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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滇西南城市群中的代表性城市——景洪市的城市形象塑造，缺少儿童文化元素的有效介入，成人化、世俗化、商业化、消费化色彩浓重。这种儿童文化元素在城市建设中的缺位现象，降低了其城市形象的亲和力，影响着其城市形象品位的持续提升。以景洪市为代表的滇西南城市群，应引入西方城市形象塑造的最新理念，让魅力充盈的儿童文化元素全面介入和助推城市形象的塑造，使其城市形象既深刻地突显出美丽的边境城市特色，又融化飞扬着缪斯式的儿童文化色彩。
关键词：城市文化；儿童文化；景洪市；城市形象；文化元素；缪斯色彩
中图分类号：C91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157-04
西方对“城市形象”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我国的相关研究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城市形象在经济博弈、科技竞争、文化交流、教育互惠、文明发展、风格塑造等领域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相关研究也迅速升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和深入推进，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注重通过儿童文化元素等软因子的介入来塑造城市形象。这从一个“陌生化”的角度给我国城市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启示。下面，笔者拟于儿童文化元素的介入作为参照，以景洪市为考察中心，对滇西南城市形象的塑造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基于滇西南城市群描述的形象价值评估
云南地处我国大陆与中南半岛结合部，毗邻东南亚、南亚两个巨大的国际市场。这是一个覆盖了18个国家、21亿人口的地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国务院出台了支持“桥头堡”建设的意见，把云南的对外开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一圈一带六群七廊”的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目标。其中，“六群”是指努力将滇中核心城市群和滇西、滇东南、滇西北、滇西南、滇东北等五个次级城市群打造成为——带动各类中小城镇建设、促进人口聚集、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区域经济增长点。这些推进“桥头堡”战略的具体措施，以政府主导城市形象建构的范式，从机制效度的层面把云南城市形象的塑造问题提上了议程。滇西南城市形象的塑造就是桥头堡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前沿性任务之一。
滇西南城市群主要包含地处滇西南边境的景洪、普洱、瑞丽、潞西等现代中小型城市。从主观想象的角度看，人们也许会理想化地认为，滇西南现代城市群必定集中体现着异域风光、民族风俗、原始风情等独特的边疆文化色彩，其城市形象之中必定外在地彰显或内在地蕴含着丰富多彩的现代儿童文化元素。实际上，在成人主导的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以景洪、瑞丽、潞西等为代表的滇西南城市群的整体形象，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现代城市的某些形象症候。其主要表现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城市形象的塑造方式日益成人化、世俗化和商业化，原本应是城市形象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的儿童形象和儿童文化，尤其是颇具吸引力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化元素，几乎因成人文化、消费文化的严重挤压而丧失了基本的生存空间，这是其一。其二是随着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滇西南城市群的儿童文化特征和文化风格逐渐模糊，举目四望，几乎所有的城市空间都挤满了大人们忙碌而焦虑的身影。如果不刻意走进建筑外观平淡朴素的学校，我们几乎无法在喧嚣的城市中找到儿童文化的元素。城市似乎成了大人们的独立王国，他们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地随意剥夺儿童及儿童文化生存的领域。其三是滇西南城市群近年来倾心打造的民族风情和边地色彩也与儿童和童趣没有多少关系，城市建设的景区、景点以及雕塑等外显的文化设施，根本无法体现其应有的儿童文化风格和文化品位。概言之，滇西南城市群中的景洪、普洱、瑞丽、潞西等中心城市几乎是完全成人化的城市，这里没有儿童雕塑、儿童中心等文化设施，没有象征着希望和童趣的地标性建筑，儿童文化的元素显得十分稀缺。说得严重一点就是，由于儿童文化元素的普遍缺失，我们看不到滇西南城市群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使命。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鲍斯特曼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儿童的消逝”，并指出这种消逝潜存着对城市文化发展的某种警告。[1]（P115-211）
