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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高中语文课本，又是同一篇《拿来主义》，人教社（新、旧版）教材与苏版教材对其中的五处注释的处理，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正好体现了教材编写者们的思想意识在不断进步和提高。现分别对此作些分析对比（下文中，人教社旧版高中语文教材注释简称“旧注”，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注释简称“新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新教材注释简称“苏注”）。
1.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
旧注：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西欧各国举办的中国绘画展览。
新注：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西欧各国举办的中国绘画展览。
新注在旧注的基础上，删去了“反动”二字。这样注释少了一点政治色彩，比较客观一些，容易被多数人接受。因为，与外国的文化交流，也属正常的宣传行为。鲁迅的话本身也有些过激。
苏注只对“发扬国光”加注：1932年至1934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分别在西欧各国举办中国绘画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发扬国光”是1934年5月28日《大公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可以看出，苏注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完全抛弃了那种偏激的政治色彩。
2.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
旧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公报》在1934年5月28日刊载了一条文艺新闻，胡说著名美术家徐悲鸿等在莫斯科举办中国书画展览会，“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还说“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针对这一则新闻，在同年5月30日写了《谁在没落？》一文，指出象征主义已在苏联没落，斥责那种认为中国画和戏剧切合象征主义的胡说。象征主义是19世纪末叶在法国兴起的颓废的文艺流派。
新注在旧注的基础上，删去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定语，因为就这一个事件来说，《大公报》也还是客观报道的，没有替政府歪曲事实，所以说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公报》”有点不妥，新注改得有理。新注还将第一个“胡说”改为“说”，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其实报纸也没有“胡说”。新注还把下文的第二个“胡说”改为“论调”，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胡说”是没有根据的乱说，而“论调”虽然也有一点贬义，但毕竟承认其是一种观点了。新注还把“斥责”改为了“批驳”，这也是实事求是讲道理的表现，“斥责”是不讲道理感情用事的骂人，而“批驳”则是回到了理性的态度，开始了平等的对话。这一改，突出了鲁迅先生的理性人生。
苏注与新注的基本相同。
3.关于“尼采”的注释。
旧注：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主张唯意志论，提倡超人哲学，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歌颂战争。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理论根据。他以“太阳”自命，后发疯而死。
新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主张唯意志论，提倡超人哲学，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歌颂战争。
苏注：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者。这里所述的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比较新、旧版和苏版的三个注释，很容易发现，新注在给哲学家尼采的定语中删去了“资产阶级”这一名词。虽然尼采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淡化阶级意识了，再提“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有强调阶级观念的嫌疑。其次，新注还删去了旧注中的最后一句对尼采的评述。因为尼采的思想后来是否成为德国法西斯发动世界大战的理论根据，没有实证不能枉加推测，因此，还是不提这一层意思为好。
至于他自诩为“太阳”，直至后来发疯而死，这两者中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最多说明了他的狂妄而已。所以，新注的不定性反而更客观公正了。而苏注没有一句对尼采的定性评论，删去了所有含有政治色彩的定性语，显得更加的客观、平实、公正。
4.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旧注：暗指按1933年国民党反动政府与美国签订的“棉麦借款”协定运来的剩余的棉麦。
新注：暗指按1933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的“棉麦借款”协定运来的剩余的小麦、面粉和棉花。
苏注与新注基本相同。
比较这三个注释，新注与苏注都删去了“反动”二字，不带政治色彩。关于“棉麦借款”协定的内容，新注与苏注都要比旧注更具体些，“棉麦”变成了“小麦、面粉和棉花”，这样更有利于师生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
5.做了女婿换来的。
新注与旧注一模一样：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苏注：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女婿而炫耀于人的某些人。
新版教材的这一条注释没有改动是令人遗憾的，也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这一条注释源自鲁迅顺手带过的一笔，也未必真要对邵洵美的为人进行批判。可是，这对于邵洵美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邵洵美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曾经慷慨解囊解救过不少进步作家，也资助过不少进步刊物，为现代文学事业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功不可没。然而，邵洵美却因鲁迅的这一闲笔，在解放初期竟被无端投入大牢二十多年，直到70年代初才被放出来，不久便撒手人寰。他在狱中受了许多折磨与苦处，我们应为其一洗冤屈，彻底平反。可是，我们的教材还是这么注释，是不是有点太不合时宜了呢？或者说，新教材还保留了这条原有注释，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苏版教材对这一条注释的修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不涉及到某个具体的人，没有伤害邵洵美以及邵的后人。因为鲁迅说的是这一类人，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因此，这样注释既符合鲁迅先生写作时的原意，也符合读者的普遍心理。否则，人们就会误认为鲁迅与邵洵美之间可能有个人私怨，故在文章中蓄意攻击他。况且，这种人身攻击只能贬低鲁迅的人格品性。苏注既维护了鲁迅的形象，也摆脱了与邵洵美之间没完没了的恩怨官司。
