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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危机之中。全球变暖、石油峰值和资源耗竭,这一切都预示着环境灾难的即将到来。但是,我们的机构似乎反应迟钝。如果仅仅一次美国次贷危机就能给我们的金融体系带来如此巨大的震撼,那么我们将如何应对更严重持久的挑战?当前的体系究竟怎么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世界?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在这些危机中生存下来?
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同时,我经常想起我两个朋友的生活经历,安金磊是一位进行有机耕种的农民,而L是一位如今在伦敦工作的投资银行家。他们两位都是勤奋工作的人,三十五六岁年纪,祖籍中国。他们如今天各一方,其生活经历和见识提供了有趣的对比和理解这些危机的观察。
在试图推动有机耕作和永续农业的非政府组织之中,安金磊被公认为是中国首位有意识进行有机化耕种的农民。当然,在绿色革命到来之前,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是天然有机生产者。即使在今日,在部分偏远地区,一些农民仍然是天然有机生产者,要么是因为他们太穷而买不起化肥农药,要么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边缘区域,广泛应用的绿色革命技术在那里尚未普及,或者不适用。
作为农校毕业生,安金磊曾经是一名国营农场的技术员。他身处第一代“现代化农民”之列,和他的同事一起引进了大量的化肥农药。但他很快注意到了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杀虫剂的气味简直让我呕吐。于是我想:如果这东西对我如此有害,那么它怎么可能对土地有好处?”
他向老农民学习,开始尝试使用各种生物学方法控制害虫,或是改善土壤。由于这些做法不符合当时的潮流,他经常只能偷偷地进行,或是无视上级的反对。后来,他回到了他的村庄,承包下大约40亩其他村民都不愿意要的贫瘠土地,实践永续农业。多年以来,他和妻子的辛勤劳动经常受到同村人的奚落,“化肥农药这么方便,为什么不用?你们太固执、太傻了。”“你们干活这么辛苦,出去打工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为什么要在田里做这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安金磊坚持下来。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的收成开始让他的邻居们羡慕。
相比之下,我的银行家朋友L一直以来因为他的成功而备受称赞。他曾是每年一度的高中生数学竞赛——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得主。在一所名牌大学完成大学学业之后,他去美国的一所顶尖大学研究深造,最终在一位菲尔茨奖(相当于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加州大学一所分校的讲师。随着高科技浪潮的到来,他受到了诱惑:“我只是想挣得和积蓄100万美元。然后,我就可以回来做数学研究,一辈子也不用再为金钱而担忧。”于是,他加入了一家网络新兴公司。
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他很快转到金融行业工作。从那时起,他的目标扩大为200万美元。 在纽约附近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短期工作之后,他如今受雇于伦敦一家高级投资银行,从事货币交易和货币套现的定量模型研究。作为老朋友,承他好意,他告诉我,他的年薪大约为25万美元。我没有问奖金的事,在业绩良好的年份,投行的奖金可以数倍于薪水。
按照一般的标准,L应该是一个成功和幸福的男人。他在中国和美国都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至少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是这样的),受雇于所谓“高附加值”行业,获得高工资,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全球化公民。但是,据他自己描述,他感到他被困在他现在的处境中。他每天要花9～10小时面对着电脑上流水似的数字,因此他经常是筋疲力尽地结束每周的工作日,在每个周末,他几乎没有精力去享受伦敦这个国际大都市。最糟的是,他不再拥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梦想。他远离数学已经过于长久,无法再回到那个领域。他提到了一个我们共同的熟人H,直到不久前后者与他还有着非常相似的生活轨迹。H同样才能出众,拿到数学博士后不久也转行到金融部门工作,但他最近辞去工作,搬到一个生活费便宜的地方靠积蓄生活,同时开始重新研究数学。“H说他受够了,不想再为大资本家赚钱。他好在没有结婚,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我有家庭的责任。”
