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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经济正面临巨大的“政策风险”，而这个风险恰恰来自于当地政府。
温州人没有依靠任何优惠政策，也没有依靠权力寻租，而仅仅依靠丰富的企业家精神，创造了令人瞠目的经济增长奇迹。这是一种大体上公平的增长。自发的市场秩序天然地倾向于使财富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比较均衡地分配。政府的“无为而治”，是温州市场秩序自发发育、财富均衡分布的制度前提。
不过，国人从来没有真诚地相信过市场。他们不愿意相信，市场自发形成的温州的产业结构就是最合理的产业结构。于是，时至今日，据说温州决心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为此，温州市政府提出了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和“12345”工程。
危险正在因此而降临温州。引进外资当然没有错，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似乎也很合理。问题在于，是谁在做这些事情，而在温州，未来主导招商引资、产业优化的，不再是充满了想象力的温州企业家，而是掌握着权力的政府官员。真正的危险在于，无为而治的温州治理传统将要终结。
政府的介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一个政府从“无为”到“有为”，只要定位正确，合理界定在哪些方面“有为”，其对经济将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但过往的经验已经证明，政府，尤其是追求GDP政绩的地方政府，从来都很难正确地定位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
中国企业必须“玩转”人海战术
王 建
人海战术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低级的战术，甚至是错误的战术，有时这个词会用来形容企业的落后与低智商。事实上，中国大多数的驰名企业都是人海战术的杰出代表，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喜欢别人这么认为他们的成功，但不难看出人海战术仍然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商业战法之一。
中国企业普遍缺乏资金积累，不可能按照国外大公司那样的人工成本集合相应的人员，因此招聘低廉的人力，并尽可能地本地化。能够有效地克服资金有限的问题，增强地面部队的战斗能力，同时人的成本相比于市场推广的费用来说是很低的，而且众多的销售人员可以迅速地填补更多的市场空间，实现销售，从而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另外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条件各异的区域市场上，人海战术是最具有应变能力的战法。
人海战术就要求形成公司步调一致，这就需要集权统治，包括好的激励政策、有执行力的干部队伍及卓越的领袖。由于人海战术不可避免地造成员工素质较低，自主意识不强，所以强制性的灌输与规定就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另外由于中国的家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因此家长式的统治方式普遍容易被普通员工认可。
人海战术的制胜关键是公司内部培训机制的建立，由于人数众多，所以销售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同时销售的不稳定性又造成大量的人员流失，因此没有训练有速的销售队伍，人海战术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企高利润背后的社会成本
李季平
去年在全国能源、原材料(如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一再涨价，不少行业都抱怨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大背景下，传来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的“利好”消息。高兴之余，人们会自然地想到：在这巨额利润中，有多大程度是这些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得来的？而垄断、政府对产品的涨价，又给这些企业创造了多大的商机和利润空间？在这巨额利润的背后，我们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社会成本？
最突出的社会成本是垄断：坚冰更加难破，甚至影响到与此相关的法制进程。如“反垄断法”早已进入立法程序，但进度缓慢；去年底国务院发布的“非公36条”在基层很难落实。其原因就与垄断企业、行业间的利益争夺有关。
我们为这巨额利润付出的另一个较大的社会成本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从1999年国有企业转制的步伐加快开始，到2004年放缓脚步为止，国有企业职工减少了几乎一半。3800多万国有全业职工利益上的损失、精神上的创伤，完全被这光鲜的巨额利润掩盖了。而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更是触目惊心
还有一个社会成本就是，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行业间的收入悬殊，基尼系数达到或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国有垄断企业畸高的收入与其他属于竞争类行业的收入相比，形成较大的反差。
战略更应该是以不同的方式或者逻辑竞争
