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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论语》多语录不同，《孔子家语》保存了大量的长篇对话，应该出于孔门弟子对孔子师生对话的记录或追记，而不像《论语》那样更多存在精加工的痕迹。因此，《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形象相较于《论语》，面孔更加丰腴。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孔老并峙，诸子蜂起，被誉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在这众多的伟大思想家群体之中，孔子可能是留下言行资料最丰富的一位。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除了《老子》五千言及《史记·老子列传》里的一点事迹资料，后世读者对其几乎别无所知;其他如孟子、荀子、韩非等诸子也大体如此。墨子似乎记载文字更少，以致清末大儒孙诒让愤愤不平：“（《史记》）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因此，諸子留在后世读者心目中的面目就相当朦胧。
相较之下，孔子就大为不同。除了有《孔子世家》的完整传记之外，另有《论语》近16000字，《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57000余字;即使孔子之作《春秋》《易传》不被认可，其余散见于大小戴《礼记》《孝经》《左传》《孟子》《荀子》《韩诗外传》《说苑》《孔丛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的言行资料也十分可观。这尚未加上出土文献中的大量孔子遗说。由此观之，孔子较之于其他诸子，其生平事迹、思想学说远为丰硕，在后人心中的形象就更加眉目清晰。这当然要归功于孔门弟子后学对孔子言行文献的记录、整理。
孔门文献的“双璧”
其实，欲了解孔子，除去其他散见资料不论，仅《论语》《家语》这“孔门文献双璧”，便足以窥见夫子那“丰腴的面孔”了。
了解孔子，最为大众熟知的首推《论语》。该书“正实而切事”，但毕竟字数少，且以“语录体”为主，于孔子言行，难免挂一漏万。何况还有“编者”的“选择”“塑造”问题。作为一部“精加工”的孔门文献，可能无法保证这些出于后人的编纂，在记录、选择、编纂、润色的过程中没有忽略遗漏、走样变形。因此，如果要全面了解孔子，还不得不将《论语》与《家语》合观。
日本学者冢田虎在《冢注家语序》中说：“《家语》者何？《论语》之耦也。二《语》皆实录孔子之言行者，而七十子之所以升堂入室之门阶也。”然而《家语》的知名度远逊于《论语》，且命途多舛，经历了“藏在深闺”—“走向人间”—“打入冷宫”—“重见天日”的曲折过程，故鲜有知音。在笔者看来，与《论语》多“语录”不同，《家语》保存了大量的长篇对话，应该出于孔门弟子对孔子师生对话的记录或追记，而不像《论语》那样更多存在“精加工”的痕迹。如日本太宰纯所论，“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因此，《家语》中的孔子形象相较于《论语》，面孔更加丰腴。
“谈天”的孔子
在今人的一般印象里，孔子是一位如黑格尔所说的“世间的智者”，好像他只关心人间之事，对于玄远的天道问题不会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其实，且不论《易传》是否是孔子之作，仅从《家语》来看，就应该明白对于天道问题的探讨，是孔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必然需要，乃孔学的重要支柱。
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的君子、大人应当仿效圣人，上明天道，下察民故，以天道推衍并指导人道。从天道出发，探求人道，落脚点放在“为政”，这是孔子天道论的特点。
以天道来解释人道的思想，在《家语》的多处材料中都有表现。如《大婚解》中，当鲁哀公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时，孔子阐释道：“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很明显，孔子以天道法则作为人道的理论依据。
而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向弟子子游讲述礼的产生与运行，说：“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他将现实的伦理秩序与天地阴阳等天道绾合在一起。尤其“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一语，与《论语·泰伯》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同样的意思。人道，尤其是以礼为核心的为政之道，都是效法天道而来，具有天然合法性与合理性。
如此看来，焉能说我们的圣人只是“世间的智者”，只会说一些老到的道德箴言，而不谈天呢？
“为政”的孔子
