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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雷蒙·潘尼卡提出用历地解释学来达到跨文化理解，通过在他文化中寻得“形式相似的等价物”，从而实现文化间的交流。基于一种跨文化理解和沟通的渴求，汤婷婷拆解性地再现了中国神话传奇和民间故事，通过“去神话”，终而达到“再神话”，并表达了一种文化非同源但同构的理想。
关键词：历地解释学 神话 汤婷婷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4-0057-05
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1940年出生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属于典型的“第二代移民”。1976年，其处女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问世，作品获得好评，夺得非小说类美国全国图书评论奖，继而被美国《现代》周刊评为七十年代最优秀小说奖。四年之后，汤婷婷又以一部《中国佬》(China Men)走进人们的视线。2008年的第59届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上，凭借着这两部作品，汤婷婷一举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杰出贡献奖章。两部作品，包括后来的《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1989)，在全美的好评声可谓此起彼伏；而在中国读者，甚至不少华裔读者的眼里，却多有鄙夷之情。两类读者两种反差态度的根源都在作者作品中大量对中国文化题材的运用，其中不乏大胆的嫁接、拼贴、移植和改造。一个文本，两种不同的视角，两种对立的解读，得出了相反的读者反应，也许换一种新的跨文化视角，可以还作者一个公平。
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1918)是当前一位颇受人关注的跨文化研究者，主要作品有《宗教内对话》、《看不见的和谐》、《智慧的居所》和《宇宙一神一人共融的经验》等。他从生存论的紧迫性和实现论的可行性出发，认为当前跨文化的阐释应该超越传统的形态解释学(morphological hermeneutics)和历时解释学(diachronical hermeneutics)，因为当下文化间碰撞、冲突的现实无穷地击破两者的现实有效性，跨文化的理解亟需一种新的解释学“历地解释学”(diatopical hermeneutics)，来解释跨文化之间的各种形态的文本。他提出这种解释学也是一种“去神话”(demythologize)和“再神话”(remythologize)的过程，为彼此文化解秘的一个过程，一个在他者文化中寻找“形式相似等价物”(homeomorphicequivalent)的过程。
对于汤婷婷对中国文化题材大胆的跨文化语境运用，历来评论者多从族裔身份和女性主义视角进行解读，这种评论多以形态解释学或者历时解释学为基点，其偏颇之处在所难免。对于这种异域语境的跨文化创作实践，自然也应当给予一种能够跨越“不同方所、拓扑”的文化阐释，一种能超越文本和语境的解释，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解释，一种能够直达文化深层结构的阐释——历地阐释。
一、神话旅行、文化接力
身为第二代移民，汤婷婷充满了文化的困惑。汤婷婷生在华裔家庭，生父善讲中国故事。她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阅读了不少的中国经典书籍，耳濡目染中习得了不少中国文化，为自己以后的创作扎下了中华文化之根。汤婷婷1962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的是西方正统主流文化教育，同时也经历了美国自由思想泛滥、民权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也时时左右她的生活。作为第二代移民，汤婷婷遭遇了族裔文化放逐、主流文化流亡的复杂处境。他们多有一种落入陷阱、遭遇围困的愤懑情绪，他们向两个世界开放，同时又抗议他们对自己的压迫。
复杂焦虑的文化情结使这些第二代移民踏上了内心寻根的征途。他们循着父辈的故事叙事，开启了文化在异域的旅行。有学者指出，叙事是文化记忆存活的一种策略，而这种策略对于汤婷婷则是叙事的再叙事，是中国文化的接力。在《女勇士》和《中国佬》两部作品中，作者对文化的朦胧记忆做了大量的再叙事。《女勇士》全书包括“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和“羌笛野曲”五部分。其中“白虎山学道”和“羌笛野曲”两部分借用了花木兰、岳母刺字、蔡琰的故事。《中国佬》讲述的是家族中几代男人们的故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华裔男子在美国的奋斗史、血泪史。汤婷婷在书中分别拆解了清朝李汝珍的《镜花缘》故事和周隋年间杜子春为求长生不老的故事。
