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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玲/译
商业伦理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哈佛管理学院的莉恩·佩茵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公司价值和道德方面的研究。2002年她出版了《价值转移》一书。她提出，考核一个公司业绩提升的标准应该包括道德和财务两个维度。在接受哈佛管理学院应用知识期刊的采访中，佩茵教授详细介绍了这一领域的现状。
问：与过去相比，现在所发生商业道德的现状处在怎样的情形？
答：商业伦理问题与商业本身一样古老。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商业伦理学是比较新的。
20世纪70年代的商业伦理状况与目前很相似，在商业中存在大量的信任缺失，这在美国的公共机构中更是普遍。1968年，70%的公众认为，商业行为努力地在利润和公共利益间争取相对的平衡，而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大约是15%。另一个让人不甚快慰的原因是海外的金钱交易丑闻。400多家美国的大型公司都承认做过违法的政治性或商业性捐赠以贿赂政府官员，赢得海外市场份额。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越来越被当作是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它们漠视顾客和员工的安全，忽视城市居民的权利，污染环境，侵犯选举法，错误引导投资者等等。这些事件引起并不断扩大对商业伦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由于这一领域起源于这样一个背景，人们有时忘记了商业伦理的核心原则是追求用卓越技术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来达到目标，而不是犯罪和不法行为。但是，人们注意到的往往是那些不正当的行为。从不断侵蚀道德和损耗人精力的各种花样的骗术，到严重破坏健康、生活，损害他人财富的不道德行为，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盗版的书籍和唱片、误导性的谈话、运载有缺陷的危险品而不加警告提示、不讲安全的生产条件、商业歧视行为和利益冲突、大量贿赂和敲诈行为、掠夺式竞争、偷窃和盗用信息、对市民和环境的种种不负责的行为，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跨越了商业道德界限。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切实可靠的标准去考察各层次和各类型的不正当行为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沿续而不断发生改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企业行为的预测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个时代的、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行为，随着预期的上升，可能在另一个时代会变成不被接受。而且，由于科技、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比如，数据保密一直到80年代末才成为重要的问题，当时刚刚开发新的、实用的信息技术。最近在生物技术上的发展已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道德问题。并且，经济全球化已经引发了跨文化管理的两难，而这些在上世纪70年代并不是重要的事情。
问：如何看待企业价值观在商业伦理层面上的价值？
答：如果没有包括管理风险、组织运行、市场定位和公众定位在内的多种分析途径，许多公司在决定其价值转向时，把焦点集中在道德、价值观和检查公司的文化上。追求价值取向的路径很多。一些经理人往往在经历了一场危机或丑闻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另一些则是经由个人的信仰或经过推理、分析等合理推断之后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只是抱有一种想更好地和更仁慈地经营企业的愿景。
从我的经验来看，尽管风险管理只是作为道德的一个方面，大概占到一半甚至可能三分之二。不过管理者们都倾向于认为，企业价值观是防止错误处理那些易发生法律纠纷、财务纠纷和商誉风险的工具。道德、伦理之所以得到企业的关注，是因为这些企业想避免因企业形象受损以及带来的商业损失，如同所罗门兄弟公司、普利司通－凡世通轮胎公司或安然公司所经历的一样。
最近几年，企业越来越关注道德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多经理人意识到，积极的价值观有助于公司有效的日常运作，能提高企业的声誉和长期的持续发展能力。
在未来，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将感到，风险管理只是其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积极的企业价值观，远远不只是用于避免发生问题。当公司乃至整个行业都面临一场丑闻时，企业家们才开始把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实施控制、测评的管理内容。一旦坚持下去，他们会发现，企业价值观的运用对工作、产品质量、与客户的人际关系或在社区中的地位都将产生积极效果，于是他们开始以更加宽广的视野看待企业道德问题。
问：是否建立一套企业价值观系统，使之既能不断完善商业道德，又能持续增加企业的利润？
答：积极的企业价值观是能够以一定的间接方式增加公司利润的。如：更好地获得人才、提高员工的责任承诺，更好地信息共享，更大的创造性，提高声誉，等等。
但我要提醒管理者，不要仅仅为了利润而盯着企业价值观。不管能收集到多少这方面的证据，有一种事实依然存在，即，漠视道德甚至做出明显的不道德行为，在许多情形下也会获得财务上的回报。要知道，对卑劣的人来说，卑劣有卑劣的利益。事实上，对于每个不适当的行为，作恶者都认为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了增加财务利润，因此是合理行为。