二、作为个案的景洪市城市形象效度分析
从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景洪市位于云南省西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部，地处低纬度高原坝子之中，属热带和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自然条件优良，已有800多年的建城历史。然而，不论是其现有的自然地理资料还是历史文化资料，都无法证明景洪的建城历史是一段重视发挥儿童文化元素的独特作用的历史。也就是说，儿童文化元素在景洪市的建城历史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其城市形象中的儿童文化元素介入效度不明显或者趋近于零。在传统社会的建城思维之中，“成人本位”思想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儿童无法在物质生活及社会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儿童的精神生活普遍被漠视，[2]（P4）儿童文化元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在城市建设中得到体现，因此，上述现象不足为怪。从民族文化资源的角度看，景洪市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傣族、基诺、布朗等13个少数民族世代在这里居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66.17%，各民族文化各异，风俗不同，但都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独特的民族风味和民族文化资源，在其城市现象的塑造中具有某种排他性和不可替代性。基于这一判断，景洪市的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将景洪的特点定位为“热、傣、水、边”，一直想把其打造成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然而，潜在的问题是，现代城市之中绝对不能只有成人的身影，更不能让成人文化独霸天下。以“热带雨林、和谐家园、神秘风情”为主题的美丽神奇的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如果缺少了活泼可爱的儿童的笑脸，如果缺少了儿童文化元素的合理介入，其美丽的色彩和神秘的况味必然会大打折扣。
综合起来看，景洪市城市形象的塑造至少在儿童文化元素的介入上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1）缺乏城市儿童文化建设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机制，盲目追赶沿海城市建设的过分成人化、世俗化、物质化的风尚，这使景洪市离文化理想越来越远；（2）成人世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儿童文化功能日益弱化，成人物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使城市的儿童文化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难以得到足够的重视；（3）城市建设规模的快速扩张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使本应在形象塑造方面“与众不同”的景洪市，变得越来越像沿海城市或内地城市，其整体形象覆盖下的文化辐射力和吸引力正在丧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儿童难以把这里当成游乐和嬉戏的天堂，作为现代城市文明程度象征要素之一的儿童文化几乎无法在这里合法生存和蓬勃生长。 三、利用儿童文化元素塑造景洪市的新形象
（一）以儿童文化的亲和力塑造文化新形象
儿童文化充满缪斯的天性。[3]（P121）从城市主体未来发展的要求出发，合理利用儿童文化的亲和力，构造滇西南城市群的文化形象是一项关乎现实和未来的基础性工程。或者说，滇西南城市群的发展应该具有指向未来的意识，应该将其建成边疆经济文化转型的核心磁场，其城市形象的核心元素中应该有儿童文化发挥着成人文化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才能在文化的层面上推动其城市形象塑造，实现转型升级。
就景洪市的形象观状而言，其城市文化元素中可以没有西安、洛阳、大理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积淀，也不用追寻青岛、大连、湛江等城市的海岸风情，更不可能打造西宁、阿勒泰的草原文化及敦煌、乌鲁木齐的苍茫戈壁。但是，从儿童文化充分介入其城市形象塑造的角度讲，景洪完全可以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资源，在其城市形象的热带风景、民族风情等名片之外，突显儿童文化形象。比如，可以让衣着艳丽、举止大方的傣族少女形象以某种固化的形式（如各种雕塑等），增加城市的亲和力；可以在流经城区的澜沧江边集中塑造几组神态各异的野象（尤其是小象）戏水游乐雕塑，从而让这些具有浓厚儿童色彩的文化元素成为塑造景洪城市形象的崭新元素。
