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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国文学的社会参与意识浓郁，社会问题的书写一直是当代韩国文学的重要母题。小说家徐廷仁的作品《后送》对于韩国社会结构与资本问题具有鞭辟入里的批判力。从社会学范畴的社会资本内涵出发，以信任、互惠性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层面的解析考察徐廷仁《后送》文本中所揭示的韩国社会的结构与行动原理问题，尝试社会资本理论角度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
【关键词】 社会资本;信任;互惠性;社会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I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1-0008-03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编号：2019-ZDJH-145）阶段性成果;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编号：15BSJJ081）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韩国文学的社会参与意识浓郁，社会民主问题书写一直是韩国小说创作的重要母题。小说家徐廷仁的早期作品《后送》在批判韩国专制意识形态下公民个体遭受牺牲与压抑的主题上寓意深远，视角独特。作品中“军队”这一“场域”讽喻了当时韩国社会纵向型社会关系强化的专制空间性;“耳鸣”这一只有患者自知的疾病则隐喻了纵向型社会关系中底层问题在韩国社会结构上的非显性存在形式。徐廷仁的小说作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样而又复杂的面貌，每部作品中都包含着不尽相同的对于社会结构问题的深入思考与价值判断。
《后送》讲述的是主人公炮兵将校成中尉患上神经性耳鸣后，历尽周折最终得以申请后送就医的过程。身患耳鸣的主人公虽没有在肉体上承受巨大痛苦，却因为耳鸣无从得到医生的合理诊断与治疗而在精神上痛苦不堪。由于该病症仅能够由患者本人感知，又得不到设备诊断，数次的后送就医申请均遭拒绝。无奈之下，成中尉只得采取非正当的方法，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来申请后送，然而此法也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本文从社会学范畴中的社会资本内涵出发，从“信任”“互惠性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解析徐廷仁《护送》中所反映出的韩国社会结构与行动原理问题，尝试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
二、“军队”——隐喻的空间
朝鲜战争休战至今，南北分治状态的持续导致了朝韩双方的军事紧张，韩国军方根据国防需要采取了便于战时动员的义务兵役制度。符合身体条件的男性都必须义务服兵役，入伍强制性对于韩国年轻男性来说是一个被动的社会体验。当代社会民主制度的实行带来了相对畅达的社会沟通，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军事独裁时期，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军人政权独裁统治之下，组织性严明的军队中个人意愿的合理伸张与平等沟通根本无从谈起。
徐廷仁在《后送》中尖锐地揭示了社会资本如何在韩国“军队”这一“场域”中进行流转的问题，并将其深化为韩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性问题。作品中的“军队”作为军人的竞技场，军人间为获取资源而进行斗争和操控的空间，一个独立于个体成员意志与意识的客观外部结构。《后送》的主人公成中尉为解决个人就医问题不断努力以期寻求救治。等级森严，长幼有序的社会共同体中。上层的利益与判断比任何客观合理性都重要，底层个体所具备的特殊性不易被接纳，常被忽视。而小团体成员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共同价值之上，在共同利益体之外的个人则会被孤立与隔绝。即，人际关系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纵向社会关系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一纵向的社会网络关系不能促进成员间的相互信任。这在根本上是由成员间的地位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等所造成，从而最终引发成员间互惠性不对等，并且在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受害方往往是社会关系网络下端的成员。
