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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多，养老形势愈发严峻。本文通过对农村问题中农村养老主体、养老客体、养老方式、养老态度、养老效果和养老环境六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认为农村家庭养老已难以应对当前的养老压力。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之下，笔者进一步提出伦理教育以提高子一代养老责任感、供给优化以提供差异化和精准化养老服务、市场开放以发挥第三方组织的作用三种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希望能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思路。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养老问题;老年人;人口老龄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享受着人口红利的同时，亦承受着人口老龄化的压力。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农村实际居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可能进一步加深。”[1]事实上，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农村养老问题比城市养老问题更加复杂和严重。
学术界对养老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的附属课题而被引起关注[2]。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自我养老、社区养老、互助养老等多样化养老模式不断被提出，家庭养老不再是老年人唯一的养老模式。但是，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部分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仍占据农村养老模式的主流。目前来看，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村养老问题实际上蕴藏着社会动荡的因素，关乎中国人民共同的福祉。因此，结合现有研究资料对我国农村养老困境进行探究，进一步提出应对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农村养老现状与问题
（一）养老现状
自1982年开始，中国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截至2018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4 94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16 65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 1.9%[3]。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城市和农村的养老需求都在不断增加。相对于城市良好的物质经济基础与医疗保障体系，农村老人明显比城市老人享受的养老福利少。“新农保”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老人养老的经济负担，但养老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多。同时，老人担负着对城镇子女生活的持续性资助，形成了一种残酷的“代际剥削”。此外，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低下和基础设施不完备让农村养老问题更加严重，老人很难享受到良好的医疗照护。
（二）农村养老问题
就养老问题的内涵，有学者在2001年就对此进行论述，主要包括“谁来养”“养不养”“怎么养”“养得怎样”四方面的内容。其中，“谁来养”是养老的首要问题; “养不养”既是法律、道德问题，又是涉及部分老年人生活甚至生存的现实问题; “怎么养”即养老模式问题; “养得怎样”是养老质量的问题，应是研究养老问题的根本目的所在[2]。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养老问题的内涵除了上述四方面内容之外，还应该包含养老客体与养老环境的因素[4]。下文笔者将分别就养老问题六方面的内容对当前农村养老问题进行梳理。
1.养老主体问题
养老主体的问题即是“谁来养”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将农村养老的主体大致划分为家庭、自我、社会三类。首先，家庭作为传统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一方面，随着农村生育率的不斷下降，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愈发明显，养老压力也在不断集中;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村老人与子一代长期分居现象大量存在，现有的家庭养老模式不断弱化。其次，老人自我作为养老主体是一个无奈的过渡现象，但随之而来的是还要补贴子一代费用和照顾孙一代成长的压力， “谁养谁”亦是农村老人养老的难题。最后，社会方面，目前农村养老主要依靠国家力量的介入，推行“五保户”、开设敬老院等对失能、失亲老人等进行帮扶，“新农保”政策的推行亦开始对农村老人进行养老补贴，但主要发挥辅助作用，远未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2.养老客体问题
养老客体的问题即“谁在被养”的身份认同问题。人从年轻走向衰老是一个自然过程，期间肉体和精神都不可避免发生极大的变化，老人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从“不服老”到“服老”的过程。农村老人的生活单调枯燥，娱乐活动相对缺乏，除务农及家庭外，并没有多样化的生活体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身体机能的降低让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家庭中权力和地位的被剥夺感亦是老人选择自我养老的动因之一。由于孙一代教育成本愈发高昂，子一代家庭中有限的资源不可避免向孙一代倾斜，老人得到的经济关怀与精神关怀愈发紧缺。
3.养老模式问题
养老模式问题即“怎么养”的问题。学者穆光宗[5]（ P16-18）提出了“养老支持力”学说，根据主要养老支持力来源不同，将人类社会的养老模式划分为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种基本模式。目前，受到少生优生政策以及城镇化的影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弱化趋势明显，但社会养老模式在农村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家庭依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选择。近年来，农村自我养老的比例逐年上升，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养老的弱化和农村社会养老的缺失[6]。但究其本质，自我养老只是当前社会形势下因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农村老人为缓解家庭压力被迫进行的选择。
