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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说：“人生自古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但文学偏爱用风月写爱恨，风月情浓，借古讽今。用历史的皮囊和亡灵的过去叙说现在的现实，是文学常用的另一手法。综观2013年美洲文学，由北向南重要的文学事件呈现出风月渐隐、文政渐合的特征：爱情的文艺的文学，渐变为历史的政治的文学。
先说加拿大。这不只因为加拿大在地理上是美洲最靠上的国家，也是因这里同2013年世界文学的大事件关系最大：世人瞩目的世界文学大奖，花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风向标之一，也在加拿大得“补余香”。
2012年，莫言获奖，言论轩然。人们感叹，中国籍作家无诺奖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人们也争执，把奖项颁给中国一个有官方身份的作家，究竟是否有政治、经济等非文学因素？毕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似乎成了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连普通的中国大妈都能影响世界金价的走势。中国的商人、游客，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疯狂扫货。此时，世界文学的竞技场上出现获胜的中国籍作家，被人怀疑成世界经济形势的暗影，不足为怪。但是，诺奖评委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莫言获奖，是因为他是世界文坛上的卓越“说书人”，同其他因素无关。
2013年，似乎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诺奖只衡量文学本身而非其他，评委们把奖项颁给了加拿大82岁的女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门罗的获奖演说，阐释了小说的艺术性是她作品的首要出发点。同莫言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说书人，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一样，门罗说，讲故事，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讲述让人享受而不必是获取教益的好故事，才是她真正关心的。文学评论者在论及门罗及其作品时，也都在强调她是加拿大一个普通小镇的普通女子；受其经历影响，她孜孜不倦地用短篇小说讲述女性内心的爱与痛、悸动与重创、逃离与跌回；没有大人物，没有大捭阖，有的只是女性面对风月之阴晴圆缺时，仿佛感受到的存在于肺叶之中的“一根要人命的针，要是呼吸时小心一点”“还能忽略掉它的存在”。（《逃离》，Runaway）这是“一次显得‘文艺’的诺奖”。
有论者们赞扬这次“文艺的诺奖”将对世界文坛产生积极的影响。同莫言之于中国一样，门罗开创了加拿大文学的历史。对世界文坛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单凭短篇小说获得诺奖的作家！”（Franzen）这是“短篇小说的绝好时刻”，是诺奖历史上短篇小说的“逆袭”，为世界文坛上的短篇小说作家们争得了一席之地。她作品中的日常性和琐碎性，也为倾向于关注内心和家庭生活的作家们，尤其是女作家们，打了“强心剂”。
无独有偶，加拿大的重要文学奖项“总督文学奖”（Governor General Award），也非常“文艺”。这一年的获奖作品，是新西兰凯顿（Eleanor Catton）的《发光体》（Luminaries）。《发光体》叙述技巧，精致娴熟，“作者用令人惊喜的写作技巧以及高超的讲故事的能力设计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就是一颗行星”；小说的章节、页数也都依据黄道十二宫细心安排；将故事的发生时间定于1866年1月27日，也是因为天文现象。《发光体》为了吸引读者而精心使用形式技巧的做法成功迷倒了很多人，但也招来了很多批评。反感者认为，此书“虽然有一群生活彼此交错、命运错综复杂的奇异多彩的角色，但没任何内容能满足读者所期待的道德、精神重量”。
将加拿大本年度的总督奖称为英国布克奖的“余香”，是因为《发光体》在总督奖颁布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布克奖，并且布克奖看重的也是其可读性、艺术性。布克奖近两年也在向“文艺”转向：2011年《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Ending，Julian Barnes），2012年《狼厅之二：呈上尸身》（Bring Up the Bodies，Hilary Mantel），都以情节曲折、结构精巧而突出。《结尾》的作者巴恩斯还常用另外一个笔名发表侦探故事，长于布置迷局、探寻秘密；而两获布克奖的《狼厅》两部曲，涉及的主题就是宫廷迷局。这种转向如此明显，以至于另外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囊括了库切、拉什迪、扎迪（Zadie Smith）等作家为评委的文学奖：富力奥奖（Folio Prize）产生了。