成中尉在中东部战场，用4.5口径的机枪乱射空罐头瓶之后患上了耳鸣。这种耳鸣不是单纯的神经外伤，是内心渴求理解与同情的呐喊，是寻求自我修复的自觉现象，是自我价值丧失之下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找寻自我的强迫观念发出的怒吼。这里的“空罐头瓶”实则是成中尉丧失自我价值的行尸走肉般生活的隐喻。“被扔掉的空罐头瓶到处乱滚”唤起了成中尉內心中空空如也的存在感。他用机枪扫射罐头瓶的行为是对抹杀个性、强调同一性的专制体制的抵抗，同时也是对自身毫无意义生活的愤怒。作品中通过对军队作战服的细致描写，刻画出抹杀个性，试图均一化、同质化的战地医院的属性，与主人公无奈、压抑、愤怒交织的心境相呼应。战地医院对病人进行编号，进行同质化管理的场景描写也再一次深化了主人公受压迫的自我意识。作为逃脱这种环境的手段，成中尉选择避开正面冲突，采取迂回方式选择申请后送。
成中尉之所以坚持申请后送就医，他所得的耳鸣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申请后送就医的经历告诉他：军队这一纵向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的沟通是单相性的、互惠性不强。决定后送就医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耳病的痛苦，而仅仅是军医的一纸判断。于是成中尉为了证明自己的病情，艰难履行着各种手续。然而讽刺的是，当成中尉逐渐明白诊断病情所依据的并不是个人病情严重与否，而仅仅是“使用专门仪器进行的诊断”后，为了实现后送就医，不得不给医生送点“药”。即，通过经济资本去弥补自身社会资本的不足，以期解决自身在社会纵向关系网络中互惠性不足的问题。
三、耳鸣——缺失的信任与互惠
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交织，它内嵌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独立于共同体之外的个体不能运用它，哪怕是共同体结构内的个体成员也不能直接占有和使用，只能通过共同利益的联系才能接近和使用该资本，因此社会资本通常是针对某一共同体组织有效。在该共同体中某个体成员与其他成员间的联系紧密与否直接决定了其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也就是说，成员间相互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中，当这种利益不具有互惠性时，共同体中的社会资本便不能随意被使用。然而这种互相信任、互惠性社会关系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官方的，而是带有私人情感的一个过程。作品中唯一相信成中尉并给予他帮助的参谋就是基于个人的亲密友好关系。 令成中尉痛苦不堪的耳痛只有病患本人才能感受，他人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进行确认。成中尉为了取得后送就医的许可，费尽心思向军医进行举证却屡屡碰壁。“这边没有问题呀……看看那边。右边也没什么问题，耳朵里怎么会发出声音呢？声音叫你申请后送就医的吗？（徐廷仁，1979：28）”军医的话语满是讽刺、挖苦。求医问诊不但得不到医治，反遭无视和讥讽。不可能从外伤表现而获得认定的耳鸣只能依据医生诊断得到认证。而医生对中尉的信任度决定了能否被判定为疾患。在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强化的军队，成中尉的耳病不可能得到军医的合理判断。军队上层的指示与政策是军医判断病情遵循的首要原则，对于炮兵将校的常见病“耳鸣”，军医判定“装病”不给予足够重视。军医的态度是在“军队”这一纵向关系网络更为凸显的专制空间下，作为下级军官的成中尉不具备足够的互惠性价值前提下的必然反应。尽管成中尉几次申辩自己身患耳鸣，仍然被参谋长坚持派遣到炮兵射击场工作。
“耳鸣”无声自鸣的病症透过“军队”作为社会权力空间的隐喻，折射出纵向型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体对底层个体特殊性的无视和抹杀，传达出专制高压环境下被压抑被忽视的底层民众丧失自我、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实感。在痛苦的煎熬之后，成中尉得以换岗至军需处。在此处，成中尉和军医参谋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才帮助他获得机会得以申诉病情。在成中尉再次去找军医转达了医务参谋的话之后，军医的态度与之前截然不同，“参谋既然这么说了，那就给您申办后送就医呗。（徐廷仁，1979：17）”对于军医来说，患者身份的成中尉固然不可信任，但是医务参谋的权威绝不容许挑战。得益于“熟人”医务参谋的照顾，成中尉的后送就医申请才获得批准。之后又通过医务支队长的学缘关系在陆军总医院里获得专门性听力器械检查，最终拿到了“在4000周期内听力低下并伴随耳鸣症状”的医学诊断证明。
