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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想随笔创作近几年来呈方兴未艾之势，这是由于这种文体是以内容的丰富性和现实性见长，以写作的灵活性深得作者和读者青睐。因此本文从这一特点出发，以漓江出版社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随笔》为批评文本，着重分析了文本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现实的批判性等特点。这些随笔作品，均体现了作者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
关键词：2003年度；思想随笔；打捞历史；评说现实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D8)04－0097－06
随笔这种文体在我国古已有之，南宋的学者、散文家洪迈，就著有《容斋随笔》。而西方16世纪才在法国出現了思想家、政治家、散文家蒙田的《蒙田随笔》，为西方随笔奠定了基础，并在英国形成了气候。“五四”时期，英国随笔传人中国，从而才开启了中国现代随笔创作。然而，可以说直至新世纪之初的今天，中国现代随笔才发展到了颠峰，这当然与宽松的社会环境，思想解放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翻开《2003中国年度最佳随笔》，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扑面而来。作者们或追问或批评，或褒贬或忧思，真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其作者无疑都是优秀的思想者。如老杂文家邵燕祥的《不可逃避的沉重阅读——初读胡风“三十万言书”全文》，读来确实让人感觉到“沉重”。我在撰写《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流变论》时，也曾读过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对于胡风周扬等人的“左联纠纷”是熟悉了解的。但我还是在阅读这篇长文时获得了不少信息，并且再次感到了“沉重”。作者通过胡风的“上书”引出“胡风事件”及其所关连的纷繁错综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的是非的问题，从而将一支沉重而又犀利的笔锋，直刺那个近于沉重的年代。
胡风冤案或胡风事件，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孤立的“事件”，它的发生与传统的“人治”的国家管理模式有关，与官僚的政治体制有关，是人治而非法治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文章所抨击的是产生胡风冤案的社会环境和官僚体制赖以存在的文化背景。是对“十七年”乃至“文革十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的反思和批判。与此主题相似的另一篇随笔是历史学者张鸣的《“调人”的隔膜与历史的迷雾》。这是作者读了历史名人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随感。作者张鸣指出“文革”的发生，并非简单地归咎于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是毛刘二人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设想与运作方式上的分歧。“以刘少奇和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一线领导人对计划经济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亲和力，而毛泽东恰恰相反，对命令经济有着压抑不住的偏爱”。“毛泽东是一位大手笔，富有诗意的领袖”，他惯常于用运动群众的方法进行政治运作，延安整风运动便是他成功的先例。20世纪50年代，正当国人学习苏联的经验，运用计划经济模式，已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初步成就时，毛泽东却要别出心裁、另起炉灶，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这就是众所周知的1958年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以及“食堂化”、“人民公社化”。当然这种不讲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的经济建设，很快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在建设上的大手笔遭遇了空前绝后的尴尬”，“他所热衷的命令经济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怀疑”。而计划经济则随着经济调整大得人心。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已经形成了的“一贯正确”，已经使他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将责任推到了中、下层官员身上，认为是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错，甚至认为“党内出现了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捣乱”。于是便在1962年开始大谈“阶级斗争”问题，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倒“一线的领导人”，也即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时他还要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证明“抓革命”是可以“促生产”的，从而“捍卫他那极富浪漫色彩的建设模式”。然而搞经济建设跟打仗根本不是一回事，他所期待的奇迹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地步。“摧毁另一个司令部的反击虽然很快就大获全胜，但他心爱的模式却始终没有成功。正因为如此，临终前的毛泽东才会有那样的悲哀”。
毛泽东晚年的悲哀岂止是他的心爱的经济建设模式没有成功，他的晚年的悲哀和困惑实在是太多太重了。“接班人”的问题，就是他晚年最为哀痛的一件大事。彭道明的《“接班人”的忧思和痛切——毛泽东与(三垂岗)诗的感情共鸣探秘》，就给我们揭示了毛泽东晚年内心深处的隐秘和哀痛。
彭道明的这篇随笔，不仅给我们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严重分歧的思想根源和激烈地斗争的史实，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深刻地指出了“接班人”的问题，应该是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任何人为地“发现”、“培养”、“选拔”“接班人”的作法，都不是明智之举，不是现代国家领导人的“现代意识”的表现，他的深层的潜在的意识活动，仍然是封建的宗法思想意识。其结果必然是误国误民的灾难发生。刘少奇“接班人”的身份是在1945年延安“七大”时就被毛泽东“发现”并“确定”下来的，二人的分歧则起于1958年“大跃进”的“命令经济”时期，经历了60年代初期的“农村社教”运动阶段，直至“文革”爆发，毛泽东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罢黜”了刘少奇。然而，正如本文作者所说：“真正的圣哲，是不会为‘接班人’的命题所困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习惯于把20世纪50－60年代称为当代文学“十七年”。在这十七年间，文学艺术界所制造的冤案文字狱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文化名人，著名作家，乃至于国家领导人所蒙受的不白之冤的历史事实，我们也读过不少了。然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普通民众所经受冤狱，不仅是大量地、普遍地存在着，而且更是鲜为人知的。郭维敬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则给我们真实生动地讲述了这些小人物、普通老百姓，在新中国十七年乃至“文革”十年间所经历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悲惨绝伦的故事和经受的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痛苦。青年作家李锐为这本书写了题为《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共和国早期的故事)》的序言。