孙洪杰
很长时间里，我们企业习惯了模仿、创新不足、差异化缺失，从而导致了战略战术的雷同。因此，当我们呼吁：“价格战该休矣”的时候是如此的无力，因为价格战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而更是一种雷同化行为的结果。当我们的企业在两败俱伤的时候，波特的“战略就是塑造差异”对我们很多企业来说无疑是醍醐灌顶，如梦初醒
波特的“战略就是塑造差异”即是说，要故意选择不同的一套经营活动以创造一种独特的价值组合。但是如果认为战略就是做不同的事，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或者是一种误解。战略更应该是以不同的方式或者逻辑竞争，应该是基于自身的优势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逻辑来运营，哪怕是做同样的事。
首先，做同样的事情如果能够做得更好也是一种差异，同样具有难以模仿性；第二，可以开创一个新的领域，首先要考虑先动优势，考虑是否具有战略持久性，能否在竞争对手跟进之前形成有效的进入壁垒，或者时机上的领先能否为企业提供一个提升竞争平台的跳板；第三，差异的空间不仅仅是经营领域，企业本身的能力差异、品牌形象的差异、运作模式的差异也同样是一种差异来源，一种有效的差异空间：第四，按照强者的游戏规则走难免陷入误区，强者有强者的竞争逻辑和规则，而弱者也有弱者的竞争逻辑和规则，两者之间在战略上的差异不是做不同的事，而应该是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哪怕是做相同的事。
合作秩序决定企业的规模
郭梓林
企业之间小范围的合作与大范围的合作，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问题。小范围的合作秩序在大范围内未必能行得通。而合作秩序往往又是企业扩张成败的关键因素，因为合作秩序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利益问题。
首先，如果我们的合作能保证利益的最大化，一切事情本来是应该很好办的，而问题往往就出在我们找不到一个适合大家共同发展的目标。我擅长的东西你未必能懂，而你能收获利益的项目我又接受不了。
其次，我们找不到一种普遍的一致性的交换原则，不能够建立相互合作的信任关系，无法设定一个既能够适用于乒乓球又：能适用于足球的规则。一个人处理一个小球的时候，我们还真有一点儿本事，而十一个人盯着一个大球的时候，我们就犯傻了，所以一个人单打独斗，反而容易得世界冠军，而指望通过合作登上领奖台则比较困难。
因此，关于做大与做小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合作秩序究竟有多大张力的问题，一种游戏规则能在多大范围内得到认同的问题。当我们的企业领导人试图以自己的文化观来 建立企业内部游戏规则并加以扩展的时候，往往因为种种的原因，很难使周围的多数人对他的那一套理念形成共识，人的思想毕竟是有分歧的。因为原有的合作秩序本身不具有扩展的功能，硬性操作就会出乱子。观念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形成认同，决定了企业的合作秩序能扩展到多大范围。这才是企业做大做小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管理中校正“二传手”扭曲
张华强
每个经理人都希望自己经营管理的企业能够令行禁止，完美地贯彻落实既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举措，就是希望在企业内部有很强的“二传手”。但是属下的执行常常导致既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举措产生扭曲。
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执行力，主要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执行力。一项管理举措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利益冲突，“二传手”们就会寻找自己认为可以争取到的自由度，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努力追求对自己、小团体更现实的特殊利益，或者争取其更大的份额。这种现实的利益一般含有一定的不正当性，有些虽然是正当的利益，但实现的方式不正当，也就使得其不正当了。这正是“二传手”执行力扭曲的内在驱动力。
执行力扭曲是一种十分令人头痛的现象，明知它是管理的中间环节所致，又不能断然取消所有的中间环节，还必须赋予属下必要的管理权，有时甚至还要站在“二传手”的角度给予理解。校正“二传手”扭曲，我们从反对不正当管理入手：第一，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人格魅力祛邪扶正；第二，充分沟通，使属下在正确理解管理举措的基础上心往一处想；第三，注重落实，建立公正的执行评价制度；第四，及时反馈，保证管理举措本身不断完善和及时更新；第五、专项治理，严防执行力扭曲的“病毒”扩散。
警惕跨国并购的“合成谬误”
管清友
跨国并购对不同的利益主体影响不同。跨国并购的利益主体无非是四个：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国家)跨国并购对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可能都不是坏事。当然，这里只是“可能”。作为个人的企业员工，除了被裁减的人员之外，并购之后可能全比原来获取更多的收益：企业在被并购之后也“做大做强”了；地方政府也税收增加了，就业解决了，史重要的是地方的GDP增长上去了，政绩也就上去了
但是，对于中央政府(国家)这个利益主体，跨国并购的影响可能与前面几个不大一样。如果外资控制了一个大国的国民经济，庞大的GDP又有何用？这样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没有自己的制造能力，完全依附于跨国公司的母国，当然也就无法应对未来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也就彻底失去了国家竞争优势