“那……”
听了他的病情概述之后，军医面无表情。
“那就申請后送就医吧。”
……
“耳朵出现这种症状的话，还是去医疗设施比较好的陆军医院做个检查，拿到诊断书比较好。战地医院和后送医院的医疗设备都不完善，军医除了能依据外伤进行诊断外，没有其他手段认定病情。（徐廷仁，1979：17-18）”
陆军总医院支队长的弟弟是眼科医生，按照字条所述，成中尉和支队长是十分亲近的关系。由于此，这个“长得清秀得像个姑娘的”眼科医生对成中尉热情相待。同届同学关系其实是基于利害关系的学缘共同体规则之上的一种“完成性动机”而出现的持续性关系。这种关系里的前后辈在完成了各自的义务之后得到的补偿不是经济性质的，而是在团体成员间互帮互助的依赖性纽带关系。在医务参谋的权威之下，军医支队长主动介绍“关系”，还担心申请不顺利亲自写下了帮忙疏通的字条，甚至还教给成中尉一些成功申请后送就医的经验技巧。医务参谋也在得知，“成中尉虽不是一个学院毕业，但都是同校校友的时候还发出了欢呼声。（徐廷仁，1979：22）”成中尉在经历了医务中队和野战医院的一系列重复性检查与怀疑之后，终于得以在第十七后送医院里住院医治。在系列手续中，最重要的依据不是成中尉的病情严重与否，而是上级医院开具的病历日志级别有多高。在纵向社会关系网络中，权威和级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讽刺的是，在第十七后送医院里成中尉依旧得不到有效治疗。
“这是一种神经外伤。炮兵士官的常见病。”
军医合上病例，继续说道：“没有合适的疗法。也没什么药物可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奥迪那的药，但是效果也不怎么样。”
军医打开了附在病例上的听力测试检查报告。
“申请特殊治疗应该被送至陆军总医院……但这个检查意见其实和最终能不能后送就医是两回事。”
……
“患者在前方得不到适当治疗，被送往后方医院救治，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我可以安排你住院，但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后送就医。属于军司令部医务参谋部的后送审查委员会，得由这个机构来决定。并且也没有个人的专门后送，都是集体后送。”
“负责治疗的军医诊断难道不重要吗？应该具有决定性作用呀。”
“理是如此。我是说不能保证。（徐廷仁，1979：37-39）”
如作品所述，能够治疗成中尉耳病的机构是陆军总医院。军医即便在无法治疗的情况之下，也无法自主安排后送至陆军总医院就医。在等级森严的纵向社会关系网络中，军医的判断需要首先服从军队上级的政策与要求，规避责任， 而成中尉则只能不断与官僚主义碰壁。成中尉最终也没有被后送至能够专门治疗耳疾的陆军总医院，而是荒唐地被分配至位于釜山的医院。从社会资本的消极层面上来看，成中尉所处的学缘关系网络对于内部成员是互惠性的，但却不是对外开放的，是拒绝外部人员接近的，这种关系的凝聚力具有排他性。成中尉可以被后送就医，但是没有“熟人”的金中尉、朴中尉却不能受此待遇。
四、社会关系网络的再构成
如上所述，社会资本从微观的层面来看是以“人”为对象的信任;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是以“制度”为对象的信任，理想社会中同时存在这两种社会资本。信任这一社会资本能够增加社会共同体成员间的凝聚力与价值认同感。与之相反，信任与合理制度并不存在的非民主化环境中，成中尉只是感到“对话很复杂，懒得再说话”。终日里只能沉浸在音乐里。成中尉的这种行为是对专制体制的一种抵抗和不认同。正如他喜欢音乐的理由是“没有强迫，不是语言胜似语言”。这种“强迫感”不仅局限于成中尉，帮助成中尉就医的医务参谋也有同感。医务参谋在得知成中尉是校友之后主动亲自给医院院长写信。然而，“成中尉收下了那封信，却没有将它递到收信人的手上。”成中尉之所以没有把那封信转交给医院院长是因为他深知，托人求情办事必然是有代价和义务的，由人情获利必然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对于强迫性义务的抵抗感让成中尉宁可忍受复杂繁琐的住院手续，却始终保留着那封信。 信任与合理制度的缺失让人陷入无序和混乱。原本按照合理程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偏逼得人动用社会关系，使用一些手段。不这样做，军医就会坚持装病的诊断结果，而成中尉也只能不断重复自己的陈述，终也不得后送治疗。但成中尉不断自省，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在“生与死的差异消失的黑暗”之中，他一直怀着坚毅的意志与抵制的态度。整部作品与其说在叙述整个事件的始末，倒不如说是在成中尉意识的流转中完成叙述。当然，成中尉的抵抗仅停留在意识层面，未曾付诸行动。