不论是这本书的编著者，还是序言的写作者，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世不忘这些悲惨的历史事实，并从中认真总结惨痛的教训，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这正如李锐所说：“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成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而郭维敬编著的这本书，正好使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生动感人的历史的“感性体验”。这些共和国早期的故事，确实已经深深地刺激了我们已经麻木了的神经，强烈地触动了我们已经纯钝了的灵魂。这些故事大多是“反右”中的各种荒诞离奇的冤案，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出于真诚说了一句实话，或者因为单位右派人数不能达标而充数， 或者因为出身不好，而被关押，被流放。都经历了非人的残酷的虐待，或被拷打致残致死，或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等等。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小标题可见一斑，如《几度生死遭劫波，半生慷慨唱悲歌》、《权力意志下的悲惨命运》、《反右何处不荒唐》等。正如李锐所说：“书中的故事含血带泪。我相信这些真实的记述会帮助读者理解我们曾经走过的历史，从而知道社会进步的艰难，因而更加懂得珍惜已有的进步，奋力去开创未来的坦途。”尤其深刻地指出了当前我们的“根本问题在政治改革未能同经济改革同步，民主滞后，法治难张，有宪法而无宪政，四大自由难以实现，人治传统阴魂不散，，导致腐败丛生，难以遏制”。以史为鉴，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
在这本随笔年选中，还有不少文章是直击知识分子问题的。这其中有如从宏观上考察古代知识分子——在朝的或在野的，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的“士节”现状的王学泰的《说“士节”》。
王充闾的《训心》则从另一个侧面，从科举制度的角度考察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和艰难处境，抨击了历代封建王朝。“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人士，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又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以破解的悖论。”其悲剧性就在于他们参与国家管理的过程，也就是蜕化变质，沦为奴隶和爪牙的过程，也就是与封建皇权同流合污、腐败堕落的过程，同时，也是全面丧失知识分子良知和批评精神的过程。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思想者，除专业知识、生存技能之外，还应该具备社会批判精神意识，坚守自己的思想独立和人格独立。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和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中也并非没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批判诸精神的持守者和殉道者，我们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名字来。袁鹰的《江上春归——写在陈独秀逝世60周年》中的陈独秀；傅国涌的《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中的傅斯年，就是知识分子精神坚守者的典范。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书记，他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八次遭通缉，四次被逮捕。1938年已经步入老年的陈独秀来到四川蛰居在江津县。然而，他“忧国忧民的壮怀未减，高标绝世、特立独行的性情却丝毫未移”。此时的陈独秀不群不党不官不商，完全过着一种清贫蛰居的生活。“他一次次拒绝高官厚禄的钓饵，誓不与国民党政权合作。”也与曾经拥戴他担任总书记的托派组织彻底决裂，但也不愿再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去。他“宁静淡泊，心静无波，真像一个远避尘嚣、超然物外的隐士”。然而他并没有忘记他一生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的理想、信念。直到去世前仍在思考着这些问题。1940年8月，他将自己对民主，对“二战”爆发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等等的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尤其是对苏联20余年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教训和“无产阶级民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总结，写出了《我的根本意见》的长文共十五条，其深刻独到的思想观点，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作者傅国涌给我们叙述了1947年春，国民党治下的中国舆论界发出了“罢免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呼声。事情首先是由傅斯年发表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引起，一星期后他又在该刊发表《宋子文的失败》，3月1日他又在《观察》周刊发表第3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3篇檄文直陈行政院长宋子文的种种“荒唐”、“腐败”，“发国难财”、“侵蚀国家”的罪恶行径。尤其如第3篇文章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现状，直言无讳，说出了许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事实真象。傅斯年的呼声不是孤立的，就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重庆的《世界日报》就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与傅氏的文章相呼应，且有异曲同工之妙，直接要求罢免政府首脑，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当时的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知识分子也在通过不同方式抨击豪门资本。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庆《世界日报》还在发表社评文章《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正是这些良知未泯知识分子敢于说出普通老百姓不敢说的话，坚持了正义的声音，形成了感动一个时代的文字。“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是一个优秀的群体，他们大多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者，而是有着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有着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责任感”。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要继承和发扬的“五四”新文化精神。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到了50年代反倒失去了言论自由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还要受到严厉的批判。