追求财务的结果是可以的，但是，要引导公司如所期望那样，以道德准则可以接受的行为来获得这些结果。这背离了几个世纪以来所坚持的传统——企业在本性上与道德无关，不必承担道德责任、坚持道德准则或做出道德上的判断。但现在不同了，大量的证据表明，现在的公司必须做到所有这些事情。
对企业本性认识的转变，对管理行为具有深刻意义。它意味着，管理者必须培养更加有道德的“推理”技能，使他们的决策愈加遵从于道德准则和财务分析。在一个期望公司做出道德行为的社会，要使管理者的行为遵从某种伦理要求，仅仅有可接受性的财务检验是不够的。
问：在企业价值观转变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答：在对全世界有良好声誉的公司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这些努力发展公司的商业领袖们身上，融合了高度的道德标准和出色的财务业绩。
对任何国家来说，融合道德标准和财务业绩都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某种环境下，还会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那些腐败程度严重的地方。腐败的影响是显见的，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贿赂。当你的竞争者买通了官员——既有公共部门的，也有企业的，他就从中赢得重要的合约及利益。很明显，腐败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是紧密的。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值得我们研究。腐败的背景，有时却能反衬出一个好企业更显得卓尔不群，出类拔萃。在信息自由流动状况下，人们有权选择工作、投资和消费场所，更容易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准则，进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但是，人们必须受到良好教育，并且有正当途径获得相关的商业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外，易于理解的商业道德伦理和有效的法制也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注意到企业运营的更广阔的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内容，很难谈论企业道德伦理。
问：下一步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答：下一步会有几个需要考虑的方向。目前来说，是更深入地进入跨文化问题的研究。
跨文化管理能够引导全世界的公司倾向于一套可称之为“可接受的一般性伦理原则”。同时，文化差异对公司和管理者们提出了相当强大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文化问题在管理学教育中还没有被放到它应有的重要位置。但是，从现代商业所承担的角色来看，通晓伦理和文化问题，已成为商业领导者的必需。
商业伦理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哈佛管理学院的莉恩·佩茵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公司价值和道德方面的研究。2002年她出版了《价值转移》一书。她提出，考核一个公司业绩提升的标准应该包括道德和财务两个维度。在接受哈佛管理学院应用知识期刊的采访中，佩茵教授详细介绍了这一领域的现状。
问：与过去相比，现在所发生商业道德的现状处在怎样的情形？
答：商业伦理问题与商业本身一样古老。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商业伦理学是比较新的。
20世纪70年代的商业伦理状况与目前很相似，在商业中存在大量的信任缺失，这在美国的公共机构中更是普遍。1968年，70%的公众认为，商业行为努力地在利润和公共利益间争取相对的平衡，而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大约是15%。另一个让人不甚快慰的原因是海外的金钱交易丑闻。400多家美国的大型公司都承认做过违法的政治性或商业性捐赠以贿赂政府官员，赢得海外市场份额。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越来越被当作是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它们漠视顾客和员工的安全，忽视城市居民的权利，污染环境，侵犯选举法，错误引导投资者等等。这些事件引起并不断扩大对商业伦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由于这一领域起源于这样一个背景，人们有时忘记了商业伦理的核心原则是追求用卓越技术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来达到目标，而不是犯罪和不法行为。但是，人们注意到的往往是那些不正当的行为。从不断侵蚀道德和损耗人精力的各种花样的骗术，到严重破坏健康、生活，损害他人财富的不道德行为，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盗版的书籍和唱片、误导性的谈话、运载有缺陷的危险品而不加警告提示、不讲安全的生产条件、商业歧视行为和利益冲突、大量贿赂和敲诈行为、掠夺式竞争、偷窃和盗用信息、对市民和环境的种种不负责的行为，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跨越了商业道德界限。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切实可靠的标准去考察各层次和各类型的不正当行为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沿续而不断发生改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企业行为的预测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个时代的、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行为，随着预期的上升，可能在另一个时代会变成不被接受。而且，由于科技、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比如，数据保密一直到80年代末才成为重要的问题，当时刚刚开发新的、实用的信息技术。最近在生物技术上的发展已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道德问题。并且，经济全球化已经引发了跨文化管理的两难，而这些在上世纪70年代并不是重要的事情。