孔子“谈天”，不像古希腊哲学家出于纯粹思辨的兴趣，其目的在于“为政”，即“推天道以明人道”。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曾直言，自己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干家”。其实，先秦诸子几乎都是实干型人物，用司马谈的话说，就是“此务为治者也”。面对天下无道、礼乐崩坏的乱世之局，有救世之志的诸子们，纷纷思考并擘画各自的救世之道，不仅“坐而言”，更是“起而行”，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那种实践的本色。尤其是儒家，不论是孔、孟、荀，无不弘道行道、周游列国。说到底，孔子儒学首先是一套“政治哲学”。他们所关心的是作为人类的群体的伦理社会、家国天下，而孔子的方案，就是王道思想。在王道思想的框架之中，包含着礼乐刑政的统一。
《论语》中孔子谈礼、谈政，但无疑谈仁最多，而在《家语》中涉及礼乐刑政的内容偏多。仅从《相鲁》《始诛》《王言解》到《曲礼问》等篇题来看，与礼乐刑政相关的占到全书44篇的一多半。若从正文内容来看，比重则更为突出。可以说，《论语》中的孔子偏重于内圣的一面，《家语》中的孔子则更突出外王的一面。所以，若强加区分两部“孔门文献双璧”的话，可以说，《论语》乃是孔门的内圣之典，《家语》则是孔门的外王之书。
其实，关于《家语》对孔子“政治思想家”一面的凸显，仅从“第一卷”的前7篇，就能得到验证。在这7篇之中，《家语》的编纂者着力“塑造”的孔子是一位有理论、有实践的政治思想家。
《家语》以《相鲁》作首篇有着编者的“编纂理念”，即突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一面。我们知道在孔子73年人生历程中，一辈子关心政治的孔子真正从政时间并不长。当然时间短暂不意味着不重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孔子从政且官至司寇，与“三桓”并驾齐驱，是世卿世禄制度逐渐瓦解，新生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反映。从孔子思想形成来看，这一经历是孔子为政思想的实践与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一次理论效应的验证。 《相鲁》从“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开启，讲治理方法，也谈为政效应—“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成了样板;随后讲孔子做“司空”“大司寇”。作为司法之官，“设法而不用，无奸民”等记载，与《论语》中“必也使无讼乎”的说法相一致，且更具体生动。这是孔子德治礼序之施政理念的体现。
接下来，就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夾谷之会”。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观念及实际行动，孔子击败了齐国的阴谋，展示了其高超的外交智慧。随后写“隳三都”及“政化大行”的情况，以说明孔子“相鲁”成效。
此下的《始诛》篇，前半讲“诛少正卯”，后半讲孔子处理“父子讼”，对当政者的失道予以谴责，宣扬“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的德治主张。第三篇《王言》则通过向曾子讲“王言”来阐述“王道”思想，“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进而提出“七教”“三至”的治理理念，使得儒家王道政治被直接揭示出来。接下来在《大婚解》中，孔子借助“哀公问大婚”阐述“礼治”观。
而第五篇《儒行》中孔子向鲁哀公谈儒者之行，阐述作为“士人”的儒者操守，为后世儒生的出处之道作出明确指引。第六篇《问礼》，不论是孔子与鲁哀公还是与子游对话，话题都集中在“礼”。第七篇《五仪解》中孔子向鲁哀公讲述“人有五仪”即五种境界，阐明如何“识人”的问题，自在政治范畴之内。如此，在后世读者心目中，一位深谙政治的思想家形象就清晰呈现出来了。
“重礼”的孔子
学界曾有过孔子思想核心是“仁”还是“礼”的漫长争论，到目前为止也并未达成绝对共识。当然，在近代以降“反传统”的传统之中，一般而言，尊孔的学者倾向于“仁为核心”，反孔的学者则主张“礼为核心”，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匡亚明与蔡尚思两位老前辈的“笔战”了。在相当多的学者看来，孔子思想中“礼”的部分代表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仁”的部分则代表了先进创新的一面。对这种认识，显然需要重估。
毫无疑问，礼并非孔子的发明，而礼乐文明则是孔子儒学的母体。其实，孔子思想中，仁与礼是阴阳两面，“一阴一阳之谓道”，缺一不可。近代学者谢幼伟先生说：“孔孟教人，亦首重礼。”陈独秀也曾明确指出，“儒家之言社会道德和生活，莫大于礼”“孔教之核心为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可以说，孔子重礼的一面，乃是孔子外王思想的体现。这一点，在《论语》中有所反映，但《家语》中的论说则更为集中繁富。
举凡礼的起源、发展、功能、效用等，在《家语》中孔子都有所论及，当然论述的关键还是礼对于伦理、政治的教化功能。
