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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批评的内涵
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批评,是由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模式,是生态文艺学的批评实践,或称生态文学评论。由于生态批评的对象首先是揭示自然生态危机的文学作品,如果从表面上看,很容易误以为生态批评的对象只是环境危机与自然保护,而将生态批评浅层化为“环境批评”。其实环境并不能代替生态。环境是指外在于人的周围世界,是以人为中心来说的,含有与人对立的意思。而生态指生命体的生存状态。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生态批评的对象不能窄化为环境,而是研究文学与自然、自然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关系。
文学是人学,它应当为人的生态本性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而存在。20世纪以来, 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非理性转向”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随着现代生态意识的觉醒,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不同学科领域遭到生态中心论的广泛挑战,“回归自然”是一个被生态主义学者广泛提倡但又内涵模糊的理念。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批评肩负起以文学研究促进实现人的内部自然回归的使命。生态批评的理论内涵是: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护人,保证人的心里的健康发展,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理性的全面发展,从而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生态批评的研究现状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在中国与西方大致同步崛起,并且体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它的魅力和开放性吸引了许多批评家参与讨论,发表各自的观点。我国学者也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加入这场争鸣,并出现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不过还未成燎原之势。纵观近十多年来的文学批评成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生态批评主要体现出两种倾向:一部分学者仍然停滞于对自然环境危机的记录与批判上,主要致力于描写生态灾难与环境保护,如作家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李青松的《最后的种群》、梅洁的《西部的倾诉》、哲夫的《黑雪》、郭雪波的《大漠魂》等等,都生动的展现出生态危机的严酷事实,表现出真诚的生态意识和人文关怀,的确十分可贵。另一部分学者大都不从文学研究出发立论,而是致力于文化品格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如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以农业性的内陆地理条件和商业性的海洋氛围为依据来论述由此带来的中西艺术的本质、起源、思维等方面的不同特性;张广年的《绿色生活》,通过对北京海淀区数百年来自然风景逐渐丧失的叙述,阐明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一种文化载体;余谋昌在《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中,从历史政治经济的层面分析了生态文化的内涵,并相应的提出了从精神、制度、物质等层次建设生态文化的策略;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阐释文艺生态问题,其他的还有鲁枢元的《文艺生态学》,张全明,王育德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等等。这样一来,就使我国生态批评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无诗意、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倾向,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解读更注重文学方面的批评,而缺乏生态视角的关注;对于生态文学创作的总体现状与发展也缺乏宏观深入的研究;更缺少有关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学术著作的出版。
三、生态批评文本视阈的拓展
我国文学作品中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因此在生态批评的独特视角下,许多文学经典将不可避免的被重读或重构。早在先秦时期,庄子的作品就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和满足;自古以来,“自然”经常是人们失意而退居的一个场所,在这里,修身养性、著书立说、疗伤并奋发,起初是无可奈何的吟唱名山秀水,继而在山水之中获得心理的平衡和安定,如王维的山水诗,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系列作品等;当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很多时候,只有在遥远而偏僻的山区,在野蛮落后的村庄部落才会保留着自然生命的星星之火,这是人类的精神之根。如沈从文的《边城》以及80年代的“寻根文学”等代表了这一倾向。
当然,要想提高生态批评作为学术批评的可接受度,就应当证明它具备诠释一切文本的能力。因此,我们不仅要注重对于生态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而且还要将生态批评的方法用于“远离自然”的作家和文本:如剧作家曹禺的《雷雨》很少有人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进行阐释和分析:作品中畸变的母子,夫妻的对立,女性的悲剧都体现出了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和环境伦理问题。再如萧红的《呼兰河传》,作品中描绘的景物是萧条的,人物命运是凄凉的,这显然和作家当时身处异乡,感情疏离而形成的异常孤独寂寞的创作心境有关,如果从精神生态的视角进行分析,就会挖掘出其中所蕴涵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四、我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与走向
我国的生态文学批评不是舶来品,而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绿色作物”。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萌发、草创与学理探索阶段,正在深化、丰富,走向成熟。生态批评的队伍正在继续扩大,不同学术背景的文学研究者用生态批评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和文化。生态意识与文学研究的整合为处于困境的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生态批评文本视阈的拓展史无前例的为中国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学术接轨的良好机遇。因为这一思潮中研究的客体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应付的,决定全人类未来出路的问题。同时,我国文学中具有丰富的生态文明的本土资源,有着自己的优势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学术界完全可以藉此来参与国际对话,与国际学术争鸣。
目前西方的生态批评也尚未成熟,我们如能抓住机遇,以独特的生态批评视角重新阐释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重写文学史,重构文学经典,就能实现双重超越——超越自己的文化遗产,超越西方,真正走到国际学术界的前沿。