4.养老态度问题
农村养老态度问题即是“养不养”的问题，这里可以指子一代会不会赡养父母的问题，也可以指老人对子一代赡养行为期望的问题。子一代会不会赡养父母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维度：一是法律维度，现行法律规定，子女赡养父母是一项义务，拒不赡养父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二是道德维度，悠久的孝文化传承、农村的熟人社会特点让赡养父母受到道德的约束;三是现实维度， “养不养”问题直接关系到老人是否能在子一代照料下生活。胡仕勇等[7]通过对湖北省农村青年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青年对父母的赡养行为存在经济供给水平低、生活照料难以满足和精神慰藉缺乏的三维困境。由于话题的敏感性与主观性，学术界目前对子一代赡养父母意愿的研究较少，但层出不穷的关于农村老人赡养的纠纷案说明，该方面的研究急需引起重视。 5.养老效果问题
养老效果问题即“养得怎样”的问题。在一项“农村老人不同养老方式下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杨建华和赵小玉[8]发现，在农村机构养老的老年入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社区养老次之，家庭养老最低，与城市老年人的研究结果相反。不可否认的是，该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现有家庭养老模式效果很难达到预期。2016年10月民政部发布《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中指出：“我国老人走失主要发生在大量人口流出的地区，与留守老人问题相伴相生……在走失老人的找回率上，80-90岁年龄段找回率最高;特大城市的找回成功率最高，达84.13%，而县级城市及农村则最低，只有5 0.31%。”[9]保障老人人身安全是养老中最基本的一环，在此方面，农村的表现逊色于城市。
6.养老环境问题
养老环境主要涉及现有养老政策、养老氛围、相关设施条件三方面。养老政策方面，“新农保”可以覆盖每一位农村老人，该项养老政策的出台无疑给农村家庭和老人带来了实惠，但是，随着国家制度安排开始进入家庭养老场域，家庭养老的责任划分却产生了边界认同困扰[10]。养老氛围方面，农村老人普遍抗拒入住养老院等养老机构，一方面，担心入住养老院会让子女背上不孝的名声;另一方面，农村养老院基础设施落后，农村老人认为去养老院就是“遭罪”。养老相关设施条件方面，一方面，农村养老机构数量匮乏、服务内容单一、基础设施不完善、运营状况不佳等，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需求[11];另一方面，交通条件不便、医疗卫生条件较落后等因素对农村养老造成了一定影响。
三、农村养老问题的对策
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中指出：“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形势，加快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以乡镇为中心，建立具有综合服务功能、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机构，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农村特困供养服务、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相互配合，形成农村基本养老服务网络。”[t2]这一举措宏观上对农村养老未来发展方向作出了指示。
（一）伦理教育：提高子一代养老责任感
在当前农村老龄化形势下，子一代依然是养老的主力，因而，子一代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赡养义务。在人口大量流动导致农村代际关系脱嵌的情况下，不仅要注重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还要加快提高农村子一代养老的责任感，构建家庭养老的伦理观，解决养老责任不清的隐患，从基础层面解决农村养老的现实困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重视乡村文化建设的同时，需要加强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乡村基层政府可以通过举办或参与节日庆典、党员学习等活动，积极弘扬传统“孝”文化，还可以通过开展“模范家庭”“孝心榜样”等评比活动，对典型性家庭和子女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以对村内其他人形成正面激励。此外，尽管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弱势，但其智慧和经验仍存在一定优势，将其引导并发挥价值需要基层政府的努力。为此，可组织老年人成立家庭纠纷调解小组、老年人协会等组织，发挥老年人余热，还可以通过组织老年人进行村内文化教育活动，培育村内尊老、敬老、爱老氛围，提高子女养老责任感。
（二）供给優化：提供差异化和精准化养老服务
“当前中国经济的症结不在需求侧，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消费者需求更趋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过去以同质化、中低端商品为主的供给结构没有适应需求变化，进而导致了供需体系的结构性矛盾。”[13]同样，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村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多样化。现有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同样存在“一刀切”的模糊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弊端依旧存在，实行差异化和精准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还可以大幅度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类延村和冉术桃[14]认为，精准养老是农村养老的基本变革举措，需要做到精准识别、精准供给、精准管理以及精准支持。首先，要通过建立量化指标体系、信息采集整合机制和“精准养老云”系统，从源头上准确把控农村老年群体的实际状况，做到养老服务的精准识别;其次，改变粗放型供给的养老模式，形成家庭、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通力合作的供给格局，促进养老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和差异化，以实现养老服务资源的精准供给;再次，政府通过完善官民互动体制，建立过程管控、绩效监管的体系，做到对养老服务的精准管理，以提升养老服务的绩效水平;最后，通过经济促进、发展文化、完善法制、政策建设和技术支持等举措构筑精准养老模式改革的精准支撑。
