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英汉大词典》（以下简称《英汉大》）在词源信息标注方面做了有益且相对成功的尝试，开启了国内双语词典解释词源的先河。本文以《英汉大》为例，从词源的定义、双语词典词源研究现状和词源标注的争鸣、词源信息标注的认知语义学理据入手，探讨词源引入英汉双语词典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期引起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视，进而形成对双语词典研究各个层面的均衡着力。
关键词：双语词典；词源；《英汉大词典》
中图分类号：H0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43—04
由陆谷孙教授担纲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以下简称《英汉大》）以其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的精确定位，确立了其在国内同类词典中执牛耳之作的权威地位。《英汉大》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它开启了国内双语词典解释词源的先河。词源信息在双语词典编纂中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词源项目的设立及词源信息的标注是我国双语词典编纂实践乃至理论上的一大进步，它标志着双语词典理论与实践的又一创新和发展，表明我国的双语词典将更加符合时代与读者的迫切需要。（魏向清，1996：41）。国内外对于双语词典词源信息的标注研究还处于肇始阶段，且给予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笔者发现1979—2010年30多年间中国知网收录的论述词典词源的文章简直屈指可数，关于英汉双语词典词源研究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鉴于此状，本文以《英汉大》为例，尝试从词源的定义、双语词典词源研究现状和词源标注的争鸣、词源信息标注的认知语义学理据和相对可行的具体做法入手，探讨词源引入英汉双语词典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期作为一块引玉之砖，能够引起方家对这一相对冷清的研究领域的重视，进而形成对英汉双语词典研究各个层面的均衡着力。
一、什么是词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词源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仅限于对意义和范围的界定。R。E。Allen（1990）认为词源（etymology）又叫“ 语源”、“字源”，是单词构成及词义发展有史料可查证的来源。兰多（Landau，1984：103）认为词源表明了语言在形式和意义方面的变化， 词源信息主要涉及语义变化以及创造新词和引进借词等。哈特曼（1981：119）认为词源指对词的来源与历史以及对词的形式与意义的变化（包括向其他语言借词 borrowing ）所作的研究等。比如etymology 这个词是由ety—和—mology 两部分组成的， 它们分别来自意为true 和speech 的两个希腊词。etymology 的词根etymon 意为“词的原形”。
虽然我国的双语词典编纂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但词源研究在中国相对滞后，这与对词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国内学者如马建奎（2009：58） 指出词源学是研究词的读音、形式和意义历史演变的一门学科，词典中的词源信息记录了被释词的历史演变轨迹， 是对释义内容的有益补充和延伸， 有助于词典读者完整、准确地把握词语的内涵。另外，李明一等（2011）基本沿用哈特曼的定义，他认为词源是指一个词的来源和历史，包括词形与词义的变化，以及从其他语言引入的借词（borrowing）所做的研究等。文军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词源，他认为词源信息主要涉及词的历史：它们是如何构成、演变，并形成现在的形态和意义的。与百科信息不同，词源主要揭示某一次的源流，与词汇本身相关。如lexicography，来自于希腊的lexis“word”，legain“gather，speak”和graphia “writing”（拉丁语和法语）（文军， 2006：176—179）。
词源学是一门古老但并非深奥莫测的科学，之所以收录词源信息，与英语本身的复杂性有关：英语是一种混合语言（hybrid language）， 即多源头的语言，是本族语和大量外来词相混生成的语言（俞步凡，1989：9）。除少数本族语词汇外，英语单词大多是从拉丁语、希腊语或法语等吸收的外来词， 以biscuit 为例，该词来源于法语。其中bis— （源于拉丁语的前缀，意为“两次”）和词根cuit （意为“cook”）的结合， 即 （twice cooked）。其原意为“seamen’s bread”（海员的食物）。海员的食物煮过两次后水分更少，不易变质，便于长时间出海食用，现引申为“饼干”。了解英语词的来龙去脉， 即词源， 有助于加深读者对词的发展演变的理解， 使读者不仅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 做到“以源明义”（金其斌， 2007： 97）。
国外大部分的理解型英语词典都带有词源信息。如“The Concise Oxford Dire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和 “Webster’ 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等大型词典中都标注了词源信息。在我国， 一些双语词典编纂者意识到词源的重要性， 并在词典中注意提供词源信息。这其中《英汉大》在词源信息标注方面做得比较具有特色： 《英汉大》的词源特点是简明扼要， 词源的词义用英语解释， 但有时也用汉语作简要说明或提供有关背景知识， 这符合为中国读者服务的原则。有关语言的略语用英语， 使用词源符（ ＜ ） 以省篇幅， 没有确切把握时用“？”表示存疑。《英汉大》的编者在词源中重视向读者提供构词法的知识， 有时作一些简单说明， 有时提供背景信息。