目光向下，移到美国。此处文坛，开始有幽灵游荡：历史和政治的幽灵四处出没。不管是获得普利策（Pulitzer Prize）小说奖的《孤儿院领导的儿子》（The Orphan Master’s Son，Adam Johnson）、获得传记奖的《黑伯爵》（The Black Count: Glory, Revolution, Betrayal, and the Real Count Of Monte Cristo, Tom Reiss），还是获得国家图书奖（The National Book Award）的《好大人波德》（The Good Lord Bird）、诗集《肉色：诗集》（Incarnadine：Poems），历史中埋藏的新老亡魂又都通过文字显身。《黑伯爵》为大仲马的父亲汤玛斯亚历山大•仲马（ThomasAlexandreDumas）这位传奇历史人物立传“造身”；《好大人波德》则以废奴运动为背景，用历史小说的形式为约翰•布朗（John Brown）、道格拉斯（Fredric Douglass）还魂，期待对伟人能有更为理性的看法；《肉色：诗集》则将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还原为历史人物，同她展开深刻交流：灵魂与肉体，母性与自由，欲望和挫折，一一变成哲学和生活的重量在作者和亡魂之间流动。
作为向文学史致敬的一个环节，2013年的国家图书奖向黑人女作家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颁发了“美国文学共同体特别贡献奖”（Literarian Award for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American Literary Community）。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颁奖时致辞说：“她的典范力量，不是教人活下来就好，而是激励人如何建立功勋。”（“Her example is notone of survival.It truly is one of triumph.”） 莫里森的这个论断，也可描述2013年美国文学最重要的两个奖项：获奖作品都是通过为幽灵招魂，给读者讲述人如何在历史中被毁灭或成功。风月情怀，让位给了宏图大业。
目光继续往南，停驻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2013年，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溘然离世。一个时代戴着两种面具与他告别：热情拥抱他的人，悲悼祭文，呼唤他的还魂与复活；无情驱除他的人，痛誓檄文，不放过最后一场幽灵般的纠缠。查韦斯已离场，成为幻影、非现实与历史。但我们看到了他的幽灵——不止一个。
在一群幽灵接着另一群幽灵的喧嚣声中，巴尔加斯•略萨围剿查韦斯的号角十分响亮。查韦斯，这位“热带的墨索里尼”（富恩特斯语），生前惯作伧言、喜好破口大骂，却在他走后的第十届委内瑞拉国际诗歌节上，收获了最诗意的讴歌。数百位海内外诗人背诵他生前最爱的诗——聂鲁达的《致玻利瓦尔的一首歌》——赞扬他是革命家，是反美斗士，是社会主义的耶稣基督。尽管场景令人动容，略萨却已抱“不动”之旨。他甚至在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开的专栏 “试金石” （Piedra de toque）中，抡开膀子写了四篇讨查的月旦之评。在其中一篇《领头羊之死》（La muerte del caudillo）中，他提醒人们“不要沉沦于灵柩前落下的眼泪”，因为此番伤怀不过是一股巨大的但也是暂时的与非理性的心理依赖。这种依赖是在查韦斯那“煽动性的修辞、蛊惑性的许诺与宗教性的激情表演”中成形，但它的最终根源——略萨追究到人类的无意识范畴——是“人们对自由的恐惧”。在略萨看来，查主义里，民粹主义多于社会主义，独裁主义多于民主主义。罔陷其中、焦虑无依的人们，只能自愿让渡出“个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被人崇拜的可能性”，屈从于新的群体，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感和最小限度的负重感。领头羊一死，囚人得解其缚，颤巍巍迈出牢狱时，当然会无所适从，会茫然泣涕——因为“从现在开始，委内瑞拉会发生什么，完全是不确定的”。
对自由之恐惧，略萨兴发于此，意已早成形于彼。在他的小说《公羊的节日》（La fiesta del Chivo）中，主人公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的暴力与专横登峰造极，人们却仍振鼓而助！在略萨去年的小说《谨慎的英雄》(El heroe discreto)中，主人公换成了秘鲁新自由经济下的中产阶级。何谓“谨慎”？略萨在采访中说：“权威政治下，个体的幻想与想象若要自我宣示，只得另寻出路——走一条谨慎的路。”在市场经济的新世界中，开辟新路、力促社会进步者，乃是那些以自己的生命行为不断去探触市场边界、恪守市场底线的人，故而“英雄”必须谦退而近乎谨慎。