（三）市场开发：发挥第三方组织的作用
第三方组织包括企业、社会组织等。将市场引入农村养老服务领域，可以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由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需要综合考量，因地制宜采取措施。
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城镇化水平较高，城乡融合能力较强，可以积极推动养老服务的市场化改革，让政府从养老服务的供给方转为推动方，让民间资本、养老企业参与其中，推动养老服务的产业化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留守老年人口众多，实际需求大而有效供给不足，市场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必须以政府引导为主，借助村级组织的力量，提供基础性的养老服务保障[15]。
四、结语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农村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不仅关系到现有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还关系到新一代老人对未来养老生活的预期。尽管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农村养老的社会实践并不让人满意。家庭养老的弱化无可置疑，但其主流地位依然没变，未来的农村养老模式依然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的缺位导致农村自我养老的流行，而自我养老的流行又为社会养老的补全提供了缓冲期。目前，只有抓住缓冲期，尽快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才能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2017-03-06）[2019-09-0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 7-03/06/content_51 73930.htm
[2]王述智，张仕平.关于当前中国农村养老问题及其研究的思考[J].人口学刊，2001 （1）：41-44
[3]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9-02-28）[201 9-09-06]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 902/t20190228 1651265.html
[4]宋健.农村养老问题研究综述[J].人口研究，2001 （6）：64-69
[5]穆光宗.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基于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一项比较研究[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
[6]李俏，陈健.农村自我养老的研究进路与类型诠释：一个文献综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8-104，144
[7]胡仕勇，趙鑫，郭浩.农村青年赡养行为与赡养意愿调查研究——基于湖北省农村调查数据[J].农村经济，2012 （10）：95-98
[8]杨建华，赵小玉.四川省农村不同养老方式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 8）：2003-2004
[9]中国新闻网《中国老人走失状况白皮书》发布[EBlOL].（ 2016-10-09） [2019-09-06].http：//www.chinanews.com/sh/2016/10-09/8025356.shtml
[10]钟曼丽，刘筱红.农村家庭养老的家国责任边界[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2）：86-93
[11]王三秀，杨媛媛.我国农村机构养老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对策研究——基于Z省B县的个案调查[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15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EB/OL]（2018-08-26）[2019-09-06]http：//www.gov.cn/zhengce/201 8-09/2 6/content_5325534.htm
[13]康珂.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逻辑与路径[J].现代管理科学，2016（9）：39-41
[14]类延村，冉术桃.农村“精准养老”模式的建构：从同一性向差异化的转型[J].理论导刊，2018（ 9）：55-65
[15]于书伟.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求实，2018 （4）：98-108，112作者简介：刘奇（ 1995-），男，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方向：农村基层治理。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养老问题;老年人;人口老龄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享受着人口红利的同时，亦承受着人口老龄化的压力。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农村实际居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可能进一步加深。”[1]事实上，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农村养老问题比城市养老问题更加复杂和严重。
学术界对养老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的附属课题而被引起关注[2]。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自我养老、社区养老、互助养老等多样化养老模式不断被提出，家庭养老不再是老年人唯一的养老模式。但是，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部分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仍占据农村养老模式的主流。目前来看，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村养老问题实际上蕴藏着社会动荡的因素，关乎中国人民共同的福祉。因此，结合现有研究资料对我国农村养老困境进行探究，进一步提出应对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农村养老现状与问题