另外，在景洪市辖区中，傣族、基诺、布朗、拉祜、瑶族等众多民族共聚一方、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在进行其城市形象塑造时，可以用构建民族文化广场的形式，把各民族儿童生活习俗和历史传统中各具特色的歌谣文化、舞蹈文化、玩具文化、嬉戏文化、服饰文化、教育文化、成人仪式等儿童文化元素融汇在一起，使其发挥集束式的文化影响效应，营造景洪市亲近少数民族儿童、弘扬少数民族儿童文化的和谐气场。进一步讲，景洪市所覆盖的区域都属于傣族的主要聚居区，傣族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建筑特色、宗教信仰等；傣族男孩干净利落，形象潇洒，傣族女孩身材苗条，容貌秀美，给人一种亭亭玉立的美感。傣族信仰小乘佛教，男孩子七八岁就要到寺庙当和尚，学习傣文、佛经和文化知识。古代社会三种不同倾向的儿童观念，即“父为子纲”的“主流”儿童观念，崇尚儿童状态的支流儿童观念，关爱儿童的补充性儿童观念，在傣族文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因而，可以将傣族文化中的儿童形象分为宗教类儿童形象与世俗类儿童形象，有计划地进行构建，使其在景洪的城市形象塑造中发挥其他形象无法代替的独特作用。也就是说，不论是要把景洪建成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城市，还是要将其建成国家级生态示范城市，都离不开儿童形象的有效介入。景洪浓郁的多民族文化资源，具有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和无可替代的优势。如果我们要利用城市转型升级的难得机遇，将其打造成我国多民族文化和谐共融的边疆文化城市，那么就一定要做好儿童文化这篇大文章，努力把景洪打造成集中展示我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儿童文化建设成果的先导城市和文化高地。
（二）以儿童文化的柔性影响力传播景洪市的城市新形象
一是塑造城市景观的儿童文化品牌。景洪市作为较有代表性的现代边境城市，如果缺乏鲜明的城市形象，没有个性突出的城市文化品牌，其城市就没有灵魂和色彩。现代城市形象不仅是历史文物、风景建筑等要素的结合，也应该是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综合反映。广州的城市形象之所以被表述为“千年羊城，南国明珠”，其主要原因就是广州市注重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注重城市儿童文化的构建。要塑造景洪市的城市文化品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城市的文化形象与文化品牌在内涵上统一起来，要使城市的成人文化功能和儿童文化品牌在外延上更好地融合起来，要通过营造令人赏心悦目的城市风貌，全面体现对儿童的关怀，全面实践以儿童为本的理念，充分反映城市的核心价值与儿童文化色彩。江苏启东市就特别注重城市儿童文化形象的塑造，投入巨资，以绿色理念和儿童情怀贯穿整个设计过程，力图建造一个让孩子能够锻炼身体、提高技能、启迪智慧的文化性儿童公园。公园的休闲生态区、科普认知区和娱乐运动区，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儿童文化韵味，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形象。[4]（P11）我们认为，景洪市城市形象的塑造，可以学习巴塞罗那城区建设的做法，将城市户外儿童活动场所及景观的设计归纳为四种空间：安全空间、守护空间、隔离空间和排斥空间，[5]（P34）科学统筹，逐步建构，使城市内各种景观和场所的建设，尽可能体现儿童的年龄及心理特征，突出城市儿童文化色彩。
二是推进城市儿童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建设，景洪市不仅建成了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西双版纳州民族歌舞团、景洪市民族歌舞团、傣剧演出队，还建有报社、电台、杂志社、图书馆以及热带作物研究所、灵长类动物中心等文化科研单位，且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景洪城区还有孔雀湖、春欢公园、曼景兰旅游村、民族风情园、澜沧江大桥、曼阁佛寺、曼斗民俗旅游村等20多个风景点和文化区。这些地方或多或少都包含有儿童文化的因素，不但成人喜欢到这些地方游玩，未成年人也喜欢在这里放飞梦想。因此，要整合这些地方的零散的儿童文化元素，使其超越碎片化的层次，形成文化产业链条，产生某种整体性的影响效应，从而有效提升景洪的现代城市形象品位。可以想象，每逢重大的节日，如果市民和游客能看到身着民族盛装的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在勐泐文化广场唱歌、跳舞的狂欢情景，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惊喜！这种儿童文化元素全面介入城市形象构建的做法，一定会使置身城市的人们感受到城市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一定会产生产业效应。香港迪士尼乐园的火爆场面及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就是明显的例证。
