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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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峻峰,本名陈俊峰,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刊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天涯》《作品》《散文》《美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曾获洛神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杜甫文学奖、莽原文学奖。
  我曾就南美青年作家乌拉圭的卡洛斯·M.多明盖兹小说《纸房子》写过一个读书笔记,独立成篇,相对完整。写作过程中,因文章“结构”“谋篇布局”所需,舍弃了原作部分内容情节,现在发现,我舍弃的这些部分,在重新对原著阅读中,是那么不可或缺,有些甚或是多明盖兹写作主旨极其重要和精彩的部分。
  这让我不仅深感遗憾,更有了着慌。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位怀有期待的农夫,冰河开化,万物复苏,充满惬意和自信,走向自家土地,耕耘播种,洋洋洒洒,一番春风舞蹈,待种子纷纷出芽了,到地边儿一望,竟有大片大片地方没种上。
  这该如何是好!
  想了想,没啥好法儿。唔,那就别在这儿愣神了,抓紧补种呗。
  我现在来做的,就是把原来没种上的地儿补种上。
  书筑四壁,典籍环列,纸房子若土木有形;甲骨、简牍、丝帛、纸张以载,文字烛照,经思想、书写、传播和阅读,天雨粟,鬼夜哭,字纸皆有灵,穿越时空与生死,重现逝去和未有,纸房子如宇宙无形……这是哪里?图书馆,还是天堂?“如果有天堂,”博尔赫斯说,“那应是图书馆的模样。”
  博尔赫斯说这话时,就坐在他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里,他担任那里的馆长。
  其实在多明盖兹、我、布劳尔、德尔加多,或众多爱书、读书、藏书者那里,不仅图书馆,凡有书的地方——公共书城、街市书店、单位书屋、私家书房,就是天堂。那么建造和组成这座天堂的,无疑就是那些书籍,那些梦幻般写满奇思妙想和绮丽文字的书页和纸张。书天堂,纸房子,理想国,精神之都,人类在苦难中游走的灵魂得以安居、栖息的归宿和家。
  将读书笔记起首文字大意,复述于此,是因为在这个开头中,我和博尔赫斯、多明盖兹、布劳尔、德尔加多,以及众多爱书、读书、藏书者,首先是把图书馆和有书的房子视为天堂,或者把那些书籍、文字世界视为天堂。这个前提一经设置,疑问接踵而来。最简单的就是,建造和组成这座天堂的是哪些书籍。当然,在传统教义认定里,这些书籍必是那些不朽的大师名作和经典。这不言而喻。但对不起,我们从多明盖兹间或的描述中得知,这个界定包含有相当时间的尺度,所谓名作与经典,必经岁月磨砺和淘洗,文字结晶,如玉温婉,涌绽恒久光芒,换言之,所说是过去,而非现在。那么接下来的疑问是,现在的书籍所构筑的,所能构筑的,还会是人类在苦难中游走的灵魂得以安居、栖息的天堂和家么。
  这带给我倏然惶恐和忧虑。这也是多明盖兹或者布劳尔、德尔加多的惶恐和忧虑。说来好笑,我在大地上耕种,却满怀天堂之忧。我们是什么人呢?我、多明盖兹,算作是写书的人吧;你知道,布勞尔、德尔加多是书迷、书痴、疯子、藏书家,也是天赋异稟而顶级阅读者。写书、买书、藏书、读书,构成完整序列和链条,成为“同一类人”,因此我们经常充作书中人物,互有交集,互相作弄;也从书中情节溜出,企图换作上帝视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成为评判者。
  现在,我们得回到《纸房子》,和多明盖兹一起,先去有着“南美巴黎”之称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看看——
  我赫然发现城里到处充斥着高大建筑的玻璃帷幕,变得比以前现代摩登多了;我的母亲和朋友们却显得较之以往更加沮丧,仿佛震耳欲聋的街市喧嚣、明灭闪烁的灯光霓虹与酒吧里哇啦作响的电视,必须借由居民的意志消沉,才能提供足够的空气喂饱城市肺囊……
  圣菲大道如今取代科林特斯大道成为时髦景点。整条街上充斥着又大又光鲜的书店、贩售CD以及影音器材与书籍的大型商城、现代时尚的咖啡馆、电影院和剧场,商店外头则是沿街讨要的乞丐……
  街上的人行色匆匆走在路上,耳朵总是凑着移动电话;开车时则歪着头用肩膀夹着手机照讲不误;公车上、超级市场里,甚至走在人行道上,每个人都不停地讲电话,仿佛全染上了噪口症似的……
  我独自踱到港口散步。每次我一回来,就会行礼如仪上这儿遛遛,就像打开孩提时代的书,重温里头那些保存某段过往回忆的页面,也让我有个自由进出城市的喘息空间。如今,映入眼帘的尽是高档餐厅、大卖场、咖啡门房,已经彻底改头换面,令人目不暇接,加上到处物价飞腾叫人咋舌,于是我觉得还是尽速逃离为妙……
  此情此景,你会发觉,竟与我们当下惊人的切近和相像,它就是我们的城市、景物、日常和生活,我行走其间,身在其中。于是想,假如不存观念的“敌意”和“恶意”,玩一下文字“游戏”,不妨把布宜诺斯艾利斯更名为自己生活的城市试试,绝不会有什么异样和不同。