（一）养老现状
自1982年开始，中国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截至2018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4 94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16 65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 1.9%[3]。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城市和农村的养老需求都在不断增加。相对于城市良好的物质经济基础与医疗保障体系，农村老人明显比城市老人享受的养老福利少。“新农保”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老人养老的经济负担，但养老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多。同时，老人担负着对城镇子女生活的持续性资助，形成了一种残酷的“代际剥削”。此外，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低下和基础设施不完备让农村养老问题更加严重，老人很难享受到良好的医疗照护。
（二）农村养老问题
就养老问题的内涵，有学者在2001年就对此进行论述，主要包括“谁来养”“养不养”“怎么养”“养得怎样”四方面的内容。其中，“谁来养”是养老的首要问题; “养不养”既是法律、道德问题，又是涉及部分老年人生活甚至生存的现实问题; “怎么养”即养老模式问题; “养得怎样”是养老质量的问题，应是研究养老问题的根本目的所在[2]。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养老问题的内涵除了上述四方面内容之外，还应该包含养老客体与养老环境的因素[4]。下文笔者将分别就养老问题六方面的内容对当前农村养老问题进行梳理。
1.养老主体问题
养老主体的问题即是“谁来养”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将农村养老的主体大致划分为家庭、自我、社会三类。首先，家庭作为传统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一方面，随着农村生育率的不斷下降，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愈发明显，养老压力也在不断集中;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村老人与子一代长期分居现象大量存在，现有的家庭养老模式不断弱化。其次，老人自我作为养老主体是一个无奈的过渡现象，但随之而来的是还要补贴子一代费用和照顾孙一代成长的压力， “谁养谁”亦是农村老人养老的难题。最后，社会方面，目前农村养老主要依靠国家力量的介入，推行“五保户”、开设敬老院等对失能、失亲老人等进行帮扶，“新农保”政策的推行亦开始对农村老人进行养老补贴，但主要发挥辅助作用，远未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2.养老客体问题
养老客体的问题即“谁在被养”的身份认同问题。人从年轻走向衰老是一个自然过程，期间肉体和精神都不可避免发生极大的变化，老人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从“不服老”到“服老”的过程。农村老人的生活单调枯燥，娱乐活动相对缺乏，除务农及家庭外，并没有多样化的生活体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身体机能的降低让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家庭中权力和地位的被剥夺感亦是老人选择自我养老的动因之一。由于孙一代教育成本愈发高昂，子一代家庭中有限的资源不可避免向孙一代倾斜，老人得到的经济关怀与精神关怀愈发紧缺。
3.养老模式问题
养老模式问题即“怎么养”的问题。学者穆光宗[5]（ P16-18）提出了“养老支持力”学说，根据主要养老支持力来源不同，将人类社会的养老模式划分为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种基本模式。目前，受到少生优生政策以及城镇化的影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弱化趋势明显，但社会养老模式在农村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家庭依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选择。近年来，农村自我养老的比例逐年上升，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养老的弱化和农村社会养老的缺失[6]。但究其本质，自我养老只是当前社会形势下因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农村老人为缓解家庭压力被迫进行的选择。
4.养老态度问题
农村养老态度问题即是“养不养”的问题，这里可以指子一代会不会赡养父母的问题，也可以指老人对子一代赡养行为期望的问题。子一代会不会赡养父母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维度：一是法律维度，现行法律规定，子女赡养父母是一项义务，拒不赡养父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二是道德维度，悠久的孝文化传承、农村的熟人社会特点让赡养父母受到道德的约束;三是现实维度， “养不养”问题直接关系到老人是否能在子一代照料下生活。胡仕勇等[7]通过对湖北省农村青年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青年对父母的赡养行为存在经济供给水平低、生活照料难以满足和精神慰藉缺乏的三维困境。由于话题的敏感性与主观性，学术界目前对子一代赡养父母意愿的研究较少，但层出不穷的关于农村老人赡养的纠纷案说明，该方面的研究急需引起重视。 5.养老效果问题
养老效果问题即“养得怎样”的问题。在一项“农村老人不同养老方式下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杨建华和赵小玉[8]发现，在农村机构养老的老年入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社区养老次之，家庭养老最低，与城市老年人的研究结果相反。不可否认的是，该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现有家庭养老模式效果很难达到预期。2016年10月民政部发布《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中指出：“我国老人走失主要发生在大量人口流出的地区，与留守老人问题相伴相生……在走失老人的找回率上，80-90岁年龄段找回率最高;特大城市的找回成功率最高，达84.13%，而县级城市及农村则最低，只有5 0.31%。”[9]保障老人人身安全是养老中最基本的一环，在此方面，农村的表现逊色于城市。
6.养老环境问题