这样说来，跨国并购多少有些“合成谬误”的意味。所谓合成谬误，简单地说，就是把局部推广到整体上去所造成的错误结论对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可能都有利的事情，对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不一定有利，这很可能就是一个“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选择。
我们现在讨论的还只是跨国并购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再加上中国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这方面，拉美国家已经有前车之鉴。而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金融业应在开放与稳定的交集中谋求出路
曹红辉
我国加入WTO就意味着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将面临外资的严峻挑战。然而，开放全融业的战略目的在于改革我国落后的金融体系，增强我国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和稳定性。而外资全融机构进入的主要动因则是扩展市场份额，提高赢利水平。二者间既有交集又有冲突。
短期内，如果缺乏开放的战略性安排，全面开放全融业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的不稳定，使得政府在维护全融稳定等方面不得不承担更多的风险。目前，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敦促外资全融机构提供中国市场急需而中资金融机构暂时无法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期权、期货、远期交易等全融衍土产品、保理和金融产品定价服务等；另一方面，则应尽快对其建立起风险评估体系、外资进入的金融安全审查制度，以及持续、有效的监管机制等。因此，限制外资进入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保持国家对中资金融机构的绝对控股，保护中资银行的网点、客户、业务、人才、信息等方面资源，对外资进入的业务领域、资产规模等应制定明确的限制办法与管理方式，严格控制银行业零售市场、基金发行市场、年金市场等的开放，显然是应对外资强大压力的必要手段。同时，对国内资本应尽快明确银行市场准入和银行股权的开放进程与具体途径，增强国内资本市场与银行改革之间的协调性。对于外部冲击造成的失衡，则可通过区域全融合作，并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以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在动态改革中实现和谐发展。
温州人没有依靠任何优惠政策，也没有依靠权力寻租，而仅仅依靠丰富的企业家精神，创造了令人瞠目的经济增长奇迹。这是一种大体上公平的增长。自发的市场秩序天然地倾向于使财富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比较均衡地分配。政府的“无为而治”，是温州市场秩序自发发育、财富均衡分布的制度前提。
不过，国人从来没有真诚地相信过市场。他们不愿意相信，市场自发形成的温州的产业结构就是最合理的产业结构。于是，时至今日，据说温州决心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为此，温州市政府提出了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和“12345”工程。
危险正在因此而降临温州。引进外资当然没有错，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似乎也很合理。问题在于，是谁在做这些事情，而在温州，未来主导招商引资、产业优化的，不再是充满了想象力的温州企业家，而是掌握着权力的政府官员。真正的危险在于，无为而治的温州治理传统将要终结。
政府的介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一个政府从“无为”到“有为”，只要定位正确，合理界定在哪些方面“有为”，其对经济将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但过往的经验已经证明，政府，尤其是追求GDP政绩的地方政府，从来都很难正确地定位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
中国企业必须“玩转”人海战术
王 建
人海战术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低级的战术，甚至是错误的战术，有时这个词会用来形容企业的落后与低智商。事实上，中国大多数的驰名企业都是人海战术的杰出代表，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喜欢别人这么认为他们的成功，但不难看出人海战术仍然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商业战法之一。
中国企业普遍缺乏资金积累，不可能按照国外大公司那样的人工成本集合相应的人员，因此招聘低廉的人力，并尽可能地本地化。能够有效地克服资金有限的问题，增强地面部队的战斗能力，同时人的成本相比于市场推广的费用来说是很低的，而且众多的销售人员可以迅速地填补更多的市场空间，实现销售，从而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另外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条件各异的区域市场上，人海战术是最具有应变能力的战法。
