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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这片沟壑纵横、荒无人烟的丘陵地带，可能谁都不会对那个长方形、并且呈阶梯状的大土坑产生任何兴趣。大坑在一座小山包的西北脚下，西面自南向北蜿蜒着一条干涸了的季节性河道，南面是白雪皑皑的天山博格达峰。
这是新疆阜康市的大黄山，它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的南缘。
2000年7月，我独自一人在大黄山徒步摄影时发现了这个大坑，并断定它绝非天成，一定是有人在这里找寻、挖掘什么东西时留下的。我正在猜测的时候，一位老者骑着毛驴赶着一群羊从此路过，他在夏日炫目的夕阳里眯着眼睛告诉我：“这个坑时间长了，大概是1964年吧，我亲眼看见一群北京来的人，从这儿挖走了一大块岩石，上面还有九条龙……”
也许是长期从事新闻职业的缘故，牧羊老者的话立刻让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兴奋起来。此前，曾在一些资料和媒体上看到过一些关于“九龙壁”化石的介绍，但都是只言片语，而且说法不一。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似平常的大坑，竟然就是那个举世闻名的“九龙壁”化石出土的地方！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这个大坑、对当年发现、挖掘、出土“九龙壁”化石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0年来，我一直都想亲眼目睹这块化石瑰宝的真容。2010年12月3日，我到北京出差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位于西直门外大街142号的中国古动物馆，我梦中的那个“九龙壁”化石就陈列在里面。
这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建的国内唯一一家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系统普及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古人类学及进化论知识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古生物博物馆。
在古动物馆大门口，一位散步的老人听说我是从新疆阜康赶来采访“九龙壁”化石的，他清瘦的脸庞马上流露出一种异常的兴奋。老人热情地带我走进古动物馆的前厅，他指着大厅正面墙上镶嵌的一块由玻璃密封起来的石壁对我说：“这就是‘九龙壁’化石。”
透过玻璃，我仔细观赏着这块出自家乡却一直无缘相见的化石。在那面黝黑的石壁上，9条形似恐龙的哺乳爬行动物“副肯氏兽”化石骨架天然地聚集在一起，在灭顶之灾来临的那一刻，它们把亿万年前的姿势和表情永远定格在这里，用生命凝成了这块“九龙壁”。
我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轮番拍摄记录远古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这一幕波澜壮阔的图景。在此过程中，那位老人一直站在我的身边。
老人叫黄肇初，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退休职工，广西桂林人，已经76岁。
我问他：“您知道当年发掘这块‘副肯氏兽’化石的经过吗？”
老人带着一种自豪与骄傲的神情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当然知道呀！当年，我作为考察队随队医生全程参与了这块化石的发掘工作。”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格外晴朗，我的采访也出乎意料地顺利。
黄肇初叫来了住在附近的苏德造和张法奎两位老人，他们也是当年发掘“副肯氏兽”化石的考察队成员。在古动物馆的一间办公室里，我静静倾听着3位古稀老人讲述47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
1963年初夏，一支20多人的科考队伍出现在大黄山。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生物考察队，任务是在新疆开展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性古生物科学考察，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在新疆独立进行的古生物科学考察。
早在1926年，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就来到北京，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签订协议，发起成立了由中国、瑞典、德国和丹麦人组成的“中国一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年5月，考察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达包头，然后搭乘28峰骆驼一路向西，向绥远、内蒙古、宁夏、甘肃和新疆进发。这是中国人参与的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考察。考察团成员、中国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率领一个考察分队在天山博格达峰和天山天池一带考察地层岩石、冰川、地貌和第四纪地质，挖出了72具三迭纪爬行动物化石。1930年，袁复礼先生在新疆阜康的南泉、南沙沟一带及大龙口发现了丰富的化石，除了一些零星的骨头外，还有2具相当完整的二齿兽类骨架。兽孔类是哺乳动物的祖先类型，其化石的研究在脊椎动物进化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而引起了国内外有关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关注。