敏感而多思的成中尉对于专制体制以及后送就医制度不合理性持批判性态度，对于周边事物以及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思考。在看到没有让自己搭便车的军车遭遇翻车事故之后，他觉得自己和死神擦肩而过。本以为事故的原因是超速，然而他却由此陷入了一种可怕想法的折磨，他认为是自己的“诅咒”使他们死亡。通过成中尉的个人观察，军人与军队、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个体如何在共同体中生存与斗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再构成问题得到了揭示与升华。理想社会的关系网络由纵向社会关系网络与横向社会关系网络共同构成，横向关系通过社会共同体把平等地位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纵向关系网络把不同等级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纵向关系网络因为地位的不对等、信息不对等不能促进相互的信任与合作，支撑互惠规范的奖罚不平等，社会关系底层者容易成为受害一方;横向关系网络则能够促进成员间的平等交流与合作，相互理解与帮助。
五、结语
一直以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多在促进自发合作，通过人际社会关系建构构筑社会信任来左右信息流动以及效益产出形成良性社会资源的层面上进行研究。然而，现实中，共同体之内的社会资本切断了外部人员的合理性接近，要求遵守共同体内的“潜规则”，恶性运用社会资本使得“公害”性的行贿、渎职等违法事件被赋予上了现实正当性。徐廷仁的《后送》曾被韩国文坛评价为批判1960年代专制意识形态的作品。但是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从当代社会对高效完善公平正义机制的迫切需求中，依然可以体味到该作品的当代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4? ??.????? ??? ??，??：?????[M].2007.
[2]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杨东柱.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解析[J].哲学百家，2017，（4）：12-13.
[4]???.??????-?[M].??：??? ???，1979.
作者简介：
苏姗姗，女，郑州轻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访问學者，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关键词】 社会资本;信任;互惠性;社会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I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1-0008-03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编号：2019-ZDJH-145）阶段性成果;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编号：15BSJJ081）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韩国文学的社会参与意识浓郁，社会民主问题书写一直是韩国小说创作的重要母题。小说家徐廷仁的早期作品《后送》在批判韩国专制意识形态下公民个体遭受牺牲与压抑的主题上寓意深远，视角独特。作品中“军队”这一“场域”讽喻了当时韩国社会纵向型社会关系强化的专制空间性;“耳鸣”这一只有患者自知的疾病则隐喻了纵向型社会关系中底层问题在韩国社会结构上的非显性存在形式。徐廷仁的小说作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样而又复杂的面貌，每部作品中都包含着不尽相同的对于社会结构问题的深入思考与价值判断。
《后送》讲述的是主人公炮兵将校成中尉患上神经性耳鸣后，历尽周折最终得以申请后送就医的过程。身患耳鸣的主人公虽没有在肉体上承受巨大痛苦，却因为耳鸣无从得到医生的合理诊断与治疗而在精神上痛苦不堪。由于该病症仅能够由患者本人感知，又得不到设备诊断，数次的后送就医申请均遭拒绝。无奈之下，成中尉只得采取非正当的方法，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来申请后送，然而此法也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本文从社会学范畴中的社会资本内涵出发，从“信任”“互惠性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解析徐廷仁《护送》中所反映出的韩国社会结构与行动原理问题，尝试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
