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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ACC）和印度社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ICRDCE）对两国的社区教育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由于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不同，两者在人员管理机制、筹资机制、人才培训机制和成果推销机制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总的来说，AACC的运行模式较之于ICRDCE要成熟完善得多，究其根源在于：经济上已经形成了智力市场；美国公民则为智库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原动力。两者的发展经验给我国的社区教育智库建设提供了以下启示：第一，明晰定位，创新社区教育智库的管理体制；第二，转变理念，实现社区教育智库的专业化发展路径；第三，放眼世界，提升社区教育智库的国际化水平。
关键词：智库 社区教育 AACC ICRDCE 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109-05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自上个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尽管实现了由地区民众的自发行为走向自觉行动；从松散无序状态步入规范有序；从单纯地开展德育活动向系统化地提供“全方位”教育的转变，但是在其蓬勃发展的同时，不可否认仍然面临大众辨识度不高的观念困境；实践在前、研究在后的研究困境；重視社区教育的教育功能、忽视其社会效益的现实困境；缺少国家层面的社区教育立法的保障困境等诸多瓶颈（陶军，王雍铮）。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常态”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到来，作为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重要一极的社区教育进入到了综合改革阶段。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决策，而智库则是科学决策的重要智慧源。面对当前社区教育问题的错综复杂和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下民众诉求的多样化，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区教育智库就显得势在必行。
美国的社区教育智库发展较早，已经建立起成熟的运营机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印度的社区教育智库虽然起步较晚，但亦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本文以在两国社区教育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智库：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ACC）和印度社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ICRDCE）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社会背景迥异的两个国家社区教育智库的异同，从而总结社区教育智库建设的经验，希望能对我国社区教育智库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AACC和ICRDCE的概况
AACC的成长历程伴随着美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初成立的全美初级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Junior Colleges，AAJC）。AAJC最初是作为初级学院的交流论坛而存在，二战后，初级学院逐步发展为以服务社区为中心的社区学院，为了体现其办学职能的巨大转变，明确协会成员的办学特色，遂于1992年更名为AACC。如今，该协会作为美国六大以总统资格为基础的协会之一，拥有海内外1200所具有副学士学位颁发资格的两年制学院会员，影响力遍及全球。
作为社区教育智库，AACC对美国社区教育的影响力体现在：第一，充当全美社区学院发展的“规划师”，开展社区教育政策研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引发协会和学院内部进行组织机构多元化改革的焦点项目（Focus Project）到2011年替全美社区学院改革谋篇布局的《21世纪行动倡议》，几乎每隔十年AACC都会开启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为全美社区学院的发展把脉会诊。第二，作为社区学院的“代言人”，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策，为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发展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AACC是典型的游说型智库，每年都会列举出本年度对国会立法施加影响的重点内容作为工作目标。近期其主要活动的领域包括争取和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推动美国毕业倡议项目（AGI）进入到立法阶段等。第三，打造社区教育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为社区学院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多年来，它在为社区学院输送、培训人才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其培训对象上至各学院负责人，下至普通的教学管理人员，培训内容涉及筹款、对外宣传、社区学院内部管理、新兴技术运用等各方面。其中，以每年暑期举办的校长学院（Presidents Academy）最富盛名。
而ICRDCE则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拉奥政府新经济政策的改革之下印度国内正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传统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无法满足国内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造成了大量的“功能性失业”，于是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以复制美国社区学院模式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目标的“社区学院运动”。ICRDCE正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它为印度社区学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印度社区学院在全国的推广和官方认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Edward J. Valeau，2013）。其职能主要包括：为印度社区学院的建设、管理提供客观专业的决策咨询服务；确立课程结构、进行教育质量测评、培训师资和管理人员；与公开大学展开合作探索多元化的社区学院办学模式等。
ICRDCE的影响力主要分为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和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作为教育智库，学生对社区学院的接受程度最能体现它对大众的影响力。图1显示了1996年-2013年由ICRDCE直接参与管理的248所社区学院的就读人数情况，注册学生人数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24.4%。截至2013年，由其直接参与管理的社区学院共计317家，遍布印度19个邦，占全国社区学院总数的一半以上（Xavier Alphonse，2013）。
影响政策是衡量ICRDCE对决策者影响力的关键指标之一。增建210所社区学院并由中央政府拨款10亿卢比用于学院建设等政策就是基于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MHRD）组建的专家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报告，ICRDCE负责人阿方索博士（Xavier Alphonse，S.J）正是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大学拨款委员会（UGC）是掌管印度教育的核心职能部门。2007年在听取了ICRDCE的报告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了社区学院的重要意义，于同年9月召开了专家委员会，对印度社区学院的概念、作用、资金支持和具体实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终在2008年确定了UGC对社区学院运作机制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社区学院这一新兴的民间教育形态终于获得了中央一级官方的认可与支持。 二、AACC与ICRDCE的比较分析