正当略萨捏制“谨慎的英雄”，对自由化改革左迎右抱之时，乌拉圭左翼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却将新自由主义经济视为“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旅行”。查韦斯将这句话奉为喻世明言。在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查韦斯将这句话的源头活水——加莱亚诺的成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赠送给奥巴马。本书开篇第一段话即是：
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获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地球上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地区——今日我们称之为拉丁美洲，已过早地成熟了。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越洋过海吞噬这一地区的遥远时代起，拉丁美洲就沦为专门遭受损失的地区。……贸易越是具有更多的自由，就越是需要为蒙受贸易损失的人修筑更多的牢笼。
60年代右翼独裁风暴过后，视权力为罪恶乃拉美知识分子之常。北美作家尚能将胸中丘壑寓于风迹月痕，而在拉美，如马尔克斯所说，“一切都终究归于政治”，作品是隐形的政治陈账簿。在“权力”账目下，无一不要求削掉权力、打破牢笼。然而，削掉权力之后，迎来什么？自由经济登堂入室——虽冠以“自由”之名，实为西方操控下的市场专制，又是一个更大的牢笼。拉美知识分子幡然醒悟：到头来，要抵制资本的权力，还是必须依附于一个巨大的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查韦斯是“领头羊”：向外，建立33个国家的政治联盟——拉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向内，实行国有化的铁腕政策，恢复中央集权。查韦斯在打破新国际的同一性话语上，逐渐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同。近年来的拉美出版物里，略萨的同调侪音，渐已息戈不闻，而向“市场”“自由之航”开火，则成为拉美左翼话语的新特点。
左翼话语还有一个特性，即扎根于被镇压者、边缘人、无产者、混血人、穷人寄身的底层世界。查韦斯有言：“因为爱而统治。”通过动用大量资金来解决社会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查韦斯为底层人民赋予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象征性身份。加莱亚诺举了一个例子。90年代末他在街头问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你会将选票投给查韦斯吗？”老人连声回答：“我会投，当然。会的。”“为什么？”“只因为，我们不再是影子了。”对底层的影子们施以“补形术”，允诺他们的存在，将他们重新政治化——这是查韦斯最重要的遗产。
德里达指出，遗产从来不是一种给予，而是一种使命。在整个拉美，“补形术”从来不光是政坛掮客的囊中之活，更是思想家与文学家的道义之门。加莱亚诺的新作《时光之初：人类历史的日历》（Los hijos de los días）就接过了为历史“补形”的手术刀。他在采访时说，人并非如科学家所说由原子构成——而是故事。时光是无形的，故事却能将时间的遭遇全盘托出将其显形。因此，在这本历史的日历中，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日一故事。这些故事原本是游荡在传统历史叙述之外的幽灵，加莱亚诺用一种非连续的方式将它们纳入新的历史框架，给历史目的论和次序论以致命一击——在这一点上，颇有福柯历史论的几分意味。
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也是“补形”界的个中高手。2013年，塞万提斯奖的评委们看上了这位年过八旬的墨西哥女作家。1968年夏天，墨西哥多所大学爆发学潮，在首都特拉特洛尔科区的广场上，学生们要求废除政府对民众示威的干预权。狙击手和装甲车连番轰炸，大肆屠杀。波尼亲临血染的街道，在知识分子的绝望情绪中，写出了报告文学《特拉特洛尔科之夜》(La nochede Tlatelolco)，并立即获得了当年的墨西哥国家文学奖。但她拒绝走上领奖台，理由很简单：她的目的正是炸裂官方历史的谎言结构。而接受领奖，无异于与当权者握手苟合。波尼的剑心文骨，全在心中一把价值标尺，无关个人得失。对比鲜明的是，2007年波尼获得了委内瑞拉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奖，在领奖期间她参加了查韦斯的电视脱口秀《总统，你好！》。她的左翼肌体里，瞬间注入了大剂量的兴奋剂。她与查韦斯唱和辞章，笑谈人生。查韦斯更是高歌民谣，借以致敬。