1956年，中苏两国拟定了共同进行中亚地区古生物学研究的长远计划。1959年春季，中国政府与前苏联政府派出第一支“中苏古生物考察队”，考察地区包括我国宁夏、内蒙古中西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邻接地区，除中科院派出的科学和行政工作人员外，前苏联科学院方面有17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加，其中大部分野外装备由前苏联方面提供。到1962年，由于两国关系紧张，苏联科学家撤回国内，中苏科考被迫中断。
1963年5月，中科院将原中苏考察队中方人员重新组合编队，由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骨干力量组成古生物科考队进入新疆继续进行科考工作。
科考队沿着袁复礼教授当年的考察线路，踏遍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千山万壑、戈壁大漠，他们在西北荒原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工作和生活，发现并采集到了古生代的鱼类化石，中生代的恐龙、翼龙化石，以及新生代的哺乳动物化石。
科考队副队长孙艾玲是全队唯一的女性，当时只有33岁。她祖籍江苏无锡，在上海长大，于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进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后，师从著名科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教授，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她就参加了中苏考察队。她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二叠、三叠纪脊椎动物化石及哺乳动物化石。
科考队带着苏联人留下来的几辆苏制嘎斯车、吉尔130汽车、一台苏制C-80型挖掘机等设备，驻扎在阜康大黄山的一条河边。这里是阜康重要的产煤区，地下埋藏着中国最优质的配焦煤。1958年5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在大黄山矿区组建炼铁大队和钢铁厂，开始在这里采煤炼铁。
孙艾玲和她的队员们每天早晨天刚亮就从帐篷里爬出来，喝点开水，啃几口干粮就徒步出发开始一天的野外考察作业。当时正值国家极度困难时期，队员们每天的伙食标准都是定量的，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勒紧裤腰带进行着艰苦的考察工作。有时候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化石，他们就坐在卡车车厢里，崎岖的山野根本没有路，卡车颠簸得让每个人骨头都疼。 新疆的七月，烈日像火烤一样炽热难忍，所有队员都被晒脱了一层皮。那年夏天，西沟河与黄山河同时爆发了山洪，科考队在前往西沟锅底坑和大黄山二宫河流域考察时不得不翻山越岭绕道前行，每天回到宿营地都是深更半夜。
1963年深秋，野外工作季节即将结束时，科考队在大黄山煤矿西面3公里处的三叠纪地层中，发现了化石线索。这对几个月来一直无所收获且身心极度疲惫的科考队员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当时大家发现地表有很多骨化石碎块，这些暴露在地表的骨化石是随着岩石一同风化剥落的。队员们顺着线索追溯到化石的原生地，继续向下探寻。人们首先看到一个骨架的荐部和尾部，骨架趴卧在呈50°倾斜的岩层之上，接着又露出完整的身体和头部。为了下一步的挖掘工作，队员们从地面开挖了一条深而长的壕沟。此后的挖掘工作是在大家小心翼翼和无比兴奋的状态下进行的。每出现一个兽类幼体骨架的时候，就伴随着队员们一次次的欢呼和跳跃。
当这块长7米宽2米的化石块完全暴露在大家面前时，共有9个骨架陆续呈现出来。其中有几个骨架排列在一起，头头相对，尾尾相连，亲密地依偎在一起。最左侧的两个骨架头对头地躺在一起，好像一对双胞胎在幸福地安睡。
距今约2.25亿年前的阜康一带是一片水泽和草原。一天，9个全身滚瓜溜圆、口中伸出2个硕大的长牙、大小如家狗、外表酷似美洲河马的兽类动物在草原上觅食、玩耍，其中2个正在交配。突然，地壳运动使草原陷落，这9个未成年的动物一下子陷入泥塘中，它们有的头尾颠倒，有的腹背翻转，越陷越深，沉入塘底，在瞬间成为永恒。亿万年过去了，9个小动物的尸骨凝聚在一起，成为化石瑰宝。
科考队员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这些2亿多年前的四足动物兴盛和衰亡的情景。他们突然想起北京故宫和山西大同那凝聚着中华民族龙文化精髓的九龙壁浮雕，于是，大家就给这块化石临时起了一个名字：“九龙壁”。
在瑟瑟寒风中，科考队无法完成化石的最终发掘，只得用石膏敷在化石表面，用碎石将岩块重新掩埋，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结束了这个科考季节。
1964年夏天，科考队重返新疆阜康大黄山，开始进行“九龙壁”化石的挖掘工作。他们首先在化石岩块周围放炮爆破，清理出一条二至三米宽、三米多深的沟。由于化石体积庞大，在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他们从岩壁中间一处没有骨化石的地方将化石凿成两半，分两部分装进木箱。由于化石体积重量很大，科考队费了很多周折才把这块重达9吨的化石岩壁装上卡车，运到乌鲁木齐，后又装上火车运回北京。