当然，“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载体，主要的还是新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作家等。他们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张扬、传播“五四”新文化精神，体现着“五四”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意识。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就是鲁迅及受其影响的作家、诗人、文论家等。如李辉的《鲁迅，为巴金挡住风沙》，王干的《向鲁迅学习爱》，阎纲的《编辑家巴金》中的鲁迅和巴金；钱理群的《“独怜风雪夜归人”》中的吴祖光，杜渐坤的《读(我和艾青的故事)》中的艾青等。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及其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如忧患意识、启蒙精神、科学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等并非空穴来风。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其实早在“五四”之前的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中，就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些优秀精神品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19世纪后半叶以来，就已经看到了中国的经济落后、国力不振，民众的贫穷和疾苦，愚昧和懦弱等。他们留学东洋西洋，以先进民族的文化精神为拯救已经落后的中华民族的利器，以传统文化中的爱国爱民的民族英雄为榜样楷模，开始了艰难曲折的漫长的民主革命的启蒙工作。王开林的《海魂》，就给我们讲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强盛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史实，宏扬了他们的精神品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回顾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民主革命者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五四”，进而也就没有现代中国。
中国是一個历史悠久，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民族国家。因此，散文家笔下不能没有历史文化的书写，不能不打捞历史，点击这丰富的文化库藏。打捞历史，对历史文化进行点评和批判，是这本年度随笔选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李国文的《天风吹我不能立》，山谷的《“八艳”的脂粉》，朱苏进的《看那个野性勃发的王朝——(郑和)溅起 的猜想》，就是直击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王朝的历史功过，评说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的教训。
对于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剖析评说的还有张大威的《孔子：一个被烟花寂寞的人》。孔子的寂寞是在他生前，其政治主张没人识货，没人买帐。然而，孔子又是中国历史上最热闹的人——那是在他死后，他的主张被统治者所利用。陈玉明的《士大夫与女人的缠足》，则给我们指出封建社会女人的不幸与悲剧——缠足。李元洛的《秋草独寻人去后——绝句之旅》，给我们记叙了他在长沙寻访“贾长沙”故居时的所见与所思。作者感慨“贾谊空怀经邦济世之才，强国拯民之志”，遭到“权臣的排斥，奸臣的诬陷，庸臣的趋炎附势”。以宝座为重的文帝只好把他放逐到南方蛮楚偏远之地——长沙国，远离了西汉政治文化的中心。贾谊作为一位改革家和思想家，他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他自己的“以民为本”的理论和忧国忧民的精神，时至今日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王晓天的《剃发·蓄辫·剪辫子——关于辫子的历史》，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华民族关于“头发的故事”：满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是如何用异常残酷手段强迫汉人留辫子，实行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汉人的反抗也是异常的激烈，他们“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直至清末19世纪50年代，古老的中华文明受到了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掀起的辛亥革命，同样也把头发看作是政治分野的标志，临时政府通令全国民众剪辫，其措辞照样也是十分严厉。及至“张勋复辟”，又用极为严厉的手段禁止民众剪辫。然而不论是留发还是剃发，受其苦的都是老百姓。陈亚平的《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则给我们揭示了四百年前原产于美洲的玉米和甘薯传人中国后，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生产，但却同时造成了大规模地移民和大面积的毁林开荒，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以及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至今我们才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贾兴安的《移民与村落》，通过对中国悠久的移民史和村落演变史的回顾，感慨当今中国在现代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之下，正面临着新的移民开发和城乡的变迁。“传统意义上的村落正在消失，凝聚着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村落正在形成。中国人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又一次大的流动与迁徙”。
近几年来不少作家、学者已不满足只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精神资源，也不只是从英美等国寻找发展的灵丹妙药，他们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曾经与中国有过相同的主义、思想信仰和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前苏联。老杂文家严秀的《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有免费的历史教训——谈谈前苏联把农村当殖民地对待的致命错误》一文，是很值得一读的佳作。这篇长文以新揭密的前苏联的有关档案资料取胜，让人吃惊地看到了前苏联斯大林时代是怎样残酷地榨取农民的血汗，真实地有理有据地分析说明了前苏联无声无息地崩溃的历史原因，就是他们一直把农村当作殖民地对待。这就是斯大林的最为残酷的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严厉地打击消灭富农，榨取农民的血汗，掠夺农民的劳动所得，以满足苏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斯大林残酷的农业政策就是全盘集体化，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对那些不赞成集体化的农民，则采取逮捕、镇压、处决的办法，以及采取大量移民的办法，把农民赶到远东、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无人区进行劳改。据有关资料披露，杀了6万多户，流放偏远地区50万户，剥夺所有个人财产，扫地出门就近务农80多万户，饿死800多万人，致使苏联人口大减。彻底搞跨了苏联的农业经济，使农业总产量一直底于“一战”前的水平，至今也未能恢复元气。据20世纪90年代初才公开的档案，即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当时写给斯大林的信说：“庄员和农民都快饿死，也未储存种子，大人和孩子浮肿，吃的都是人所不能吃的东西：从动物尸体到柞树皮，以及沼泽里的各种草根。”问题在于斯大林不仅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制造出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经典理论来自欺欺人，竟认为他应该对全体农民作战，而农民也是在对他作战。而且还用一系列虚假的统计数字向全世界夸耀他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斯大林的这一套根本错误的做法，不仅搞跨了苏联，也严重地影响和危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就是受害者之一，苏联30年代的情形在中国50至70年代，也曾经严重地存在着。我们欠农民的也太多了，好在我们近几年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着手去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难题了。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重大举措可是历朝历代想做而没有敢做，或者根本就没有想要做的事情，这一届政府敢于如此承诺，足以说明我们的国家社会毕竟是进步了。