从近期目标看，景洪市一是可在近年来投资建设的滨江公园、泼水广场等景观中，积极融入儿童文化的新元素，也可对位于流沙河畔的西双版纳民族风情园进行改造升级，在其中融入流传甚广的傣族史诗《召树屯》、《娥并与桑洛》的故事元素，融入拉祜族等少数民族的《烟本雀本》和《牡帕密帕》等史诗的文化元素，引进文化产业的经营理念，让傣家少女、哈尼女孩、瑶族儿童及葫芦丝、芦笙、民族情歌、孔雀舞、泼水节、汤帕节、盘王节等民族资源中的儿童文化元素，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二是可以开发哈尼族的独绳秋千等儿童文化娱乐项目，盘活基诺族大鼓舞、拉祜族三弦舞等文化产业资源，通过邀请游客（尤其是儿童游客）共舞同乐等形式，培育城市的儿童文化产业，做到城市形象塑造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互相促进。三是以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为中心，构建主要面向少年儿童的全国性的植物科普教育基地，通过揭开植物世界的神秘面纱等形式，在少年儿童中普及热带植物及花卉知识，从而有效促进城市的特色化发展进程。另外，用节庆市场化的理论看，泼水节既是傣族传统生态文化的节庆表现，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具世界级节庆成长潜力的节日之一。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同构发展的当下，理应挖掘和扩展这个节日中潜在的儿童文化元素，并使之与城市形象塑造融为一体，最大限度激活少年儿童活泼好动、参与性极强等因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泼水狂欢节，成为拉动景洪城市文化产业跨越发展的媒介和平台，最终使景洪成为新型儿童文化与城市形象塑造彼此共存、和谐互动的现代边境城市，并以其卓尔不群的风范对滇西南城市群的形象塑造发挥持续的影响。
综上所述，以景洪市为代表为滇西南城市群，其当下的城市形象塑造缺少儿童文化元素的有效介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城市形象的软性吸引力。以景洪市为考察中的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滇西南城市群应尽快引入当代城市形象塑造的最新理念，让魅力无限的儿童文化元素全面介入和助推城市形象的塑造，从而深刻突显其美丽而诗意的边境城市的鲜明特色。
[参考文献]
[1]（美）尼尔·鲍斯特曼.童年的消逝[M]. 吴燕莛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吴其南.中国文化和儿童文学的发展[A].朱自强.儿童文学新视野[C].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
[3][挪威]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本能的缪斯—激活潜在的艺术灵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 赵乃莉，熊亮.城市户外儿童活动场的安全设计[J].农业科技与信息（现代园林）， 2009，（9）.
[5]王志辉.谈城市公共空间的体验营造[J].美术大观，2010，（3）.
〔责任编辑：左安嵩〕
关键词：城市文化；儿童文化；景洪市；城市形象；文化元素；缪斯色彩
中图分类号：C91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157-04
西方对“城市形象”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我国的相关研究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城市形象在经济博弈、科技竞争、文化交流、教育互惠、文明发展、风格塑造等领域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相关研究也迅速升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和深入推进，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注重通过儿童文化元素等软因子的介入来塑造城市形象。这从一个“陌生化”的角度给我国城市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启示。下面，笔者拟于儿童文化元素的介入作为参照，以景洪市为考察中心，对滇西南城市形象的塑造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基于滇西南城市群描述的形象价值评估
云南地处我国大陆与中南半岛结合部，毗邻东南亚、南亚两个巨大的国际市场。这是一个覆盖了18个国家、21亿人口的地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国务院出台了支持“桥头堡”建设的意见，把云南的对外开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一圈一带六群七廊”的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目标。其中，“六群”是指努力将滇中核心城市群和滇西、滇东南、滇西北、滇西南、滇东北等五个次级城市群打造成为——带动各类中小城镇建设、促进人口聚集、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区域经济增长点。这些推进“桥头堡”战略的具体措施，以政府主导城市形象建构的范式，从机制效度的层面把云南城市形象的塑造问题提上了议程。滇西南城市形象的塑造就是桥头堡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前沿性任务之一。
