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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以来，对文学经典的戏拟、改写乃至颠覆的做法已经屡见不鲜甚至令人触目惊心。如香港女作家李碧华通过改编《水浒传》与《金瓶梅》写成了《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网络写手林长治在《Q版语文》中以语文课本中原有的经典作品为“原型”和素材对其进行了无厘头式的篡改和戏说；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对《西游记》的解构更是惨不忍睹。当前，戏谑经典最常见的手法是将其置于新的语境中进行调侃式的阐释，如《水煮三国》和《麻辣水浒》等。由于这类书中的一些作品常常以企业老总或员工为预期读者，因此其又被有些人称之为“职场宝典”。此外，商业大潮中将“红色经典”改编成“桃色经典”的做法也在无情地消解着文学经典的神圣性和崇高感。在这些改编中，以爱情取代革命往往是最为普遍的解构策略。如在《红色娘子军》改编中，改编者着力渲染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在《林海雪原》改编中，改编者大肆渲染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如果说对部分作品崇高感的消解还属于对文学经典局部恶搞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思潮，特别是“重写文学史”所导致的经典作家英雄座次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就是专业文学理论家对某些作家作品经典地位的公开挑战，是对文学经典大厦根基的动摇。如“重写文学史”中对茅盾“大师地位”的挑战，对赵树理的非议，对《创业史》、《红旗谱》等的强烈质疑。1994年，王一川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该书选定的20世纪九位小说“大师”分别为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张爱玲、王蒙和贾平凹，茅盾显然被排挤出了九位“文学大师”的行列。由于“重写文学史”本身既意味着挑战既成规范与结论，又意味着彰显个性，所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座次排行常常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如“有人将鲁（迅）、胡（适）并列；有人提出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穆（旦）、曹（禺）的新经典；还有人推出了鲁、郭、茅，丁（玲）、艾（青）、姚（雪垠）的经典提名”[1]。正是因为重新排列经典作家的座次常常意味着对该作家创作成就的重新评定，所以有不少人就乐此不疲地对作家作品重新排座次。如由文学专家白烨、陈骏涛、倪培耕和贺绍俊担任总策划编辑出版的“世纪文学60家”系列丛书，采取专家评选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给20世纪100位中国现当代作家评分，结果贾平凹排名第六，为中国当前在世作家之首，在巴金、曹禺、郭沫若、钱钟书之前[2]；谢冕、钱理群编选的《百年文学经典》对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了经典化的筛选[3]；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专家评委会评选，1998年8月16日他们推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百优”[4]；香港《亚洲周刊》也通过组织专家评审和网上投票，于2000年8月遴选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5]。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沈从文、张爱玲等曾经因为被边缘化而墙里开花墙外红的作家迅速向中心回归，而当年因为“政治因素”而红极一时的作家作品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
由此可见，有关经典问题的争论已渐次浮出水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现状，黄浩曾认为：“‘经典文学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而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则正在向我们走来。”[6]与黄浩的理论推断不同，孟繁华还为文学经典终结的命题做了证实研究[7]。其实，文学经典问题的核心是文学经典神圣性与崇高感消退所带来的整个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功用危机。面对当前的文学经典乃至整个文学危机，陈嘉不无担忧，他认为：“（当前的）文学成为纯粹的一次性消费品，其振聋发聩的精神力量和灵魂净化的力量正在逐渐消解。文学对社会和人生的严肃性、深刻性思考的价值及其意义，遭到严重的颠覆和解构。文学过于顺应乃至迎合欲望化的市场消费趋向，过于走向边缘化和世俗化，过于重娱乐休闲而轻社会人生与诗性审美。”[8]由此可见，文学经典在当下的生命力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不过，有关文学经典终结的论断确有将问题扩大化的嫌疑。虽然如此，但文学经典在当下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危机却是毋庸置疑的。既为经典，何以危机？季中扬认为，当前的经典危机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随着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展开，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不断扩张，文学经典在精神生活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明显衰落，二是文化研究从理论层面质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9]。其实，文学经典危机的原因何止这些，作品自身的时效性、经典作品的话语场、经典阐释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受众的审美趣味等问题都是导致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季中扬认为：“超然的审美仅仅是幻象，文学经典不是功利世界中的‘飞地’，而是文化权力的竞技场。如何在社会变革与理论消解两面合击下传承与重建文学经典，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问题。”[9]也正因为文学经典的确立与传播和许多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大凡文学经典出现危机的时候常常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和信仰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今文学经典的危机就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入变革的背景下所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乃至文学的当下转型都是导致文学经典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文学经典的传播必然困难重重，而文学经典传播的困难又常常导致以传播文学经典为己任的文学教育面临诸多的困境。长期以来，文学教育主要取材于文学经典，并成为培育和传承文学经典的主渠道。