汤婷婷在自己的三部小说中，将蕴涵丰富中国文化符码的叙事大规模地引入自己的创作中。据统计，在汤婷婷的这三部小说中，她涉及和引用过的故事有：《易经》、《道德经》、《三字经》、《百家姓》、《离骚》、《太平广记》、《说岳全传》、《镜花缘》、《聊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除了花木兰、蔡琰、杜子春、林之洋，还有关公、八仙、孟姜女、后羿、女娲、牛郎织女、形形色色的鬼等等。这些故事，一方面成为作者保存民族记忆的源泉，另一方面也成为作者搭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作者的这一文化接力，多被评论者鄙夷为贬抑蒙昧丑化中国文化以迎合西方读者的过程。这种观点在跨文化理解的角度看来，是不够公允的，因为在汤婷婷文化接力的过程中，为了使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实现相互的理解和接受，她采取的是一种“去神话”与“再神话”的跨文化拼贴手法。
二、“去神话”、“再神话”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说过，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长期致力于神话研究的学者茅盾曾指出，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民间的故事，所叙述者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但是古代人民互相传述，却信以为真。”对于神话的解释，中国学者秦海鹰则认为：“神话”一词除了指有关世界起源的远古故事外，还包含许多引申义，其中一个引申义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叙事，尤其是指那些表达了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的叙事，如“乌托邦”就是一个引申意义上的神话，一种政治神话；另外，西方文评家还常用“文学神话”这个术语指称某些反映特定文化主题的、具有极强再生能力的文学故事，如“鲁宾逊神话”，这些故事像古代神话一样不断地被后人借用、改编、重写，并被赋予新的意义。神话不过是一些组合起来的词语，只有拆解神话，从中引出新的碰撞或新的和谐，它才有价值。在一种异域文化语境中，神话的拆解对于跨文化语境的创作者来说，也就是“去神话”。关于“去神话”，潘尼卡如是说：对于处于本文化语境者而言，本文化的神话是透明的、不可对象化的，而对于他文化语境者而言，却始终是披着神秘的面纱，无法琢磨。不同文化相遇时，他们可以通过对自己文化的去神话化，形成新的神话，从而实现跨文 化理解。当然这个过程就是把对方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和“理所当然的”前假设揭示出来。诚然，潘尼卡用神话来喻指文化。他说，神话是一个视域，是“给所有后来说出的东西以可理解性的条件的视域”。他用神话来概括包括风俗、礼仪、世界观、主流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他说，“每一个文化，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成是一个集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特定阶段无所不包的神话，它使我们所生活、所存在的世界看似有理和可信的东西”。潘尼卡把神话的概念放大至文化之所指，它涉及一个文化深层结构，它左右着我们的价值观，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神话的放大，也完全符合布洛克所作的神话功能划分，布洛克(H.M.Block)指出，神话具有“谎言、集体幻想、神秘直觉、原始科学、史实记载、科学真理的象征、无意识动机的反映，等等”。汤婷婷在作品中把来自儿时记忆和经典阅读中的这些神话故事，带到一个异域境地，为了使中国神话能和异域神话对话，使中国神话能在一个跨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作者进行了“去神话”和“再神话”。