滇西南城市群主要包含地处滇西南边境的景洪、普洱、瑞丽、潞西等现代中小型城市。从主观想象的角度看，人们也许会理想化地认为，滇西南现代城市群必定集中体现着异域风光、民族风俗、原始风情等独特的边疆文化色彩，其城市形象之中必定外在地彰显或内在地蕴含着丰富多彩的现代儿童文化元素。实际上，在成人主导的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以景洪、瑞丽、潞西等为代表的滇西南城市群的整体形象，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现代城市的某些形象症候。其主要表现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城市形象的塑造方式日益成人化、世俗化和商业化，原本应是城市形象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的儿童形象和儿童文化，尤其是颇具吸引力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化元素，几乎因成人文化、消费文化的严重挤压而丧失了基本的生存空间，这是其一。其二是随着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滇西南城市群的儿童文化特征和文化风格逐渐模糊，举目四望，几乎所有的城市空间都挤满了大人们忙碌而焦虑的身影。如果不刻意走进建筑外观平淡朴素的学校，我们几乎无法在喧嚣的城市中找到儿童文化的元素。城市似乎成了大人们的独立王国，他们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地随意剥夺儿童及儿童文化生存的领域。其三是滇西南城市群近年来倾心打造的民族风情和边地色彩也与儿童和童趣没有多少关系，城市建设的景区、景点以及雕塑等外显的文化设施，根本无法体现其应有的儿童文化风格和文化品位。概言之，滇西南城市群中的景洪、普洱、瑞丽、潞西等中心城市几乎是完全成人化的城市，这里没有儿童雕塑、儿童中心等文化设施，没有象征着希望和童趣的地标性建筑，儿童文化的元素显得十分稀缺。说得严重一点就是，由于儿童文化元素的普遍缺失，我们看不到滇西南城市群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使命。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鲍斯特曼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儿童的消逝”，并指出这种消逝潜存着对城市文化发展的某种警告。[1]（P115-211）
二、作为个案的景洪市城市形象效度分析
从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景洪市位于云南省西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部，地处低纬度高原坝子之中，属热带和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自然条件优良，已有800多年的建城历史。然而，不论是其现有的自然地理资料还是历史文化资料，都无法证明景洪的建城历史是一段重视发挥儿童文化元素的独特作用的历史。也就是说，儿童文化元素在景洪市的建城历史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其城市形象中的儿童文化元素介入效度不明显或者趋近于零。在传统社会的建城思维之中，“成人本位”思想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儿童无法在物质生活及社会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儿童的精神生活普遍被漠视，[2]（P4）儿童文化元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在城市建设中得到体现，因此，上述现象不足为怪。从民族文化资源的角度看，景洪市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傣族、基诺、布朗等13个少数民族世代在这里居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66.17%，各民族文化各异，风俗不同，但都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独特的民族风味和民族文化资源，在其城市现象的塑造中具有某种排他性和不可替代性。基于这一判断，景洪市的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将景洪的特点定位为“热、傣、水、边”，一直想把其打造成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然而，潜在的问题是，现代城市之中绝对不能只有成人的身影，更不能让成人文化独霸天下。以“热带雨林、和谐家园、神秘风情”为主题的美丽神奇的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如果缺少了活泼可爱的儿童的笑脸，如果缺少了儿童文化元素的合理介入，其美丽的色彩和神秘的况味必然会大打折扣。