二、“军队”——隐喻的空间
朝鲜战争休战至今，南北分治状态的持续导致了朝韩双方的军事紧张，韩国军方根据国防需要采取了便于战时动员的义务兵役制度。符合身体条件的男性都必须义务服兵役，入伍强制性对于韩国年轻男性来说是一个被动的社会体验。当代社会民主制度的实行带来了相对畅达的社会沟通，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军事独裁时期，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军人政权独裁统治之下，组织性严明的军队中个人意愿的合理伸张与平等沟通根本无从谈起。
徐廷仁在《后送》中尖锐地揭示了社会资本如何在韩国“军队”这一“场域”中进行流转的问题，并将其深化为韩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性问题。作品中的“军队”作为军人的竞技场，军人间为获取资源而进行斗争和操控的空间，一个独立于个体成员意志与意识的客观外部结构。《后送》的主人公成中尉为解决个人就医问题不断努力以期寻求救治。等级森严，长幼有序的社会共同体中。上层的利益与判断比任何客观合理性都重要，底层个体所具备的特殊性不易被接纳，常被忽视。而小团体成员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共同价值之上，在共同利益体之外的个人则会被孤立与隔绝。即，人际关系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纵向社会关系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一纵向的社会网络关系不能促进成员间的相互信任。这在根本上是由成员间的地位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等所造成，从而最终引发成员间互惠性不对等，并且在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受害方往往是社会关系网络下端的成员。
成中尉在中东部战场，用4.5口径的机枪乱射空罐头瓶之后患上了耳鸣。这种耳鸣不是单纯的神经外伤，是内心渴求理解与同情的呐喊，是寻求自我修复的自觉现象，是自我价值丧失之下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找寻自我的强迫观念发出的怒吼。这里的“空罐头瓶”实则是成中尉丧失自我价值的行尸走肉般生活的隐喻。“被扔掉的空罐头瓶到处乱滚”唤起了成中尉內心中空空如也的存在感。他用机枪扫射罐头瓶的行为是对抹杀个性、强调同一性的专制体制的抵抗，同时也是对自身毫无意义生活的愤怒。作品中通过对军队作战服的细致描写，刻画出抹杀个性，试图均一化、同质化的战地医院的属性，与主人公无奈、压抑、愤怒交织的心境相呼应。战地医院对病人进行编号，进行同质化管理的场景描写也再一次深化了主人公受压迫的自我意识。作为逃脱这种环境的手段，成中尉选择避开正面冲突，采取迂回方式选择申请后送。
成中尉之所以坚持申请后送就医，他所得的耳鸣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申请后送就医的经历告诉他：军队这一纵向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的沟通是单相性的、互惠性不强。决定后送就医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耳病的痛苦，而仅仅是军医的一纸判断。于是成中尉为了证明自己的病情，艰难履行着各种手续。然而讽刺的是，当成中尉逐渐明白诊断病情所依据的并不是个人病情严重与否，而仅仅是“使用专门仪器进行的诊断”后，为了实现后送就医，不得不给医生送点“药”。即，通过经济资本去弥补自身社会资本的不足，以期解决自身在社会纵向关系网络中互惠性不足的问题。
三、耳鸣——缺失的信任与互惠
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交织，它内嵌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独立于共同体之外的个体不能运用它，哪怕是共同体结构内的个体成员也不能直接占有和使用，只能通过共同利益的联系才能接近和使用该资本，因此社会资本通常是针对某一共同体组织有效。在该共同体中某个体成员与其他成员间的联系紧密与否直接决定了其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也就是说，成员间相互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中，当这种利益不具有互惠性时，共同体中的社会资本便不能随意被使用。