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家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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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罹难之际,抗战绝不仅是祖国大地上的事,救亡图强是海内外同胞一致的声音。身旅海外、心系国运的侨胞,诚然不在少数。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跨国的“两地书”更是弥足珍贵。一封封侨批,承载了海外侨胞和故乡人民对于抗战的集体记忆。“流光容易把人抛”,然而即使纸页泛黄,这些得以传世的真实记录,还是会永久鲜明。
  回国为抗日,三过家门而不入
  晋江池店清濛村,一棵上了年纪的大榕树旁,一栋普通的红砖古厝,墙上赫然挂着《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这里,就是革命烈士沈尔七下洋前生活了17年的地方。
  沈尔七的弟弟沈庆芳“新中国成立后,就知道他牺牲的消息”,却迟迟不敢告诉母亲这一噩耗。为了安抚母亲,他代兄给母亲寄信,家书一写便是二十几年。沈尔七的母亲稀里糊涂当了“军属”二十几年,还不知道儿子已经不在人世。
  沈尔七是家中长子,下有一弟一妹。已是九旬老太的妹妹沈乌营在回忆起长兄时,哽咽的声音中难掩怨怼:“当年他都跟随部队回到清濛了,却没回家。”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震痛了菲律宾各界爱国侨胞的心,1938年1月18日,作为“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领队之一的沈尔七,与戴血民、许振文、郑显玉等其他27位爱国华侨青年,毅然踏上“江苏号”轮船,奔赴祖国抗战前线。这是他第一次回国参战。
  得知长子回国的消息,沈尔七的母亲急而去信催促儿子回家。然而她等来的,不是八年未见的儿子,而是一封誓战的家书:
  “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而努力,勿怪儿之不肖……”
  诚如信中所言,当时沈尔七从事抗日救国大业已有多年。
  “哥哥自小非常爱国,在家的时候,就参加过自卫队。”尽管有所埋怨,但是提起哥哥,沈乌营更多的是满满的自豪。后来沈尔七身处海外,在华侨同胞一片高昂的救亡声中,他的抗战激情不减反增。
  旅菲期间,他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则“变身”抗日斗士,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的活动。经过几年的锻炼,他抗日救国的思想日趋成熟,成为了菲律宾华侨爱国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
  1938年,沈尔七率领的“义勇队”在龙岩被编入新四军二支队,易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团”,成为第一支华侨抗日队伍。沈尔七则被委任团长,带团随二支队北上抗日,沿途做宣传工作。
  此后,他两度受命回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其他在菲侨胞“转播”祖国抗战实况,以吸收更多的爱国华侨青年共同回国参战,同时募得尽可能多的财力、物力,以支援前方战士。
  无论在前线抑或后方,沈尔七始终夜以继日地为抗战奔忙着。1942年,他因伤兼之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住进铁岗医院治疗。即使病着,他犹自“奋斗到底”,在此期间出任了医院的政治指导员。
  1942年11月9日,在宝安西乡铁岗医院“反顽”战斗中,他为了掩护其他伤病员突围,不幸饮弹牺牲,走完了短短28年的人生。
  沈尔七以他的热血,践行了他为抗日救国而“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誓言。从1930年背井离乡到1942年以身殉国,这12年间,他三度回国抗战,却一次也不曾回家过。
  当年那封慷慨激昂的家书,是他视死如归、投身抗日救亡大业的重要见证。这份字字含金的烈士遗墨,后来被收入《福建革命史画集》《泉州革命建设改革史画集》《晋江革命史画册》等书中,成了闽侨抗战的重要记忆。
  “白富美”化名从军,临别留书辞父母
  1939年5月19日,马来西亚的中文报纸《光华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讲述了槟城一位华侨女青年白雪娇留书从军的事,那封家书也一并刊出。
  不久前,白雪娇下定决心回国支援抗战,因顾虑家人阻拦,于是瞒着父母,化名施夏圭报名应征。临别了,她才给父母留下了这封告别信。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安危莫卜,是不免凄怆心伤。”到底只是一名文文弱弱的普通青年女教师,不难想见,离家之前她的内心是难过极的。
  “但是,以有用之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才更是令人哀惜不置的”,再想到“炮火中的祖国,学校里难以平静地安放下一张课桌”,于是她辞了安稳的工作,弃了殷实的家境,义无反顾地奔向劫难中的祖国。
  “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是不曾辜负……现在说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
  为着“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一滴’之微力”,白雪娇“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