人海战术就要求形成公司步调一致，这就需要集权统治，包括好的激励政策、有执行力的干部队伍及卓越的领袖。由于人海战术不可避免地造成员工素质较低，自主意识不强，所以强制性的灌输与规定就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另外由于中国的家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因此家长式的统治方式普遍容易被普通员工认可。
人海战术的制胜关键是公司内部培训机制的建立，由于人数众多，所以销售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同时销售的不稳定性又造成大量的人员流失，因此没有训练有速的销售队伍，人海战术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企高利润背后的社会成本
李季平
去年在全国能源、原材料(如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一再涨价，不少行业都抱怨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大背景下，传来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的“利好”消息。高兴之余，人们会自然地想到：在这巨额利润中，有多大程度是这些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得来的？而垄断、政府对产品的涨价，又给这些企业创造了多大的商机和利润空间？在这巨额利润的背后，我们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社会成本？
最突出的社会成本是垄断：坚冰更加难破，甚至影响到与此相关的法制进程。如“反垄断法”早已进入立法程序，但进度缓慢；去年底国务院发布的“非公36条”在基层很难落实。其原因就与垄断企业、行业间的利益争夺有关。
我们为这巨额利润付出的另一个较大的社会成本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从1999年国有企业转制的步伐加快开始，到2004年放缓脚步为止，国有企业职工减少了几乎一半。3800多万国有全业职工利益上的损失、精神上的创伤，完全被这光鲜的巨额利润掩盖了。而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更是触目惊心
还有一个社会成本就是，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行业间的收入悬殊，基尼系数达到或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国有垄断企业畸高的收入与其他属于竞争类行业的收入相比，形成较大的反差。
战略更应该是以不同的方式或者逻辑竞争
孙洪杰
很长时间里，我们企业习惯了模仿、创新不足、差异化缺失，从而导致了战略战术的雷同。因此，当我们呼吁：“价格战该休矣”的时候是如此的无力，因为价格战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而更是一种雷同化行为的结果。当我们的企业在两败俱伤的时候，波特的“战略就是塑造差异”对我们很多企业来说无疑是醍醐灌顶，如梦初醒
波特的“战略就是塑造差异”即是说，要故意选择不同的一套经营活动以创造一种独特的价值组合。但是如果认为战略就是做不同的事，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或者是一种误解。战略更应该是以不同的方式或者逻辑竞争，应该是基于自身的优势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逻辑来运营，哪怕是做同样的事。
首先，做同样的事情如果能够做得更好也是一种差异，同样具有难以模仿性；第二，可以开创一个新的领域，首先要考虑先动优势，考虑是否具有战略持久性，能否在竞争对手跟进之前形成有效的进入壁垒，或者时机上的领先能否为企业提供一个提升竞争平台的跳板；第三，差异的空间不仅仅是经营领域，企业本身的能力差异、品牌形象的差异、运作模式的差异也同样是一种差异来源，一种有效的差异空间：第四，按照强者的游戏规则走难免陷入误区，强者有强者的竞争逻辑和规则，而弱者也有弱者的竞争逻辑和规则，两者之间在战略上的差异不是做不同的事，而应该是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哪怕是做相同的事。
合作秩序决定企业的规模
郭梓林
企业之间小范围的合作与大范围的合作，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问题。小范围的合作秩序在大范围内未必能行得通。而合作秩序往往又是企业扩张成败的关键因素，因为合作秩序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利益问题。
首先，如果我们的合作能保证利益的最大化，一切事情本来是应该很好办的，而问题往往就出在我们找不到一个适合大家共同发展的目标。我擅长的东西你未必能懂，而你能收获利益的项目我又接受不了。
其次，我们找不到一种普遍的一致性的交换原则，不能够建立相互合作的信任关系，无法设定一个既能够适用于乒乓球又：能适用于足球的规则。一个人处理一个小球的时候，我们还真有一点儿本事，而十一个人盯着一个大球的时候，我们就犯傻了，所以一个人单打独斗，反而容易得世界冠军，而指望通过合作登上领奖台则比较困难。
因此，关于做大与做小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合作秩序究竟有多大张力的问题，一种游戏规则能在多大范围内得到认同的问题。当我们的企业领导人试图以自己的文化观来 建立企业内部游戏规则并加以扩展的时候，往往因为种种的原因，很难使周围的多数人对他的那一套理念形成共识，人的思想毕竟是有分歧的。因为原有的合作秩序本身不具有扩展的功能，硬性操作就会出乱子。观念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形成认同，决定了企业的合作秩序能扩展到多大范围。这才是企业做大做小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管理中校正“二传手”扭曲