由于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不同，AACC和ICRDCE尽管同为社区教育智库，但在运行模式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本文力图从智库的人员管理机制、筹资机制、人才培训机制和成果推销机制四个方面总结两大智库的优势和弱点。
（一）人员管理机制
AACC已经建立了专业的管理架构，具体表现在：
第一，实行法人治理，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董事会共有32名成员，由现任主席、候任主席和委员组成，分别来自于附属委员会、各学院负责人、普通工作人员从而保证了成员背景的多样化。董事会的职能包括制定协会的各项规章制度、确定协会的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日常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由协会主席领衔的执行委员会负责。
第二，AACC的组织结构大致可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块。政策研究是大脑，是智库的核心；行政管理是躯干，服务于政策研究。AACC的政策研究以项目制方式组建研究团队，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重视研究团队背景的多样化，融合多学科力量，增强实际研究能力。其二，智库研究强调实用性、时效性、可操作性，这对于社区教育这样一个贴近民生的领域显得尤为必要。因此AACC的研究项目大都包含了社区学院一线工作管理和教学人员的参与。三是研究人员聘任模式灵活多样。大量聘请协会以外的教育专家参与，以项目为平台加强社区学院成员和协会外相关领域专家之间的交流。课题完成后，研究人员可以转为竞聘新的研究课题。
第三，为了更好地整合1200所成员学院的资源，加强管理，AACC董事会按照职能分别设立了六大委员会。它们分别是：学术、学生和社区发展委员会；公共关系和市场委员会；多样性、广泛性和公平正义委员会；经济和人力资源发展委员会；全球教育委员会和研究、技术及未来发展趋势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各社区学院负责人和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不仅向董事会就涉及社区教育发展的重大议题提供咨询和顾问，而且成为了各社区学院之间，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之间合作交流的便利平台。
与之相比，ICRDCE则还未形成比较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教育智庫和其他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一样，内部治理的关键是构筑法制化的治理结构，其要义是明确划分战略决策层和执行操作层。前者由董（理）事会组成，后者由专门的行政团队负责，事权、责权界定清晰，层级分明，才能保证机构运作的科学化和有序性。和印度大多数智库一样，ICRDCE规模很小，固定工作人员仅有七人，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只有四人，可以说之前整个机构的运转全依赖于创始人即上任所长阿方索。阿方索被誉为印度“社区学院运动之父”，他率先提出参考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在印度开办社区学校，通过与当地企业、社区的合作为一些弱势群体提供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就业或自主创业，改善其生活质量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一理念改变了过去印度社区教育以农业推广教育为主的传统，将视野扩至职业技术教育，使印度的社区教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这样一个领袖型的学者，阿方索博士为ICRDCE在印度社区教育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建立在其个人魅力和人格特质上的“克里斯玛”式的领导对于智库组织而言，犹如一棵大树，虽然能够遮风挡雨，毕竟是暂时的，一旦大树倒了，组织也就岌岌可危了。
（二）筹资机制
在西方，“独立性”被认为是智库的三大核心价值之一，它表现为运作的独立和观点的中立，而这需要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作为保障。从图2展示的2014年AACC预算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出其在筹资方式上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努力追求多元化。AACC在美国以非营利社会机构注册，且在协会章程首页就开宗明义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慈善型教育类非政府组织，其资金主要来自会员每年缴纳的会费、各类赠款、委托研究合同和出售研究产品的收入。
第二，AACC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市场化创收模式。除了经营年会、学术会议的收益所得外，仅以出版收入一项为例，它的政策产品涵盖商业书籍、专题论文、会议纪要、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此外它还与北美地区最大的独立出版商之一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公司（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建立了合作关系，开设网上书店，读者可以在各种平台如Kindle、Ibooks购买阅读各种资源。
第三，AACC虽然标榜独立，但其决策咨询和研究活动的服务对象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通过招标方式获得政府委托研究的合同收入是它的经费来源之一。因此它与政府部门实质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国家社区服务公司、国家科学基金会、运输安全管理局、劳工部都是其主要的合作对象。
相比之下，ICRDCE的经费来源渠道单一得多，主要依靠马杜赖耶稣会和“钦奈使命”基金会（Chennai Mission）的慈善捐赠，且筹资机制的市场化运作不强。
（三）人才培训机制
人才的储备和培养是智库担当的一大功能。多年来，AACC在为社区学院输送人才，尤其是提升管理人员的领导力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起来包括：
在培训对象上，覆盖社区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和角色。既有针对个人的“未来校长培训所”（Future Presidents Institute），也有以团体为对象的“行政领导力培训计划”（Executive Leadership Coach）；既有针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校长学院”（Presidents Academy）项目，也有针对中层管理和普通行政人员的约翰·罗奇未来领袖培训班（John E. Roueche Future Leaders Institute）。
在培训内容上，不局限于业务知识的培训，还注重人文关怀，开设诸如CEO的健康管理、职业发展规划等讲座，甚至包括为其跳槽提供意见咨询。 在培训形式上，一是倡导通过研讨会和课余活动等非正式方式，增进学员之间的了解，分享工作经验，搭建彼此的“交际圈”。肯塔基技术社区学院校长凯思·伯德（Keith Bird）就谈到：“大家是在餐桌边逐渐熟悉起来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建立很有价值，亦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Boggs，2002）。”二是强调与社区学院利益相关体的紧密合作。比如“校长学院”下设的华盛顿培训班项目就请来政界人士介绍华府的政治运作过程，并安排校长们与所在选区议员会面，以便双方能就当地社区学院的发展进行有的放矢的交流，这对校长们争取地方经费拨款、培训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极为有利。
由于印度社区学院的教学岗位目前还差2万名教师（Murli Nagasundaram，2013），因此ICRDCE把培训的重点放在了社区学院的一线师资上。截至2013年，由ICRDCE开发组织的教师培训项目共计29个，先后有1006个组织参与其中，共计培训教师1943人次。此外，每年它还定期开办两个为期六天的社区学院教师培训班，但仍不能满足社区学院的需求。