  从此,她同3200多位南洋热血青年侨胞一并,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南侨机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军的封锁控制下,沿海交通几乎全线崩溃,前线军火物资供应紧张。当时中国与外界唯一的一条交通线——滇缅公路,成了那段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唯一的物资大通道。而在后人传颂的这条“输血管”“生命线”上,正是这3200多位南侨机工,共同扛起了“运输救国”的大旗。在艰苦卓绝的战斗环境中,在日军强悍的枪林弹雨中,1000多位南侨机工淌尽了最后一滴血。
  这支数千人队伍中,有一道别致的色彩——包括白雪娇在内的四位女青年。尽管柔弱且略逊力气,白雪娇四人还是拿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多次请缨,欲上前线,无奈请愿总不得许。
  上不了战场,那就“曲线救国”吧。在邓颖超的建议下,白雪娇转赴成都,就读齐鲁大学,而后参加了大学生抗日宣传队,走上了宣传抗日之路,一路从川北走到陕西。
  抗战胜利后,白雪娇在1946年回到了槟城父母的身边,在一所华文学校担任校长。1949年,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心潮激荡之下,她领着学校老师,参照报纸上的图样,自制了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了槟城上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然而此举却为白雪娇招致了牢狱之灾。殖民当局以中共嫌疑分子之名,把她逮捕入狱,关押一年之后继而将其驱逐出境。她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终于再次回国,之后被安排在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
  得以继续报效祖国,倒也算夙愿以偿。然而对于青年时代的那段传奇历史,在后来的数十年间,白雪娇却是绝口不提。“就没做什么事,”2009年,已经93岁高龄的白雪娇,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说的,那些牺牲在滇缅公路上的机工才是真正的英雄。”
  “她并不觉得自己是惊天动地,按照她的说法,她觉得是应该的。就是国家兴亡,自己,每个人都有责任,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很特别。”回忆起母亲白雪娇时,陈耿凡说道,“所以爸爸妈妈给我们两姐妹起的名字:平、凡,姐姐叫陈耿平,我叫陈耿凡。他们就觉得对国家、对人民,要忠心耿耿、平平凡凡。”
  2014年,随着白雪娇的骨灰飘散在大海之中,当初南侨机工的“四朵金花”,全部谢幕了。而当年白雪娇的那封抗战家书,始终感动着一代代人,也让我们铭记住这个名字——南侨机工。
  每一封侨批,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2015年6月9日是我国第三个“国际档案日”,为此,福建省档案馆联合泉州市档案馆及华侨大学,举办了“百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展”。透过那一张张泛黄的信纸,我们便似亲见了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里,海外华侨关心时局、积极支持抗战的真实历史面貌。
  “每一封侨批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泉州侨批收藏与研究者黄清海说,“侨批都是百姓的故事,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
  这些侨批内容丰富,涉及顾家赡养、共纾国难、慈善公益等诸多方面。
  “橄榄岭及胡井开寻战壕以防日军侵入内地。闻之,在外诸心均不安。儿窃思禀慈亲全家来仰,而中途日舰日机横行乱炸……后日军若迫近同安之时,合宜闪避耳。”
  这是1937年缅甸华侨叶福祥得知日军侵扰福建的消息后,寄给同安家中母亲的侨批,信中满满的是对重洋之外母亲安危的牵挂。
  “前日,環侄正整装乘舟返国,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妹初闻此事亦曾竭力劝其勿往,无奈侄儿志已决,是我人力所不能挽回,他终而去……”
  这封侨批落款是1939年,信中的侄儿已不可考,然而一位满怀一腔热血、毅然归国从军的普通华侨青年形象,还是跃然纸上。
  “读你来书,知道你为慎重起见,再行信调查确实,才能把三佰元取给三婶作家费……那三佰元,我按要作一年家费,因为在此抗敌时期,除起捐助战费外,生活要力求简单,所以那数目并不大……”
  此封是菲律宾华侨吴章嶙在1938年寄给晋江妻子的侨批。吴章嶙是一位普通的商人,都说“商人重利”,然而“在此抗敌时期”,为了保证祖国的经济支援,他却还着意叮嘱妻子“除起捐助战费外,生活要力求简单”,要求家人为抗战压缩家用,让我们看到了一颗海外同胞克己为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从这些侨批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使远离故土,海外同胞的命运与祖国仍是休戚与共,海外同胞的心跳与祖国仍是同一频率。祖国危如累卵之际,担忧家人与乡亲安危的侨胞有之,身居海外犹时时关注祖国时局的侨胞有之,奋起归国投身抗战的侨胞亦有之。
  这一封封珍贵的侨批,足以写就一部厚重的海外华侨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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