从这些话里,我能够清楚地听出L语气中的羡慕之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甚至认为他是贫穷的。2007年2月,我们最后一次面对面交流时,我说起可能爆发的世界性大规模金融动荡——金融衍生品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全球生产总值的10倍以上。单凭这一点,稍微有点常识就不难意识到,金钱帝国是建立于海市蜃楼之上,泡沫的崩溃不过是时间问题。当时L半开玩笑地说:“我将欢迎一场金融危机的到来。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没什么可失去的。”
正是这句话,促使我询问他的薪水情况。就金钱而言,他的25万美元的底薪就完全足以使他进入全球万分之一收入最高人群行列,可是他觉得他太过贫穷,而无法追逐自己的梦想,以至于没有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错,相比于他日常操作的巨额金钱,以及他为之工作的“大资本家”(按他的说法),他确实是贫穷的。
当我的富人朋友L感觉如此无能为力时,我的农民朋友安金磊却是一个自我奋发的惊人例子。当他意识到化肥农药对环境有害时,他决定将其拒之门外,并且义无反顾,多年来从来不受外部世界的金钱诱惑。在前些年,他甚至被剥夺了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回报——食用他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有机食品。由于所谓的“规模经济”,他的村子不再有小型加工厂为村民们加工小麦。因此,他只能出售小麦,又从一些零售商那里回购面粉,而零售商又依次出售小麦并向大型粮食加工厂购买面粉。当然,由于这种“粮食的大循环”,我们无从探究其根源。直到最近,他已经声名大噪,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朋友乐意溢价购买其产品,他才有足够的资金找到小作坊加工他的小麦。
传统经济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就是经济人,即人(也就是一个自然人)是理性的,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渴望财富,逃避多余的劳动,可以作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或许由于所有的现代化教育,L已经成为经济人的一个范例。这些年来,我目睹他为了赚钱而逐步放弃他的梦想和激情。这种经济理性给他带来的是金钱,而不是成就或幸福。他十分清楚,他只不过是全球赌场经济的一枚棋子,他对此并不乐意,然而,他过于软弱,以至于无法找回自我。同样,虽然身为所谓的“全球公民”,他对世界的理解极度狭隘。在他说自己是穷人之后,我与他探讨世界事务的最终努力就此结束。每当我提及环境危机,他便给出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常给的一个标准回答:“让富国和富人们先来担心这些吧。”
相比之下,我的农民朋友安金磊出人意料地博学(或许这并不如此令人惊讶),与之交谈愉悦异常。作为一个“顽固落后的、土头土脑的人”,他抵制了许多现代化诱惑,尤其是电视。这给了他很多用以阅读和思考的时间,虽然农田里的工作非常辛苦。在我们会面期间,我们的谈话经常围绕农村、环境、教育、信仰和人生观等主题。2006年,我领着优秀民生奖(该奖也有另类诺贝尔奖之称)获得者,享有国际声誉的活动家和作家海伦娜·诺伯格·霍奇斯(Helena Norberg-Hodge)去拜访安金磊。她对这个年轻的农民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称呼他为中国的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温德尔·贝里是美国一个农民,同时也是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
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中国农村之旅中,我没有遇到很多像安金磊这样的人。相反,我了解到许多不计后果地滥用化学品,以求短期效益的可怕案例。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发现很难将全部责任推到农民身上,正如有农民总结的,“人人压榨农民,农民压榨土地。”我曾经问中国的一位农业专家——温铁军博士,“在中国,像安金磊这样的农民还有多少?”他给予我一个含糊的答案,“还有很多,但他们越来越被主流社会所边缘化。”确实,温德尔·贝里和安金磊只是农民中少数思想深刻并善于表达的人,并非每位农民都拥有他们那种全球化视野,但他们又的确是为农民以及农业思想代言的。毕竟,作为生活在土地上的草根人群,每位农民必须了解周围环境并与之互动。与精英科学家或是技术专家不同的是,他们无法将环境破坏和其他负面因素外部化到其他地方或者更弱势的群体。如果没有太多的错误教育,他们通常不会成为“理性的”还原论者。然而,考虑到安金磊一直忍受着村里人的许多奚落,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媒体和现代教育所具有的超强洗脑能量。假如安金磊像他的乡人们以及我那个非常成功的朋友L一样,成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他很久以前就会放弃有机耕作。