此外由于社区学院这一办学模式在印度尚处于探索阶段，UGC资助的社区学院项目也刚刚起步，ICRDCE应泰米尔纳德，喀拉拉邦等地办学者的要求还与当地文理学院合作负责培训介绍社区学院的办学理念、运营规则、课程内容等，并为合作企业牵线搭桥。
（四）成果推销机制
智库不同于其他类型研究机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不仅思考，还注重行动，善于将其研究成果进行推销和传播，影响决策，塑造舆论，扩大影响力。加尔东（Johan Galtung）根据与政策决策的远近亲疏将社会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决策者）、中心层（精英）和边缘层（大众）（朱旭峰，2004）。作为本国代表性的社区教育智库，AACC和ICRDCE在其运行过程中都注重构建多样化的研究成果传播机制，针对上述社会结构中不同的政策参与者采取不同的影响手段。
对核心层（决策者），最常见的是以成为政府顾问专家小组成员的形式，为其提供政策咨询，直接影响决策。上世纪70年代AACC的CEO小格利泽（Edmund.J.Gleazer，Jr.）就曾是隸属卡特总统的外语和国际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人数不超过25人；80年代CEO帕内尔（Parnell）曾任全国教育机会公平委员会主席。阿方索博士则更是两度担任UGC委员。同时，积极搭建与决策者的私人关系也不可忽略。和前教育部部长泰瑞尔·贝尔私交甚笃的帕内尔就坦承：“在华盛顿，作为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必须要有内部消息。”（Luskin，2011）。而在印度社区学院被官方认可前，阿方索博士就多次与MHRD的联合秘书贾太吉（Champak Chatterji）通信讨论社区学院这一概念在全国推广的前景。这些接触和交流虽然非正式，但毫无疑问会对决策的产出起到微妙的催化剂作用。
对中心层（精英），包括经济精英——大企业家、媒体精英——著名记者、学术精英——大学校董等则主要通过召开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著作等方式将研究成果展现给他们，使其认同并支持自己的观点，形成中心阶层的主流观点从而影响核心层的决策者。迄今已经举办了96届的AACC年会每次都会邀请政界和企业界人士参与，此外AACC还开设the corporate futures论坛，华府倡导研讨会（Washington Advocacy Seminar）定期为社区学院校长和企业、政府人员提供交流机会。
而截至2015年，由ICRDCE直接组织的全国性社区教育研讨会共计11次，先后有845个相关团体参与；举办的地区性研讨会共计69次，参与组织多达1126个，其合作对象既有诸如MHRD、UGC、泰米尔纳德邦和西孟加拉邦政府在内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也包括英迪拉甘地公开大学，泰米尔纳德公开大学、马德拉斯大学等学界代表。
对边缘层（大众），在印度受国内经济条件和民众文化水平的限制，ICRDCE主要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和讲习所来向社区学院的目标群体——中下层民众宣传职业技术教育的理念。相比之下，AACC更善于利用当前的信息技术影响公众，且手段更为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出版学术刊物，如发行期刊：双月刊《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s Journal）、出版专著、白皮书、研究报告、政策简报等，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人们对社区教育和社区学院的态度和看法，形成一股影响教育决策的社会力量。二是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AACC就设立了专门的公共信息办公室（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负责对外沟通联络。90年代，当时的主席皮尔斯（Pierce）发起了一场为期五年的扩大社区学院影响力运动（National Awareness Campaign）。除了邀请知名校友宇航员柯林斯、棒球明星诺兰·莱恩代言外，还录制了英文和西班牙语的宣传广告在电视和收音机中播放。AACC现任政府关系部副主任大卫·贝姆（David Baime）更是走进电视，在CNN、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MSNBC）、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的节目上就社区教育的相关问题直接发表评论。三是积极开拓新媒体平台。在互联网和移动媒体崛起的背景下，AACC顺应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推出电子报纸《社区学院日报》（Community Colleges Daily）、开发了《社区学院》APP软件以方便读者随时随地在线阅读、分享和评论，从而吸引和培养了新的读者群，扩大受众面，增强了在年轻受众群体中的影响力。
三、AACC与ICRDCE差异的成因
综上所述，美国作为咨询业最发达的国家，其社区教育智库AACC较之于印度社区教育智库ICRDCE无论是从内部管理机制还是成果推销机制来讲都成熟完善得多，究其根源在于以下因素： 第一，政治上，首先崇尚“小政府，大社會”。“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这一理念为智库这类民间组织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最优良的土壤。其次，美国作为总统制国家，以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为执政党，执政党掌握行政权，但不一定掌握立法权，行政与立法机关具有明确的分工。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各政府部门为了争夺政策的主导权以及公众舆论的支配权，都需要借助“智囊团”的力量出谋划策，充当其制定政策的“外脑”，这种权力的分散性、竞争性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多样性为智库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印度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领袖成为行政首脑，组织内阁，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立法权，这意味着印度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所受的外部影响要少得多。再次，美国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公共政策问题的日益复杂导致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解决方案，这就使智库的服务成为了一种客观需求。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又使得智库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大大提高。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美国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智力市场，它由资金市场、政策咨询需求市场和人才市场三部分构成。和印度智库资金普遍缺乏的情况不同，像AACC这样的美国教育智库大多实力雄厚，除了其本身通过向研究项目投标、销售研究成果等各种形式拓宽筹资渠道外，基金会大量、长期、稳定的捐赠是其长盛不衰的保证。美国大型基金会之一的凯洛格基金会（Kellogg Foundation）自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与之合作，AACC历史上实施的一系列重大的改革项目都离不开它的身影。比如上世纪60年代该基金会对其“初级学院领导力项目”进行了长达10年的赞助，培养了一代社区学院校长和高级管理人员，有力促成了社区学院在全美的普及发展。
美国的政策咨询需求来自于三个层面，一是政府面对复杂棘手的教育问题需要智库提供智力支持。二是美国媒体需要智库以意见领袖的方式解读政策，提升媒体的专业化水平，增强舆论的公信力。三是社会公众整体具有参与公共决策的知识水平和热情，而后两者都是印度所不具备的。
此外，美国智库领先于其他国家的一点是它具有人才优势，是名副其实的人才库。AACC不仅充当着全美社区学院各类人材的培训基地，而且以项目为平台汇聚了社区教育领域的一流研究人员，其高级职员很多更是拥有社区学院、政府、企业等多个不同行业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从文化的角度讲，受“参与型政治文化”主导的美国公民有着高度的政治意识、积极影响政府决策的兴趣和广泛的公共参与度，希望通过智库研究提升公共决策的含金量（田蕾，2013）。这种主观能动性，从本质上为智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原动力。而在印度，大众参与政治决策的意愿较低也很难实质性地介入到公共决策的各个阶段，政府对独立政策分析的需求也不强，这也成为其智库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之一。