养老环境主要涉及现有养老政策、养老氛围、相关设施条件三方面。养老政策方面，“新农保”可以覆盖每一位农村老人，该项养老政策的出台无疑给农村家庭和老人带来了实惠，但是，随着国家制度安排开始进入家庭养老场域，家庭养老的责任划分却产生了边界认同困扰[10]。养老氛围方面，农村老人普遍抗拒入住养老院等养老机构，一方面，担心入住养老院会让子女背上不孝的名声;另一方面，农村养老院基础设施落后，农村老人认为去养老院就是“遭罪”。养老相关设施条件方面，一方面，农村养老机构数量匮乏、服务内容单一、基础设施不完善、运营状况不佳等，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需求[11];另一方面，交通条件不便、医疗卫生条件较落后等因素对农村养老造成了一定影响。
三、农村养老问题的对策
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中指出：“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形势，加快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以乡镇为中心，建立具有综合服务功能、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机构，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农村特困供养服务、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相互配合，形成农村基本养老服务网络。”[t2]这一举措宏观上对农村养老未来发展方向作出了指示。
（一）伦理教育：提高子一代养老责任感
在当前农村老龄化形势下，子一代依然是养老的主力，因而，子一代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赡养义务。在人口大量流动导致农村代际关系脱嵌的情况下，不仅要注重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还要加快提高农村子一代养老的责任感，构建家庭养老的伦理观，解决养老责任不清的隐患，从基础层面解决农村养老的现实困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重视乡村文化建设的同时，需要加强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乡村基层政府可以通过举办或参与节日庆典、党员学习等活动，积极弘扬传统“孝”文化，还可以通过开展“模范家庭”“孝心榜样”等评比活动，对典型性家庭和子女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以对村内其他人形成正面激励。此外，尽管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弱势，但其智慧和经验仍存在一定优势，将其引导并发挥价值需要基层政府的努力。为此，可组织老年人成立家庭纠纷调解小组、老年人协会等组织，发挥老年人余热，还可以通过组织老年人进行村内文化教育活动，培育村内尊老、敬老、爱老氛围，提高子女养老责任感。
（二）供给優化：提供差异化和精准化养老服务
“当前中国经济的症结不在需求侧，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消费者需求更趋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过去以同质化、中低端商品为主的供给结构没有适应需求变化，进而导致了供需体系的结构性矛盾。”[13]同样，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村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多样化。现有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同样存在“一刀切”的模糊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弊端依旧存在，实行差异化和精准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还可以大幅度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类延村和冉术桃[14]认为，精准养老是农村养老的基本变革举措，需要做到精准识别、精准供给、精准管理以及精准支持。首先，要通过建立量化指标体系、信息采集整合机制和“精准养老云”系统，从源头上准确把控农村老年群体的实际状况，做到养老服务的精准识别;其次，改变粗放型供给的养老模式，形成家庭、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通力合作的供给格局，促进养老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和差异化，以实现养老服务资源的精准供给;再次，政府通过完善官民互动体制，建立过程管控、绩效监管的体系，做到对养老服务的精准管理，以提升养老服务的绩效水平;最后，通过经济促进、发展文化、完善法制、政策建设和技术支持等举措构筑精准养老模式改革的精准支撑。
（三）市场开发：发挥第三方组织的作用
第三方组织包括企业、社会组织等。将市场引入农村养老服务领域，可以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由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需要综合考量，因地制宜采取措施。
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城镇化水平较高，城乡融合能力较强，可以积极推动养老服务的市场化改革，让政府从养老服务的供给方转为推动方，让民间资本、养老企业参与其中，推动养老服务的产业化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留守老年人口众多，实际需求大而有效供给不足，市场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必须以政府引导为主，借助村级组织的力量，提供基础性的养老服务保障[15]。
四、结语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农村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不仅关系到现有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还关系到新一代老人对未来养老生活的预期。尽管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农村养老的社会实践并不让人满意。家庭养老的弱化无可置疑，但其主流地位依然没变，未来的农村养老模式依然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的缺位导致农村自我养老的流行，而自我养老的流行又为社会养老的补全提供了缓冲期。目前，只有抓住缓冲期，尽快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才能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2017-03-06）[2019-09-0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 7-03/06/content_51 739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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