二、双语词典词源研究现状和词源信息标注的争论
双语词典中是否应当引入词源信息呢？ 历史上国外的词典学家，比如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兰多和卡西米等人曾有过争论，但基本上是反对词源引入的一边倒的声音。
捷克词典学家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1983：473） 在专门讨论双语词典时说： “只有在那些有相当学术倾向的词典中， 添上关于词目的词源注解才有用处。”兰多（Landau，1984：101—102）充分认识到词源信息的重要性， 他说： “要是没有词源， 词典里的词目看起来就会像是通过天权神授就成了它们目前的样子， 似乎它们目前的形式既与其他语言无关， 也与本语言的过去无关。” 但是兰多对双语词典中的词源信息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双语词典提供词源——考虑到这些篇幅能用到更有益的用途——将是愚蠢的， 兰多坚持认为词源是专门为使用本族语的成人准备的， 学生词典和双语词典里没有必要包括词源。卡西米（Al—Kasimi，1983：105）认为所有的双语词典应该引入词源， 特别是用于语言教学的双语词典。在他的著作《语言学和双语词典》的最后， 把是否已经这样做当做评价双语词典的标准之一。 笔者以为，双语词典的词源信息应包括：源语词汇的历史起源以及词源音、形、义的历史演变和相关的文化信息，词源信息应当成为双语词典标注的基本内容之一。那种反对在双语词典中进行词源标注的观点在当下双语词典学理论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是过时的，同时也是与词典用户友善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笔者通过认真研究《英汉大》的词源信息， 深深体会到如果要编纂符合时代和读者要求的双语词典，词源信息的建设势在必行， 不可或缺。下面笔者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尝试探讨词源标注的理据。
三、词源信息标注的认知语义学理据
词源信息标注是词典学研究范式转变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词典学理论大致经历了四个研究取向的转变：词典本体论、词典功能论、词典交际论和词典认知论研究取向（罗思明，2008：56）。编纂符合时代要求的双语词典，必须以读者使用为重心。当下盛行的词典学研究的使用者中心论（user orientation）的提出体现了双语词典研究范式的转变。词典本体论的理论基础是语言本体论，该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符号系统，与使用环境和使用者毫无关系。词典本体论从词典自身封闭系统出发，最终回归词典本身，将语境、词典编纂者和使用者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无疑是片面的。词典功能论认为词典的主要目的是执行某些特定功能，双语词典则重在执行语言符号对译和文化传播的功能，如上文所述，词源信息的恰当渗透对实现这些功能作用巨大。其后的词典交际论研究取向将视角转向了词典编纂者和使用者，该理论认为词典实际上是词典编者和词典用户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传输的信息系统，词典使用是词典编纂者和使用者之间以词典为媒介的一种间接交际过程（雍和明，2003：38—43）。词典认知论研究取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通过外在行为研究词典用户的内在心理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走“以人为本”的路线。
魏向清（2005：53）指出源于研究范式影响的传统词典研究， 要想有所创新与突破， 范式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要就双语词典“以人为本”的取向进行重新思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能够适应双语词典使用者的语言文化认知需要的双语词典就是合格的。传统的词典研究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这种研究范式下， 词典文本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自然是词典所关注的重点， 而词典文本的接受者则很少受到重视， 较少地真正从词典文本的终极使用者出发来考察词典文本的可接受性。如传统范式下的一一对应的释义方式是否对词典使用者可取，比如将wife简单译为“妻子，老婆”等的情况，很少有人关注，这其实忽视了词典使用者对双语词典的真正诉求，即他们不仅作为一个客体来被动地使用词典，同时，他们也要作为主体参与到词典的构建中去。
而双语词典词源信息的恰当引入正是从双语词典使用者的可接受性视角来做出的调整和努力。词源信息的适当渗入，词的奥秘对普通读者来说就不再那样深不可测，词汇在他们眼中就不再是一堆干巴巴的符号而变成有趣有理性的生命了——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经点破便会使人恍然大悟、过目不忘，给人一种考虑周到的亲切感。比如英语初学者，非常希望go的过去式是goed，went是他们多次识记才能巩固下来的成果。然而，我们查阅《英汉大》went条，went 1。go的过去式2。＜古＞ W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我们就能条理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信息：古英语里“去”是wend， went是wend的过去式，go现在沿用，这样结果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李明一， 2010）。
