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不远，有一处稍为显眼的建筑，那是一座石拱桥。桥不长，桥身中间上刻有三个字：桥下荷。可桥下的一条溪流，几乎是常年干涸，又哪来的荷？每每，我带着这样的疑惑，还没有找到答案，便已到了外婆家。
　　那时，外婆家的日子和所有农户一样并不富裕，外孙前来拜年，可是要吃鸡腿的。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吃汤团，我们老家叫“圆粿”，外婆叫“汤头”。
　　洁白的薄薄的黏嘴的糯米粉皮，青菜（俗名落汤青）炒肉的馅，咬一口满嘴清香，红红的酱油汤热气腾腾，碗里漂浮着大滴的油花和葱花，香飘四溢，鲜美无比。年纪尚小的我也能吃十多只，一碗不够再添，肚子撑得鼓鼓的，像一只大肚青蛙。
　　吃完“汤头”，外婆、舅妈便开始发红包。外婆皱皱巴巴的手将红包塞进我們新衣口袋，嘴上说“阿婆一点点”。因为我们还小并不知道客气，理所当然地接受。接着舅妈也塞来红包：“舅妈一点点，明年发财了再多包点。”
　　吃完点心又接受了红包，便是到了该回家的时候，因为还有二十几里回程的路要走。刚走出村口无人处，我和老三就迫不及待地掏出红包，拔掉插在红包中间的柏叶，扯掉红纸外壳，一张带着油墨香味的淡绿色贰角纸币赫然眼前，捏着钞票轻轻一甩，簇新的纸币在乡间小路哗哗作响，那美好的清脆声令兄弟们格外欣喜，因为舅妈的红包比上年多了一角。“舅妈不是说明年发财了多包点吗？再多点的话该是几角呢？”于是又迫切期盼着下一个新年的到来。
　　兄弟们就在这样年年的期盼中慢慢长大，我小学快毕业了，在接受长辈的红包时开始有了矜持的神态，不自然了起来。
　　忘了是四年级或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老师居然将我们带到兰溪县城。我这个山里人第一次到“城市”去玩。我们的颈脖都系着红领巾，长长的队伍一下火车就被拥挤的人流给冲散了，不见了老师和同学，心里紧张得不得了，因为在村里从没见过那么多的人，好在老师在车站出口等着走散的学生。
　　听大人说，从前有一对父子，父亲是兰溪县令，儿子是金华知府，虽然儿子比老子官大一级，但还得给老子请安。这便是“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县”的由来。
　　这个故事，在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孩子的思维世界里，根本没有父子当官及官大官小的概念，更不会明白金华府和兰溪县的区别。那次游玩，只依稀记得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和人流的喧闹声。我无法确定这喧嚣的声音中有没有舅舅在内，因为舅舅也是“鸡毛换糖”的小商贩，外婆、舅妈给我们簇新的压岁钱就是舅舅这样辛苦赚来的。
　　外婆家留给我童年的美好印记还有铁路和火车，因为外婆家就住在铁路边。每次去拜年，铁路是必去的游玩景点：数枕木、扔石头、比赛走铁轨……玩得不亦乐乎。表弟来叫吃饭、吃点心也不愿离开，弄得脸上、新衣服上尽是铁轨连接处沾来的油污。遇上隆隆的列车声响起，路边干农活的村民会拖长音大声呼叫：火车来了！快点下来！
　　这口音太亲切，尽管时隔多年，我也不可能忘记这亲切而熟悉的乡音。因为，外婆家的一切是我快乐的童年大部分，外婆家乡的村民分外亲。以至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每当听到有这样乡音的人来我处办事，我总是给予最热情、最优质的服务，并以纯正流利的兰溪方言与之交流。
　　如今，外婆早已驾鹤西去，但每年正月初二拜年的习俗一直没变。不过，给外婆拜年的地点从家里换到满是草丛的坟上。望着田野开春刚泛的草绿和横亘的铁路，凝视着虔诚敬献在外婆坟前的三柱袅袅青烟，伴随着思亲伤感的清泪，总会想起外婆亲手做的“汤头”，还有插着柏叶的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