  这很有意思,也极具意味。原来不仅中国,而是全世界都充斥在物质的喧嚣和震荡中,故国和异域,中心或边缘,肉身和灵魂,直面或躲避,一样惊慌失措,无处可逃。莫须有,那各色人等,目不暇接,行色匆匆,到达我,已然成为倏然的惶恐和忧虑。
  哦,权且是我们“同一类人”的惶恐和忧虑罢。
  在这样摩登时代的生存环境和物质景象中,我们这一类人迷茫无措了,不知如何是好,间或谈论一下文学、作家、情怀、救赎,以及书籍、文字、词语、象征、魔幻、隐喻、先锋、建构,既觉得好玩,也觉得好笑,言非所言,心怀叵测。这原本是我们这一类人所干的匪夷所思不明了了的事情,曾以为高尚、神圣、挚纯,高山仰止,在天堂之上,而现在,对不起,你再来看看:几位朋友送了刚出版的书给我,其言谈却鲜少触及自己的著作。说来说去不外乎:某某或某某某是否有妙招,让他们能在文坛占一席之地;先预告自己即将出席某场研讨会或新书发布会,届时却不现身算不算高明;究竟该不该“全力瞄准”学院派书评家,还是集中火力对报刊书评版上下工夫;搞神秘、让人家觉得高深莫测好不好;到底要选择那些会花心思照顾你的书的小出版社,还是投奔能让你风风光光一个月,然后像流星陨落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外资出版公司……   多明盖兹所说,依然惊人切近和相像,它就是当下中国文坛,我们都是书中人物,被指涉和描述,那副嘴脸,毫不掩饰,略有无辜,而并不以为耻。若觉不足,多明盖兹在接下来告诉说:他们对文学的满腔抱负,说穿了和投入选举没有两样,说得更准确一点——简直就像殚精竭虑筹划一场军事行动,冀望借此一举推翻埋没自己才气的藩篱,冲破只有极少数顶尖分子才够格通过的关卡。文学的穹苍不乏熠熠明星,凭借出版商大力吹捧造势、在报纸副刊频频曝光,再加上行销有术与文学奖项、蹩脚改编电影的推波助澜,以及花钱买来的书店橱窗醒目陈列位置,就算再糟糕透顶的书,还是有人能够一夕致富……仍觉不足,多明盖兹继续告诉说:乍听他们在酒吧里聊起这种事,仿佛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混乱战场,全然不在写作的漫長过程——虽然其中某些人刚起步时确实如此——而是刀起刀落、单看今朝。出版社口口声声抱怨找不到好书稿、大出版社净出“狗屁不通”的作品,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吐,满嘴的失败借口可说,满腔的雄心壮志待申;书籍世界俨然成了怨声载道、尔虞我诈的场域,一名作家具不具备才华倒还其次,地盘大小、权力有无才是前提……
  到这里,我便无言以对了,皇帝的新装尚有一份虚荣与童趣的可爱,这完全剥了我们的画皮,赤裸裸的了。而当代中国文坛和一些自谓中国作家的与之相比,就一个“集体”而言,对不起,我只能说,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贸然的激愤之言,远没有事实惊人。较之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的许多所谓“作家”所表现出来的自私已让人十分痛心。我所忧虑,也包括我,是否还被称作“作家”或“中国作家”,身份与责任经常混淆于权力、资源、声色、交换、名利场中;除了怀有不同目的或者狭隘功利写作自己的所谓“作品”外,已忘记或不再来担负由特别身份所决定的超出普通民众的国家和社会责任,以至在历史选择、时代变革、民生悲苦、公平正义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听不到他们任何言辞和声音。
  当然,我所说的“作家”,除去诸多社会抑或职业的属性之外,坚持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认定,当是最为基本的,也最为重要。而从“作家”到“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换,可追溯自左拉的《我控诉》时期,抑或更早,作家便有这双重身份所决定的双重责任自觉认定和担负。当他写作时,他可能是作家;但社会要求他必是要自觉介入现实,并以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形成独立思考,表明大道主张,为时代张帜,为民众代言,为人的现代性启蒙,这个时候,他就是知识分子。
  因此我们看到,那些真正既是文学的也是思想的大师和巨匠,历史丰碑一般轩昂、高拔,矗立于世纪的路口,昭示困苦人类与恶抗争向善向美奋力前行。且不论稍前的文艺复兴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诺奖设立始的20世纪,就有如文学奖获得者加缪,不仅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这样征服人心的伟大作品,他同时还有批判暴力的诸多犀利的时政评论,并“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诺奖颁奖词),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他同时代人的代言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萨特更是以哲学家、作