由此可见，词源信息标注的主要依据便是认知语言学，特别是认知语义学的发展对双语词典学理论发展促进的必然结果。梳理一下语言学与双语词典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会发现：二者的交叉点存在于语义学特别是词汇语义方面的研究中。当今认知语义学的研究较为紧密地抓住了新时代语言词汇语义的诸多新特征，因而自然是较合理较科学的， 并且对双语词典学理论的飞跃有着极大的帮助。认知语言学家Lakoff、Langacker和Taylor等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不具有自治性。而且句法也不是自治的，它必须参照语义和语用才能做出合理描写和恰当解释，我们必须从人类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的来源（王寅，2011：17）。但同时“语义描写不能只采用哲学与逻辑数理视角，语义描写必须参照开放的、无限的知识结构。语言形式的意义不能只在语言机构内部去寻找，在组合和聚合关系中去探究，而是应该考虑人的认知知识和百科知识”。认知语言学影响下的词典认知论研究取向认为在词典设计、编纂、使用和评估的过程中应将词典用户的心理表征、认知能力、认知模式和认知结构充分考虑在内（罗思明，2008：55）。
认知语义学的深入研究促使双语词典学更加注重原语言外在的许多社会性特征而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内在“自治”结构，这种语言本体观的转变也促使双语词典观的相应转变。即双语词典编纂在处理源语以下几个方面的时候，比如源语词义的准确内涵和外延， 源语词汇间的细微语义差别， 源语词义的转化及新义的生成， 源语词汇在交际功能中产生的背景特点如语法、语用、文化信息等，单靠释义（即给出简单的对应词）是远远不够的。要全面把握源语词汇语义， 需要统筹运用各种编纂手段才行， 而词源以其独特的优势证明了它的不可缺少， 因为“只有历史才赋予我们理解词语的确切程度”（魏向清，1996：17）。人们常说某词源于某词正是体现了词源学与词汇学和语义学之间密切的关系，词源学的常识能帮助读者饶有兴趣地认识单词的来龙去脉， 从而更方便地掌握拼写方法、遣词造句和文化信息等。例如：如果只在语言机构内部去寻找语义，而不去考虑人的认知过程和百科知识，不去探究词源信息，很少有人想到salary（薪金） 与salt （盐） 会有什么关系，《英汉大》（3013） 告诉我们salary 来自拉丁文salarium（发给罗马士兵买盐的钱）。这样，该词目词源信息的引入关注了使用者的认知的各个层面，其外在的许多社会特征，特别是文化信息就会得到完美呈现。双语词典学理论关于词源信息标注等方面的这些新认识， 得益于认知语义学理论的发展， 随着语义学本体论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双语词典词源信息标注的重要性的认识必然还会增强。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词源信息应该成为双语词典标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双语词典百科性、描写性的需要， 也是满足读者语言文化习得需求的重要方面。从更加紧迫的角度讲，这是对词源信息进行抢救、延伸知识经验的需要。范克（ Funk，1950） 在《词源》一书中曾这样形象地说道： “词汇常常隐藏着传奇故事， 它往往把我们引人神话和历史， 使我们能够了解伟大的人物和重要的事件。词像个小窗户， 通过它可以熟悉一个民族的过去。” 英语的“每个词曾是一首诗， 并且最初都是一幅画。有时候这些绘画可以被重新发现或复原， 以便使其重见天日， 而有时候岁月磨掉了这些形象， 以至于而今毫不留痕迹。”也就是说在当代英语词汇中， 一部分词汇的起源是明确的， 可以追溯到一个特定的词根或历史； 但仍有一部分词汇由于资料缺乏而无从考证； 还有些词汇的起源理据的隐没和消失则往往是短时实现的，有时甚至是稍纵即逝。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像新闻记者那样对之进行随时记录和现场“抢拍”而不使后人“望词兴叹”呢（王艾录，2008：13—18）。虽然《英汉大》在词源信息标注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是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力作，它也存在一些白璧微瑕之处，正如黄建华在写给赵彦春《认知词典学探索》序言中曾经说过的一样：“世间难得有尽善尽美的文字之作”（2003：扉页）。加之在此处女地初试牛刀，美中不足也就不可避免，比如该词典只是“从词义及词形演变的历史沿革或构词法角度作简要说明”， 其标注方法也大多是简单引用源语资料， 缺乏编纂者消化吸收后的重新阐释。所以， 虽较之于以往的英汉双语词典词源的标注雏形有所进步， 但仍不完善。在我国双语词典特别是大中型英汉双语词典中词源信息的标注亟待提高和改善的大形势下，这种现象更值得双语词典学研究者和双语词典编纂者们关注和重视。鉴于此， 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如何在英汉学习词典中提供词源信息，比如：词典编纂者应尽可能提供丰富的词源信息；双语词典应快速、准确地采用正确、简洁、多样的方式来提供词源信息等等。