然而，由于当今的去经典化潮流作为一种叛逆思潮不仅使文学经典本身面临着被解构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思潮往往以其新奇的表征呈现并易于对广大青年学生产生影响，因此，文学教育在经典危机语境下，不仅面临着如何取材的困惑，而且面临着如何取得教育对象认同的困惑。虽然，当今中国各级学校文学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都是由相关职能部门审定的，教育者本人没有多少自主遴选权，但文学教育还涉及到对作品的阐释问题。从什么角度阐释，在什么立场上阐释，阐释中彰显什么、忽略什么等差异，常常使作品在教育对象面前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这种差异主要决定于教育者潜在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在经典危机语境下，文学教育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难免与作者甚至教材编者有所不同，因此，他们阐释中的作品就已经偏离了作者及教材编者的预设，甚至面临欲说不能或言不由衷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文学课可能因为激情的弱化而使文学教育丧失其应有的生机，而生机的缺失又使文学教育面临丧失自身优势的风险。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教育者失去按教材编撰者意图言说阐释的激情，还在于广大青年学生接受期待的变化。由于广大青年对新事物非常敏感，加之青春期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叛逆心理，因此，他们对去经典化的现象也有较高的关注度，甚至还有人加入了恶搞经典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经典对他们的魅力必然会相应地减小，并由此导致一些学生失去阅读经典的冲动，这也是当今学生甚至是大学中文专业学生的文学阅读兴趣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也许能安静地听文学教师的授课，也有可能考出高分，但他们在内心深处是否按老师的期待来接受就应另当别论了，更不要说老师能否彻底除掉去经典化现象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了。正因为如此，当今文学教育的实际效果已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这种质疑实际上是对文学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文学教育仅仅固守经典的文学观，并使文学教育局限于指定教材列举的篇目，那么文学教育就可能面临着曲高和寡与远离当下文学现状的尴尬。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教育如果不关注文学经典，那么文学教育就可能丧失传承传统文明和培育主流民意乃至民族感情的功能。而且，许多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目的层面，还存在于现实层面。因为文学教育如果不关注当下的文学现状，那么文学教育又可能成为远离时代与大众的孤芳自赏。由此可见，传承历代文学经典与关注当下的文学现状是文学教育不可偏废的使命，尤其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情况下。
既然文学经典是文学教育绕不开的话题，那么在文学经典面临诸多危机的今天，我们怎样才能兼而不偏地进行文学教育呢？这是一个应该得到每一位从事和关心文学教育之人重视的问题。在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形势下，首先我们要有正确的经典观和文学观。任何文学的经典化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文学的星空之所以群星璀璨，是因为千百年来文学史大浪淘沙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仅凭一时的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建构自己的文学观，更不能因此对经典说“不”。因为文学批评不是占卜学，批评家不是预言家，我们无法仅凭当下的文学现实准确地预测文学的未来。当然，这并非是主张文学经典与文学观的僵化。经典与文学观形成的历史性不仅说明其具有某种稳定性，同时也说明了其具有某种流变性。因此，面对当下文学发展的现状，我们的经典观和文学观也应该与时俱进。其次，文学教育不仅要重视对经典的阐释与传承，而且要开创性地阐释与传承经典。在阐释经典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经典确立与阐释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要严格区分经典作品的跨时空特性与时代局限性，深入发掘其诸如关怀苍生、心系国家民族、珍惜生命及终极追问等话题的深远意义，并要充分考虑到该经典的当下价值与大众的审美期待，力求解出新义。第三，在传播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当前的大众传媒，而且要有意识地纠正当前某些人利用大众传媒对文学经典的戏拟搞恶。对于种种搞恶行为，我们不能回避，而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正面引导，并开展有理有据的评说，肯定其可取之处，否定其负面效应并指出其问题的根源。为了使文学教育在传承经典的同时还能兼顾当下，文学教育除了要发掘经典的当下价值之外，也要高度关注当前学界的热点问题。面对那些有争议性的文学现象，我们一定要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尽可能地将受教育者的注意力引导到主流民意和国家政策的方向上来。当前文学经典的危机，虽然在表面是社会转型期文学转型中的学术问题，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应该是社会转型期人自身的问题。“因为民族文学往往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所以民族文学所遭遇的困境也常常暗示着民族精神建构的某些困境。”[10]因此，文学教育要大力加强人文素养教育，努力培育受教育者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使其尽可能地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一味地猎奇逐新。第四，经典作品能否永葆活力还与文学教育的形式及手段有关。如果文学教育的形式与手段单一、落后，那么教育的效果就可能差。相反，如果形式与手段能够及时创新，那么教育的效果就可能好。因此，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形势下，文学教育的形式与手段更需要进行必要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要注意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的自身特点，并确保教育的形式与手段和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相适应。因为不同级别的学校不但其文学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是不相同的，而且其受教育者的接受期待也是有差别的。
参考文献
[1] 陈学超.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2] 白烨，陈骏涛，倪培耕，等.“世纪文学60家”书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3] 谢冕，钱理群.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杜运通，杜兴梅主编.百年百优中国文学作品导读.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
[5] 江南时报.2000-08-29（08）.