然而这种互相信任、互惠性社会关系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官方的，而是带有私人情感的一个过程。作品中唯一相信成中尉并给予他帮助的参谋就是基于个人的亲密友好关系。 令成中尉痛苦不堪的耳痛只有病患本人才能感受，他人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进行确认。成中尉为了取得后送就医的许可，费尽心思向军医进行举证却屡屡碰壁。“这边没有问题呀……看看那边。右边也没什么问题，耳朵里怎么会发出声音呢？声音叫你申请后送就医的吗？（徐廷仁，1979：28）”军医的话语满是讽刺、挖苦。求医问诊不但得不到医治，反遭无视和讥讽。不可能从外伤表现而获得认定的耳鸣只能依据医生诊断得到认证。而医生对中尉的信任度决定了能否被判定为疾患。在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强化的军队，成中尉的耳病不可能得到军医的合理判断。军队上层的指示与政策是军医判断病情遵循的首要原则，对于炮兵将校的常见病“耳鸣”，军医判定“装病”不给予足够重视。军医的态度是在“军队”这一纵向关系网络更为凸显的专制空间下，作为下级军官的成中尉不具备足够的互惠性价值前提下的必然反应。尽管成中尉几次申辩自己身患耳鸣，仍然被参谋长坚持派遣到炮兵射击场工作。
“耳鸣”无声自鸣的病症透过“军队”作为社会权力空间的隐喻，折射出纵向型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体对底层个体特殊性的无视和抹杀，传达出专制高压环境下被压抑被忽视的底层民众丧失自我、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实感。在痛苦的煎熬之后，成中尉得以换岗至军需处。在此处，成中尉和军医参谋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才帮助他获得机会得以申诉病情。在成中尉再次去找军医转达了医务参谋的话之后，军医的态度与之前截然不同，“参谋既然这么说了，那就给您申办后送就医呗。（徐廷仁，1979：17）”对于军医来说，患者身份的成中尉固然不可信任，但是医务参谋的权威绝不容许挑战。得益于“熟人”医务参谋的照顾，成中尉的后送就医申请才获得批准。之后又通过医务支队长的学缘关系在陆军总医院里获得专门性听力器械检查，最终拿到了“在4000周期内听力低下并伴随耳鸣症状”的医学诊断证明。
“那……”
听了他的病情概述之后，军医面无表情。
“那就申請后送就医吧。”
……
“耳朵出现这种症状的话，还是去医疗设施比较好的陆军医院做个检查，拿到诊断书比较好。战地医院和后送医院的医疗设备都不完善，军医除了能依据外伤进行诊断外，没有其他手段认定病情。（徐廷仁，1979：17-18）”
陆军总医院支队长的弟弟是眼科医生，按照字条所述，成中尉和支队长是十分亲近的关系。由于此，这个“长得清秀得像个姑娘的”眼科医生对成中尉热情相待。同届同学关系其实是基于利害关系的学缘共同体规则之上的一种“完成性动机”而出现的持续性关系。这种关系里的前后辈在完成了各自的义务之后得到的补偿不是经济性质的，而是在团体成员间互帮互助的依赖性纽带关系。在医务参谋的权威之下，军医支队长主动介绍“关系”，还担心申请不顺利亲自写下了帮忙疏通的字条，甚至还教给成中尉一些成功申请后送就医的经验技巧。医务参谋也在得知，“成中尉虽不是一个学院毕业，但都是同校校友的时候还发出了欢呼声。（徐廷仁，1979：22）”成中尉在经历了医务中队和野战医院的一系列重复性检查与怀疑之后，终于得以在第十七后送医院里住院医治。在系列手续中，最重要的依据不是成中尉的病情严重与否，而是上级医院开具的病历日志级别有多高。在纵向社会关系网络中，权威和级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讽刺的是，在第十七后送医院里成中尉依旧得不到有效治疗。
“这是一种神经外伤。炮兵士官的常见病。”
军医合上病例，继续说道：“没有合适的疗法。也没什么药物可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奥迪那的药，但是效果也不怎么样。”
军医打开了附在病例上的听力测试检查报告。
“申请特殊治疗应该被送至陆军总医院……但这个检查意见其实和最终能不能后送就医是两回事。”
……
“患者在前方得不到适当治疗，被送往后方医院救治，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我可以安排你住院，但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后送就医。属于军司令部医务参谋部的后送审查委员会，得由这个机构来决定。并且也没有个人的专门后送，都是集体后送。”
“负责治疗的军医诊断难道不重要吗？应该具有决定性作用呀。”
“理是如此。我是说不能保证。（徐廷仁，1979：37-39）”