词源信息在双语词典编纂中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符合时代和读者的需要。但是，词源信息的标注必将占用一定的篇幅， 这也是许多双语词典舍弃词源信息的原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双语词典编纂手段的不断现代化， 这些问题也将随之迎刃而解，词源信息也必将引起词典编纂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The Exploration on the Motivation of Etymological Information Addition of the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ies
——The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as the Example
SONG Qing—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Etymological information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the bilingual dictionary compilation in that it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and satisfies the need of the users， whereas， it is sparsely studied at home and abroad。 The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pioneered his work by the successful addition of etymology into itself。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introducing etymological information into bilingual diction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finition of etymology， research status and disagreement and cognitive semantically motiva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of etymological information。 It is earnestly hoped that the lexicographers and researchers can take some notice of this peculiar area and all the spheres of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dictionaries can be studied impartially。
Keywords：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dictionaries； etymology；The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责任编辑：黎玫〕
关键词：双语词典；词源；《英汉大词典》
中图分类号：H0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43—04
由陆谷孙教授担纲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以下简称《英汉大》）以其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的精确定位，确立了其在国内同类词典中执牛耳之作的权威地位。《英汉大》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它开启了国内双语词典解释词源的先河。词源信息在双语词典编纂中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词源项目的设立及词源信息的标注是我国双语词典编纂实践乃至理论上的一大进步，它标志着双语词典理论与实践的又一创新和发展，表明我国的双语词典将更加符合时代与读者的迫切需要。（魏向清，1996：41）。国内外对于双语词典词源信息的标注研究还处于肇始阶段，且给予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笔者发现1979—2010年30多年间中国知网收录的论述词典词源的文章简直屈指可数，关于英汉双语词典词源研究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鉴于此状，本文以《英汉大》为例，尝试从词源的定义、双语词典词源研究现状和词源标注的争鸣、词源信息标注的认知语义学理据和相对可行的具体做法入手，探讨词源引入英汉双语词典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期作为一块引玉之砖，能够引起方家对这一相对冷清的研究领域的重视，进而形成对英汉双语词典研究各个层面的均衡着力。
一、什么是词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词源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仅限于对意义和范围的界定。R。E。Allen（1990）认为词源（etymology）又叫“ 语源”、“字源”，是单词构成及词义发展有史料可查证的来源。兰多（Landau，1984：103）认为词源表明了语言在形式和意义方面的变化， 词源信息主要涉及语义变化以及创造新词和引进借词等。哈特曼（1981：119）认为词源指对词的来源与历史以及对词的形式与意义的变化（包括向其他语言借词 borrowing ）所作的研究等。比如etymology 这个词是由ety—和—mology 两部分组成的， 它们分别来自意为true 和speech 的两个希腊词。etymology 的词根etymon 意为“词的原形”。