同样涉及前苏联社会现实问题的还有牧惠的《尴尬的高尔基》，文本取材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长达150万余言的《古拉格群岛》。国内许多学者都读过这本书。古拉格群岛本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关押犯人的地方。这部书中记述了当年苏联使用了大量的劳改犯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史实。斯大林为了“又快又省地”修建这条运河，不但使用了最为廉价的劳动力，让犯人过着非人的生活，从事着最为繁重的劳动：而且连起码的劳动工具都不配备，用木制的秸棒代替起重机，伐树没有锯，没有斧，就用绳子系在树梢上拉等等。就是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斯大林还要下令在规定的极短的工期内完工，以显示社会主义的“又快又省”的优越性。为了赶进度按期完工，饿着肚皮应付差事的苦力们用冰块代替土石方回填。工程是按期完工了，但这显然是一个豆腐渣工程，运河内水深还不足5米，根本无法使用。工程完工后为了向资本主义国家显示“这是社会主义的速度”，并向苏共“十七大”献礼，斯大林命令高尔基带领一群作家到运河工地现场参观采访，然后编写一本《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这就是高尔基所遇到的尴尬。他为了不得罪斯大林，保住自己的荣誉和地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编写出了这么一部所谓的“修建史”，其实就是一部谎话连篇的“说谎史”。这不过只是苏联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之一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给我们披露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内幕。这些内幕就是苏联解体、垮台的根本原因。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引以为戒的。此外还有孙郁的《托洛茨基的余影》，蓝英年的《时代弄潮儿西蒙诺夫》，朱增泉的《朱可夫雕像》等，都是揭示前苏联社会现实问题的，是值得一读的随笔佳作。
前苏联之所以垮台解体，我们可以列举出多种原因來，但其深层的最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苏联的斯大林们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也根本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发达的欧洲以重视个人权利，极具民主传统精神的文化土壤中诞生的，它不可能完全背离，或一点不受它之前的文化传统的多方面的影响。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中不乏关于人的自由解放、民主权利的论述，可以说家长式的集权专制的统治或管理模式，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由此说来，与西方欧洲文化完全不同的东方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就很难使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正常地存活，更谈不上开花、结果。这正如吴江的随笔《得一佳句足矣!》中所引用的杜光的《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文中谈到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使我们不易接受马克思的建立在欧洲文化基础上的重视个人权利的社会主义观”这一句话。吴江认为“此佳句也。得一佳句实不易”。吴江说：“马克思主义传到东方，就逐渐变味了。例如革命前的俄国，虽也多少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但其社会基础仍是封建专制传统。所以我们甚至在列宁的著作中也很少看到有关作为理想目标的人的自由发展的论述。再到了中国这块宗法封建传统特别深厚的土壤上，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学说受到冷遇自然是可想而知了。”他还说：“尊重个人权利和漠视个人权力，却与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关。我们这里一些自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被尊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是未曾接受马克思的尊重个人权力的社会主义观的，这种社会主义观首先表现为民主观。中国人之所以长期缺乏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民主气度，确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阅读这样并不多见的佳作，可以使我们获得最为满足的阅读快感，这同样也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审美。因为吴江文中同样不乏佳句，不乏真知灼见和精彩之笔，可以说这篇短文句句都是警世名言和醒世恒言。
與吴江文章具有同样阅读审美感受的还有陈四益的《精神现象拾零》五则，即《常态与变态》、《经验的汲取》、《有没有万能的思想》、《道与器》、《造神与造圣》。这些短文引经据典，谈古论今，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篇篇都是针砭社会时弊的不可多得的美文佳作。尤其是每篇短文结尾都有一首点破题旨的“七言绝句”，更增添了文章的文采，提升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洁泯的《随笔三则》，即《重读马寅初》、《逆行的悲哀》、《“游街”有感》。则是直击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可悲、可叹、可气、可恨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和不知觉悟的国民的劣根性的。如有人竟怀念起50年代的所谓的“太平盛世”，有的主张用“文革”时期的“批斗会”来解决当今的社会矛盾，有的地方农村乡镇干部逼迫缴不起“税费”的农民挂上大木牌，上写“抗税不交可耻”几个大字游街示众等等。叶延滨的《书内书外的札记》，也是由四篇随感性的短文组成：《读书的发现》、《往日的心境》、《自然》、《拒绝成熟》。这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随想”，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也是对人生社会的“发现”，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评判。
直接面对社会现实发言的佳作还有韩小蕙的《钻石并不恒久》，意在呼吁商场上的比钻石更为恒久，更为宝贵的东西——诚信，同时自然也谴责了商人们的见利忘义、言而无信的违规行为。顾骧的《如此照相——往事记拾之三》，记述了他所参加过的几次高规格、高档次的“国家级”的照相，批评了如今依然普遍存在着的“官本位”观念和封建等级思想。万方的《人类距离动物究竟有多远》，这篇长文从几个不同方面阐明了人类距离动物并不遥远，现代文明也并不能够改变人从动物那里遗传来的兽性基因。人类所建构的道德伦理文明，只能规范人类的某些越轨行为，谴责人的不道德的兽性，而不能予以彻底根治。
思想随笔这种文体，虽属于大散文的范畴，但它还是与游记、抒情散文，与专门记人、记事的散文有很大的区别，它的艺术手法，没有小说、诗歌那样丰富多彩，它的语言没有游记、抒情散文那么华丽精致，结构也没有那么讲究，艺术技巧比较单一。它不用塑造人物形象，不讲究细节描写，也不注重故事情节，不以曲折离奇的故事吸引读者。可以说随笔是以内容的现实性和丰富性见长，是以叙述历史的和现实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件来吸引读者，是以作者对历史的现实的思想上的新发现、新见解来启迪读者。它的震撼人心的地方是对历史真象的揭秘，对现实社会现状的指出和揭破。因此，它必定要对历史和现实有所批评和判断。也正因为如此，随笔的启蒙作用和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是它的重要特征和真价值所在，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文体之处，同时，随笔也理所当然地承载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社会谴责意识。具有思想的敏锐性、深刻性和议论性的特点，可以视为思想随笔。例如韩小惠的《钻石并不恒久》等作品，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边叙边议，进行社会批评和评价，从而体现了作者从知识分子良知出发的现实批判意识。当前，随笔的作者也已不完全只限于作家，许多从事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操起了文笔，加盟随笔写作，打捞历史，反思历史，面对当下的现实发言，这是近几年随笔写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比如《如此照相》的作者顾骧就是搞马列的，《得一佳句足矣》的作者吴江也是“一位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而《“调人”的隔膜与历史的迷雾》的作者张鸣则是一个历史学家。