若非“补形术”，又有什么理由让二者惺惺相惜呢？波尼擅长做证言式的记录，当受害人被视为影子——不仅终结，而且从未发生时，波尼则通过证言，为那些影子构造一个住处、寻找一个意义的躯体，让他们成为历史中活生生的、在场的有形之物。正如她在文章《消失》中写的：“为了世界的新幻景，我们在拉美的上空书写。那个幻景里，有我们真真切切的存在——没有人，会轻易地擦掉我们。为了不会消失，我们在拉美的上空书写。”
（责任编辑陈琰娇）
先说加拿大。这不只因为加拿大在地理上是美洲最靠上的国家，也是因这里同2013年世界文学的大事件关系最大：世人瞩目的世界文学大奖，花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风向标之一，也在加拿大得“补余香”。
2012年，莫言获奖，言论轩然。人们感叹，中国籍作家无诺奖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人们也争执，把奖项颁给中国一个有官方身份的作家，究竟是否有政治、经济等非文学因素？毕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似乎成了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连普通的中国大妈都能影响世界金价的走势。中国的商人、游客，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疯狂扫货。此时，世界文学的竞技场上出现获胜的中国籍作家，被人怀疑成世界经济形势的暗影，不足为怪。但是，诺奖评委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莫言获奖，是因为他是世界文坛上的卓越“说书人”，同其他因素无关。
2013年，似乎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诺奖只衡量文学本身而非其他，评委们把奖项颁给了加拿大82岁的女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门罗的获奖演说，阐释了小说的艺术性是她作品的首要出发点。同莫言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说书人，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一样，门罗说，讲故事，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讲述让人享受而不必是获取教益的好故事，才是她真正关心的。文学评论者在论及门罗及其作品时，也都在强调她是加拿大一个普通小镇的普通女子；受其经历影响，她孜孜不倦地用短篇小说讲述女性内心的爱与痛、悸动与重创、逃离与跌回；没有大人物，没有大捭阖，有的只是女性面对风月之阴晴圆缺时，仿佛感受到的存在于肺叶之中的“一根要人命的针，要是呼吸时小心一点”“还能忽略掉它的存在”。（《逃离》，Runaway）这是“一次显得‘文艺’的诺奖”。
有论者们赞扬这次“文艺的诺奖”将对世界文坛产生积极的影响。同莫言之于中国一样，门罗开创了加拿大文学的历史。对世界文坛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单凭短篇小说获得诺奖的作家！”（Franzen）这是“短篇小说的绝好时刻”，是诺奖历史上短篇小说的“逆袭”，为世界文坛上的短篇小说作家们争得了一席之地。她作品中的日常性和琐碎性，也为倾向于关注内心和家庭生活的作家们，尤其是女作家们，打了“强心剂”。
无独有偶，加拿大的重要文学奖项“总督文学奖”（Governor General Award），也非常“文艺”。这一年的获奖作品，是新西兰凯顿（Eleanor Catton）的《发光体》（Luminaries）。《发光体》叙述技巧，精致娴熟，“作者用令人惊喜的写作技巧以及高超的讲故事的能力设计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就是一颗行星”；小说的章节、页数也都依据黄道十二宫细心安排；将故事的发生时间定于1866年1月27日，也是因为天文现象。《发光体》为了吸引读者而精心使用形式技巧的做法成功迷倒了很多人，但也招来了很多批评。反感者认为，此书“虽然有一群生活彼此交错、命运错综复杂的奇异多彩的角色，但没任何内容能满足读者所期待的道德、精神重量”。
将加拿大本年度的总督奖称为英国布克奖的“余香”，是因为《发光体》在总督奖颁布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布克奖，并且布克奖看重的也是其可读性、艺术性。布克奖近两年也在向“文艺”转向：2011年《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Ending，Julian Barnes），2012年《狼厅之二：呈上尸身》（Bring Up the Bodies，Hilary Mantel），都以情节曲折、结构精巧而突出。《结尾》的作者巴恩斯还常用另外一个笔名发表侦探故事，长于布置迷局、探寻秘密；而两获布克奖的《狼厅》两部曲，涉及的主题就是宫廷迷局。这种转向如此明显，以至于另外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囊括了库切、拉什迪、扎迪（Zadie Smith）等作家为评委的文学奖：富力奥奖（Folio Prize）产生了。