虽然我国的双语词典编纂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但词源研究在中国相对滞后，这与对词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国内学者如马建奎（2009：58） 指出词源学是研究词的读音、形式和意义历史演变的一门学科，词典中的词源信息记录了被释词的历史演变轨迹， 是对释义内容的有益补充和延伸， 有助于词典读者完整、准确地把握词语的内涵。另外，李明一等（2011）基本沿用哈特曼的定义，他认为词源是指一个词的来源和历史，包括词形与词义的变化，以及从其他语言引入的借词（borrowing）所做的研究等。文军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词源，他认为词源信息主要涉及词的历史：它们是如何构成、演变，并形成现在的形态和意义的。与百科信息不同，词源主要揭示某一次的源流，与词汇本身相关。如lexicography，来自于希腊的lexis“word”，legain“gather，speak”和graphia “writing”（拉丁语和法语）（文军， 2006：176—179）。
词源学是一门古老但并非深奥莫测的科学，之所以收录词源信息，与英语本身的复杂性有关：英语是一种混合语言（hybrid language）， 即多源头的语言，是本族语和大量外来词相混生成的语言（俞步凡，1989：9）。除少数本族语词汇外，英语单词大多是从拉丁语、希腊语或法语等吸收的外来词， 以biscuit 为例，该词来源于法语。其中bis— （源于拉丁语的前缀，意为“两次”）和词根cuit （意为“cook”）的结合， 即 （twice cooked）。其原意为“seamen’s bread”（海员的食物）。海员的食物煮过两次后水分更少，不易变质，便于长时间出海食用，现引申为“饼干”。了解英语词的来龙去脉， 即词源， 有助于加深读者对词的发展演变的理解， 使读者不仅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 做到“以源明义”（金其斌， 2007： 97）。
国外大部分的理解型英语词典都带有词源信息。如“The Concise Oxford Dire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和 “Webster’ 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等大型词典中都标注了词源信息。在我国， 一些双语词典编纂者意识到词源的重要性， 并在词典中注意提供词源信息。这其中《英汉大》在词源信息标注方面做得比较具有特色： 《英汉大》的词源特点是简明扼要， 词源的词义用英语解释， 但有时也用汉语作简要说明或提供有关背景知识， 这符合为中国读者服务的原则。有关语言的略语用英语， 使用词源符（ ＜ ） 以省篇幅， 没有确切把握时用“？”表示存疑。《英汉大》的编者在词源中重视向读者提供构词法的知识， 有时作一些简单说明， 有时提供背景信息。
二、双语词典词源研究现状和词源信息标注的争论
双语词典中是否应当引入词源信息呢？ 历史上国外的词典学家，比如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兰多和卡西米等人曾有过争论，但基本上是反对词源引入的一边倒的声音。
捷克词典学家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1983：473） 在专门讨论双语词典时说： “只有在那些有相当学术倾向的词典中， 添上关于词目的词源注解才有用处。”兰多（Landau，1984：101—102）充分认识到词源信息的重要性， 他说： “要是没有词源， 词典里的词目看起来就会像是通过天权神授就成了它们目前的样子， 似乎它们目前的形式既与其他语言无关， 也与本语言的过去无关。” 但是兰多对双语词典中的词源信息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双语词典提供词源——考虑到这些篇幅能用到更有益的用途——将是愚蠢的， 兰多坚持认为词源是专门为使用本族语的成人准备的， 学生词典和双语词典里没有必要包括词源。卡西米（Al—Kasimi，1983：105）认为所有的双语词典应该引入词源， 特别是用于语言教学的双语词典。在他的著作《语言学和双语词典》的最后， 把是否已经这样做当做评价双语词典的标准之一。 笔者以为，双语词典的词源信息应包括：源语词汇的历史起源以及词源音、形、义的历史演变和相关的文化信息，词源信息应当成为双语词典标注的基本内容之一。那种反对在双语词典中进行词源标注的观点在当下双语词典学理论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是过时的，同时也是与词典用户友善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笔者通过认真研究《英汉大》的词源信息， 深深体会到如果要编纂符合时代和读者要求的双语词典，词源信息的建设势在必行， 不可或缺。下面笔者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尝试探讨词源标注的理据。
三、词源信息标注的认知语义学理据