在汤婷婷“白虎山学道”所移植的花木兰故事中，创作者就有意识地进行了“去神话”，运用跨文化解释的角度对该传说进行了解秘。柔弱女子花木兰是一个从父权社会出来、孝顺父母，效忠皇帝的女子楷模。花木兰代表着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孝道忠君的思想。作为一个文化符码，花木兰故事所包含的前假设，花木兰所传达的文化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读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神话在异域文化的读者看来，却似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为了使这个读者群理解这些故事的文化符码，为了替这个故事解秘，小说中的花木兰却从传统文化的孝顺观，过渡到了充满民主反叛意识的个人主义色彩，故事中，她赶走了皇太子，砍下了皇帝的头；她还充满了强烈复仇的个人主义色彩，她回乡铲除恶霸，报了自己的仇。汤婷婷从跨文化的角度，对父权思想、孝顺观、忠君观进行了拆解性的自我展示，并在花木兰这个文化主体身上糅合了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和民主意识，从而实现了从东方到西方的转型，缔造了一个综合两种价值观的新神话。披上戎装的花木兰，威猛刚强，自有一股男儿豪气，也不免慨叹“高大”“强劲”。对于花木兰这种男性体征，汤婷婷解释道，为了表现女人的力量，要用岳飞般男子的力量去增强女子的力量。汤婷婷也在作品中刻意把西方雌雄同体神话嫁接到花木兰身上。作者这种雌雄同体的思想流露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同时也向读者昭示着它与古希腊神话故事的碰撞和对话。希腊神话的理想之躯，无男女之分，“它有四只手，四只脚，一个脑袋，一个脖子上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其他的身体部件也是这样成双的。”这种东西方神话的相互解秘，也体现了作者实现两种文化和谐互存的强烈愿望。
在蔡琰的故事中，作者也为之解秘，原故事中大汉思想被弱化，蔡琰的文化焦虑症也被抹去。蔡琰为东汉末年女诗人，著名诗人和政治家蔡邕之女。后关中混战，她被匈奴掳去，在异域生活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回，结束异乡流离，可又得经历子女分离的痛楚，她创作《胡笳十八拍》，写下自己颠沛的生活，内心的煎熬。而在汤婷婷的笔下，蔡琰很快习惯了异域的文化生活，自己英勇善战；很快就能和着匈奴人的笛声，唱出清脆婉转的曲子，而匈奴人也能听懂蔡琰歌声中的乡愁，笛声和歌声宛如天籁之音。在作者解秘的笔触下，原故事中汉人为尊的汉文化主流思想地位被调和了，汉胡和谐；作者同时消除了蔡琰在异域的文化焦虑症。蔡琰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还能和胡人并肩作战，挥去乡愁。在为这个故事“去神话”之后，作者在“再神话”中，表达了民族和谐愿望，不管是什么肤色，人们都能超越种族偏见的思想意识，能够欣赏他者的文化。
在《中国佬》一书中，作者也把各种文化的传说故事拼贴到一起，《镜花缘》中女儿国的故事、屈原的故事就和希腊神话中迈达斯(Midas)的故事、鲁宾逊的故事都出现在书中。在书中，曾祖父、祖父和父亲这些男子身上，体现了两种梦想，一种是美国梦，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自己的愿望。这种梦想的阐释是在平行对比之下进行的，那就是作者也刻意地描绘了父亲的科举梦。科考中第，这是儒家文化千年来中国梦的表征。为此，作者在叙事中加入了中国文化语境读者熟知的头悬梁、锥刺股等故事，并详细描述了父亲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形，考场的布置，考试纪律、内容等等。而唐熬的被缝唇也和希腊神话中的迈达斯故事传递着类似的主题：女性缄默的妇道。传说迈达斯是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佛里吉亚国王，因为外行的迈达斯在阿波罗和潘神的音乐比赛中，裁决潘神胜出，被阿波罗一气之下扯成了驴耳朵，只得整日戴着帽子，掩饰这个秘密，而王后将国王的驴耳朵这一秘密泄露出去，于是违背了女性应该遵从“沉默”的妇道，因而遭致灾难。在“檀香山的曾祖”一章中，作者转述了曾祖讲的一个故事：传说古代有位国王想要个后代，而皇后却生了一个长着猫耳朵的儿子。于是国王下令所有人都得保守这个秘密。但自己终究忍不住把它憋在心里，于是有一天对着地上挖出的洞喊了出来。后来，那个地方长出草来，每当风刮过，这些草便在风中倾诉着这个秘密。而在迈达斯的故事中，理发师也无法忍受保守秘密，于是在河滩上挖了个洞，对着洞口说出了这个秘密，再将洞口用泥封好，后来在这里长起了芦苇，每当风吹过，芦苇就会发出：迈达斯国王长着一对驴耳朵。东西文化语境中两类相似故事的相遇，各为彼此揭去了神秘的面纱，两个文化语境中的人都能看到处于神话背后的前假设，并能在文本的新神话故事中找到一个契合点，从而沟通两种文化实现跨文化理解。
为了替异域文化语境读者跨文化地理解杜子春长生不老的故事，汤婷婷在“论死亡”一章之后，又加了一个小章节，“再论死亡”，让中国神话故事直接和希腊神话故事对话。玻里尼西亚的半神骗子莫伊潜入夜神海娜体内，试图偷出能让男女长生不死之物(即海娜的心)，就在莫伊要偷到海娜的心时，“一只鸟看到莫伊的双腿从海娜的下体扭动而出，于是大笑。笑声惊醒了海娜，她双腿一夹，莫伊终于死在海娜体内”。两个故事虽然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但是它们却在主题上同源，都传达了一个跨文化、跨民族的不可企及的愿望。