[责任编辑：燕 妮]
关键词：2003年度；思想随笔；打捞历史；评说现实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D8)04－0097－06
随笔这种文体在我国古已有之，南宋的学者、散文家洪迈，就著有《容斋随笔》。而西方16世纪才在法国出現了思想家、政治家、散文家蒙田的《蒙田随笔》，为西方随笔奠定了基础，并在英国形成了气候。“五四”时期，英国随笔传人中国，从而才开启了中国现代随笔创作。然而，可以说直至新世纪之初的今天，中国现代随笔才发展到了颠峰，这当然与宽松的社会环境，思想解放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翻开《2003中国年度最佳随笔》，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扑面而来。作者们或追问或批评，或褒贬或忧思，真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其作者无疑都是优秀的思想者。如老杂文家邵燕祥的《不可逃避的沉重阅读——初读胡风“三十万言书”全文》，读来确实让人感觉到“沉重”。我在撰写《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流变论》时，也曾读过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对于胡风周扬等人的“左联纠纷”是熟悉了解的。但我还是在阅读这篇长文时获得了不少信息，并且再次感到了“沉重”。作者通过胡风的“上书”引出“胡风事件”及其所关连的纷繁错综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的是非的问题，从而将一支沉重而又犀利的笔锋，直刺那个近于沉重的年代。
胡风冤案或胡风事件，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孤立的“事件”，它的发生与传统的“人治”的国家管理模式有关，与官僚的政治体制有关，是人治而非法治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文章所抨击的是产生胡风冤案的社会环境和官僚体制赖以存在的文化背景。是对“十七年”乃至“文革十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的反思和批判。与此主题相似的另一篇随笔是历史学者张鸣的《“调人”的隔膜与历史的迷雾》。这是作者读了历史名人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随感。作者张鸣指出“文革”的发生，并非简单地归咎于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是毛刘二人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设想与运作方式上的分歧。“以刘少奇和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一线领导人对计划经济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亲和力，而毛泽东恰恰相反，对命令经济有着压抑不住的偏爱”。“毛泽东是一位大手笔，富有诗意的领袖”，他惯常于用运动群众的方法进行政治运作，延安整风运动便是他成功的先例。20世纪50年代，正当国人学习苏联的经验，运用计划经济模式，已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初步成就时，毛泽东却要别出心裁、另起炉灶，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这就是众所周知的1958年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以及“食堂化”、“人民公社化”。当然这种不讲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的经济建设，很快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在建设上的大手笔遭遇了空前绝后的尴尬”，“他所热衷的命令经济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怀疑”。而计划经济则随着经济调整大得人心。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已经形成了的“一贯正确”，已经使他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将责任推到了中、下层官员身上，认为是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错，甚至认为“党内出现了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捣乱”。于是便在1962年开始大谈“阶级斗争”问题，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倒“一线的领导人”，也即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时他还要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证明“抓革命”是可以“促生产”的，从而“捍卫他那极富浪漫色彩的建设模式”。然而搞经济建设跟打仗根本不是一回事，他所期待的奇迹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地步。“摧毁另一个司令部的反击虽然很快就大获全胜，但他心爱的模式却始终没有成功。正因为如此，临终前的毛泽东才会有那样的悲哀”。
毛泽东晚年的悲哀岂止是他的心爱的经济建设模式没有成功，他的晚年的悲哀和困惑实在是太多太重了。“接班人”的问题，就是他晚年最为哀痛的一件大事。彭道明的《“接班人”的忧思和痛切——毛泽东与(三垂岗)诗的感情共鸣探秘》，就给我们揭示了毛泽东晚年内心深处的隐秘和哀痛。
彭道明的这篇随笔，不仅给我们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严重分歧的思想根源和激烈地斗争的史实，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深刻地指出了“接班人”的问题，应该是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任何人为地“发现”、“培养”、“选拔”“接班人”的作法，都不是明智之举，不是现代国家领导人的“现代意识”的表现，他的深层的潜在的意识活动，仍然是封建的宗法思想意识。其结果必然是误国误民的灾难发生。刘少奇“接班人”的身份是在1945年延安“七大”时就被毛泽东“发现”并“确定”下来的，二人的分歧则起于1958年“大跃进”的“命令经济”时期，经历了60年代初期的“农村社教”运动阶段，直至“文革”爆发，毛泽东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罢黜”了刘少奇。然而，正如本文作者所说：“真正的圣哲，是不会为‘接班人’的命题所困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习惯于把20世纪50－60年代称为当代文学“十七年”。在这十七年间，文学艺术界所制造的冤案文字狱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文化名人，著名作家，乃至于国家领导人所蒙受的不白之冤的历史事实，我们也读过不少了。然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普通民众所经受冤狱，不仅是大量地、普遍地存在着，而且更是鲜为人知的。郭维敬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则给我们真实生动地讲述了这些小人物、普通老百姓，在新中国十七年乃至“文革”十年间所经历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悲惨绝伦的故事和经受的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痛苦。青年作家李锐为这本书写了题为《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共和国早期的故事)》的序言。不论是这本书的编著者，还是序言的写作者，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世不忘这些悲惨的历史事实，并从中认真总结惨痛的教训，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这正如李锐所说：“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成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而郭维敬编著的这本书，正好使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生动感人的历史的“感性体验”。这些共和国早期的故事，确实已经深深地刺激了我们已经麻木了的神经，强烈地触动了我们已经纯钝了的灵魂。这些故事大多是“反右”中的各种荒诞离奇的冤案，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出于真诚说了一句实话，或者因为单位右派人数不能达标而充数， 或者因为出身不好，而被关押，被流放。都经历了非人的残酷的虐待，或被拷打致残致死，或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等等。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小标题可见一斑，如《几度生死遭劫波，半生慷慨唱悲歌》、《权力意志下的悲惨命运》、《反右何处不荒唐》等。正如李锐所说：“书中的故事含血带泪。我相信这些真实的记述会帮助读者理解我们曾经走过的历史，从而知道社会进步的艰难，因而更加懂得珍惜已有的进步，奋力去开创未来的坦途。”尤其深刻地指出了当前我们的“根本问题在政治改革未能同经济改革同步，民主滞后，法治难张，有宪法而无宪政，四大自由难以实现，人治传统阴魂不散，，导致腐败丛生，难以遏制”。以史为鉴，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