[6] 黄浩.从“文学经典时代”到“后文学时代”——简论“后文学社会”的五大历史特征.文艺争鸣，2002（6）.
[7] 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5）.
[8] 陈嘉.文学转型与大学文学教育变革.教育评论，2006（6）.
[9] 季中扬.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江西社会科学，2007（8）.
[10] 王衡.李健吾及其审美批评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关燕云）
由此可见，有关经典问题的争论已渐次浮出水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现状，黄浩曾认为：“‘经典文学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而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则正在向我们走来。”[6]与黄浩的理论推断不同，孟繁华还为文学经典终结的命题做了证实研究[7]。其实，文学经典问题的核心是文学经典神圣性与崇高感消退所带来的整个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功用危机。面对当前的文学经典乃至整个文学危机，陈嘉不无担忧，他认为：“（当前的）文学成为纯粹的一次性消费品，其振聋发聩的精神力量和灵魂净化的力量正在逐渐消解。文学对社会和人生的严肃性、深刻性思考的价值及其意义，遭到严重的颠覆和解构。文学过于顺应乃至迎合欲望化的市场消费趋向，过于走向边缘化和世俗化，过于重娱乐休闲而轻社会人生与诗性审美。”[8]由此可见，文学经典在当下的生命力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不过，有关文学经典终结的论断确有将问题扩大化的嫌疑。虽然如此，但文学经典在当下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危机却是毋庸置疑的。既为经典，何以危机？季中扬认为，当前的经典危机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随着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展开，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不断扩张，文学经典在精神生活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明显衰落，二是文化研究从理论层面质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9]。其实，文学经典危机的原因何止这些，作品自身的时效性、经典作品的话语场、经典阐释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受众的审美趣味等问题都是导致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季中扬认为：“超然的审美仅仅是幻象，文学经典不是功利世界中的‘飞地’，而是文化权力的竞技场。如何在社会变革与理论消解两面合击下传承与重建文学经典，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问题。”[9]也正因为文学经典的确立与传播和许多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大凡文学经典出现危机的时候常常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和信仰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今文学经典的危机就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入变革的背景下所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乃至文学的当下转型都是导致文学经典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文学经典的传播必然困难重重，而文学经典传播的困难又常常导致以传播文学经典为己任的文学教育面临诸多的困境。长期以来，文学教育主要取材于文学经典，并成为培育和传承文学经典的主渠道。然而，由于当今的去经典化潮流作为一种叛逆思潮不仅使文学经典本身面临着被解构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思潮往往以其新奇的表征呈现并易于对广大青年学生产生影响，因此，文学教育在经典危机语境下，不仅面临着如何取材的困惑，而且面临着如何取得教育对象认同的困惑。虽然，当今中国各级学校文学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都是由相关职能部门审定的，教育者本人没有多少自主遴选权，但文学教育还涉及到对作品的阐释问题。从什么角度阐释，在什么立场上阐释，阐释中彰显什么、忽略什么等差异，常常使作品在教育对象面前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这种差异主要决定于教育者潜在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在经典危机语境下，文学教育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难免与作者甚至教材编者有所不同，因此，他们阐释中的作品就已经偏离了作者及教材编者的预设，甚至面临欲说不能或言不由衷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文学课可能因为激情的弱化而使文学教育丧失其应有的生机，而生机的缺失又使文学教育面临丧失自身优势的风险。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教育者失去按教材编撰者意图言说阐释的激情，还在于广大青年学生接受期待的变化。由于广大青年对新事物非常敏感，加之青春期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叛逆心理，因此，他们对去经典化的现象也有较高的关注度，甚至还有人加入了恶搞经典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经典对他们的魅力必然会相应地减小，并由此导致一些学生失去阅读经典的冲动，这也是当今学生甚至是大学中文专业学生的文学阅读兴趣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也许能安静地听文学教师的授课，也有可能考出高分，但他们在内心深处是否按老师的期待来接受就应另当别论了，更不要说老师能否彻底除掉去经典化现象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了。