不管是大胆的移植，拼贴，嫁接，还是和异域神话的类比，汤婷婷都是在做一种神话的“去神话”，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异域文化语境的读者——更好地达到文本的跨文化理解。因此，当有评论者指责汤婷婷歪曲中国神话时，她自辩到：“……他们不明白神话必须变化，如果没有用处就会被遗忘。把神话带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成了美国人，同样，神话也成了美国神话。我写的神话是新的、美国的神话。”
三、历地解释、跨文化传通
汤婷婷的作品大多跨越了两种文化，对于这种跨文化创作的阐释和解读，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有的两种解释学的范畴中。其一是形态解释学。它强调 以解读本文化的文本(text)为任务，运动方向是从过去向现在。凭借这种解释学，我们——本文化的读者群——对于汤婷婷的作品的文化题材，就只会读到“歪曲”、“丑化”、“蒙昧”。其二是历时解释学。它强调从自身的立场走出去，运用历史的方法，了解当时的语境(context)，运动方向是从现在向过去。对于穿越了遥远时空的神话故事，这种解释学也显得乏力。即时的语境常常难以推导公平、公正的阐释，对作品的解读也是有失公允的。而潘尼卡指出，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鸿沟，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历地解释学。因为文化不只是语境，当然更不只是由文本构成，文化有一个先于文本和语境的结构一一神话。文化间的理解因此需要超越对文本和语境的解释，触及它们背后的结构，因而是另一种解释学，一种解秘神话的解释学。作为解秘神话的解释学，历地解释学自然带上了几分神秘的宗教色彩。它提出的理论根据是神话超脱了语境和文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她是文化之源，是文化之母。这种观点自然不会和马克思、布洛克、矛盾、秦海鹰的关于神话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见解相左。理解文化，就得了解文化中的神话和神话中的文化，这个理解任务对于我文化的读者受众而言，自然不难。而对于他文化的读者受众而言，就需要视角的转换，跳出自身文化的框架，走出我文化的时间和空间，超越语境和文本，挖掘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他文化的神话进行解秘。当然，这种历地解释不是一种自我行为，而是他我行为，是跨文化的相互理解和相互阐释，所以可以认为：对于当前文本的跨文化解读，历地解释学是一种具有独立客观、去中心、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特点的视角。为了实践这种历地解释学，潘尼卡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在跨文化相遇中，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具体的方法按主题实现跨文化的理解，那就是在另一种文化中寻找一种“形式相似的等价物”。这种“形式相似的等价物”在不同的文化中起着等价的作用，在各自的文化结构中占据着类似的位置，“生存论上和功能上的一种相似”。
“寻找形式相似的等价物”成了汤婷婷创作中跨文化理解的关键之处，也是汤婷婷实现“去神话”的重要手段。花木兰和艾丽丝故事中的忠孝观和个人主义观，蔡琰故事中的大汉民族中心观和跨越民族歧视观、对抗和对话、文化焦虑和文化适应，为求长生不老的杜子春和莫伊，唐熬和迈达斯，科举梦和美国梦。作者在为这些远涉重洋的中国故事传说寻找异域文化语境中的“等价物”。在东西方文化中，它们提供着相类似的功能和作用是我们生活的共同基础，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可理解性的视域，左右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作品的受众，无论是美国文化的读者，还是中国文化的读者，都没有理由去偏颇地看待故事中两种神话的相遇，他们应该能感悟到创作者的良苦用心：一种跨文化沟通和传播的实践；一种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美好愿望。
神话总是在文化的旅行和接力中被拆解，在拆解中求得与他文化神话的和谐，而在跨文化的角度看来，任何一种跨文化理解的突破口都在于能自我牺牲地把自己文化神话中的前假设一一那些不言而喻、那些不证自明的部分，逐一展示。这并非一种自我丑化、自我蒙昧化的求媚策略，而是对话理解的前奏。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贾俊兰)