词源信息标注是词典学研究范式转变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词典学理论大致经历了四个研究取向的转变：词典本体论、词典功能论、词典交际论和词典认知论研究取向（罗思明，2008：56）。编纂符合时代要求的双语词典，必须以读者使用为重心。当下盛行的词典学研究的使用者中心论（user orientation）的提出体现了双语词典研究范式的转变。词典本体论的理论基础是语言本体论，该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符号系统，与使用环境和使用者毫无关系。词典本体论从词典自身封闭系统出发，最终回归词典本身，将语境、词典编纂者和使用者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无疑是片面的。词典功能论认为词典的主要目的是执行某些特定功能，双语词典则重在执行语言符号对译和文化传播的功能，如上文所述，词源信息的恰当渗透对实现这些功能作用巨大。其后的词典交际论研究取向将视角转向了词典编纂者和使用者，该理论认为词典实际上是词典编者和词典用户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传输的信息系统，词典使用是词典编纂者和使用者之间以词典为媒介的一种间接交际过程（雍和明，2003：38—43）。词典认知论研究取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通过外在行为研究词典用户的内在心理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走“以人为本”的路线。
魏向清（2005：53）指出源于研究范式影响的传统词典研究， 要想有所创新与突破， 范式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要就双语词典“以人为本”的取向进行重新思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能够适应双语词典使用者的语言文化认知需要的双语词典就是合格的。传统的词典研究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这种研究范式下， 词典文本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自然是词典所关注的重点， 而词典文本的接受者则很少受到重视， 较少地真正从词典文本的终极使用者出发来考察词典文本的可接受性。如传统范式下的一一对应的释义方式是否对词典使用者可取，比如将wife简单译为“妻子，老婆”等的情况，很少有人关注，这其实忽视了词典使用者对双语词典的真正诉求，即他们不仅作为一个客体来被动地使用词典，同时，他们也要作为主体参与到词典的构建中去。
而双语词典词源信息的恰当引入正是从双语词典使用者的可接受性视角来做出的调整和努力。词源信息的适当渗入，词的奥秘对普通读者来说就不再那样深不可测，词汇在他们眼中就不再是一堆干巴巴的符号而变成有趣有理性的生命了——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经点破便会使人恍然大悟、过目不忘，给人一种考虑周到的亲切感。比如英语初学者，非常希望go的过去式是goed，went是他们多次识记才能巩固下来的成果。然而，我们查阅《英汉大》went条，went 1。go的过去式2。＜古＞ W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我们就能条理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信息：古英语里“去”是wend， went是wend的过去式，go现在沿用，这样结果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李明一， 2010）。
由此可见，词源信息标注的主要依据便是认知语言学，特别是认知语义学的发展对双语词典学理论发展促进的必然结果。梳理一下语言学与双语词典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会发现：二者的交叉点存在于语义学特别是词汇语义方面的研究中。当今认知语义学的研究较为紧密地抓住了新时代语言词汇语义的诸多新特征，因而自然是较合理较科学的， 并且对双语词典学理论的飞跃有着极大的帮助。认知语言学家Lakoff、Langacker和Taylor等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不具有自治性。而且句法也不是自治的，它必须参照语义和语用才能做出合理描写和恰当解释，我们必须从人类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的来源（王寅，2011：17）。但同时“语义描写不能只采用哲学与逻辑数理视角，语义描写必须参照开放的、无限的知识结构。语言形式的意义不能只在语言机构内部去寻找，在组合和聚合关系中去探究，而是应该考虑人的认知知识和百科知识”。认知语言学影响下的词典认知论研究取向认为在词典设计、编纂、使用和评估的过程中应将词典用户的心理表征、认知能力、认知模式和认知结构充分考虑在内（罗思明，2008：55）。
认知语义学的深入研究促使双语词典学更加注重原语言外在的许多社会性特征而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内在“自治”结构，这种语言本体观的转变也促使双语词典观的相应转变。即双语词典编纂在处理源语以下几个方面的时候，比如源语词义的准确内涵和外延， 源语词汇间的细微语义差别， 源语词义的转化及新义的生成， 源语词汇在交际功能中产生的背景特点如语法、语用、文化信息等，单靠释义（即给出简单的对应词）是远远不够的。要全面把握源语词汇语义， 需要统筹运用各种编纂手段才行， 而词源以其独特的优势证明了它的不可缺少， 因为“只有历史才赋予我们理解词语的确切程度”（魏向清，1996：17）。人们常说某词源于某词正是体现了词源学与词汇学和语义学之间密切的关系，词源学的常识能帮助读者饶有兴趣地认识单词的来龙去脉， 从而更方便地掌握拼写方法、遣词造句和文化信息等。例如：如果只在语言机构内部去寻找语义，而不去考虑人的认知过程和百科知识，不去探究词源信息，很少有人想到salary（薪金） 与salt （盐） 会有什么关系，《英汉大》（3013） 告诉我们salary 来自拉丁文salarium（发给罗马士兵买盐的钱）。这样，该词目词源信息的引入关注了使用者的认知的各个层面，其外在的许多社会特征，特别是文化信息就会得到完美呈现。双语词典学理论关于词源信息标注等方面的这些新认识， 得益于认知语义学理论的发展， 随着语义学本体论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双语词典词源信息标注的重要性的认识必然还会增强。