四、启示
当下，我国的社区教育智库建设正进入一个发展关键期。一方面，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根本保障。” 作为构建学习型社会重要基石的社区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利好时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智库的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的社区教育智库建设起步较晚，即便是当前明确以智库为定位目标的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等也因处于初创探索期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和公众影响力都还十分有限的现实境地。因此AACC和ICRDCE发展的经验和运作特点，至少给我国社区教育智库建设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明晰定位，创新社区教育智库的管理体制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试行理事会下的专家负责制。理事会是智库的最高管理机构，理事会成员可以吸纳企业、政府、学校、社区代表等各行业利益相关者，从而使智库的策略和方案能够更贴近现实、更具可操作性。学术委员会是智库的核心部门，是社区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咨询机构，面对当前社区教育问题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综合性，需要智库延揽一批多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专家精英，实行开放式的专家聘请制度，“健全领导交流沟通机制、专家合作研究机制、资源共有共享机制、成果共享共同发布机制”（郅庭瑾，2014），营造创新的科研氛围。第二，改革研究组织模式，以项目为导向，汇聚科研人员。在传统个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项目组建科研团队。实行开放的选拔机制，采用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聘用相结合的方式，注重不同层次人才的梯队建设，增强研究实力。第三，拓宽智库的经费来源渠道，提升智库的市场化运作能力。独立性是智库的立身之本，经济独立则是研究独立的基础。因此一方面应该鼓励我国社区教育智库从政府机构、民间资本、社会公益基金、外国基金会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则应不断完善智库发展的“政策分析”市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增强其对高质量研究的需求。第四，建立智库成果的多层次输出机制。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我们可以借鉴AACC和ICRDCE的经验，针对不同的影响对象采取不同的影响手段：对政府部门和决策者，除了承接委托项目，担任决策顾问外，还可以通过举办论坛、会议、开设培训班等方式，拓展彼此交流的机会；对社会大众而言，研究人员则可以通过撰写专栏、在大众媒体上“露脸”、公开讲座等方式来宣传研究成果，普及社区教育理念。专家甚至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引导舆论，服务公众。这样不仅扩大了智库的影响力，而且还能在与大众的互动中获取教育研究的一手资料，对其后续研究也是大有益处。
（二）转变理念，实现社区教育智库的专业化路径
首先，要有专业的意识即树立社区教育智库的价值追求。教育的现代化离不开教育治理的现代化。和其他教育形式相比，社区教育无论是从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教学还是师资建设、办学评估等方面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更为密切，也更需要像智库这样的“第三部门”组织担负起决策咨询、指导实践、利益表达、社会纠偏的角色才能更好地解决当前社区教育存在的管理体制混乱、教育资源利用有限、活动形式单一、投入经费有限、师资队伍参差不齐等诸多现实问题。因此我国的社区教育智库，应以服务国家社区教育宏观战略决策、指导社区教育活动实践为终极目标，围绕和国家、本地相关的社区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建设性的政策研究，为提高决策部门的综合研判能力提供智力支持，为基层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智囊团的指导作用。其次，要有专业的研究团队。“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研究的综合性”（邬大光，2015）。AACC的研究报告之所以能在美国社区教育界影响深远，得益于其背后拥有一支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团队。新型的社区教育智库要打破过去科研机构纯粹以教育学背景研究人员为主的蕃篱，吸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专家，组成一支视野开阔、对国家教育政策洞察力敏锐、具有多学科素养和胸怀社会责任感的社区教育的思想者和建言人，出具富有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的决策咨询报告。最后，要有专业的研究方法。秉持客观独立的研究立场，深入社区教育工作的一线开展调研和分析。加强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建设社区教育的数据库，重视对研究数据长期的积累和监测。 （三）放眼世界，提升社區教育智库的国际化水平
在当前席卷全球的终身教育潮流中，真正有影响力的社区教育智库其发挥的作用势必超越了地理意义的国家界限，共同推动着全球社区教育的发展。AACC和ICRDCE都很注重提高自身的国际化水平。2008年ICRDCE受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之邀组建了专家委员会为该国社区学院的兴建提供咨询服务并对其教学质量进行跟踪评估。AACC更是不仅设立了专门的国际项目服务办公室为国际学生入读美国社区学院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参与国家间教育问题的高级别对话；还长期同华盛顿的使馆、团体、商会保持联系，开发社区学院的国际项目并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AACC还设立了对华教育交流咨询委员会，开发了中国职业教育领导力培训项目（China-VELT），从而有力促进了双方在学术、教师、管理人员等方面的合作。
笔者认为我国的社区教育智库今后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提升国际化水平：一是研究领域的国际化，从传统的聚焦国内社区教育问题拓展为研究全球社区教育的公共议题和他国问题，并且在研究方法的选用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上更注重跨国比较和国际视野。二是交流活动的国际化。比如跨国提供咨询服务，举办国际会议，通过论坛、访学等形式增进了解、交流经验；推荐智库专家到有关国际组织任职从而争取我国社区教育在全球教育平台上的话语权。尤其是要利用当前网络新兴媒体微博、微信覆盖广、容量大、交互性的优势，积极传播我国社区教育的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提升我国的教育形象和软实力。三是组织结构的国际化。既可以以项目的形式邀请外国专家参与也可以聘请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常驻研究人员加盟，若时机成熟还可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