“九龙壁”化石的发现，让考察队员对中国西北这块陌生的土地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他们继续在这里进行着艰苦的考察工作。当时谁都不知道孙艾玲怀着4个月的身孕。有一天，在野外考察中孙艾玲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当大家把她扶起来时，随队医生黄肇初才发现她流产了。孙艾玲在营地的帐篷里休息了一周之后，又和大家一起踏上了西北科考的征程。
1978年，孙艾玲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13号发表文章《准噶尔盆地南缘二叠、三叠纪脊椎动物化石及吐鲁番盆地第三纪地层和哺乳动物化石》，正式将“九龙壁”化石上的动物命名为“短吻副肯氏兽”。200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俊和李锦玲将其更名为“短吻西域肯氏兽”。
短吻西域肯氏兽在学术界被归类为“似哺乳爬行动物”（指某些特征与哺乳动物相似的爬行动物）。它是由生活在二叠纪和三叠纪的盘龙类动物进化而来，它们是哺乳动物的祖先。距今大约3亿～2亿年的二叠纪和三叠纪是脊椎动物进化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两栖动物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度繁盛之后走向衰落，而爬行动物在二叠纪和三叠纪时得到蓬勃发展。几乎所有的爬行类高级类元（包括恐龙、翼龙、龟鳖类、鳄类和蜥蜴等）都在这一时期开始步入生命的长河。似哺乳爬行动物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从盘龙类到兽孔类再到哺乳动物的完美演化过程。
古生物化石是人类史前地质历史时期形成并埋藏于地层中的生物遗体和活动遗迹，包括植物、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等化石及其遗迹。它是地球历史的鉴证，是研究生物起源和进化的科学依据，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
新疆准噶尔盆地集中了大量的海相和陆相地层古生物化石，被中外考古学家们称为“史前博物馆”。这里是研究二叠纪一三叠纪地层和脊椎动物化石得天独厚的宝地，为了找到这些2亿年前动物的踪迹，把它们挖掘出来，探寻它们的形态特征、系统发育关系和生存环境，中国几代古生物学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年参与“九龙壁”化石发掘的考察队员董枝明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和国际著名恐龙学家。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的董枝明在参与“九龙壁”化石发掘之后又参与了对中国自贡和禄丰等地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轰动世界的发掘研究成果。他曾为35种恐龙命名，是世界上命名恐龙最多的人。1973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彭希龄、新疆大学地质系师生先后在新疆阜康县三工河侏罗纪地层中采集到若干甲龙骨片。1997年，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后，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请董枝明为片中的6条恐龙“演员”起名字，董枝明就把其中1条甲龙命名为“明星天池甲龙”。
“九龙壁”化石的发现，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1990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将“九龙壁”化石制成巨型浮雕在美国展出，再现了副肯氏兽群属性的生活方式，展示了它的巨大价值和艺术魅力，得到国外古生物学家的高度评价。1994年10月18日，中国古动物馆开馆，馆内展出的“九龙壁”化石被当时的新华社和西班牙通讯社埃菲社等各大媒体称为“最吸引人的化石块”。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将“九龙壁”化石作为镇馆之宝永久珍藏。
1978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完成的《新疆脊椎动物化石及有关陆相地层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同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大地科学的春天。就在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此项研究成果受到隆重表彰奖励。
北京的采访结束了。当我走出中国古动物馆的时候，猛然发现大门口那条“将军戈壁单棘龙”正高昂着修长的脖子在冲我微笑。这是2006年8月26日出土于新疆奇台恐龙沟的蜥脚类食草恐龙化石模型，是迄今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被称为“亚洲第一龙”。它和“九龙壁”化石上的那9只“短吻西域肯氏兽”都是远古时期新疆准噶尔原野的精灵，它们都是我的同乡。
这个时候，远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个曾经出土了“九龙壁”化石的大坑已被初冬的白雪覆盖，茫茫雪原，一片死寂。
