，你现在不是网络协会的秘书长吗？”我点点头。他说：“你们协会近来可有活动？”我大哈哈地随口答道：“也没啥活动，群众组织，半年难得有一次活动。”他俯身过来，很慎重的样子，用了虔诚的语气说：“我有个心愿，就是想给各团体作个报告，力争做满一百场——已经做了四五十场了，不知你们协会行不行？到时，我把书带来……”他的脸上带着质朴的笑，就像是一个老农请大队书记盖印章唯恐被拒绝一样。
　　“这很好啊……”我一面这样说着，一面心里盘算：拒绝，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既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族叔，更是调我进来的伯乐，我能拒绝吗？否则，我成什么人了。何况，就这么点小事。我马上答应道：“这事，我马上给会长去说，应该没问题。”他说：“到时，你就给我说个日期，书要多少，也给个数，我一并带来……”
　　我甚感为难。作报告，总得给辛苦费，买书，又是一笔费用，协会又没多少经费，怎么办呢？幸好，会长是我哥们。他感同身受，觉得像我與嘉庆叔这样的关系，不成全的确不好交代。可是，合计来合计去，也没想出个好方案。
　　这是年底的事，我一直延宕着。过了新年，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要过来一下。我马上知道他的用意，就说：“叔，今晚我过去吧。”他很诚挚地说：“你们工作忙，还是我过来吧。”我说：“没事，一脚油门的事。”
　　他早等在家里，茶几上放着水果盘。我请他烟，他摆摆手，说：“不抽了，我给老年朋友们作报告，说抽烟有害健康……”他很高兴，说，“前天刚给一个老年协会作了报告。《美好的心灵》打算出第三集了，文章集得差不多了……”
　　我就说：“我给会长汇报过了，会长很欢迎你去……”
　　他说：“那就好，我的心愿又达成一个了。”他一脸认真地说，“有人不理解，但我总觉得退休后，还能发挥余热，蛮有成就感的。活到老学到老，人家搓麻将，我写文章作报告，到底算是个知识分子嘛，你说是吧。我有个想法，到时你们听了报告读了书，每人写个心得体会，我选择好的，放到我的书里，作为读者参与的一部分……”他侧身过来，极投入地给我说他的计划。
　　我心里暗暗叫苦——这还有完没完啊！
　　周末回老家，老爹正在說修祠堂捐款的事，说族里打算让嘉庆叔写一篇祭文。我在饭桌上说起了嘉庆叔的事。我说：“嘉庆叔这么大年纪了，真是想不明白。”我娘说：“他赚钱呗，你不知道吧，他小儿子赌账欠了一屁股，人跑掉了。”我心里想：难怪了，该是老爹兜底吧！
　　后来，我爹问我捐多少。我想了想，说：“跟嘉庆叔一样吧。”
　　嘉庆叔作报告的事，我们最终只得拉企业来赞助，可惜来的人不多，场面寥落，让人怪尴尬的。我递过信封，他很不好意思，推来推去了几回，最终还是收下了。那些剩下的书，我们也一并收购，说是给那些没来的会员留着。他一连声说谢谢，那种厚道质朴的表情，已烙上了他的脸。他这一辈子也不容易，何况孩子又这么不争气。
　　修祠堂时，我爹出了五百。捐款人的名单贴在墙上，我看到了嘉庆叔的名字——
　　一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