相反,他却成为一个自我奋发的最佳事例:有权作出自主选择,有能力去实践它们,并对结果负责,因为他对土地(包括以土地为生的动物和植物)怀有深厚的感情,不愿让他的爱掺入金钱的因素。
我认为,我们陷入当前经济和环境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狭隘的经济理性聚焦。依照它的原则,像安金磊一类的人越来越被社会边缘化,而像L这样的人却得到了慷慨的回报。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一定感觉被授予权力或觉得富有(就如同L),但由于奖金和所谓的杠杆作用的加强,他们实际上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来实施破坏性的影响,当前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例子。最为糟糕的是,这些人与现实世界的接触越来越仅以金钱为媒介:如果某物不能转换为一个美元数字,它就不具价值。作为一个中国名校毕业生(在我的大学同学中,超过90%的人赴美国进行深造),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的老同学中,L绝非“生活全球化、思维混乱化”的唯一范例。每当我在大众媒体上读到这种人被描述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和成功人士”,我总是感到毛骨悚然。
与此同时,尽管安金磊先生收入微薄,他还是在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尽自己的职责。如今,他还自愿担任一名技术指导,向所有愿意学习的农民伙伴免费传授他的知识;他拿出每年收成的15%送给愿意尝试有机农业的农民作为种子。在讲授绿色技术时,他常常强调,西方通常的有机农业概念过于狭隘:有机农业不仅仅是技术手段,也不仅仅是不用化肥农药,或是利用高端市场来赚钱。有机农业是让所有生命都有机会活下去的农业。 农业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项营利性的职业。一个好农民应当是一个谦逊的管理者:他深爱他的土地,珍惜土地给我们的出产,对它进行照料以作为回报;他意识到所有的动植物都是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珍贵生命形式,并因此与之合作而不是对抗。此外,农民同伴们应当相互合作,做健康土地上的健康人,而不是仅仅为了市场利益进行竞争。这种重建与土地关系,重建与社区关系的观点也许会被讲求效益的经济学家和产业农学家视为感情用事,但它实际上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做法。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安金磊身上学到非同寻常的东西,因为“身处当地,心系全球”是我们应对当前许多危机的正确方向。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08年1月,距今已近两年的时间,次贷危机已经演化成一种全面经济危机。许多人受到波及,包括L和安金磊。
2008年10月,由于公司倒闭,我的朋友L失去了他的工作——是的,他的公司是倒闭的几家巨大而且著名银行之一。如同他的许多见木不见林的同事一样,他对他所属公司的巨大风险一无所知,直到最后一刻。由于他所在部门(做货币交易及其他)从始至终都在为该公司赚大钱,它很快被另一家国际投资银行接管了。于是,L重回他的岗位。全球赌场仍在继续。L仍然拿着高工资,干一份他并不喜欢的工作。L曾经告诉我,他们的部分货币交易利润率仅为0.01%,因此,为了获取利润。他们确实操纵了巨额货币。也许我太过保守,我实在想象不出这种行业能为实体经济带来何种好处。然而,限制投机的规章——比如,一直在提的托宾税——至今没有出台,大量金钱(包括大量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入虚拟经济,以维持赌场经济的运行。
2008年7月和2009年7月,我都有幸再次见到安金磊。他的简朴的家已经成为一些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地方:这些人厌倦了恶性竞争,希望向安金磊学习追求有意义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也很乐意向他学习关于如何减少化学品的投入。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2008年上半年,由于油价的提高,在中国的许多地区,肥料和杀虫剂的价格攀升了60%以上。金融危机还给中国农村地区带来更糟的情况。据估计,从2008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超过1000万的中国农民工因为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返乡。考虑到这么多的年轻人急需一份可持续的、有意义的生计,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他们中有多少人可以在回去之后像安金磊那样找到生活的动力和意义?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是否给了他们和农村地区充分的支持,而不是将更多的钱注入股市和楼市这样的虚拟经济?除了金融支持之外,我们还需要做出哪些文化和社会变化来重建更合理更加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同时,我经常想起我两个朋友的生活经历,安金磊是一位进行有机耕种的农民,而L是一位如今在伦敦工作的投资银行家。他们两位都是勤奋工作的人,三十五六岁年纪,祖籍中国。他们如今天各一方,其生活经历和见识提供了有趣的对比和理解这些危机的观察。