以上从“谈天”“为政”“重礼”三个维度，择要指出《家语》对于理解孔子的重要价值。诸君若能在品读《论语》同时，细绎《家语》，孔子的面孔自会更为丰腴且更加亲切。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孔老并峙，诸子蜂起，被誉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在这众多的伟大思想家群体之中，孔子可能是留下言行资料最丰富的一位。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除了《老子》五千言及《史记·老子列传》里的一点事迹资料，后世读者对其几乎别无所知;其他如孟子、荀子、韩非等诸子也大体如此。墨子似乎记载文字更少，以致清末大儒孙诒让愤愤不平：“（《史记》）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因此，諸子留在后世读者心目中的面目就相当朦胧。
相较之下，孔子就大为不同。除了有《孔子世家》的完整传记之外，另有《论语》近16000字，《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57000余字;即使孔子之作《春秋》《易传》不被认可，其余散见于大小戴《礼记》《孝经》《左传》《孟子》《荀子》《韩诗外传》《说苑》《孔丛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的言行资料也十分可观。这尚未加上出土文献中的大量孔子遗说。由此观之，孔子较之于其他诸子，其生平事迹、思想学说远为丰硕，在后人心中的形象就更加眉目清晰。这当然要归功于孔门弟子后学对孔子言行文献的记录、整理。
孔门文献的“双璧”
其实，欲了解孔子，除去其他散见资料不论，仅《论语》《家语》这“孔门文献双璧”，便足以窥见夫子那“丰腴的面孔”了。
了解孔子，最为大众熟知的首推《论语》。该书“正实而切事”，但毕竟字数少，且以“语录体”为主，于孔子言行，难免挂一漏万。何况还有“编者”的“选择”“塑造”问题。作为一部“精加工”的孔门文献，可能无法保证这些出于后人的编纂，在记录、选择、编纂、润色的过程中没有忽略遗漏、走样变形。因此，如果要全面了解孔子，还不得不将《论语》与《家语》合观。
日本学者冢田虎在《冢注家语序》中说：“《家语》者何？《论语》之耦也。二《语》皆实录孔子之言行者，而七十子之所以升堂入室之门阶也。”然而《家语》的知名度远逊于《论语》，且命途多舛，经历了“藏在深闺”—“走向人间”—“打入冷宫”—“重见天日”的曲折过程，故鲜有知音。在笔者看来，与《论语》多“语录”不同，《家语》保存了大量的长篇对话，应该出于孔门弟子对孔子师生对话的记录或追记，而不像《论语》那样更多存在“精加工”的痕迹。如日本太宰纯所论，“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因此，《家语》中的孔子形象相较于《论语》，面孔更加丰腴。
“谈天”的孔子
在今人的一般印象里，孔子是一位如黑格尔所说的“世间的智者”，好像他只关心人间之事，对于玄远的天道问题不会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其实，且不论《易传》是否是孔子之作，仅从《家语》来看，就应该明白对于天道问题的探讨，是孔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必然需要，乃孔学的重要支柱。
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的君子、大人应当仿效圣人，上明天道，下察民故，以天道推衍并指导人道。从天道出发，探求人道，落脚点放在“为政”，这是孔子天道论的特点。
以天道来解释人道的思想，在《家语》的多处材料中都有表现。如《大婚解》中，当鲁哀公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时，孔子阐释道：“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很明显，孔子以天道法则作为人道的理论依据。
而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向弟子子游讲述礼的产生与运行，说：“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他将现实的伦理秩序与天地阴阳等天道绾合在一起。尤其“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一语，与《论语·泰伯》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同样的意思。人道，尤其是以礼为核心的为政之道，都是效法天道而来，具有天然合法性与合理性。
如此看来，焉能说我们的圣人只是“世间的智者”，只会说一些老到的道德箴言，而不谈天呢？
“为政”的孔子
孔子“谈天”，不像古希腊哲学家出于纯粹思辨的兴趣，其目的在于“为政”，即“推天道以明人道”。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曾直言，自己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干家”。其实，先秦诸子几乎都是实干型人物，用司马谈的话说，就是“此务为治者也”。面对天下无道、礼乐崩坏的乱世之局，有救世之志的诸子们，纷纷思考并擘画各自的救世之道，不仅“坐而言”，更是“起而行”，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那种实践的本色。尤其是儒家，不论是孔、孟、荀，无不弘道行道、周游列国。说到底，孔子儒学首先是一套“政治哲学”。他们所关心的是作为人类的群体的伦理社会、家国天下，而孔子的方案，就是王道思想。在王道思想的框架之中，包含着礼乐刑政的统一。