关键词：历地解释学 神话 汤婷婷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4-0057-05
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1940年出生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属于典型的“第二代移民”。1976年，其处女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问世，作品获得好评，夺得非小说类美国全国图书评论奖，继而被美国《现代》周刊评为七十年代最优秀小说奖。四年之后，汤婷婷又以一部《中国佬》(China Men)走进人们的视线。2008年的第59届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上，凭借着这两部作品，汤婷婷一举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杰出贡献奖章。两部作品，包括后来的《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1989)，在全美的好评声可谓此起彼伏；而在中国读者，甚至不少华裔读者的眼里，却多有鄙夷之情。两类读者两种反差态度的根源都在作者作品中大量对中国文化题材的运用，其中不乏大胆的嫁接、拼贴、移植和改造。一个文本，两种不同的视角，两种对立的解读，得出了相反的读者反应，也许换一种新的跨文化视角，可以还作者一个公平。
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1918)是当前一位颇受人关注的跨文化研究者，主要作品有《宗教内对话》、《看不见的和谐》、《智慧的居所》和《宇宙一神一人共融的经验》等。他从生存论的紧迫性和实现论的可行性出发，认为当前跨文化的阐释应该超越传统的形态解释学(morphological hermeneutics)和历时解释学(diachronical hermeneutics)，因为当下文化间碰撞、冲突的现实无穷地击破两者的现实有效性，跨文化的理解亟需一种新的解释学“历地解释学”(diatopical hermeneutics)，来解释跨文化之间的各种形态的文本。他提出这种解释学也是一种“去神话”(demythologize)和“再神话”(remythologize)的过程，为彼此文化解秘的一个过程，一个在他者文化中寻找“形式相似等价物”(homeomorphicequivalent)的过程。
对于汤婷婷对中国文化题材大胆的跨文化语境运用，历来评论者多从族裔身份和女性主义视角进行解读，这种评论多以形态解释学或者历时解释学为基点，其偏颇之处在所难免。对于这种异域语境的跨文化创作实践，自然也应当给予一种能够跨越“不同方所、拓扑”的文化阐释，一种能超越文本和语境的解释，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解释，一种能够直达文化深层结构的阐释——历地阐释。
一、神话旅行、文化接力
身为第二代移民，汤婷婷充满了文化的困惑。汤婷婷生在华裔家庭，生父善讲中国故事。她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阅读了不少的中国经典书籍，耳濡目染中习得了不少中国文化，为自己以后的创作扎下了中华文化之根。汤婷婷1962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的是西方正统主流文化教育，同时也经历了美国自由思想泛滥、民权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也时时左右她的生活。作为第二代移民，汤婷婷遭遇了族裔文化放逐、主流文化流亡的复杂处境。他们多有一种落入陷阱、遭遇围困的愤懑情绪，他们向两个世界开放，同时又抗议他们对自己的压迫。
复杂焦虑的文化情结使这些第二代移民踏上了内心寻根的征途。他们循着父辈的故事叙事，开启了文化在异域的旅行。有学者指出，叙事是文化记忆存活的一种策略，而这种策略对于汤婷婷则是叙事的再叙事，是中国文化的接力。在《女勇士》和《中国佬》两部作品中，作者对文化的朦胧记忆做了大量的再叙事。《女勇士》全书包括“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和“羌笛野曲”五部分。其中“白虎山学道”和“羌笛野曲”两部分借用了花木兰、岳母刺字、蔡琰的故事。《中国佬》讲述的是家族中几代男人们的故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华裔男子在美国的奋斗史、血泪史。汤婷婷在书中分别拆解了清朝李汝珍的《镜花缘》故事和周隋年间杜子春为求长生不老的故事。