在这本随笔年选中，还有不少文章是直击知识分子问题的。这其中有如从宏观上考察古代知识分子——在朝的或在野的，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的“士节”现状的王学泰的《说“士节”》。
王充闾的《训心》则从另一个侧面，从科举制度的角度考察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和艰难处境，抨击了历代封建王朝。“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人士，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又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以破解的悖论。”其悲剧性就在于他们参与国家管理的过程，也就是蜕化变质，沦为奴隶和爪牙的过程，也就是与封建皇权同流合污、腐败堕落的过程，同时，也是全面丧失知识分子良知和批评精神的过程。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思想者，除专业知识、生存技能之外，还应该具备社会批判精神意识，坚守自己的思想独立和人格独立。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和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中也并非没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批判诸精神的持守者和殉道者，我们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名字来。袁鹰的《江上春归——写在陈独秀逝世60周年》中的陈独秀；傅国涌的《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中的傅斯年，就是知识分子精神坚守者的典范。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书记，他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八次遭通缉，四次被逮捕。1938年已经步入老年的陈独秀来到四川蛰居在江津县。然而，他“忧国忧民的壮怀未减，高标绝世、特立独行的性情却丝毫未移”。此时的陈独秀不群不党不官不商，完全过着一种清贫蛰居的生活。“他一次次拒绝高官厚禄的钓饵，誓不与国民党政权合作。”也与曾经拥戴他担任总书记的托派组织彻底决裂，但也不愿再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去。他“宁静淡泊，心静无波，真像一个远避尘嚣、超然物外的隐士”。然而他并没有忘记他一生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的理想、信念。直到去世前仍在思考着这些问题。1940年8月，他将自己对民主，对“二战”爆发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等等的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尤其是对苏联20余年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教训和“无产阶级民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总结，写出了《我的根本意见》的长文共十五条，其深刻独到的思想观点，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作者傅国涌给我们叙述了1947年春，国民党治下的中国舆论界发出了“罢免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呼声。事情首先是由傅斯年发表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引起，一星期后他又在该刊发表《宋子文的失败》，3月1日他又在《观察》周刊发表第3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3篇檄文直陈行政院长宋子文的种种“荒唐”、“腐败”，“发国难财”、“侵蚀国家”的罪恶行径。尤其如第3篇文章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现状，直言无讳，说出了许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事实真象。傅斯年的呼声不是孤立的，就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重庆的《世界日报》就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与傅氏的文章相呼应，且有异曲同工之妙，直接要求罢免政府首脑，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当时的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知识分子也在通过不同方式抨击豪门资本。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庆《世界日报》还在发表社评文章《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正是这些良知未泯知识分子敢于说出普通老百姓不敢说的话，坚持了正义的声音，形成了感动一个时代的文字。“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是一个优秀的群体，他们大多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者，而是有着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有着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责任感”。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要继承和发扬的“五四”新文化精神。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到了50年代反倒失去了言论自由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还要受到严厉的批判。
当然，“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载体，主要的还是新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作家等。他们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张扬、传播“五四”新文化精神，体现着“五四”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意识。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就是鲁迅及受其影响的作家、诗人、文论家等。如李辉的《鲁迅，为巴金挡住风沙》，王干的《向鲁迅学习爱》，阎纲的《编辑家巴金》中的鲁迅和巴金；钱理群的《“独怜风雪夜归人”》中的吴祖光，杜渐坤的《读(我和艾青的故事)》中的艾青等。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及其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如忧患意识、启蒙精神、科学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等并非空穴来风。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其实早在“五四”之前的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中，就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些优秀精神品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19世纪后半叶以来，就已经看到了中国的经济落后、国力不振，民众的贫穷和疾苦，愚昧和懦弱等。他们留学东洋西洋，以先进民族的文化精神为拯救已经落后的中华民族的利器，以传统文化中的爱国爱民的民族英雄为榜样楷模，开始了艰难曲折的漫长的民主革命的启蒙工作。王开林的《海魂》，就给我们讲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强盛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史实，宏扬了他们的精神品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回顾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民主革命者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五四”，进而也就没有现代中国。