在试图推动有机耕作和永续农业的非政府组织之中,安金磊被公认为是中国首位有意识进行有机化耕种的农民。当然,在绿色革命到来之前,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是天然有机生产者。即使在今日,在部分偏远地区,一些农民仍然是天然有机生产者,要么是因为他们太穷而买不起化肥农药,要么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边缘区域,广泛应用的绿色革命技术在那里尚未普及,或者不适用。
作为农校毕业生,安金磊曾经是一名国营农场的技术员。他身处第一代“现代化农民”之列,和他的同事一起引进了大量的化肥农药。但他很快注意到了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杀虫剂的气味简直让我呕吐。于是我想:如果这东西对我如此有害,那么它怎么可能对土地有好处?”
他向老农民学习,开始尝试使用各种生物学方法控制害虫,或是改善土壤。由于这些做法不符合当时的潮流,他经常只能偷偷地进行,或是无视上级的反对。后来,他回到了他的村庄,承包下大约40亩其他村民都不愿意要的贫瘠土地,实践永续农业。多年以来,他和妻子的辛勤劳动经常受到同村人的奚落,“化肥农药这么方便,为什么不用?你们太固执、太傻了。”“你们干活这么辛苦,出去打工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为什么要在田里做这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安金磊坚持下来。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的收成开始让他的邻居们羡慕。
相比之下,我的银行家朋友L一直以来因为他的成功而备受称赞。他曾是每年一度的高中生数学竞赛——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得主。在一所名牌大学完成大学学业之后,他去美国的一所顶尖大学研究深造,最终在一位菲尔茨奖(相当于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加州大学一所分校的讲师。随着高科技浪潮的到来,他受到了诱惑:“我只是想挣得和积蓄100万美元。然后,我就可以回来做数学研究,一辈子也不用再为金钱而担忧。”于是,他加入了一家网络新兴公司。
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他很快转到金融行业工作。从那时起,他的目标扩大为200万美元。 在纽约附近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短期工作之后,他如今受雇于伦敦一家高级投资银行,从事货币交易和货币套现的定量模型研究。作为老朋友,承他好意,他告诉我,他的年薪大约为25万美元。我没有问奖金的事,在业绩良好的年份,投行的奖金可以数倍于薪水。
按照一般的标准,L应该是一个成功和幸福的男人。他在中国和美国都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至少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是这样的),受雇于所谓“高附加值”行业,获得高工资,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全球化公民。但是,据他自己描述,他感到他被困在他现在的处境中。他每天要花9～10小时面对着电脑上流水似的数字,因此他经常是筋疲力尽地结束每周的工作日,在每个周末,他几乎没有精力去享受伦敦这个国际大都市。最糟的是,他不再拥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梦想。他远离数学已经过于长久,无法再回到那个领域。他提到了一个我们共同的熟人H,直到不久前后者与他还有着非常相似的生活轨迹。H同样才能出众,拿到数学博士后不久也转行到金融部门工作,但他最近辞去工作,搬到一个生活费便宜的地方靠积蓄生活,同时开始重新研究数学。“H说他受够了,不想再为大资本家赚钱。他好在没有结婚,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我有家庭的责任。”
从这些话里,我能够清楚地听出L语气中的羡慕之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甚至认为他是贫穷的。2007年2月,我们最后一次面对面交流时,我说起可能爆发的世界性大规模金融动荡——金融衍生品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全球生产总值的10倍以上。单凭这一点,稍微有点常识就不难意识到,金钱帝国是建立于海市蜃楼之上,泡沫的崩溃不过是时间问题。当时L半开玩笑地说:“我将欢迎一场金融危机的到来。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没什么可失去的。”