问：如何看待企业价值观在商业伦理层面上的价值？
答：如果没有包括管理风险、组织运行、市场定位和公众定位在内的多种分析途径，许多公司在决定其价值转向时，把焦点集中在道德、价值观和检查公司的文化上。追求价值取向的路径很多。一些经理人往往在经历了一场危机或丑闻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另一些则是经由个人的信仰或经过推理、分析等合理推断之后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只是抱有一种想更好地和更仁慈地经营企业的愿景。
从我的经验来看，尽管风险管理只是作为道德的一个方面，大概占到一半甚至可能三分之二。不过管理者们都倾向于认为，企业价值观是防止错误处理那些易发生法律纠纷、财务纠纷和商誉风险的工具。道德、伦理之所以得到企业的关注，是因为这些企业想避免因企业形象受损以及带来的商业损失，如同所罗门兄弟公司、普利司通－凡世通轮胎公司或安然公司所经历的一样。
最近几年，企业越来越关注道德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多经理人意识到，积极的价值观有助于公司有效的日常运作，能提高企业的声誉和长期的持续发展能力。
在未来，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将感到，风险管理只是其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积极的企业价值观，远远不只是用于避免发生问题。当公司乃至整个行业都面临一场丑闻时，企业家们才开始把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实施控制、测评的管理内容。一旦坚持下去，他们会发现，企业价值观的运用对工作、产品质量、与客户的人际关系或在社区中的地位都将产生积极效果，于是他们开始以更加宽广的视野看待企业道德问题。
问：是否建立一套企业价值观系统，使之既能不断完善商业道德，又能持续增加企业的利润？
答：积极的企业价值观是能够以一定的间接方式增加公司利润的。如：更好地获得人才、提高员工的责任承诺，更好地信息共享，更大的创造性，提高声誉，等等。
但我要提醒管理者，不要仅仅为了利润而盯着企业价值观。不管能收集到多少这方面的证据，有一种事实依然存在，即，漠视道德甚至做出明显的不道德行为，在许多情形下也会获得财务上的回报。要知道，对卑劣的人来说，卑劣有卑劣的利益。事实上，对于每个不适当的行为，作恶者都认为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了增加财务利润，因此是合理行为。
追求财务的结果是可以的，但是，要引导公司如所期望那样，以道德准则可以接受的行为来获得这些结果。这背离了几个世纪以来所坚持的传统——企业在本性上与道德无关，不必承担道德责任、坚持道德准则或做出道德上的判断。但现在不同了，大量的证据表明，现在的公司必须做到所有这些事情。
对企业本性认识的转变，对管理行为具有深刻意义。它意味着，管理者必须培养更加有道德的“推理”技能，使他们的决策愈加遵从于道德准则和财务分析。在一个期望公司做出道德行为的社会，要使管理者的行为遵从某种伦理要求，仅仅有可接受性的财务检验是不够的。
问：在企业价值观转变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答：在对全世界有良好声誉的公司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这些努力发展公司的商业领袖们身上，融合了高度的道德标准和出色的财务业绩。
对任何国家来说，融合道德标准和财务业绩都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某种环境下，还会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那些腐败程度严重的地方。腐败的影响是显见的，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贿赂。当你的竞争者买通了官员——既有公共部门的，也有企业的，他就从中赢得重要的合约及利益。很明显，腐败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是紧密的。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值得我们研究。腐败的背景，有时却能反衬出一个好企业更显得卓尔不群，出类拔萃。在信息自由流动状况下，人们有权选择工作、投资和消费场所，更容易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准则，进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但是，人们必须受到良好教育，并且有正当途径获得相关的商业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外，易于理解的商业道德伦理和有效的法制也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注意到企业运营的更广阔的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内容，很难谈论企业道德伦理。
问：下一步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答：下一步会有几个需要考虑的方向。目前来说，是更深入地进入跨文化问题的研究。
跨文化管理能够引导全世界的公司倾向于一套可称之为“可接受的一般性伦理原则”。同时，文化差异对公司和管理者们提出了相当强大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文化问题在管理学教育中还没有被放到它应有的重要位置。但是，从现代商业所承担的角色来看，通晓伦理和文化问题，已成为商业领导者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