综合起来看，景洪市城市形象的塑造至少在儿童文化元素的介入上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1）缺乏城市儿童文化建设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机制，盲目追赶沿海城市建设的过分成人化、世俗化、物质化的风尚，这使景洪市离文化理想越来越远；（2）成人世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儿童文化功能日益弱化，成人物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使城市的儿童文化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难以得到足够的重视；（3）城市建设规模的快速扩张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使本应在形象塑造方面“与众不同”的景洪市，变得越来越像沿海城市或内地城市，其整体形象覆盖下的文化辐射力和吸引力正在丧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儿童难以把这里当成游乐和嬉戏的天堂，作为现代城市文明程度象征要素之一的儿童文化几乎无法在这里合法生存和蓬勃生长。 三、利用儿童文化元素塑造景洪市的新形象
（一）以儿童文化的亲和力塑造文化新形象
儿童文化充满缪斯的天性。[3]（P121）从城市主体未来发展的要求出发，合理利用儿童文化的亲和力，构造滇西南城市群的文化形象是一项关乎现实和未来的基础性工程。或者说，滇西南城市群的发展应该具有指向未来的意识，应该将其建成边疆经济文化转型的核心磁场，其城市形象的核心元素中应该有儿童文化发挥着成人文化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才能在文化的层面上推动其城市形象塑造，实现转型升级。
就景洪市的形象观状而言，其城市文化元素中可以没有西安、洛阳、大理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积淀，也不用追寻青岛、大连、湛江等城市的海岸风情，更不可能打造西宁、阿勒泰的草原文化及敦煌、乌鲁木齐的苍茫戈壁。但是，从儿童文化充分介入其城市形象塑造的角度讲，景洪完全可以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资源，在其城市形象的热带风景、民族风情等名片之外，突显儿童文化形象。比如，可以让衣着艳丽、举止大方的傣族少女形象以某种固化的形式（如各种雕塑等），增加城市的亲和力；可以在流经城区的澜沧江边集中塑造几组神态各异的野象（尤其是小象）戏水游乐雕塑，从而让这些具有浓厚儿童色彩的文化元素成为塑造景洪城市形象的崭新元素。
另外，在景洪市辖区中，傣族、基诺、布朗、拉祜、瑶族等众多民族共聚一方、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在进行其城市形象塑造时，可以用构建民族文化广场的形式，把各民族儿童生活习俗和历史传统中各具特色的歌谣文化、舞蹈文化、玩具文化、嬉戏文化、服饰文化、教育文化、成人仪式等儿童文化元素融汇在一起，使其发挥集束式的文化影响效应，营造景洪市亲近少数民族儿童、弘扬少数民族儿童文化的和谐气场。进一步讲，景洪市所覆盖的区域都属于傣族的主要聚居区，傣族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建筑特色、宗教信仰等；傣族男孩干净利落，形象潇洒，傣族女孩身材苗条，容貌秀美，给人一种亭亭玉立的美感。傣族信仰小乘佛教，男孩子七八岁就要到寺庙当和尚，学习傣文、佛经和文化知识。古代社会三种不同倾向的儿童观念，即“父为子纲”的“主流”儿童观念，崇尚儿童状态的支流儿童观念，关爱儿童的补充性儿童观念，在傣族文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因而，可以将傣族文化中的儿童形象分为宗教类儿童形象与世俗类儿童形象，有计划地进行构建，使其在景洪的城市形象塑造中发挥其他形象无法代替的独特作用。也就是说，不论是要把景洪建成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城市，还是要将其建成国家级生态示范城市，都离不开儿童形象的有效介入。景洪浓郁的多民族文化资源，具有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和无可替代的优势。如果我们要利用城市转型升级的难得机遇，将其打造成我国多民族文化和谐共融的边疆文化城市，那么就一定要做好儿童文化这篇大文章，努力把景洪打造成集中展示我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儿童文化建设成果的先导城市和文化高地。
（二）以儿童文化的柔性影响力传播景洪市的城市新形象
一是塑造城市景观的儿童文化品牌。景洪市作为较有代表性的现代边境城市，如果缺乏鲜明的城市形象，没有个性突出的城市文化品牌，其城市就没有灵魂和色彩。现代城市形象不仅是历史文物、风景建筑等要素的结合，也应该是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综合反映。广州的城市形象之所以被表述为“千年羊城，南国明珠”，其主要原因就是广州市注重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注重城市儿童文化的构建。要塑造景洪市的城市文化品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城市的文化形象与文化品牌在内涵上统一起来，要使城市的成人文化功能和儿童文化品牌在外延上更好地融合起来，要通过营造令人赏心悦目的城市风貌，全面体现对儿童的关怀，全面实践以儿童为本的理念，充分反映城市的核心价值与儿童文化色彩。江苏启东市就特别注重城市儿童文化形象的塑造，投入巨资，以绿色理念和儿童情怀贯穿整个设计过程，力图建造一个让孩子能够锻炼身体、提高技能、启迪智慧的文化性儿童公园。公园的休闲生态区、科普认知区和娱乐运动区，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儿童文化韵味，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形象。[4]（P11）我们认为，景洪市城市形象的塑造，可以学习巴塞罗那城区建设的做法，将城市户外儿童活动场所及景观的设计归纳为四种空间：安全空间、守护空间、隔离空间和排斥空间，[5]（P34）科学统筹，逐步建构，使城市内各种景观和场所的建设，尽可能体现儿童的年龄及心理特征，突出城市儿童文化色彩。