[基金项目：国家开放大学“十二五”规划2014-2015年度重点课题“美国和印度社区教育智库比较研究——以美国社区学院协会和印度社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为例”（G14A3301Z）。]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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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郅庭瑾.创新体制机制保障教育决策智库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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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uskin，B.J.（2011）.Legacy of Leadership： Profile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 （1958-2010）[M]. Washington， DC： W.K. Kellogg Foundation and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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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Xavier Alphonse，S.J.the Indian Community College System： Inspiration from Community Colleges in the United States[A].The U.S. Community College Model：the Potential for Application in India[C].Ind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India：17
（作者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作者简介：王雍铮，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智库。）
（责编：贾伟）
关键词：智库 社区教育 AACC ICRDCE 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109-05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自上个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尽管实现了由地区民众的自发行为走向自觉行动；从松散无序状态步入规范有序；从单纯地开展德育活动向系统化地提供“全方位”教育的转变，但是在其蓬勃发展的同时，不可否认仍然面临大众辨识度不高的观念困境；实践在前、研究在后的研究困境；重視社区教育的教育功能、忽视其社会效益的现实困境；缺少国家层面的社区教育立法的保障困境等诸多瓶颈（陶军，王雍铮）。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常态”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到来，作为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重要一极的社区教育进入到了综合改革阶段。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决策，而智库则是科学决策的重要智慧源。面对当前社区教育问题的错综复杂和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下民众诉求的多样化，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区教育智库就显得势在必行。
美国的社区教育智库发展较早，已经建立起成熟的运营机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印度的社区教育智库虽然起步较晚，但亦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本文以在两国社区教育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智库：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ACC）和印度社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ICRDCE）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社会背景迥异的两个国家社区教育智库的异同，从而总结社区教育智库建设的经验，希望能对我国社区教育智库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AACC和ICRDCE的概况
AACC的成长历程伴随着美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初成立的全美初级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Junior Colleges，AAJC）。AAJC最初是作为初级学院的交流论坛而存在，二战后，初级学院逐步发展为以服务社区为中心的社区学院，为了体现其办学职能的巨大转变，明确协会成员的办学特色，遂于1992年更名为AACC。如今，该协会作为美国六大以总统资格为基础的协会之一，拥有海内外1200所具有副学士学位颁发资格的两年制学院会员，影响力遍及全球。
作为社区教育智库，AACC对美国社区教育的影响力体现在：第一，充当全美社区学院发展的“规划师”，开展社区教育政策研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引发协会和学院内部进行组织机构多元化改革的焦点项目（Focus Project）到2011年替全美社区学院改革谋篇布局的《21世纪行动倡议》，几乎每隔十年AACC都会开启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为全美社区学院的发展把脉会诊。第二，作为社区学院的“代言人”，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策，为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发展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AACC是典型的游说型智库，每年都会列举出本年度对国会立法施加影响的重点内容作为工作目标。近期其主要活动的领域包括争取和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推动美国毕业倡议项目（AGI）进入到立法阶段等。第三，打造社区教育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为社区学院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多年来，它在为社区学院输送、培训人才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其培训对象上至各学院负责人，下至普通的教学管理人员，培训内容涉及筹款、对外宣传、社区学院内部管理、新兴技术运用等各方面。其中，以每年暑期举办的校长学院（Presidents Academy）最富盛名。
而ICRDCE则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拉奥政府新经济政策的改革之下印度国内正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传统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无法满足国内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造成了大量的“功能性失业”，于是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以复制美国社区学院模式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目标的“社区学院运动”。ICRDCE正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它为印度社区学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印度社区学院在全国的推广和官方认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Edward J. Valeau，2013）。其职能主要包括：为印度社区学院的建设、管理提供客观专业的决策咨询服务；确立课程结构、进行教育质量测评、培训师资和管理人员；与公开大学展开合作探索多元化的社区学院办学模式等。
ICRDCE的影响力主要分为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和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作为教育智库，学生对社区学院的接受程度最能体现它对大众的影响力。图1显示了1996年-2013年由ICRDCE直接参与管理的248所社区学院的就读人数情况，注册学生人数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24.4%。截至2013年，由其直接参与管理的社区学院共计317家，遍布印度19个邦，占全国社区学院总数的一半以上（Xavier Alphonse，2013）。