正因为如此，当今文学教育的实际效果已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这种质疑实际上是对文学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文学教育仅仅固守经典的文学观，并使文学教育局限于指定教材列举的篇目，那么文学教育就可能面临着曲高和寡与远离当下文学现状的尴尬。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教育如果不关注文学经典，那么文学教育就可能丧失传承传统文明和培育主流民意乃至民族感情的功能。而且，许多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目的层面，还存在于现实层面。因为文学教育如果不关注当下的文学现状，那么文学教育又可能成为远离时代与大众的孤芳自赏。由此可见，传承历代文学经典与关注当下的文学现状是文学教育不可偏废的使命，尤其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情况下。
既然文学经典是文学教育绕不开的话题，那么在文学经典面临诸多危机的今天，我们怎样才能兼而不偏地进行文学教育呢？这是一个应该得到每一位从事和关心文学教育之人重视的问题。在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形势下，首先我们要有正确的经典观和文学观。任何文学的经典化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文学的星空之所以群星璀璨，是因为千百年来文学史大浪淘沙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仅凭一时的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建构自己的文学观，更不能因此对经典说“不”。因为文学批评不是占卜学，批评家不是预言家，我们无法仅凭当下的文学现实准确地预测文学的未来。当然，这并非是主张文学经典与文学观的僵化。经典与文学观形成的历史性不仅说明其具有某种稳定性，同时也说明了其具有某种流变性。因此，面对当下文学发展的现状，我们的经典观和文学观也应该与时俱进。其次，文学教育不仅要重视对经典的阐释与传承，而且要开创性地阐释与传承经典。在阐释经典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经典确立与阐释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要严格区分经典作品的跨时空特性与时代局限性，深入发掘其诸如关怀苍生、心系国家民族、珍惜生命及终极追问等话题的深远意义，并要充分考虑到该经典的当下价值与大众的审美期待，力求解出新义。第三，在传播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当前的大众传媒，而且要有意识地纠正当前某些人利用大众传媒对文学经典的戏拟搞恶。对于种种搞恶行为，我们不能回避，而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正面引导，并开展有理有据的评说，肯定其可取之处，否定其负面效应并指出其问题的根源。为了使文学教育在传承经典的同时还能兼顾当下，文学教育除了要发掘经典的当下价值之外，也要高度关注当前学界的热点问题。面对那些有争议性的文学现象，我们一定要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尽可能地将受教育者的注意力引导到主流民意和国家政策的方向上来。当前文学经典的危机，虽然在表面是社会转型期文学转型中的学术问题，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应该是社会转型期人自身的问题。“因为民族文学往往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所以民族文学所遭遇的困境也常常暗示着民族精神建构的某些困境。”[10]因此，文学教育要大力加强人文素养教育，努力培育受教育者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使其尽可能地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一味地猎奇逐新。第四，经典作品能否永葆活力还与文学教育的形式及手段有关。如果文学教育的形式与手段单一、落后，那么教育的效果就可能差。相反，如果形式与手段能够及时创新，那么教育的效果就可能好。因此，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形势下，文学教育的形式与手段更需要进行必要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要注意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的自身特点，并确保教育的形式与手段和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相适应。因为不同级别的学校不但其文学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是不相同的，而且其受教育者的接受期待也是有差别的。
参考文献
[1] 陈学超.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2] 白烨，陈骏涛，倪培耕，等.“世纪文学60家”书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3] 谢冕，钱理群.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杜运通，杜兴梅主编.百年百优中国文学作品导读.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
[5] 江南时报.2000-08-29（08）.
[6] 黄浩.从“文学经典时代”到“后文学时代”——简论“后文学社会”的五大历史特征.文艺争鸣，2002（6）.
[7] 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5）.
[8] 陈嘉.文学转型与大学文学教育变革.教育评论，2006（6）.
[9] 季中扬.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江西社会科学，2007（8）.
[10] 王衡.李健吾及其审美批评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