正是这句话,促使我询问他的薪水情况。就金钱而言,他的25万美元的底薪就完全足以使他进入全球万分之一收入最高人群行列,可是他觉得他太过贫穷,而无法追逐自己的梦想,以至于没有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错,相比于他日常操作的巨额金钱,以及他为之工作的“大资本家”(按他的说法),他确实是贫穷的。
当我的富人朋友L感觉如此无能为力时,我的农民朋友安金磊却是一个自我奋发的惊人例子。当他意识到化肥农药对环境有害时,他决定将其拒之门外,并且义无反顾,多年来从来不受外部世界的金钱诱惑。在前些年,他甚至被剥夺了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回报——食用他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有机食品。由于所谓的“规模经济”,他的村子不再有小型加工厂为村民们加工小麦。因此,他只能出售小麦,又从一些零售商那里回购面粉,而零售商又依次出售小麦并向大型粮食加工厂购买面粉。当然,由于这种“粮食的大循环”,我们无从探究其根源。直到最近,他已经声名大噪,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朋友乐意溢价购买其产品,他才有足够的资金找到小作坊加工他的小麦。
传统经济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就是经济人,即人(也就是一个自然人)是理性的,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渴望财富,逃避多余的劳动,可以作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或许由于所有的现代化教育,L已经成为经济人的一个范例。这些年来,我目睹他为了赚钱而逐步放弃他的梦想和激情。这种经济理性给他带来的是金钱,而不是成就或幸福。他十分清楚,他只不过是全球赌场经济的一枚棋子,他对此并不乐意,然而,他过于软弱,以至于无法找回自我。同样,虽然身为所谓的“全球公民”,他对世界的理解极度狭隘。在他说自己是穷人之后,我与他探讨世界事务的最终努力就此结束。每当我提及环境危机,他便给出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常给的一个标准回答:“让富国和富人们先来担心这些吧。”
相比之下,我的农民朋友安金磊出人意料地博学(或许这并不如此令人惊讶),与之交谈愉悦异常。作为一个“顽固落后的、土头土脑的人”,他抵制了许多现代化诱惑,尤其是电视。这给了他很多用以阅读和思考的时间,虽然农田里的工作非常辛苦。在我们会面期间,我们的谈话经常围绕农村、环境、教育、信仰和人生观等主题。2006年,我领着优秀民生奖(该奖也有另类诺贝尔奖之称)获得者,享有国际声誉的活动家和作家海伦娜·诺伯格·霍奇斯(Helena Norberg-Hodge)去拜访安金磊。她对这个年轻的农民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称呼他为中国的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温德尔·贝里是美国一个农民,同时也是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
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中国农村之旅中,我没有遇到很多像安金磊这样的人。相反,我了解到许多不计后果地滥用化学品,以求短期效益的可怕案例。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发现很难将全部责任推到农民身上,正如有农民总结的,“人人压榨农民,农民压榨土地。”我曾经问中国的一位农业专家——温铁军博士,“在中国,像安金磊这样的农民还有多少?”他给予我一个含糊的答案,“还有很多,但他们越来越被主流社会所边缘化。”确实,温德尔·贝里和安金磊只是农民中少数思想深刻并善于表达的人,并非每位农民都拥有他们那种全球化视野,但他们又的确是为农民以及农业思想代言的。毕竟,作为生活在土地上的草根人群,每位农民必须了解周围环境并与之互动。与精英科学家或是技术专家不同的是,他们无法将环境破坏和其他负面因素外部化到其他地方或者更弱势的群体。如果没有太多的错误教育,他们通常不会成为“理性的”还原论者。然而,考虑到安金磊一直忍受着村里人的许多奚落,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媒体和现代教育所具有的超强洗脑能量。假如安金磊像他的乡人们以及我那个非常成功的朋友L一样,成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他很久以前就会放弃有机耕作。
相反,他却成为一个自我奋发的最佳事例:有权作出自主选择,有能力去实践它们,并对结果负责,因为他对土地(包括以土地为生的动物和植物)怀有深厚的感情,不愿让他的爱掺入金钱的因素。