影响政策是衡量ICRDCE对决策者影响力的关键指标之一。增建210所社区学院并由中央政府拨款10亿卢比用于学院建设等政策就是基于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MHRD）组建的专家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报告，ICRDCE负责人阿方索博士（Xavier Alphonse，S.J）正是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大学拨款委员会（UGC）是掌管印度教育的核心职能部门。2007年在听取了ICRDCE的报告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了社区学院的重要意义，于同年9月召开了专家委员会，对印度社区学院的概念、作用、资金支持和具体实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终在2008年确定了UGC对社区学院运作机制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社区学院这一新兴的民间教育形态终于获得了中央一级官方的认可与支持。 二、AACC与ICRDCE的比较分析
由于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不同，AACC和ICRDCE尽管同为社区教育智库，但在运行模式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本文力图从智库的人员管理机制、筹资机制、人才培训机制和成果推销机制四个方面总结两大智库的优势和弱点。
（一）人员管理机制
AACC已经建立了专业的管理架构，具体表现在：
第一，实行法人治理，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董事会共有32名成员，由现任主席、候任主席和委员组成，分别来自于附属委员会、各学院负责人、普通工作人员从而保证了成员背景的多样化。董事会的职能包括制定协会的各项规章制度、确定协会的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日常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由协会主席领衔的执行委员会负责。
第二，AACC的组织结构大致可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块。政策研究是大脑，是智库的核心；行政管理是躯干，服务于政策研究。AACC的政策研究以项目制方式组建研究团队，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重视研究团队背景的多样化，融合多学科力量，增强实际研究能力。其二，智库研究强调实用性、时效性、可操作性，这对于社区教育这样一个贴近民生的领域显得尤为必要。因此AACC的研究项目大都包含了社区学院一线工作管理和教学人员的参与。三是研究人员聘任模式灵活多样。大量聘请协会以外的教育专家参与，以项目为平台加强社区学院成员和协会外相关领域专家之间的交流。课题完成后，研究人员可以转为竞聘新的研究课题。
第三，为了更好地整合1200所成员学院的资源，加强管理，AACC董事会按照职能分别设立了六大委员会。它们分别是：学术、学生和社区发展委员会；公共关系和市场委员会；多样性、广泛性和公平正义委员会；经济和人力资源发展委员会；全球教育委员会和研究、技术及未来发展趋势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各社区学院负责人和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不仅向董事会就涉及社区教育发展的重大议题提供咨询和顾问，而且成为了各社区学院之间，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之间合作交流的便利平台。
与之相比，ICRDCE则还未形成比较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教育智庫和其他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一样，内部治理的关键是构筑法制化的治理结构，其要义是明确划分战略决策层和执行操作层。前者由董（理）事会组成，后者由专门的行政团队负责，事权、责权界定清晰，层级分明，才能保证机构运作的科学化和有序性。和印度大多数智库一样，ICRDCE规模很小，固定工作人员仅有七人，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只有四人，可以说之前整个机构的运转全依赖于创始人即上任所长阿方索。阿方索被誉为印度“社区学院运动之父”，他率先提出参考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在印度开办社区学校，通过与当地企业、社区的合作为一些弱势群体提供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就业或自主创业，改善其生活质量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一理念改变了过去印度社区教育以农业推广教育为主的传统，将视野扩至职业技术教育，使印度的社区教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这样一个领袖型的学者，阿方索博士为ICRDCE在印度社区教育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建立在其个人魅力和人格特质上的“克里斯玛”式的领导对于智库组织而言，犹如一棵大树，虽然能够遮风挡雨，毕竟是暂时的，一旦大树倒了，组织也就岌岌可危了。
（二）筹资机制
在西方，“独立性”被认为是智库的三大核心价值之一，它表现为运作的独立和观点的中立，而这需要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作为保障。从图2展示的2014年AACC预算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出其在筹资方式上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努力追求多元化。AACC在美国以非营利社会机构注册，且在协会章程首页就开宗明义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慈善型教育类非政府组织，其资金主要来自会员每年缴纳的会费、各类赠款、委托研究合同和出售研究产品的收入。
第二，AACC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市场化创收模式。除了经营年会、学术会议的收益所得外，仅以出版收入一项为例，它的政策产品涵盖商业书籍、专题论文、会议纪要、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此外它还与北美地区最大的独立出版商之一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公司（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建立了合作关系，开设网上书店，读者可以在各种平台如Kindle、Ibooks购买阅读各种资源。
第三，AACC虽然标榜独立，但其决策咨询和研究活动的服务对象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通过招标方式获得政府委托研究的合同收入是它的经费来源之一。因此它与政府部门实质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国家社区服务公司、国家科学基金会、运输安全管理局、劳工部都是其主要的合作对象。
相比之下，ICRDCE的经费来源渠道单一得多，主要依靠马杜赖耶稣会和“钦奈使命”基金会（Chennai Mission）的慈善捐赠，且筹资机制的市场化运作不强。
（三）人才培训机制
人才的储备和培养是智库担当的一大功能。多年来，AACC在为社区学院输送人才，尤其是提升管理人员的领导力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起来包括：
在培训对象上，覆盖社区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和角色。既有针对个人的“未来校长培训所”（Future Presidents Institute），也有以团体为对象的“行政领导力培训计划”（Executive Leadership Coach）；既有针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校长学院”（Presidents Academy）项目，也有针对中层管理和普通行政人员的约翰·罗奇未来领袖培训班（John E. Roueche Future Leaders Institute）。
在培训内容上，不局限于业务知识的培训，还注重人文关怀，开设诸如CEO的健康管理、职业发展规划等讲座，甚至包括为其跳槽提供意见咨询。 在培训形式上，一是倡导通过研讨会和课余活动等非正式方式，增进学员之间的了解，分享工作经验，搭建彼此的“交际圈”。肯塔基技术社区学院校长凯思·伯德（Keith Bird）就谈到：“大家是在餐桌边逐渐熟悉起来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建立很有价值，亦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Boggs，2002）。”二是强调与社区学院利益相关体的紧密合作。比如“校长学院”下设的华盛顿培训班项目就请来政界人士介绍华府的政治运作过程，并安排校长们与所在选区议员会面，以便双方能就当地社区学院的发展进行有的放矢的交流，这对校长们争取地方经费拨款、培训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极为有利。