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批评,是由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模式,是生态文艺学的批评实践,或称生态文学评论。由于生态批评的对象首先是揭示自然生态危机的文学作品,如果从表面上看,很容易误以为生态批评的对象只是环境危机与自然保护,而将生态批评浅层化为“环境批评”。其实环境并不能代替生态。环境是指外在于人的周围世界,是以人为中心来说的,含有与人对立的意思。而生态指生命体的生存状态。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生态批评的对象不能窄化为环境,而是研究文学与自然、自然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关系。
文学是人学,它应当为人的生态本性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而存在。20世纪以来, 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非理性转向”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随着现代生态意识的觉醒,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不同学科领域遭到生态中心论的广泛挑战,“回归自然”是一个被生态主义学者广泛提倡但又内涵模糊的理念。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批评肩负起以文学研究促进实现人的内部自然回归的使命。生态批评的理论内涵是: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护人,保证人的心里的健康发展,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理性的全面发展,从而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生态批评的研究现状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在中国与西方大致同步崛起,并且体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它的魅力和开放性吸引了许多批评家参与讨论,发表各自的观点。我国学者也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加入这场争鸣,并出现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不过还未成燎原之势。纵观近十多年来的文学批评成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生态批评主要体现出两种倾向:一部分学者仍然停滞于对自然环境危机的记录与批判上,主要致力于描写生态灾难与环境保护,如作家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李青松的《最后的种群》、梅洁的《西部的倾诉》、哲夫的《黑雪》、郭雪波的《大漠魂》等等,都生动的展现出生态危机的严酷事实,表现出真诚的生态意识和人文关怀,的确十分可贵。另一部分学者大都不从文学研究出发立论,而是致力于文化品格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如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以农业性的内陆地理条件和商业性的海洋氛围为依据来论述由此带来的中西艺术的本质、起源、思维等方面的不同特性;张广年的《绿色生活》,通过对北京海淀区数百年来自然风景逐渐丧失的叙述,阐明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一种文化载体;余谋昌在《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中,从历史政治经济的层面分析了生态文化的内涵,并相应的提出了从精神、制度、物质等层次建设生态文化的策略;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阐释文艺生态问题,其他的还有鲁枢元的《文艺生态学》,张全明,王育德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等等。这样一来,就使我国生态批评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无诗意、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倾向,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解读更注重文学方面的批评,而缺乏生态视角的关注;对于生态文学创作的总体现状与发展也缺乏宏观深入的研究;更缺少有关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学术著作的出版。
三、生态批评文本视阈的拓展
我国文学作品中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因此在生态批评的独特视角下,许多文学经典将不可避免的被重读或重构。早在先秦时期,庄子的作品就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和满足;自古以来,“自然”经常是人们失意而退居的一个场所,在这里,修身养性、著书立说、疗伤并奋发,起初是无可奈何的吟唱名山秀水,继而在山水之中获得心理的平衡和安定,如王维的山水诗,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系列作品等;当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很多时候,只有在遥远而偏僻的山区,在野蛮落后的村庄部落才会保留着自然生命的星星之火,这是人类的精神之根。如沈从文的《边城》以及80年代的“寻根文学”等代表了这一倾向。
当然,要想提高生态批评作为学术批评的可接受度,就应当证明它具备诠释一切文本的能力。因此,我们不仅要注重对于生态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而且还要将生态批评的方法用于“远离自然”的作家和文本:如剧作家曹禺的《雷雨》很少有人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进行阐释和分析:作品中畸变的母子,夫妻的对立,女性的悲剧都体现出了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和环境伦理问题。再如萧红的《呼兰河传》,作品中描绘的景物是萧条的,人物命运是凄凉的,这显然和作家当时身处异乡,感情疏离而形成的异常孤独寂寞的创作心境有关,如果从精神生态的视角进行分析,就会挖掘出其中所蕴涵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四、我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与走向
我国的生态文学批评不是舶来品,而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绿色作物”。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萌发、草创与学理探索阶段,正在深化、丰富,走向成熟。生态批评的队伍正在继续扩大,不同学术背景的文学研究者用生态批评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和文化。生态意识与文学研究的整合为处于困境的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生态批评文本视阈的拓展史无前例的为中国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学术接轨的良好机遇。因为这一思潮中研究的客体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应付的,决定全人类未来出路的问题。同时,我国文学中具有丰富的生态文明的本土资源,有着自己的优势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学术界完全可以藉此来参与国际对话,与国际学术争鸣。
目前西方的生态批评也尚未成熟,我们如能抓住机遇,以独特的生态批评视角重新阐释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重写文学史,重构文学经典,就能实现双重超越——超越自己的文化遗产,超越西方,真正走到国际学术界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