中国是一個历史悠久，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民族国家。因此，散文家笔下不能没有历史文化的书写，不能不打捞历史，点击这丰富的文化库藏。打捞历史，对历史文化进行点评和批判，是这本年度随笔选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李国文的《天风吹我不能立》，山谷的《“八艳”的脂粉》，朱苏进的《看那个野性勃发的王朝——(郑和)溅起 的猜想》，就是直击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王朝的历史功过，评说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的教训。
对于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剖析评说的还有张大威的《孔子：一个被烟花寂寞的人》。孔子的寂寞是在他生前，其政治主张没人识货，没人买帐。然而，孔子又是中国历史上最热闹的人——那是在他死后，他的主张被统治者所利用。陈玉明的《士大夫与女人的缠足》，则给我们指出封建社会女人的不幸与悲剧——缠足。李元洛的《秋草独寻人去后——绝句之旅》，给我们记叙了他在长沙寻访“贾长沙”故居时的所见与所思。作者感慨“贾谊空怀经邦济世之才，强国拯民之志”，遭到“权臣的排斥，奸臣的诬陷，庸臣的趋炎附势”。以宝座为重的文帝只好把他放逐到南方蛮楚偏远之地——长沙国，远离了西汉政治文化的中心。贾谊作为一位改革家和思想家，他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他自己的“以民为本”的理论和忧国忧民的精神，时至今日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王晓天的《剃发·蓄辫·剪辫子——关于辫子的历史》，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华民族关于“头发的故事”：满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是如何用异常残酷手段强迫汉人留辫子，实行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汉人的反抗也是异常的激烈，他们“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直至清末19世纪50年代，古老的中华文明受到了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掀起的辛亥革命，同样也把头发看作是政治分野的标志，临时政府通令全国民众剪辫，其措辞照样也是十分严厉。及至“张勋复辟”，又用极为严厉的手段禁止民众剪辫。然而不论是留发还是剃发，受其苦的都是老百姓。陈亚平的《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则给我们揭示了四百年前原产于美洲的玉米和甘薯传人中国后，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生产，但却同时造成了大规模地移民和大面积的毁林开荒，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以及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至今我们才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贾兴安的《移民与村落》，通过对中国悠久的移民史和村落演变史的回顾，感慨当今中国在现代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之下，正面临着新的移民开发和城乡的变迁。“传统意义上的村落正在消失，凝聚着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村落正在形成。中国人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又一次大的流动与迁徙”。
近几年来不少作家、学者已不满足只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精神资源，也不只是从英美等国寻找发展的灵丹妙药，他们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曾经与中国有过相同的主义、思想信仰和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前苏联。老杂文家严秀的《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有免费的历史教训——谈谈前苏联把农村当殖民地对待的致命错误》一文，是很值得一读的佳作。这篇长文以新揭密的前苏联的有关档案资料取胜，让人吃惊地看到了前苏联斯大林时代是怎样残酷地榨取农民的血汗，真实地有理有据地分析说明了前苏联无声无息地崩溃的历史原因，就是他们一直把农村当作殖民地对待。这就是斯大林的最为残酷的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严厉地打击消灭富农，榨取农民的血汗，掠夺农民的劳动所得，以满足苏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斯大林残酷的农业政策就是全盘集体化，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对那些不赞成集体化的农民，则采取逮捕、镇压、处决的办法，以及采取大量移民的办法，把农民赶到远东、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无人区进行劳改。据有关资料披露，杀了6万多户，流放偏远地区50万户，剥夺所有个人财产，扫地出门就近务农80多万户，饿死800多万人，致使苏联人口大减。彻底搞跨了苏联的农业经济，使农业总产量一直底于“一战”前的水平，至今也未能恢复元气。据20世纪90年代初才公开的档案，即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当时写给斯大林的信说：“庄员和农民都快饿死，也未储存种子，大人和孩子浮肿，吃的都是人所不能吃的东西：从动物尸体到柞树皮，以及沼泽里的各种草根。”问题在于斯大林不仅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制造出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经典理论来自欺欺人，竟认为他应该对全体农民作战，而农民也是在对他作战。而且还用一系列虚假的统计数字向全世界夸耀他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斯大林的这一套根本错误的做法，不仅搞跨了苏联，也严重地影响和危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就是受害者之一，苏联30年代的情形在中国50至70年代，也曾经严重地存在着。我们欠农民的也太多了，好在我们近几年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着手去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难题了。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重大举措可是历朝历代想做而没有敢做，或者根本就没有想要做的事情，这一届政府敢于如此承诺，足以说明我们的国家社会毕竟是进步了。