我们应该在那里立一块碑，碑的正面是9个短吻西域肯氏兽栩栩如生的浮雕，我要亲自为这块碑撰写碑文，告诉人们：这里是龙的故乡！
这是新疆阜康市的大黄山，它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的南缘。
2000年7月，我独自一人在大黄山徒步摄影时发现了这个大坑，并断定它绝非天成，一定是有人在这里找寻、挖掘什么东西时留下的。我正在猜测的时候，一位老者骑着毛驴赶着一群羊从此路过，他在夏日炫目的夕阳里眯着眼睛告诉我：“这个坑时间长了，大概是1964年吧，我亲眼看见一群北京来的人，从这儿挖走了一大块岩石，上面还有九条龙……”
也许是长期从事新闻职业的缘故，牧羊老者的话立刻让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兴奋起来。此前，曾在一些资料和媒体上看到过一些关于“九龙壁”化石的介绍，但都是只言片语，而且说法不一。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似平常的大坑，竟然就是那个举世闻名的“九龙壁”化石出土的地方！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这个大坑、对当年发现、挖掘、出土“九龙壁”化石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0年来，我一直都想亲眼目睹这块化石瑰宝的真容。2010年12月3日，我到北京出差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位于西直门外大街142号的中国古动物馆，我梦中的那个“九龙壁”化石就陈列在里面。
这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建的国内唯一一家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系统普及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古人类学及进化论知识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古生物博物馆。
在古动物馆大门口，一位散步的老人听说我是从新疆阜康赶来采访“九龙壁”化石的，他清瘦的脸庞马上流露出一种异常的兴奋。老人热情地带我走进古动物馆的前厅，他指着大厅正面墙上镶嵌的一块由玻璃密封起来的石壁对我说：“这就是‘九龙壁’化石。”
透过玻璃，我仔细观赏着这块出自家乡却一直无缘相见的化石。在那面黝黑的石壁上，9条形似恐龙的哺乳爬行动物“副肯氏兽”化石骨架天然地聚集在一起，在灭顶之灾来临的那一刻，它们把亿万年前的姿势和表情永远定格在这里，用生命凝成了这块“九龙壁”。
我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轮番拍摄记录远古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这一幕波澜壮阔的图景。在此过程中，那位老人一直站在我的身边。
老人叫黄肇初，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退休职工，广西桂林人，已经76岁。
我问他：“您知道当年发掘这块‘副肯氏兽’化石的经过吗？”
老人带着一种自豪与骄傲的神情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当然知道呀！当年，我作为考察队随队医生全程参与了这块化石的发掘工作。”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格外晴朗，我的采访也出乎意料地顺利。
黄肇初叫来了住在附近的苏德造和张法奎两位老人，他们也是当年发掘“副肯氏兽”化石的考察队成员。在古动物馆的一间办公室里，我静静倾听着3位古稀老人讲述47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
1963年初夏，一支20多人的科考队伍出现在大黄山。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生物考察队，任务是在新疆开展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性古生物科学考察，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在新疆独立进行的古生物科学考察。
早在1926年，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就来到北京，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签订协议，发起成立了由中国、瑞典、德国和丹麦人组成的“中国一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年5月，考察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达包头，然后搭乘28峰骆驼一路向西，向绥远、内蒙古、宁夏、甘肃和新疆进发。这是中国人参与的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考察。考察团成员、中国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率领一个考察分队在天山博格达峰和天山天池一带考察地层岩石、冰川、地貌和第四纪地质，挖出了72具三迭纪爬行动物化石。1930年，袁复礼先生在新疆阜康的南泉、南沙沟一带及大龙口发现了丰富的化石，除了一些零星的骨头外，还有2具相当完整的二齿兽类骨架。兽孔类是哺乳动物的祖先类型，其化石的研究在脊椎动物进化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而引起了国内外有关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关注。