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诸多身份兼具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不仅是大街上的请愿冠军,保持独立清醒的对社会批判态度,甚至在前线和文坛两个战场参与20世纪40年代反法西斯运动;同时,又创造了一系列惊世不朽的文学作品,并获得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不可思议的是,萨特拒领此奖,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仅诺奖获得者,还有曾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多年的凯尔泰兹,其作品不仅“捍卫了个人在抵御野蛮专政历史时的脆弱体验。”(诺奖颁奖词),对大屠杀更是有着深刻反思;还有布罗茨基,米沃什说:“可以用‘崇高’来描述他的诗歌,他的命运显示了人类思想的高迈。”而米沃什,罗伯特·哈斯说:“他是20世纪最重要与最恐怖事件的目击者。同时,对于这些事件,他是创新兼反叛的思想者与触角。”当然还有,如耶利内克、帕斯捷尔纳克、奈保尔、帕慕克、赫塔·缪勒、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以及创造了《古拉格群岛》这种震撼人心的鸿篇巨制的苏联时期最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之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说——
  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无可置疑,这世界真正伟大的作家,都以他们的生命体验、艰辛创造、自觉担当、坚贞不屈和批判精神彰显了作家、知识分子这两个荣耀称号所赋予的人性、心性和品性。
  就是这样。我喜欢以此来做叙事的转折和过渡,而在这里,很明显,却是表现了我内心此时莫名的惶恐和忧虑。
  就诺奖的话题,有人著文说到,虽说“西方”以其自身的观念和方式“瓜分”着诺奖的荣誉,但平心而论,这些获奖者基本都在一定高度的水准线上。至少在文学之外,他们都有明确而勇敢的政治主张。那么以此来观照中国的情况,有人指出,中国现在可是世界上最大的“纯文学作家”生产基地,有统计说仅现在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每年已达万部,绝大多数作家几乎都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纯小说”,个别人甚至等而下之,成为权贵的附庸、金钱的奴役、时代的犬儒。巨量的文学生产和制造,并非全是垃圾,也有上乘乃至伟大作品意外出现,斩获国际大奖,不过个例,光华一现。
  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发展到现在,可能变得更为糟糕,中国作家在逃避和偷享的快乐中,不仅忘记而且完全不要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包括那份本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徘徊间,结果终是表现了屈服于物质时代的现实平庸和媚俗,所以你看,无论是作家还是知识分子品质构成的要素如世界观、价值观、精神操守、坚韧、孤独、守望、发现、创世、前瞻、开启、命名、牺牲、爱、忧伤、悲悯、决绝、呐喊、想象力、创造力、创新力,都淹没在迫不及待中了,都拒斥在急功近利外了。只有浮躁、堕落,以至陈旧和腐朽;莺莺燕燕,歌舞升平,过度娱乐化,迎合和讨好着权力、市场、卖点和浅层次的感官趣味;加之科技进步催生日新月异的新生活,满足了人民对幸福、安定之期望值。于是我们的荧屏和书店,一时间遍布宫廷故事、官场故事、凶杀故事、色情故事、怪力乱神的故事、谍战故事、宫闱故事、风花雪月的故事、床上的故事、无中生有的故事,宫斗、家斗、私斗、穿越、秘闻、偷窥、争风吃醋、阴谋诡计、上天入地、刀枪不入、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乃至枯竭得来自流行手机微信和下作段子的故事。只有迎合,一再的迎合,而没有引领,高尚的引领,以期以人类未来进步为目标的创新经典和文本,来培养、重塑、提高全民族的崇高阅读和精神审美。   伟大经典和优秀之作是标杆和尺度,给我们参照和启示,不仅衡量出作家和写作“确实存在着等级”(米沃什语),还有对于美丑、真假、善恶,以及自由和专制所做的基本判别和区分,最为重要的是,经典和对经典的阅读选择,“是对高贵的崇敬,对低劣的鄙弃——不止是蔑视。”(米沃什语)
  有媒体指出:“中国的文学艺术,不缺少故事,而是缺乏表达;不缺少能力,而是缺乏责任;不缺少资源,而是缺乏靈性;不缺少资金,而是缺乏生命。”据此总结文艺创作存在的“十大恶俗现象”并痛批之:回避崇高、情感缺失、以量代质、近亲繁殖、跟风炒作、权力寻租、解构经典、闭门造车、技术崇拜、政绩工程;除此还有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沾满铜臭气;职业道德滑坡、形象败坏,等等。问题是,时至今日,这些“恶俗”和“现象”得到纠正了吗?