目光向下，移到美国。此处文坛，开始有幽灵游荡：历史和政治的幽灵四处出没。不管是获得普利策（Pulitzer Prize）小说奖的《孤儿院领导的儿子》（The Orphan Master’s Son，Adam Johnson）、获得传记奖的《黑伯爵》（The Black Count: Glory, Revolution, Betrayal, and the Real Count Of Monte Cristo, Tom Reiss），还是获得国家图书奖（The National Book Award）的《好大人波德》（The Good Lord Bird）、诗集《肉色：诗集》（Incarnadine：Poems），历史中埋藏的新老亡魂又都通过文字显身。《黑伯爵》为大仲马的父亲汤玛斯亚历山大•仲马（ThomasAlexandreDumas）这位传奇历史人物立传“造身”；《好大人波德》则以废奴运动为背景，用历史小说的形式为约翰•布朗（John Brown）、道格拉斯（Fredric Douglass）还魂，期待对伟人能有更为理性的看法；《肉色：诗集》则将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还原为历史人物，同她展开深刻交流：灵魂与肉体，母性与自由，欲望和挫折，一一变成哲学和生活的重量在作者和亡魂之间流动。
作为向文学史致敬的一个环节，2013年的国家图书奖向黑人女作家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颁发了“美国文学共同体特别贡献奖”（Literarian Award for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American Literary Community）。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颁奖时致辞说：“她的典范力量，不是教人活下来就好，而是激励人如何建立功勋。”（“Her example is notone of survival.It truly is one of triumph.”） 莫里森的这个论断，也可描述2013年美国文学最重要的两个奖项：获奖作品都是通过为幽灵招魂，给读者讲述人如何在历史中被毁灭或成功。风月情怀，让位给了宏图大业。
目光继续往南，停驻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2013年，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溘然离世。一个时代戴着两种面具与他告别：热情拥抱他的人，悲悼祭文，呼唤他的还魂与复活；无情驱除他的人，痛誓檄文，不放过最后一场幽灵般的纠缠。查韦斯已离场，成为幻影、非现实与历史。但我们看到了他的幽灵——不止一个。
在一群幽灵接着另一群幽灵的喧嚣声中，巴尔加斯•略萨围剿查韦斯的号角十分响亮。查韦斯，这位“热带的墨索里尼”（富恩特斯语），生前惯作伧言、喜好破口大骂，却在他走后的第十届委内瑞拉国际诗歌节上，收获了最诗意的讴歌。数百位海内外诗人背诵他生前最爱的诗——聂鲁达的《致玻利瓦尔的一首歌》——赞扬他是革命家，是反美斗士，是社会主义的耶稣基督。尽管场景令人动容，略萨却已抱“不动”之旨。他甚至在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开的专栏 “试金石” （Piedra de toque）中，抡开膀子写了四篇讨查的月旦之评。在其中一篇《领头羊之死》（La muerte del caudillo）中，他提醒人们“不要沉沦于灵柩前落下的眼泪”，因为此番伤怀不过是一股巨大的但也是暂时的与非理性的心理依赖。这种依赖是在查韦斯那“煽动性的修辞、蛊惑性的许诺与宗教性的激情表演”中成形，但它的最终根源——略萨追究到人类的无意识范畴——是“人们对自由的恐惧”。在略萨看来，查主义里，民粹主义多于社会主义，独裁主义多于民主主义。罔陷其中、焦虑无依的人们，只能自愿让渡出“个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被人崇拜的可能性”，屈从于新的群体，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感和最小限度的负重感。领头羊一死，囚人得解其缚，颤巍巍迈出牢狱时，当然会无所适从，会茫然泣涕——因为“从现在开始，委内瑞拉会发生什么，完全是不确定的”。
对自由之恐惧，略萨兴发于此，意已早成形于彼。在他的小说《公羊的节日》（La fiesta del Chivo）中，主人公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的暴力与专横登峰造极，人们却仍振鼓而助！在略萨去年的小说《谨慎的英雄》(El heroe discreto)中，主人公换成了秘鲁新自由经济下的中产阶级。何谓“谨慎”？略萨在采访中说：“权威政治下，个体的幻想与想象若要自我宣示，只得另寻出路——走一条谨慎的路。”在市场经济的新世界中，开辟新路、力促社会进步者，乃是那些以自己的生命行为不断去探触市场边界、恪守市场底线的人，故而“英雄”必须谦退而近乎谨慎。
正当略萨捏制“谨慎的英雄”，对自由化改革左迎右抱之时，乌拉圭左翼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却将新自由主义经济视为“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旅行”。查韦斯将这句话奉为喻世明言。在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查韦斯将这句话的源头活水——加莱亚诺的成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赠送给奥巴马。本书开篇第一段话即是：