《论语》中孔子谈礼、谈政，但无疑谈仁最多，而在《家语》中涉及礼乐刑政的内容偏多。仅从《相鲁》《始诛》《王言解》到《曲礼问》等篇题来看，与礼乐刑政相关的占到全书44篇的一多半。若从正文内容来看，比重则更为突出。可以说，《论语》中的孔子偏重于内圣的一面，《家语》中的孔子则更突出外王的一面。所以，若强加区分两部“孔门文献双璧”的话，可以说，《论语》乃是孔门的内圣之典，《家语》则是孔门的外王之书。
其实，关于《家语》对孔子“政治思想家”一面的凸显，仅从“第一卷”的前7篇，就能得到验证。在这7篇之中，《家语》的编纂者着力“塑造”的孔子是一位有理论、有实践的政治思想家。
《家语》以《相鲁》作首篇有着编者的“编纂理念”，即突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一面。我们知道在孔子73年人生历程中，一辈子关心政治的孔子真正从政时间并不长。当然时间短暂不意味着不重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孔子从政且官至司寇，与“三桓”并驾齐驱，是世卿世禄制度逐渐瓦解，新生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反映。从孔子思想形成来看，这一经历是孔子为政思想的实践与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一次理论效应的验证。 《相鲁》从“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开启，讲治理方法，也谈为政效应—“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成了样板;随后讲孔子做“司空”“大司寇”。作为司法之官，“设法而不用，无奸民”等记载，与《论语》中“必也使无讼乎”的说法相一致，且更具体生动。这是孔子德治礼序之施政理念的体现。
接下来，就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夾谷之会”。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观念及实际行动，孔子击败了齐国的阴谋，展示了其高超的外交智慧。随后写“隳三都”及“政化大行”的情况，以说明孔子“相鲁”成效。
此下的《始诛》篇，前半讲“诛少正卯”，后半讲孔子处理“父子讼”，对当政者的失道予以谴责，宣扬“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的德治主张。第三篇《王言》则通过向曾子讲“王言”来阐述“王道”思想，“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进而提出“七教”“三至”的治理理念，使得儒家王道政治被直接揭示出来。接下来在《大婚解》中，孔子借助“哀公问大婚”阐述“礼治”观。
而第五篇《儒行》中孔子向鲁哀公谈儒者之行，阐述作为“士人”的儒者操守，为后世儒生的出处之道作出明确指引。第六篇《问礼》，不论是孔子与鲁哀公还是与子游对话，话题都集中在“礼”。第七篇《五仪解》中孔子向鲁哀公讲述“人有五仪”即五种境界，阐明如何“识人”的问题，自在政治范畴之内。如此，在后世读者心目中，一位深谙政治的思想家形象就清晰呈现出来了。
“重礼”的孔子
学界曾有过孔子思想核心是“仁”还是“礼”的漫长争论，到目前为止也并未达成绝对共识。当然，在近代以降“反传统”的传统之中，一般而言，尊孔的学者倾向于“仁为核心”，反孔的学者则主张“礼为核心”，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匡亚明与蔡尚思两位老前辈的“笔战”了。在相当多的学者看来，孔子思想中“礼”的部分代表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仁”的部分则代表了先进创新的一面。对这种认识，显然需要重估。
毫无疑问，礼并非孔子的发明，而礼乐文明则是孔子儒学的母体。其实，孔子思想中，仁与礼是阴阳两面，“一阴一阳之谓道”，缺一不可。近代学者谢幼伟先生说：“孔孟教人，亦首重礼。”陈独秀也曾明确指出，“儒家之言社会道德和生活，莫大于礼”“孔教之核心为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可以说，孔子重礼的一面，乃是孔子外王思想的体现。这一点，在《论语》中有所反映，但《家语》中的论说则更为集中繁富。
举凡礼的起源、发展、功能、效用等，在《家语》中孔子都有所论及，当然论述的关键还是礼对于伦理、政治的教化功能。
以上从“谈天”“为政”“重礼”三个维度，择要指出《家语》对于理解孔子的重要价值。诸君若能在品读《论语》同时，细绎《家语》，孔子的面孔自会更为丰腴且更加亲切。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泰山学者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