汤婷婷在自己的三部小说中，将蕴涵丰富中国文化符码的叙事大规模地引入自己的创作中。据统计，在汤婷婷的这三部小说中，她涉及和引用过的故事有：《易经》、《道德经》、《三字经》、《百家姓》、《离骚》、《太平广记》、《说岳全传》、《镜花缘》、《聊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除了花木兰、蔡琰、杜子春、林之洋，还有关公、八仙、孟姜女、后羿、女娲、牛郎织女、形形色色的鬼等等。这些故事，一方面成为作者保存民族记忆的源泉，另一方面也成为作者搭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作者的这一文化接力，多被评论者鄙夷为贬抑蒙昧丑化中国文化以迎合西方读者的过程。这种观点在跨文化理解的角度看来，是不够公允的，因为在汤婷婷文化接力的过程中，为了使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实现相互的理解和接受，她采取的是一种“去神话”与“再神话”的跨文化拼贴手法。
二、“去神话”、“再神话”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说过，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长期致力于神话研究的学者茅盾曾指出，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民间的故事，所叙述者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但是古代人民互相传述，却信以为真。”对于神话的解释，中国学者秦海鹰则认为：“神话”一词除了指有关世界起源的远古故事外，还包含许多引申义，其中一个引申义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叙事，尤其是指那些表达了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的叙事，如“乌托邦”就是一个引申意义上的神话，一种政治神话；另外，西方文评家还常用“文学神话”这个术语指称某些反映特定文化主题的、具有极强再生能力的文学故事，如“鲁宾逊神话”，这些故事像古代神话一样不断地被后人借用、改编、重写，并被赋予新的意义。神话不过是一些组合起来的词语，只有拆解神话，从中引出新的碰撞或新的和谐，它才有价值。在一种异域文化语境中，神话的拆解对于跨文化语境的创作者来说，也就是“去神话”。关于“去神话”，潘尼卡如是说：对于处于本文化语境者而言，本文化的神话是透明的、不可对象化的，而对于他文化语境者而言，却始终是披着神秘的面纱，无法琢磨。不同文化相遇时，他们可以通过对自己文化的去神话化，形成新的神话，从而实现跨文 化理解。当然这个过程就是把对方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和“理所当然的”前假设揭示出来。诚然，潘尼卡用神话来喻指文化。他说，神话是一个视域，是“给所有后来说出的东西以可理解性的条件的视域”。他用神话来概括包括风俗、礼仪、世界观、主流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他说，“每一个文化，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成是一个集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特定阶段无所不包的神话，它使我们所生活、所存在的世界看似有理和可信的东西”。潘尼卡把神话的概念放大至文化之所指，它涉及一个文化深层结构，它左右着我们的价值观，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神话的放大，也完全符合布洛克所作的神话功能划分，布洛克(H.M.Block)指出，神话具有“谎言、集体幻想、神秘直觉、原始科学、史实记载、科学真理的象征、无意识动机的反映，等等”。汤婷婷在作品中把来自儿时记忆和经典阅读中的这些神话故事，带到一个异域境地，为了使中国神话能和异域神话对话，使中国神话能在一个跨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作者进行了“去神话”和“再神话”。
在汤婷婷“白虎山学道”所移植的花木兰故事中，创作者就有意识地进行了“去神话”，运用跨文化解释的角度对该传说进行了解秘。柔弱女子花木兰是一个从父权社会出来、孝顺父母，效忠皇帝的女子楷模。花木兰代表着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孝道忠君的思想。作为一个文化符码，花木兰故事所包含的前假设，花木兰所传达的文化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读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神话在异域文化的读者看来，却似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为了使这个读者群理解这些故事的文化符码，为了替这个故事解秘，小说中的花木兰却从传统文化的孝顺观，过渡到了充满民主反叛意识的个人主义色彩，故事中，她赶走了皇太子，砍下了皇帝的头；她还充满了强烈复仇的个人主义色彩，她回乡铲除恶霸，报了自己的仇。