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词源信息应该成为双语词典标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双语词典百科性、描写性的需要， 也是满足读者语言文化习得需求的重要方面。从更加紧迫的角度讲，这是对词源信息进行抢救、延伸知识经验的需要。范克（ Funk，1950） 在《词源》一书中曾这样形象地说道： “词汇常常隐藏着传奇故事， 它往往把我们引人神话和历史， 使我们能够了解伟大的人物和重要的事件。词像个小窗户， 通过它可以熟悉一个民族的过去。” 英语的“每个词曾是一首诗， 并且最初都是一幅画。有时候这些绘画可以被重新发现或复原， 以便使其重见天日， 而有时候岁月磨掉了这些形象， 以至于而今毫不留痕迹。”也就是说在当代英语词汇中， 一部分词汇的起源是明确的， 可以追溯到一个特定的词根或历史； 但仍有一部分词汇由于资料缺乏而无从考证； 还有些词汇的起源理据的隐没和消失则往往是短时实现的，有时甚至是稍纵即逝。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像新闻记者那样对之进行随时记录和现场“抢拍”而不使后人“望词兴叹”呢（王艾录，2008：13—18）。虽然《英汉大》在词源信息标注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是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力作，它也存在一些白璧微瑕之处，正如黄建华在写给赵彦春《认知词典学探索》序言中曾经说过的一样：“世间难得有尽善尽美的文字之作”（2003：扉页）。加之在此处女地初试牛刀，美中不足也就不可避免，比如该词典只是“从词义及词形演变的历史沿革或构词法角度作简要说明”， 其标注方法也大多是简单引用源语资料， 缺乏编纂者消化吸收后的重新阐释。所以， 虽较之于以往的英汉双语词典词源的标注雏形有所进步， 但仍不完善。在我国双语词典特别是大中型英汉双语词典中词源信息的标注亟待提高和改善的大形势下，这种现象更值得双语词典学研究者和双语词典编纂者们关注和重视。鉴于此， 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如何在英汉学习词典中提供词源信息，比如：词典编纂者应尽可能提供丰富的词源信息；双语词典应快速、准确地采用正确、简洁、多样的方式来提供词源信息等等。
词源信息在双语词典编纂中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符合时代和读者的需要。但是，词源信息的标注必将占用一定的篇幅， 这也是许多双语词典舍弃词源信息的原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双语词典编纂手段的不断现代化， 这些问题也将随之迎刃而解，词源信息也必将引起词典编纂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The Exploration on the Motivation of Etymological Information Addition of the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ies
——The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as the Example
SONG Qing—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Etymological information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the bilingual dictionary compilation in that it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and satisfies the need of the users， whereas， it is sparsely studied at home and abroad。 The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pioneered his work by the successful addition of etymology into itself。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introducing etymological information into bilingual diction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finition of etymology， research status and disagreement and cognitive semantically motiva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of etymological information。 It is earnestly hoped that the lexicographers and researchers can take some notice of this peculiar area and all the spheres of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dictionaries can be studied impartially。
Keywords：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dictionaries； etymology；The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责任编辑：黎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