由于印度社区学院的教学岗位目前还差2万名教师（Murli Nagasundaram，2013），因此ICRDCE把培训的重点放在了社区学院的一线师资上。截至2013年，由ICRDCE开发组织的教师培训项目共计29个，先后有1006个组织参与其中，共计培训教师1943人次。此外，每年它还定期开办两个为期六天的社区学院教师培训班，但仍不能满足社区学院的需求。
此外由于社区学院这一办学模式在印度尚处于探索阶段，UGC资助的社区学院项目也刚刚起步，ICRDCE应泰米尔纳德，喀拉拉邦等地办学者的要求还与当地文理学院合作负责培训介绍社区学院的办学理念、运营规则、课程内容等，并为合作企业牵线搭桥。
（四）成果推销机制
智库不同于其他类型研究机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不仅思考，还注重行动，善于将其研究成果进行推销和传播，影响决策，塑造舆论，扩大影响力。加尔东（Johan Galtung）根据与政策决策的远近亲疏将社会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决策者）、中心层（精英）和边缘层（大众）（朱旭峰，2004）。作为本国代表性的社区教育智库，AACC和ICRDCE在其运行过程中都注重构建多样化的研究成果传播机制，针对上述社会结构中不同的政策参与者采取不同的影响手段。
对核心层（决策者），最常见的是以成为政府顾问专家小组成员的形式，为其提供政策咨询，直接影响决策。上世纪70年代AACC的CEO小格利泽（Edmund.J.Gleazer，Jr.）就曾是隸属卡特总统的外语和国际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人数不超过25人；80年代CEO帕内尔（Parnell）曾任全国教育机会公平委员会主席。阿方索博士则更是两度担任UGC委员。同时，积极搭建与决策者的私人关系也不可忽略。和前教育部部长泰瑞尔·贝尔私交甚笃的帕内尔就坦承：“在华盛顿，作为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必须要有内部消息。”（Luskin，2011）。而在印度社区学院被官方认可前，阿方索博士就多次与MHRD的联合秘书贾太吉（Champak Chatterji）通信讨论社区学院这一概念在全国推广的前景。这些接触和交流虽然非正式，但毫无疑问会对决策的产出起到微妙的催化剂作用。
对中心层（精英），包括经济精英——大企业家、媒体精英——著名记者、学术精英——大学校董等则主要通过召开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著作等方式将研究成果展现给他们，使其认同并支持自己的观点，形成中心阶层的主流观点从而影响核心层的决策者。迄今已经举办了96届的AACC年会每次都会邀请政界和企业界人士参与，此外AACC还开设the corporate futures论坛，华府倡导研讨会（Washington Advocacy Seminar）定期为社区学院校长和企业、政府人员提供交流机会。
而截至2015年，由ICRDCE直接组织的全国性社区教育研讨会共计11次，先后有845个相关团体参与；举办的地区性研讨会共计69次，参与组织多达1126个，其合作对象既有诸如MHRD、UGC、泰米尔纳德邦和西孟加拉邦政府在内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也包括英迪拉甘地公开大学，泰米尔纳德公开大学、马德拉斯大学等学界代表。
对边缘层（大众），在印度受国内经济条件和民众文化水平的限制，ICRDCE主要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和讲习所来向社区学院的目标群体——中下层民众宣传职业技术教育的理念。相比之下，AACC更善于利用当前的信息技术影响公众，且手段更为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出版学术刊物，如发行期刊：双月刊《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s Journal）、出版专著、白皮书、研究报告、政策简报等，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人们对社区教育和社区学院的态度和看法，形成一股影响教育决策的社会力量。二是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AACC就设立了专门的公共信息办公室（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负责对外沟通联络。90年代，当时的主席皮尔斯（Pierce）发起了一场为期五年的扩大社区学院影响力运动（National Awareness Campaign）。除了邀请知名校友宇航员柯林斯、棒球明星诺兰·莱恩代言外，还录制了英文和西班牙语的宣传广告在电视和收音机中播放。AACC现任政府关系部副主任大卫·贝姆（David Baime）更是走进电视，在CNN、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MSNBC）、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的节目上就社区教育的相关问题直接发表评论。三是积极开拓新媒体平台。在互联网和移动媒体崛起的背景下，AACC顺应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推出电子报纸《社区学院日报》（Community Colleges Daily）、开发了《社区学院》APP软件以方便读者随时随地在线阅读、分享和评论，从而吸引和培养了新的读者群，扩大受众面，增强了在年轻受众群体中的影响力。
三、AACC与ICRDCE差异的成因
综上所述，美国作为咨询业最发达的国家，其社区教育智库AACC较之于印度社区教育智库ICRDCE无论是从内部管理机制还是成果推销机制来讲都成熟完善得多，究其根源在于以下因素： 第一，政治上，首先崇尚“小政府，大社會”。“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这一理念为智库这类民间组织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最优良的土壤。其次，美国作为总统制国家，以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为执政党，执政党掌握行政权，但不一定掌握立法权，行政与立法机关具有明确的分工。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各政府部门为了争夺政策的主导权以及公众舆论的支配权，都需要借助“智囊团”的力量出谋划策，充当其制定政策的“外脑”，这种权力的分散性、竞争性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多样性为智库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印度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领袖成为行政首脑，组织内阁，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立法权，这意味着印度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所受的外部影响要少得多。再次，美国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公共政策问题的日益复杂导致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解决方案，这就使智库的服务成为了一种客观需求。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又使得智库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大大提高。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美国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智力市场，它由资金市场、政策咨询需求市场和人才市场三部分构成。和印度智库资金普遍缺乏的情况不同，像AACC这样的美国教育智库大多实力雄厚，除了其本身通过向研究项目投标、销售研究成果等各种形式拓宽筹资渠道外，基金会大量、长期、稳定的捐赠是其长盛不衰的保证。美国大型基金会之一的凯洛格基金会（Kellogg Foundation）自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与之合作，AACC历史上实施的一系列重大的改革项目都离不开它的身影。比如上世纪60年代该基金会对其“初级学院领导力项目”进行了长达10年的赞助，培养了一代社区学院校长和高级管理人员，有力促成了社区学院在全美的普及发展。
美国的政策咨询需求来自于三个层面，一是政府面对复杂棘手的教育问题需要智库提供智力支持。二是美国媒体需要智库以意见领袖的方式解读政策，提升媒体的专业化水平，增强舆论的公信力。三是社会公众整体具有参与公共决策的知识水平和热情，而后两者都是印度所不具备的。
此外，美国智库领先于其他国家的一点是它具有人才优势，是名副其实的人才库。AACC不仅充当着全美社区学院各类人材的培训基地，而且以项目为平台汇聚了社区教育领域的一流研究人员，其高级职员很多更是拥有社区学院、政府、企业等多个不同行业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从文化的角度讲，受“参与型政治文化”主导的美国公民有着高度的政治意识、积极影响政府决策的兴趣和广泛的公共参与度，希望通过智库研究提升公共决策的含金量（田蕾，2013）。这种主观能动性，从本质上为智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原动力。而在印度，大众参与政治决策的意愿较低也很难实质性地介入到公共决策的各个阶段，政府对独立政策分析的需求也不强，这也成为其智库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之一。