汤婷婷从跨文化的角度，对父权思想、孝顺观、忠君观进行了拆解性的自我展示，并在花木兰这个文化主体身上糅合了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和民主意识，从而实现了从东方到西方的转型，缔造了一个综合两种价值观的新神话。披上戎装的花木兰，威猛刚强，自有一股男儿豪气，也不免慨叹“高大”“强劲”。对于花木兰这种男性体征，汤婷婷解释道，为了表现女人的力量，要用岳飞般男子的力量去增强女子的力量。汤婷婷也在作品中刻意把西方雌雄同体神话嫁接到花木兰身上。作者这种雌雄同体的思想流露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同时也向读者昭示着它与古希腊神话故事的碰撞和对话。希腊神话的理想之躯，无男女之分，“它有四只手，四只脚，一个脑袋，一个脖子上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其他的身体部件也是这样成双的。”这种东西方神话的相互解秘，也体现了作者实现两种文化和谐互存的强烈愿望。
在蔡琰的故事中，作者也为之解秘，原故事中大汉思想被弱化，蔡琰的文化焦虑症也被抹去。蔡琰为东汉末年女诗人，著名诗人和政治家蔡邕之女。后关中混战，她被匈奴掳去，在异域生活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回，结束异乡流离，可又得经历子女分离的痛楚，她创作《胡笳十八拍》，写下自己颠沛的生活，内心的煎熬。而在汤婷婷的笔下，蔡琰很快习惯了异域的文化生活，自己英勇善战；很快就能和着匈奴人的笛声，唱出清脆婉转的曲子，而匈奴人也能听懂蔡琰歌声中的乡愁，笛声和歌声宛如天籁之音。在作者解秘的笔触下，原故事中汉人为尊的汉文化主流思想地位被调和了，汉胡和谐；作者同时消除了蔡琰在异域的文化焦虑症。蔡琰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还能和胡人并肩作战，挥去乡愁。在为这个故事“去神话”之后，作者在“再神话”中，表达了民族和谐愿望，不管是什么肤色，人们都能超越种族偏见的思想意识，能够欣赏他者的文化。
在《中国佬》一书中，作者也把各种文化的传说故事拼贴到一起，《镜花缘》中女儿国的故事、屈原的故事就和希腊神话中迈达斯(Midas)的故事、鲁宾逊的故事都出现在书中。在书中，曾祖父、祖父和父亲这些男子身上，体现了两种梦想，一种是美国梦，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自己的愿望。这种梦想的阐释是在平行对比之下进行的，那就是作者也刻意地描绘了父亲的科举梦。科考中第，这是儒家文化千年来中国梦的表征。为此，作者在叙事中加入了中国文化语境读者熟知的头悬梁、锥刺股等故事，并详细描述了父亲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形，考场的布置，考试纪律、内容等等。而唐熬的被缝唇也和希腊神话中的迈达斯故事传递着类似的主题：女性缄默的妇道。传说迈达斯是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佛里吉亚国王，因为外行的迈达斯在阿波罗和潘神的音乐比赛中，裁决潘神胜出，被阿波罗一气之下扯成了驴耳朵，只得整日戴着帽子，掩饰这个秘密，而王后将国王的驴耳朵这一秘密泄露出去，于是违背了女性应该遵从“沉默”的妇道，因而遭致灾难。在“檀香山的曾祖”一章中，作者转述了曾祖讲的一个故事：传说古代有位国王想要个后代，而皇后却生了一个长着猫耳朵的儿子。于是国王下令所有人都得保守这个秘密。但自己终究忍不住把它憋在心里，于是有一天对着地上挖出的洞喊了出来。后来，那个地方长出草来，每当风刮过，这些草便在风中倾诉着这个秘密。而在迈达斯的故事中，理发师也无法忍受保守秘密，于是在河滩上挖了个洞，对着洞口说出了这个秘密，再将洞口用泥封好，后来在这里长起了芦苇，每当风吹过，芦苇就会发出：迈达斯国王长着一对驴耳朵。东西文化语境中两类相似故事的相遇，各为彼此揭去了神秘的面纱，两个文化语境中的人都能看到处于神话背后的前假设，并能在文本的新神话故事中找到一个契合点，从而沟通两种文化实现跨文化理解。
为了替异域文化语境读者跨文化地理解杜子春长生不老的故事，汤婷婷在“论死亡”一章之后，又加了一个小章节，“再论死亡”，让中国神话故事直接和希腊神话故事对话。玻里尼西亚的半神骗子莫伊潜入夜神海娜体内，试图偷出能让男女长生不死之物(即海娜的心)，就在莫伊要偷到海娜的心时，“一只鸟看到莫伊的双腿从海娜的下体扭动而出，于是大笑。笑声惊醒了海娜，她双腿一夹，莫伊终于死在海娜体内”。两个故事虽然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但是它们却在主题上同源，都传达了一个跨文化、跨民族的不可企及的愿望。