如作品所述，能够治疗成中尉耳病的机构是陆军总医院。军医即便在无法治疗的情况之下，也无法自主安排后送至陆军总医院就医。在等级森严的纵向社会关系网络中，军医的判断需要首先服从军队上级的政策与要求，规避责任， 而成中尉则只能不断与官僚主义碰壁。成中尉最终也没有被后送至能够专门治疗耳疾的陆军总医院，而是荒唐地被分配至位于釜山的医院。从社会资本的消极层面上来看，成中尉所处的学缘关系网络对于内部成员是互惠性的，但却不是对外开放的，是拒绝外部人员接近的，这种关系的凝聚力具有排他性。成中尉可以被后送就医，但是没有“熟人”的金中尉、朴中尉却不能受此待遇。
四、社会关系网络的再构成
如上所述，社会资本从微观的层面来看是以“人”为对象的信任;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是以“制度”为对象的信任，理想社会中同时存在这两种社会资本。信任这一社会资本能够增加社会共同体成员间的凝聚力与价值认同感。与之相反，信任与合理制度并不存在的非民主化环境中，成中尉只是感到“对话很复杂，懒得再说话”。终日里只能沉浸在音乐里。成中尉的这种行为是对专制体制的一种抵抗和不认同。正如他喜欢音乐的理由是“没有强迫，不是语言胜似语言”。这种“强迫感”不仅局限于成中尉，帮助成中尉就医的医务参谋也有同感。医务参谋在得知成中尉是校友之后主动亲自给医院院长写信。然而，“成中尉收下了那封信，却没有将它递到收信人的手上。”成中尉之所以没有把那封信转交给医院院长是因为他深知，托人求情办事必然是有代价和义务的，由人情获利必然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对于强迫性义务的抵抗感让成中尉宁可忍受复杂繁琐的住院手续，却始终保留着那封信。 信任与合理制度的缺失让人陷入无序和混乱。原本按照合理程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偏逼得人动用社会关系，使用一些手段。不这样做，军医就会坚持装病的诊断结果，而成中尉也只能不断重复自己的陈述，终也不得后送治疗。但成中尉不断自省，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在“生与死的差异消失的黑暗”之中，他一直怀着坚毅的意志与抵制的态度。整部作品与其说在叙述整个事件的始末，倒不如说是在成中尉意识的流转中完成叙述。当然，成中尉的抵抗仅停留在意识层面，未曾付诸行动。敏感而多思的成中尉对于专制体制以及后送就医制度不合理性持批判性态度，对于周边事物以及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思考。在看到没有让自己搭便车的军车遭遇翻车事故之后，他觉得自己和死神擦肩而过。本以为事故的原因是超速，然而他却由此陷入了一种可怕想法的折磨，他认为是自己的“诅咒”使他们死亡。通过成中尉的个人观察，军人与军队、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个体如何在共同体中生存与斗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再构成问题得到了揭示与升华。理想社会的关系网络由纵向社会关系网络与横向社会关系网络共同构成，横向关系通过社会共同体把平等地位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纵向关系网络把不同等级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纵向关系网络因为地位的不对等、信息不对等不能促进相互的信任与合作，支撑互惠规范的奖罚不平等，社会关系底层者容易成为受害一方;横向关系网络则能够促进成员间的平等交流与合作，相互理解与帮助。
五、结语
一直以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多在促进自发合作，通过人际社会关系建构构筑社会信任来左右信息流动以及效益产出形成良性社会资源的层面上进行研究。然而，现实中，共同体之内的社会资本切断了外部人员的合理性接近，要求遵守共同体内的“潜规则”，恶性运用社会资本使得“公害”性的行贿、渎职等违法事件被赋予上了现实正当性。徐廷仁的《后送》曾被韩国文坛评价为批判1960年代专制意识形态的作品。但是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从当代社会对高效完善公平正义机制的迫切需求中，依然可以体味到该作品的当代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4? ??.????? ??? ??，??：?????[M].2007.
[2]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杨东柱.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解析[J].哲学百家，2017，（4）：12-13.
[4]???.??????-?[M].??：??? ???，1979.
作者简介：
苏姗姗，女，郑州轻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访问學者，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