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获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地球上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地区——今日我们称之为拉丁美洲，已过早地成熟了。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越洋过海吞噬这一地区的遥远时代起，拉丁美洲就沦为专门遭受损失的地区。……贸易越是具有更多的自由，就越是需要为蒙受贸易损失的人修筑更多的牢笼。
60年代右翼独裁风暴过后，视权力为罪恶乃拉美知识分子之常。北美作家尚能将胸中丘壑寓于风迹月痕，而在拉美，如马尔克斯所说，“一切都终究归于政治”，作品是隐形的政治陈账簿。在“权力”账目下，无一不要求削掉权力、打破牢笼。然而，削掉权力之后，迎来什么？自由经济登堂入室——虽冠以“自由”之名，实为西方操控下的市场专制，又是一个更大的牢笼。拉美知识分子幡然醒悟：到头来，要抵制资本的权力，还是必须依附于一个巨大的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查韦斯是“领头羊”：向外，建立33个国家的政治联盟——拉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向内，实行国有化的铁腕政策，恢复中央集权。查韦斯在打破新国际的同一性话语上，逐渐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同。近年来的拉美出版物里，略萨的同调侪音，渐已息戈不闻，而向“市场”“自由之航”开火，则成为拉美左翼话语的新特点。
左翼话语还有一个特性，即扎根于被镇压者、边缘人、无产者、混血人、穷人寄身的底层世界。查韦斯有言：“因为爱而统治。”通过动用大量资金来解决社会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查韦斯为底层人民赋予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象征性身份。加莱亚诺举了一个例子。90年代末他在街头问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你会将选票投给查韦斯吗？”老人连声回答：“我会投，当然。会的。”“为什么？”“只因为，我们不再是影子了。”对底层的影子们施以“补形术”，允诺他们的存在，将他们重新政治化——这是查韦斯最重要的遗产。
德里达指出，遗产从来不是一种给予，而是一种使命。在整个拉美，“补形术”从来不光是政坛掮客的囊中之活，更是思想家与文学家的道义之门。加莱亚诺的新作《时光之初：人类历史的日历》（Los hijos de los días）就接过了为历史“补形”的手术刀。他在采访时说，人并非如科学家所说由原子构成——而是故事。时光是无形的，故事却能将时间的遭遇全盘托出将其显形。因此，在这本历史的日历中，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日一故事。这些故事原本是游荡在传统历史叙述之外的幽灵，加莱亚诺用一种非连续的方式将它们纳入新的历史框架，给历史目的论和次序论以致命一击——在这一点上，颇有福柯历史论的几分意味。
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也是“补形”界的个中高手。2013年，塞万提斯奖的评委们看上了这位年过八旬的墨西哥女作家。1968年夏天，墨西哥多所大学爆发学潮，在首都特拉特洛尔科区的广场上，学生们要求废除政府对民众示威的干预权。狙击手和装甲车连番轰炸，大肆屠杀。波尼亲临血染的街道，在知识分子的绝望情绪中，写出了报告文学《特拉特洛尔科之夜》(La nochede Tlatelolco)，并立即获得了当年的墨西哥国家文学奖。但她拒绝走上领奖台，理由很简单：她的目的正是炸裂官方历史的谎言结构。而接受领奖，无异于与当权者握手苟合。波尼的剑心文骨，全在心中一把价值标尺，无关个人得失。对比鲜明的是，2007年波尼获得了委内瑞拉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奖，在领奖期间她参加了查韦斯的电视脱口秀《总统，你好！》。她的左翼肌体里，瞬间注入了大剂量的兴奋剂。她与查韦斯唱和辞章，笑谈人生。查韦斯更是高歌民谣，借以致敬。
若非“补形术”，又有什么理由让二者惺惺相惜呢？波尼擅长做证言式的记录，当受害人被视为影子——不仅终结，而且从未发生时，波尼则通过证言，为那些影子构造一个住处、寻找一个意义的躯体，让他们成为历史中活生生的、在场的有形之物。正如她在文章《消失》中写的：“为了世界的新幻景，我们在拉美的上空书写。那个幻景里，有我们真真切切的存在——没有人，会轻易地擦掉我们。为了不会消失，我们在拉美的上空书写。”
（责任编辑陈琰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