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珍贵的手稿档案。这是一份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手稿，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却成为了解遵义会议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手稿是如何被发现的？作者何人？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陈云：手稿是我写的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珍贵的档案——《（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档案原保存在苏联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里，1957年1月被接收回国后，一直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手稿一共8页，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标题上冠有“（乙）”字，说明它原是一份材料的“乙”部分，即第二个部分。遗憾的是，在中央档案馆现存档案中，并没有发现这份手稿的“（甲）”部分。
　　 当年，手稿被接收回来后，虽经多方调查核实，却无法确定由何人写就。1982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调查人员将手稿的复印件分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聂荣臻、杨尚昆和邓小平等同志，请他们鉴别，但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手稿又送往當时身在杭州的陈云。
　　 “他说：‘这是我写的。’”时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经陈云证实，这份手稿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后来党史上很多关于遵义会议的细节都是从这份手稿里获悉的。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著名的长征。长征开始时，陈云是红5军团中央代表。12月中旬黎平会议后，他任军委纵队政委。红军进驻遵义后，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遵义会议。
　　 据陈云回忆，大约在1935年2月中旬到3月上旬，军委纵队从云南威信到贵州怀仁鸭溪镇的行军途中，为了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他写下了这份手稿，详细记述了遵义会议主要议题及决定。
　　 红军过泸定桥后，陈云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了长征队伍，去上海恢复党的组织。但由于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了几次破坏，加之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迫切希望得到红军的确切消息，于是陈云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有关情况。这份手稿应是在那个时候被带到了莫斯科。
　　手稿揭开了许多历史谜团
　　 陈云在这份手稿中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许多有关历史情况，包括会议酝酿过程、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组织变动情况等，一下揭开了许多历史谜团。
　　 关于会议的目的，手稿中说目的之一是总结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关于会议时间，手稿如是记录：“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至此，遵义会议的时间查明了。
　　 关于会议参加人员，手稿写明“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1、3军团的军团长与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及5军团的政委李卓然、李（富春）总政主任及刘（伯承）参谋长都参加”。根据这段话，历史学者们确定了遵义会议总共有20位出席者。这20人在一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关键抉择。
　　 关于会议的决定，手稿中说“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建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就改变了原定的进军方向。
　　记录的会议决定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在手稿最后一页有这样一段记载，“扩大会议最后做了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上的最终负责者。”“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就改变了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的成员，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3月，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而这份珍贵的手稿，则为我们揭开了生死转折之谜。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很快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