  我自知无宏观视野,也无微观调查和分析,不能给出真相和结论,况且我发现,离我本该叙述的多明盖兹和他的纸房子已经越来越远了,而我国文艺的这些“恶俗”和“现象”,及至多明盖兹所见异国作家本质相同的无聊和无耻,让我身在其间的叙述变得艰难、涩滞,也把我逼到绝境,进退维谷。——本来我们的天堂就是纸质的一个虚拟,不免软弱,不免脆弱,不能遮风避雨,抵御酷热和严寒,而再由当下这些“作家”完全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转瞬即会溃散无形的“作品”和“书籍”,来构筑搭建哪怕是我们临时的精神居所,我们,还有我们的爱人和孩子,谁敢去住呢。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旦没有信念为基石,没有了对崇高的景仰和敬畏,以致没有了可信赖和寄居的文字,那就只好任由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在旷野上茫然游走,任由一个刚刚获得物质浅显喜悦的民族在财富欲望和商业利诱之下娱乐至死,或者群氓般无家可归,盲目奔突。
  无疑,物质的富有也是天堂,但这就像鸟群为生存和生育构筑了精致坚固的巢穴,而当它们欢悦飞翔美丽鸣唱时,却无青枝绿叶以及开满花朵的枝头供它们蹁跹起舞、轻盈栖立和谈情说爱;这就像这世界没有了喧响、律动、光影、色彩、生死、悲欢、灵感和文字,我们和它们就寂寞了;那么现实中一座巨大的城市,万千广厦,楼宇雄峙,酒绿灯红,声色犬马,设若没有书,没有书城、书市、书店、书房,没有画廊、花市、音乐厅、剧院、阅览室、图书馆、诵读会,——这些被我们视为“天堂”的一个真善美的心灵宇宙和世界,无数志士、仁人、劳工、战士、精神游子、流浪儿,何以安居,哪里归宿。
  现实情状,有些危言耸听,说那些包括鸟类一起共同构成的人类伟大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森林和树木眼见着都要死了,就像大家在公开谈论现时代的文学死了一样;还有纸质书籍在未来消亡的趋势和预言;书写方式、阅读方式、文化传承方式迅速到来的革命和变化,以及大数据、智能化、5G、黑洞、量子纠缠、流浪地球、星际穿越、人类外星移居,等等,以摧枯拉朽之势,无可阻挡,给我和多明盖兹,还有布劳尔、德尔加多不断带来时空回望、现实拷问、未来之思、天堂之忧。忧虑什么呢?从甲骨文、金文、籀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到无纸化,你忧虑过么?从简牍、卷帙、版印到数字化,你忧虑过吗?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白话文到现代汉语文学,你忧虑过吗?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你忧虑过吗……我尝试重以劳动者之姿,面对自己,面对大地山川之书:山无棱,江水为竭,我仍眼含泪水,长命无绝衰;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我依旧站在祖先的土地上,怀有种植梦想,保有收获喜悦;瞅瞅,这会儿,我手里攥着的,一直紧紧攥着的是什么——汉字,这人类最古老的种子啊。蕴藉、生动、殷实、饱满,呼之欲出。
  瞬间,涣然冰释,忧虑消融,携带着我的种子,惬意而自信地,走向自家土地,借春风的手,一扬,撒播了出去……
  责任编辑    杨    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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