1956年，中苏两国拟定了共同进行中亚地区古生物学研究的长远计划。1959年春季，中国政府与前苏联政府派出第一支“中苏古生物考察队”，考察地区包括我国宁夏、内蒙古中西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邻接地区，除中科院派出的科学和行政工作人员外，前苏联科学院方面有17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加，其中大部分野外装备由前苏联方面提供。到1962年，由于两国关系紧张，苏联科学家撤回国内，中苏科考被迫中断。
1963年5月，中科院将原中苏考察队中方人员重新组合编队，由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骨干力量组成古生物科考队进入新疆继续进行科考工作。
科考队沿着袁复礼教授当年的考察线路，踏遍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千山万壑、戈壁大漠，他们在西北荒原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工作和生活，发现并采集到了古生代的鱼类化石，中生代的恐龙、翼龙化石，以及新生代的哺乳动物化石。
科考队副队长孙艾玲是全队唯一的女性，当时只有33岁。她祖籍江苏无锡，在上海长大，于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进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后，师从著名科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教授，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她就参加了中苏考察队。她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二叠、三叠纪脊椎动物化石及哺乳动物化石。
科考队带着苏联人留下来的几辆苏制嘎斯车、吉尔130汽车、一台苏制C-80型挖掘机等设备，驻扎在阜康大黄山的一条河边。这里是阜康重要的产煤区，地下埋藏着中国最优质的配焦煤。1958年5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在大黄山矿区组建炼铁大队和钢铁厂，开始在这里采煤炼铁。
孙艾玲和她的队员们每天早晨天刚亮就从帐篷里爬出来，喝点开水，啃几口干粮就徒步出发开始一天的野外考察作业。当时正值国家极度困难时期，队员们每天的伙食标准都是定量的，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勒紧裤腰带进行着艰苦的考察工作。有时候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化石，他们就坐在卡车车厢里，崎岖的山野根本没有路，卡车颠簸得让每个人骨头都疼。 新疆的七月，烈日像火烤一样炽热难忍，所有队员都被晒脱了一层皮。那年夏天，西沟河与黄山河同时爆发了山洪，科考队在前往西沟锅底坑和大黄山二宫河流域考察时不得不翻山越岭绕道前行，每天回到宿营地都是深更半夜。
1963年深秋，野外工作季节即将结束时，科考队在大黄山煤矿西面3公里处的三叠纪地层中，发现了化石线索。这对几个月来一直无所收获且身心极度疲惫的科考队员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当时大家发现地表有很多骨化石碎块，这些暴露在地表的骨化石是随着岩石一同风化剥落的。队员们顺着线索追溯到化石的原生地，继续向下探寻。人们首先看到一个骨架的荐部和尾部，骨架趴卧在呈50°倾斜的岩层之上，接着又露出完整的身体和头部。为了下一步的挖掘工作，队员们从地面开挖了一条深而长的壕沟。此后的挖掘工作是在大家小心翼翼和无比兴奋的状态下进行的。每出现一个兽类幼体骨架的时候，就伴随着队员们一次次的欢呼和跳跃。
当这块长7米宽2米的化石块完全暴露在大家面前时，共有9个骨架陆续呈现出来。其中有几个骨架排列在一起，头头相对，尾尾相连，亲密地依偎在一起。最左侧的两个骨架头对头地躺在一起，好像一对双胞胎在幸福地安睡。
距今约2.25亿年前的阜康一带是一片水泽和草原。一天，9个全身滚瓜溜圆、口中伸出2个硕大的长牙、大小如家狗、外表酷似美洲河马的兽类动物在草原上觅食、玩耍，其中2个正在交配。突然，地壳运动使草原陷落，这9个未成年的动物一下子陷入泥塘中，它们有的头尾颠倒，有的腹背翻转，越陷越深，沉入塘底，在瞬间成为永恒。亿万年过去了，9个小动物的尸骨凝聚在一起，成为化石瑰宝。
科考队员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这些2亿多年前的四足动物兴盛和衰亡的情景。他们突然想起北京故宫和山西大同那凝聚着中华民族龙文化精髓的九龙壁浮雕，于是，大家就给这块化石临时起了一个名字：“九龙壁”。
在瑟瑟寒风中，科考队无法完成化石的最终发掘，只得用石膏敷在化石表面，用碎石将岩块重新掩埋，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结束了这个科考季节。
1964年夏天，科考队重返新疆阜康大黄山，开始进行“九龙壁”化石的挖掘工作。他们首先在化石岩块周围放炮爆破，清理出一条二至三米宽、三米多深的沟。由于化石体积庞大，在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他们从岩壁中间一处没有骨化石的地方将化石凿成两半，分两部分装进木箱。由于化石体积重量很大，科考队费了很多周折才把这块重达9吨的化石岩壁装上卡车，运到乌鲁木齐，后又装上火车运回北京。