我认为,我们陷入当前经济和环境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狭隘的经济理性聚焦。依照它的原则,像安金磊一类的人越来越被社会边缘化,而像L这样的人却得到了慷慨的回报。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一定感觉被授予权力或觉得富有(就如同L),但由于奖金和所谓的杠杆作用的加强,他们实际上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来实施破坏性的影响,当前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例子。最为糟糕的是,这些人与现实世界的接触越来越仅以金钱为媒介:如果某物不能转换为一个美元数字,它就不具价值。作为一个中国名校毕业生(在我的大学同学中,超过90%的人赴美国进行深造),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的老同学中,L绝非“生活全球化、思维混乱化”的唯一范例。每当我在大众媒体上读到这种人被描述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和成功人士”,我总是感到毛骨悚然。
与此同时,尽管安金磊先生收入微薄,他还是在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尽自己的职责。如今,他还自愿担任一名技术指导,向所有愿意学习的农民伙伴免费传授他的知识;他拿出每年收成的15%送给愿意尝试有机农业的农民作为种子。在讲授绿色技术时,他常常强调,西方通常的有机农业概念过于狭隘:有机农业不仅仅是技术手段,也不仅仅是不用化肥农药,或是利用高端市场来赚钱。有机农业是让所有生命都有机会活下去的农业。 农业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项营利性的职业。一个好农民应当是一个谦逊的管理者:他深爱他的土地,珍惜土地给我们的出产,对它进行照料以作为回报;他意识到所有的动植物都是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珍贵生命形式,并因此与之合作而不是对抗。此外,农民同伴们应当相互合作,做健康土地上的健康人,而不是仅仅为了市场利益进行竞争。这种重建与土地关系,重建与社区关系的观点也许会被讲求效益的经济学家和产业农学家视为感情用事,但它实际上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做法。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安金磊身上学到非同寻常的东西,因为“身处当地,心系全球”是我们应对当前许多危机的正确方向。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08年1月,距今已近两年的时间,次贷危机已经演化成一种全面经济危机。许多人受到波及,包括L和安金磊。
2008年10月,由于公司倒闭,我的朋友L失去了他的工作——是的,他的公司是倒闭的几家巨大而且著名银行之一。如同他的许多见木不见林的同事一样,他对他所属公司的巨大风险一无所知,直到最后一刻。由于他所在部门(做货币交易及其他)从始至终都在为该公司赚大钱,它很快被另一家国际投资银行接管了。于是,L重回他的岗位。全球赌场仍在继续。L仍然拿着高工资,干一份他并不喜欢的工作。L曾经告诉我,他们的部分货币交易利润率仅为0.01%,因此,为了获取利润。他们确实操纵了巨额货币。也许我太过保守,我实在想象不出这种行业能为实体经济带来何种好处。然而,限制投机的规章——比如,一直在提的托宾税——至今没有出台,大量金钱(包括大量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入虚拟经济,以维持赌场经济的运行。
2008年7月和2009年7月,我都有幸再次见到安金磊。他的简朴的家已经成为一些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地方:这些人厌倦了恶性竞争,希望向安金磊学习追求有意义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也很乐意向他学习关于如何减少化学品的投入。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2008年上半年,由于油价的提高,在中国的许多地区,肥料和杀虫剂的价格攀升了60%以上。金融危机还给中国农村地区带来更糟的情况。据估计,从2008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超过1000万的中国农民工因为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返乡。考虑到这么多的年轻人急需一份可持续的、有意义的生计,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他们中有多少人可以在回去之后像安金磊那样找到生活的动力和意义?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是否给了他们和农村地区充分的支持,而不是将更多的钱注入股市和楼市这样的虚拟经济?除了金融支持之外,我们还需要做出哪些文化和社会变化来重建更合理更加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