从《拿来主义》中的这几项注释的变化情况来看，我们的高中语文教材确实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形象。虽然修改不大，但思想进步却很大。我们期待着教材能不断地与时俱进，日臻完善。
[作者通联：浙江桐乡市高级中学]
1.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
旧注：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西欧各国举办的中国绘画展览。
新注：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西欧各国举办的中国绘画展览。
新注在旧注的基础上，删去了“反动”二字。这样注释少了一点政治色彩，比较客观一些，容易被多数人接受。因为，与外国的文化交流，也属正常的宣传行为。鲁迅的话本身也有些过激。
苏注只对“发扬国光”加注：1932年至1934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分别在西欧各国举办中国绘画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发扬国光”是1934年5月28日《大公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可以看出，苏注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完全抛弃了那种偏激的政治色彩。
2.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
旧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公报》在1934年5月28日刊载了一条文艺新闻，胡说著名美术家徐悲鸿等在莫斯科举办中国书画展览会，“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还说“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针对这一则新闻，在同年5月30日写了《谁在没落？》一文，指出象征主义已在苏联没落，斥责那种认为中国画和戏剧切合象征主义的胡说。象征主义是19世纪末叶在法国兴起的颓废的文艺流派。
新注在旧注的基础上，删去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定语，因为就这一个事件来说，《大公报》也还是客观报道的，没有替政府歪曲事实，所以说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公报》”有点不妥，新注改得有理。新注还将第一个“胡说”改为“说”，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其实报纸也没有“胡说”。新注还把下文的第二个“胡说”改为“论调”，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胡说”是没有根据的乱说，而“论调”虽然也有一点贬义，但毕竟承认其是一种观点了。新注还把“斥责”改为了“批驳”，这也是实事求是讲道理的表现，“斥责”是不讲道理感情用事的骂人，而“批驳”则是回到了理性的态度，开始了平等的对话。这一改，突出了鲁迅先生的理性人生。
苏注与新注的基本相同。
3.关于“尼采”的注释。
旧注：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主张唯意志论，提倡超人哲学，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歌颂战争。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理论根据。他以“太阳”自命，后发疯而死。
新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主张唯意志论，提倡超人哲学，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歌颂战争。
苏注：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者。这里所述的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比较新、旧版和苏版的三个注释，很容易发现，新注在给哲学家尼采的定语中删去了“资产阶级”这一名词。虽然尼采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淡化阶级意识了，再提“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有强调阶级观念的嫌疑。其次，新注还删去了旧注中的最后一句对尼采的评述。因为尼采的思想后来是否成为德国法西斯发动世界大战的理论根据，没有实证不能枉加推测，因此，还是不提这一层意思为好。
至于他自诩为“太阳”，直至后来发疯而死，这两者中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最多说明了他的狂妄而已。所以，新注的不定性反而更客观公正了。而苏注没有一句对尼采的定性评论，删去了所有含有政治色彩的定性语，显得更加的客观、平实、公正。
4.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旧注：暗指按1933年国民党反动政府与美国签订的“棉麦借款”协定运来的剩余的棉麦。
新注：暗指按1933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的“棉麦借款”协定运来的剩余的小麦、面粉和棉花。
苏注与新注基本相同。
比较这三个注释，新注与苏注都删去了“反动”二字，不带政治色彩。关于“棉麦借款”协定的内容，新注与苏注都要比旧注更具体些，“棉麦”变成了“小麦、面粉和棉花”，这样更有利于师生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
5.做了女婿换来的。
新注与旧注一模一样：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苏注：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女婿而炫耀于人的某些人。
新版教材的这一条注释没有改动是令人遗憾的，也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这一条注释源自鲁迅顺手带过的一笔，也未必真要对邵洵美的为人进行批判。可是，这对于邵洵美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邵洵美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曾经慷慨解囊解救过不少进步作家，也资助过不少进步刊物，为现代文学事业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功不可没。然而，邵洵美却因鲁迅的这一闲笔，在解放初期竟被无端投入大牢二十多年，直到70年代初才被放出来，不久便撒手人寰。他在狱中受了许多折磨与苦处，我们应为其一洗冤屈，彻底平反。可是，我们的教材还是这么注释，是不是有点太不合时宜了呢？或者说，新教材还保留了这条原有注释，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苏版教材对这一条注释的修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不涉及到某个具体的人，没有伤害邵洵美以及邵的后人。因为鲁迅说的是这一类人，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因此，这样注释既符合鲁迅先生写作时的原意，也符合读者的普遍心理。否则，人们就会误认为鲁迅与邵洵美之间可能有个人私怨，故在文章中蓄意攻击他。况且，这种人身攻击只能贬低鲁迅的人格品性。苏注既维护了鲁迅的形象，也摆脱了与邵洵美之间没完没了的恩怨官司。
从《拿来主义》中的这几项注释的变化情况来看，我们的高中语文教材确实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形象。虽然修改不大，但思想进步却很大。我们期待着教材能不断地与时俱进，日臻完善。
[作者通联：浙江桐乡市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