张华强
每个经理人都希望自己经营管理的企业能够令行禁止，完美地贯彻落实既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举措，就是希望在企业内部有很强的“二传手”。但是属下的执行常常导致既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举措产生扭曲。
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执行力，主要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执行力。一项管理举措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利益冲突，“二传手”们就会寻找自己认为可以争取到的自由度，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努力追求对自己、小团体更现实的特殊利益，或者争取其更大的份额。这种现实的利益一般含有一定的不正当性，有些虽然是正当的利益，但实现的方式不正当，也就使得其不正当了。这正是“二传手”执行力扭曲的内在驱动力。
执行力扭曲是一种十分令人头痛的现象，明知它是管理的中间环节所致，又不能断然取消所有的中间环节，还必须赋予属下必要的管理权，有时甚至还要站在“二传手”的角度给予理解。校正“二传手”扭曲，我们从反对不正当管理入手：第一，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人格魅力祛邪扶正；第二，充分沟通，使属下在正确理解管理举措的基础上心往一处想；第三，注重落实，建立公正的执行评价制度；第四，及时反馈，保证管理举措本身不断完善和及时更新；第五、专项治理，严防执行力扭曲的“病毒”扩散。
警惕跨国并购的“合成谬误”
管清友
跨国并购对不同的利益主体影响不同。跨国并购的利益主体无非是四个：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国家)跨国并购对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可能都不是坏事。当然，这里只是“可能”。作为个人的企业员工，除了被裁减的人员之外，并购之后可能全比原来获取更多的收益：企业在被并购之后也“做大做强”了；地方政府也税收增加了，就业解决了，史重要的是地方的GDP增长上去了，政绩也就上去了
但是，对于中央政府(国家)这个利益主体，跨国并购的影响可能与前面几个不大一样。如果外资控制了一个大国的国民经济，庞大的GDP又有何用？这样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没有自己的制造能力，完全依附于跨国公司的母国，当然也就无法应对未来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也就彻底失去了国家竞争优势
这样说来，跨国并购多少有些“合成谬误”的意味。所谓合成谬误，简单地说，就是把局部推广到整体上去所造成的错误结论对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可能都有利的事情，对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不一定有利，这很可能就是一个“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选择。
我们现在讨论的还只是跨国并购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再加上中国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这方面，拉美国家已经有前车之鉴。而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金融业应在开放与稳定的交集中谋求出路
曹红辉
我国加入WTO就意味着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将面临外资的严峻挑战。然而，开放全融业的战略目的在于改革我国落后的金融体系，增强我国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和稳定性。而外资全融机构进入的主要动因则是扩展市场份额，提高赢利水平。二者间既有交集又有冲突。
短期内，如果缺乏开放的战略性安排，全面开放全融业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的不稳定，使得政府在维护全融稳定等方面不得不承担更多的风险。目前，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敦促外资全融机构提供中国市场急需而中资金融机构暂时无法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期权、期货、远期交易等全融衍土产品、保理和金融产品定价服务等；另一方面，则应尽快对其建立起风险评估体系、外资进入的金融安全审查制度，以及持续、有效的监管机制等。因此，限制外资进入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保持国家对中资金融机构的绝对控股，保护中资银行的网点、客户、业务、人才、信息等方面资源，对外资进入的业务领域、资产规模等应制定明确的限制办法与管理方式，严格控制银行业零售市场、基金发行市场、年金市场等的开放，显然是应对外资强大压力的必要手段。同时，对国内资本应尽快明确银行市场准入和银行股权的开放进程与具体途径，增强国内资本市场与银行改革之间的协调性。对于外部冲击造成的失衡，则可通过区域全融合作，并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以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在动态改革中实现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