“九龙壁”化石的发现，让考察队员对中国西北这块陌生的土地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他们继续在这里进行着艰苦的考察工作。当时谁都不知道孙艾玲怀着4个月的身孕。有一天，在野外考察中孙艾玲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当大家把她扶起来时，随队医生黄肇初才发现她流产了。孙艾玲在营地的帐篷里休息了一周之后，又和大家一起踏上了西北科考的征程。
1978年，孙艾玲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13号发表文章《准噶尔盆地南缘二叠、三叠纪脊椎动物化石及吐鲁番盆地第三纪地层和哺乳动物化石》，正式将“九龙壁”化石上的动物命名为“短吻副肯氏兽”。200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俊和李锦玲将其更名为“短吻西域肯氏兽”。
短吻西域肯氏兽在学术界被归类为“似哺乳爬行动物”（指某些特征与哺乳动物相似的爬行动物）。它是由生活在二叠纪和三叠纪的盘龙类动物进化而来，它们是哺乳动物的祖先。距今大约3亿～2亿年的二叠纪和三叠纪是脊椎动物进化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两栖动物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度繁盛之后走向衰落，而爬行动物在二叠纪和三叠纪时得到蓬勃发展。几乎所有的爬行类高级类元（包括恐龙、翼龙、龟鳖类、鳄类和蜥蜴等）都在这一时期开始步入生命的长河。似哺乳爬行动物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从盘龙类到兽孔类再到哺乳动物的完美演化过程。
古生物化石是人类史前地质历史时期形成并埋藏于地层中的生物遗体和活动遗迹，包括植物、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等化石及其遗迹。它是地球历史的鉴证，是研究生物起源和进化的科学依据，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
新疆准噶尔盆地集中了大量的海相和陆相地层古生物化石，被中外考古学家们称为“史前博物馆”。这里是研究二叠纪一三叠纪地层和脊椎动物化石得天独厚的宝地，为了找到这些2亿年前动物的踪迹，把它们挖掘出来，探寻它们的形态特征、系统发育关系和生存环境，中国几代古生物学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年参与“九龙壁”化石发掘的考察队员董枝明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和国际著名恐龙学家。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的董枝明在参与“九龙壁”化石发掘之后又参与了对中国自贡和禄丰等地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轰动世界的发掘研究成果。他曾为35种恐龙命名，是世界上命名恐龙最多的人。1973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彭希龄、新疆大学地质系师生先后在新疆阜康县三工河侏罗纪地层中采集到若干甲龙骨片。1997年，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后，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请董枝明为片中的6条恐龙“演员”起名字，董枝明就把其中1条甲龙命名为“明星天池甲龙”。
“九龙壁”化石的发现，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1990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将“九龙壁”化石制成巨型浮雕在美国展出，再现了副肯氏兽群属性的生活方式，展示了它的巨大价值和艺术魅力，得到国外古生物学家的高度评价。1994年10月18日，中国古动物馆开馆，馆内展出的“九龙壁”化石被当时的新华社和西班牙通讯社埃菲社等各大媒体称为“最吸引人的化石块”。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将“九龙壁”化石作为镇馆之宝永久珍藏。
1978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完成的《新疆脊椎动物化石及有关陆相地层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同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大地科学的春天。就在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此项研究成果受到隆重表彰奖励。
北京的采访结束了。当我走出中国古动物馆的时候，猛然发现大门口那条“将军戈壁单棘龙”正高昂着修长的脖子在冲我微笑。这是2006年8月26日出土于新疆奇台恐龙沟的蜥脚类食草恐龙化石模型，是迄今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被称为“亚洲第一龙”。它和“九龙壁”化石上的那9只“短吻西域肯氏兽”都是远古时期新疆准噶尔原野的精灵，它们都是我的同乡。
这个时候，远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个曾经出土了“九龙壁”化石的大坑已被初冬的白雪覆盖，茫茫雪原，一片死寂。
我们应该在那里立一块碑，碑的正面是9个短吻西域肯氏兽栩栩如生的浮雕，我要亲自为这块碑撰写碑文，告诉人们：这里是龙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