同样涉及前苏联社会现实问题的还有牧惠的《尴尬的高尔基》，文本取材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长达150万余言的《古拉格群岛》。国内许多学者都读过这本书。古拉格群岛本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关押犯人的地方。这部书中记述了当年苏联使用了大量的劳改犯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史实。斯大林为了“又快又省地”修建这条运河，不但使用了最为廉价的劳动力，让犯人过着非人的生活，从事着最为繁重的劳动：而且连起码的劳动工具都不配备，用木制的秸棒代替起重机，伐树没有锯，没有斧，就用绳子系在树梢上拉等等。就是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斯大林还要下令在规定的极短的工期内完工，以显示社会主义的“又快又省”的优越性。为了赶进度按期完工，饿着肚皮应付差事的苦力们用冰块代替土石方回填。工程是按期完工了，但这显然是一个豆腐渣工程，运河内水深还不足5米，根本无法使用。工程完工后为了向资本主义国家显示“这是社会主义的速度”，并向苏共“十七大”献礼，斯大林命令高尔基带领一群作家到运河工地现场参观采访，然后编写一本《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这就是高尔基所遇到的尴尬。他为了不得罪斯大林，保住自己的荣誉和地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编写出了这么一部所谓的“修建史”，其实就是一部谎话连篇的“说谎史”。这不过只是苏联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之一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给我们披露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内幕。这些内幕就是苏联解体、垮台的根本原因。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引以为戒的。此外还有孙郁的《托洛茨基的余影》，蓝英年的《时代弄潮儿西蒙诺夫》，朱增泉的《朱可夫雕像》等，都是揭示前苏联社会现实问题的，是值得一读的随笔佳作。
前苏联之所以垮台解体，我们可以列举出多种原因來，但其深层的最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苏联的斯大林们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也根本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发达的欧洲以重视个人权利，极具民主传统精神的文化土壤中诞生的，它不可能完全背离，或一点不受它之前的文化传统的多方面的影响。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中不乏关于人的自由解放、民主权利的论述，可以说家长式的集权专制的统治或管理模式，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由此说来，与西方欧洲文化完全不同的东方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就很难使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正常地存活，更谈不上开花、结果。这正如吴江的随笔《得一佳句足矣!》中所引用的杜光的《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文中谈到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使我们不易接受马克思的建立在欧洲文化基础上的重视个人权利的社会主义观”这一句话。吴江认为“此佳句也。得一佳句实不易”。吴江说：“马克思主义传到东方，就逐渐变味了。例如革命前的俄国，虽也多少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但其社会基础仍是封建专制传统。所以我们甚至在列宁的著作中也很少看到有关作为理想目标的人的自由发展的论述。再到了中国这块宗法封建传统特别深厚的土壤上，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学说受到冷遇自然是可想而知了。”他还说：“尊重个人权利和漠视个人权力，却与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关。我们这里一些自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被尊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是未曾接受马克思的尊重个人权力的社会主义观的，这种社会主义观首先表现为民主观。中国人之所以长期缺乏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民主气度，确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阅读这样并不多见的佳作，可以使我们获得最为满足的阅读快感，这同样也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审美。因为吴江文中同样不乏佳句，不乏真知灼见和精彩之笔，可以说这篇短文句句都是警世名言和醒世恒言。
與吴江文章具有同样阅读审美感受的还有陈四益的《精神现象拾零》五则，即《常态与变态》、《经验的汲取》、《有没有万能的思想》、《道与器》、《造神与造圣》。这些短文引经据典，谈古论今，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篇篇都是针砭社会时弊的不可多得的美文佳作。尤其是每篇短文结尾都有一首点破题旨的“七言绝句”，更增添了文章的文采，提升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洁泯的《随笔三则》，即《重读马寅初》、《逆行的悲哀》、《“游街”有感》。则是直击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可悲、可叹、可气、可恨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和不知觉悟的国民的劣根性的。如有人竟怀念起50年代的所谓的“太平盛世”，有的主张用“文革”时期的“批斗会”来解决当今的社会矛盾，有的地方农村乡镇干部逼迫缴不起“税费”的农民挂上大木牌，上写“抗税不交可耻”几个大字游街示众等等。叶延滨的《书内书外的札记》，也是由四篇随感性的短文组成：《读书的发现》、《往日的心境》、《自然》、《拒绝成熟》。这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随想”，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也是对人生社会的“发现”，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评判。
直接面对社会现实发言的佳作还有韩小蕙的《钻石并不恒久》，意在呼吁商场上的比钻石更为恒久，更为宝贵的东西——诚信，同时自然也谴责了商人们的见利忘义、言而无信的违规行为。顾骧的《如此照相——往事记拾之三》，记述了他所参加过的几次高规格、高档次的“国家级”的照相，批评了如今依然普遍存在着的“官本位”观念和封建等级思想。万方的《人类距离动物究竟有多远》，这篇长文从几个不同方面阐明了人类距离动物并不遥远，现代文明也并不能够改变人从动物那里遗传来的兽性基因。人类所建构的道德伦理文明，只能规范人类的某些越轨行为，谴责人的不道德的兽性，而不能予以彻底根治。
思想随笔这种文体，虽属于大散文的范畴，但它还是与游记、抒情散文，与专门记人、记事的散文有很大的区别，它的艺术手法，没有小说、诗歌那样丰富多彩，它的语言没有游记、抒情散文那么华丽精致，结构也没有那么讲究，艺术技巧比较单一。它不用塑造人物形象，不讲究细节描写，也不注重故事情节，不以曲折离奇的故事吸引读者。可以说随笔是以内容的现实性和丰富性见长，是以叙述历史的和现实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件来吸引读者，是以作者对历史的现实的思想上的新发现、新见解来启迪读者。它的震撼人心的地方是对历史真象的揭秘，对现实社会现状的指出和揭破。因此，它必定要对历史和现实有所批评和判断。也正因为如此，随笔的启蒙作用和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是它的重要特征和真价值所在，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文体之处，同时，随笔也理所当然地承载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社会谴责意识。具有思想的敏锐性、深刻性和议论性的特点，可以视为思想随笔。例如韩小惠的《钻石并不恒久》等作品，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边叙边议，进行社会批评和评价，从而体现了作者从知识分子良知出发的现实批判意识。当前，随笔的作者也已不完全只限于作家，许多从事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操起了文笔，加盟随笔写作，打捞历史，反思历史，面对当下的现实发言，这是近几年随笔写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比如《如此照相》的作者顾骧就是搞马列的，《得一佳句足矣》的作者吴江也是“一位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而《“调人”的隔膜与历史的迷雾》的作者张鸣则是一个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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