二是推进城市儿童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建设，景洪市不仅建成了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西双版纳州民族歌舞团、景洪市民族歌舞团、傣剧演出队，还建有报社、电台、杂志社、图书馆以及热带作物研究所、灵长类动物中心等文化科研单位，且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景洪城区还有孔雀湖、春欢公园、曼景兰旅游村、民族风情园、澜沧江大桥、曼阁佛寺、曼斗民俗旅游村等20多个风景点和文化区。这些地方或多或少都包含有儿童文化的因素，不但成人喜欢到这些地方游玩，未成年人也喜欢在这里放飞梦想。因此，要整合这些地方的零散的儿童文化元素，使其超越碎片化的层次，形成文化产业链条，产生某种整体性的影响效应，从而有效提升景洪的现代城市形象品位。可以想象，每逢重大的节日，如果市民和游客能看到身着民族盛装的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在勐泐文化广场唱歌、跳舞的狂欢情景，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惊喜！这种儿童文化元素全面介入城市形象构建的做法，一定会使置身城市的人们感受到城市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一定会产生产业效应。香港迪士尼乐园的火爆场面及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就是明显的例证。
从近期目标看，景洪市一是可在近年来投资建设的滨江公园、泼水广场等景观中，积极融入儿童文化的新元素，也可对位于流沙河畔的西双版纳民族风情园进行改造升级，在其中融入流传甚广的傣族史诗《召树屯》、《娥并与桑洛》的故事元素，融入拉祜族等少数民族的《烟本雀本》和《牡帕密帕》等史诗的文化元素，引进文化产业的经营理念，让傣家少女、哈尼女孩、瑶族儿童及葫芦丝、芦笙、民族情歌、孔雀舞、泼水节、汤帕节、盘王节等民族资源中的儿童文化元素，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二是可以开发哈尼族的独绳秋千等儿童文化娱乐项目，盘活基诺族大鼓舞、拉祜族三弦舞等文化产业资源，通过邀请游客（尤其是儿童游客）共舞同乐等形式，培育城市的儿童文化产业，做到城市形象塑造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互相促进。三是以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为中心，构建主要面向少年儿童的全国性的植物科普教育基地，通过揭开植物世界的神秘面纱等形式，在少年儿童中普及热带植物及花卉知识，从而有效促进城市的特色化发展进程。另外，用节庆市场化的理论看，泼水节既是傣族传统生态文化的节庆表现，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具世界级节庆成长潜力的节日之一。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同构发展的当下，理应挖掘和扩展这个节日中潜在的儿童文化元素，并使之与城市形象塑造融为一体，最大限度激活少年儿童活泼好动、参与性极强等因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泼水狂欢节，成为拉动景洪城市文化产业跨越发展的媒介和平台，最终使景洪成为新型儿童文化与城市形象塑造彼此共存、和谐互动的现代边境城市，并以其卓尔不群的风范对滇西南城市群的形象塑造发挥持续的影响。
综上所述，以景洪市为代表为滇西南城市群，其当下的城市形象塑造缺少儿童文化元素的有效介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城市形象的软性吸引力。以景洪市为考察中的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滇西南城市群应尽快引入当代城市形象塑造的最新理念，让魅力无限的儿童文化元素全面介入和助推城市形象的塑造，从而深刻突显其美丽而诗意的边境城市的鲜明特色。
[参考文献]
[1]（美）尼尔·鲍斯特曼.童年的消逝[M]. 吴燕莛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吴其南.中国文化和儿童文学的发展[A].朱自强.儿童文学新视野[C].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
[3][挪威]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本能的缪斯—激活潜在的艺术灵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 赵乃莉，熊亮.城市户外儿童活动场的安全设计[J].农业科技与信息（现代园林）， 2009，（9）.
[5]王志辉.谈城市公共空间的体验营造[J].美术大观，2010，（3）.
〔责任编辑：左安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