不管是大胆的移植，拼贴，嫁接，还是和异域神话的类比，汤婷婷都是在做一种神话的“去神话”，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异域文化语境的读者——更好地达到文本的跨文化理解。因此，当有评论者指责汤婷婷歪曲中国神话时，她自辩到：“……他们不明白神话必须变化，如果没有用处就会被遗忘。把神话带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成了美国人，同样，神话也成了美国神话。我写的神话是新的、美国的神话。”
三、历地解释、跨文化传通
汤婷婷的作品大多跨越了两种文化，对于这种跨文化创作的阐释和解读，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有的两种解释学的范畴中。其一是形态解释学。它强调 以解读本文化的文本(text)为任务，运动方向是从过去向现在。凭借这种解释学，我们——本文化的读者群——对于汤婷婷的作品的文化题材，就只会读到“歪曲”、“丑化”、“蒙昧”。其二是历时解释学。它强调从自身的立场走出去，运用历史的方法，了解当时的语境(context)，运动方向是从现在向过去。对于穿越了遥远时空的神话故事，这种解释学也显得乏力。即时的语境常常难以推导公平、公正的阐释，对作品的解读也是有失公允的。而潘尼卡指出，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鸿沟，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历地解释学。因为文化不只是语境，当然更不只是由文本构成，文化有一个先于文本和语境的结构一一神话。文化间的理解因此需要超越对文本和语境的解释，触及它们背后的结构，因而是另一种解释学，一种解秘神话的解释学。作为解秘神话的解释学，历地解释学自然带上了几分神秘的宗教色彩。它提出的理论根据是神话超脱了语境和文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她是文化之源，是文化之母。这种观点自然不会和马克思、布洛克、矛盾、秦海鹰的关于神话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见解相左。理解文化，就得了解文化中的神话和神话中的文化，这个理解任务对于我文化的读者受众而言，自然不难。而对于他文化的读者受众而言，就需要视角的转换，跳出自身文化的框架，走出我文化的时间和空间，超越语境和文本，挖掘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他文化的神话进行解秘。当然，这种历地解释不是一种自我行为，而是他我行为，是跨文化的相互理解和相互阐释，所以可以认为：对于当前文本的跨文化解读，历地解释学是一种具有独立客观、去中心、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特点的视角。为了实践这种历地解释学，潘尼卡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在跨文化相遇中，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具体的方法按主题实现跨文化的理解，那就是在另一种文化中寻找一种“形式相似的等价物”。这种“形式相似的等价物”在不同的文化中起着等价的作用，在各自的文化结构中占据着类似的位置，“生存论上和功能上的一种相似”。
“寻找形式相似的等价物”成了汤婷婷创作中跨文化理解的关键之处，也是汤婷婷实现“去神话”的重要手段。花木兰和艾丽丝故事中的忠孝观和个人主义观，蔡琰故事中的大汉民族中心观和跨越民族歧视观、对抗和对话、文化焦虑和文化适应，为求长生不老的杜子春和莫伊，唐熬和迈达斯，科举梦和美国梦。作者在为这些远涉重洋的中国故事传说寻找异域文化语境中的“等价物”。在东西方文化中，它们提供着相类似的功能和作用是我们生活的共同基础，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可理解性的视域，左右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作品的受众，无论是美国文化的读者，还是中国文化的读者，都没有理由去偏颇地看待故事中两种神话的相遇，他们应该能感悟到创作者的良苦用心：一种跨文化沟通和传播的实践；一种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美好愿望。
神话总是在文化的旅行和接力中被拆解，在拆解中求得与他文化神话的和谐，而在跨文化的角度看来，任何一种跨文化理解的突破口都在于能自我牺牲地把自己文化神话中的前假设一一那些不言而喻、那些不证自明的部分，逐一展示。这并非一种自我丑化、自我蒙昧化的求媚策略，而是对话理解的前奏。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贾俊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