四、启示
当下，我国的社区教育智库建设正进入一个发展关键期。一方面，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根本保障。” 作为构建学习型社会重要基石的社区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利好时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智库的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的社区教育智库建设起步较晚，即便是当前明确以智库为定位目标的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等也因处于初创探索期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和公众影响力都还十分有限的现实境地。因此AACC和ICRDCE发展的经验和运作特点，至少给我国社区教育智库建设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明晰定位，创新社区教育智库的管理体制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试行理事会下的专家负责制。理事会是智库的最高管理机构，理事会成员可以吸纳企业、政府、学校、社区代表等各行业利益相关者，从而使智库的策略和方案能够更贴近现实、更具可操作性。学术委员会是智库的核心部门，是社区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咨询机构，面对当前社区教育问题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综合性，需要智库延揽一批多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专家精英，实行开放式的专家聘请制度，“健全领导交流沟通机制、专家合作研究机制、资源共有共享机制、成果共享共同发布机制”（郅庭瑾，2014），营造创新的科研氛围。第二，改革研究组织模式，以项目为导向，汇聚科研人员。在传统个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项目组建科研团队。实行开放的选拔机制，采用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聘用相结合的方式，注重不同层次人才的梯队建设，增强研究实力。第三，拓宽智库的经费来源渠道，提升智库的市场化运作能力。独立性是智库的立身之本，经济独立则是研究独立的基础。因此一方面应该鼓励我国社区教育智库从政府机构、民间资本、社会公益基金、外国基金会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则应不断完善智库发展的“政策分析”市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增强其对高质量研究的需求。第四，建立智库成果的多层次输出机制。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我们可以借鉴AACC和ICRDCE的经验，针对不同的影响对象采取不同的影响手段：对政府部门和决策者，除了承接委托项目，担任决策顾问外，还可以通过举办论坛、会议、开设培训班等方式，拓展彼此交流的机会；对社会大众而言，研究人员则可以通过撰写专栏、在大众媒体上“露脸”、公开讲座等方式来宣传研究成果，普及社区教育理念。专家甚至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引导舆论，服务公众。这样不仅扩大了智库的影响力，而且还能在与大众的互动中获取教育研究的一手资料，对其后续研究也是大有益处。
（二）转变理念，实现社区教育智库的专业化路径
首先，要有专业的意识即树立社区教育智库的价值追求。教育的现代化离不开教育治理的现代化。和其他教育形式相比，社区教育无论是从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教学还是师资建设、办学评估等方面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更为密切，也更需要像智库这样的“第三部门”组织担负起决策咨询、指导实践、利益表达、社会纠偏的角色才能更好地解决当前社区教育存在的管理体制混乱、教育资源利用有限、活动形式单一、投入经费有限、师资队伍参差不齐等诸多现实问题。因此我国的社区教育智库，应以服务国家社区教育宏观战略决策、指导社区教育活动实践为终极目标，围绕和国家、本地相关的社区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建设性的政策研究，为提高决策部门的综合研判能力提供智力支持，为基层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智囊团的指导作用。其次，要有专业的研究团队。“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研究的综合性”（邬大光，2015）。AACC的研究报告之所以能在美国社区教育界影响深远，得益于其背后拥有一支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团队。新型的社区教育智库要打破过去科研机构纯粹以教育学背景研究人员为主的蕃篱，吸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专家，组成一支视野开阔、对国家教育政策洞察力敏锐、具有多学科素养和胸怀社会责任感的社区教育的思想者和建言人，出具富有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的决策咨询报告。最后，要有专业的研究方法。秉持客观独立的研究立场，深入社区教育工作的一线开展调研和分析。加强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建设社区教育的数据库，重视对研究数据长期的积累和监测。 （三）放眼世界，提升社區教育智库的国际化水平
在当前席卷全球的终身教育潮流中，真正有影响力的社区教育智库其发挥的作用势必超越了地理意义的国家界限，共同推动着全球社区教育的发展。AACC和ICRDCE都很注重提高自身的国际化水平。2008年ICRDCE受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之邀组建了专家委员会为该国社区学院的兴建提供咨询服务并对其教学质量进行跟踪评估。AACC更是不仅设立了专门的国际项目服务办公室为国际学生入读美国社区学院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参与国家间教育问题的高级别对话；还长期同华盛顿的使馆、团体、商会保持联系，开发社区学院的国际项目并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AACC还设立了对华教育交流咨询委员会，开发了中国职业教育领导力培训项目（China-VELT），从而有力促进了双方在学术、教师、管理人员等方面的合作。
笔者认为我国的社区教育智库今后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提升国际化水平：一是研究领域的国际化，从传统的聚焦国内社区教育问题拓展为研究全球社区教育的公共议题和他国问题，并且在研究方法的选用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上更注重跨国比较和国际视野。二是交流活动的国际化。比如跨国提供咨询服务，举办国际会议，通过论坛、访学等形式增进了解、交流经验；推荐智库专家到有关国际组织任职从而争取我国社区教育在全球教育平台上的话语权。尤其是要利用当前网络新兴媒体微博、微信覆盖广、容量大、交互性的优势，积极传播我国社区教育的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提升我国的教育形象和软实力。三是组织结构的国际化。既可以以项目的形式邀请外国专家参与也可以聘请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常驻研究人员加盟，若时机成熟还可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
[基金项目：国家开放大学“十二五”规划2014-2015年度重点课题“美国和印度社区教育智库比较研究——以美国社区学院协会和印度社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为例”（G14A330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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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作者简介：王雍铮，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智库。）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